早在中国的西周时期，税收就已经出现。几千年过去，税收已经成了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税收，有些人却会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有些人却会被压得喘不过气。

　　两种不同感受，会牵扯出这样一个问题：税收是由谁来承担的？为什么有人感觉不到税收的存在，有人却不堪所负？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要交税的。就如美国人那句名言：只有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感觉不到税收的存在，就说明这个人还未到交税标准，没有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另外感到税收压身的大多都是做企业的。不过，企业感到压力重时，会利用提价的方法让消费者帮自己分担税收。

　　举例来说，卖帽子的商家以前每卖出一顶帽子要向政府缴纳10元钱的税，现在政府要求每顶缴纳12.5元的税，那么，原来50元一顶的帽子就可能卖到52.5元，但这个时候，消费者因为涨价，买得少了，于是，商家又把帽子降到51元一个，以吸引消费者。就算卖到51元，商家还是把自己要缴纳的税赋让消费者帮自己承担了一部分。

　　政府是不会向消费者征税的。一旦征税，就不利于拉动内需。有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店铺，顾客在购买了一个MP3后，要求卖家开具发票，卖家却说开票的话要加4%的税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旦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这样做了，就是帮助卖家逃税，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现如今，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会对本国购买普通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当然，这并不包括对境外商品征收消费税，就如中国人从国外购买苹果平板电脑产品iPad入境时，需要缴纳千元关税。

　　另外，不对本国购买普通商品的消费者征税，不代表不会对所有消费者征税。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了抑制奢侈品消费，就曾出台对黄金、珠宝等商品征收特别消费税。当几年过去，黄金、珠宝已经成了大众消费品后，国家也就取消对此类商品征税。

　　据《福布斯》2007年出炉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赋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排在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税赋痛苦指数为166.8的法国和156.4的比利时。

　　综观排行榜，整体而言，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欧盟15个原成员国以及中国，而痛苦指数最低的国家是除中国以外的众多亚洲国家、中东、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国家的税赋很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们多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健全。

　　有人说，税收没有最重的国家，只有更重的国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以个人所得税来判定税赋轻重的。顾名思义，个人所得税自然是由得到工资或报酬的个人来承担，它不仅起着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还是政府用来调节贫富差距的一种手段。

　　为了兼顾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个税采用的都是累进税率，即把收入分成不同等级，收入每升一级，税率就会随之提高。也就是，收入越高的人，纳的税也就越多。

　　对于较为贫困的家庭，一些国家会给予一定的免税额，这个类似于中国的“起征点”。在澳大利亚，国家在向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时，根据各个家庭不同的情况，会给予一定补贴。还有些国家，会将学生的学费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纳入到收入的免税项中，从而使纳税家庭不至于陷入到贫困中。

　　在中国，是由单个人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这并不是最科学的。毕竟同一收入的不同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不同的，有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有的人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对其征收同样的税，势必不能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所以，2009年，中国多位政协委员建议，中国个税的征收应以家庭为单位，而且要在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再行征税。

　　中国并没有采纳以家庭作为征税单位的建议，但是在2011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委员们却对个税的起征点做了调整，审议草案拟将原来的2000元提升至3000元。

　　草案一出，国民热议不断，但80%都不愿意将3000元作为起征点，而是希望能够再高一些。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经二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改为每月3500元。

　　不管起征点如何变，对于中国来说，个税采用累进税率这一制度是不会变的。和中国一样，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累进税率。但是，在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实行的却是单一税制。

　　保加利亚从2008年1月1日起加入中东欧国家的单一税俱乐部，其个人所得税为10%，取代了之前的20%、22%和24%的累进税率。2009年，在东欧国家中，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税率分别为23%和32%。

　　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便以13%的单一税率取代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俄罗斯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了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收入大幅增长。到2011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税收收入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俄罗斯税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功的激励下，迄今为止，全球已经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单一税率的个税改革。

　　不过，实行单一税率是要和一国国情相匹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本来就很严重，实行单一税率后，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并会引起低收入人群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