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真正要建铀浓缩厂的时候，因为投资太大，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原子能委员会在和苏联派来的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商量后，确定了一个铀-235小产 量方案，也就是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最终才得以通过。不要小看这一步，它对中国尽早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关键意 义。

　　经济部门考虑财政能否承受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比较而言，显然部队高层的态度更积极，心情也更迫切。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就是所处的位置和看问题的 角度不同。比如说，早在和苏联达成援助协议之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提出自己搞原子弹。那是在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和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应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实爆演习。在演习总结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赠送给了彭德怀，内装苏联飞行员空投 原子弹的金钥匙。会后传看之中，陈赓说了一句："光给一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紧接着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在1956年3月6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战略方针作报告时，又专门提到"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 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为开展此项工作，我军的军械部门和各技术兵种必须逐渐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 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的研究机构"。

　　同年4月12日，聂荣臻审改了《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对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提出意见时强调，在热核应用方面，应与原子 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的研究。这份规划，后来成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 组成部分，原子能被列为优先发展对象。

　　而《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则是在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 见》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初步意见明确提出，"应取得苏军的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对我军的科学研究工作予以全面的协助，建议我军争取在最近航空、导弹代表团 赴苏谈判时将此事向苏方提出，即进行全面合作，正式建立协作关系"。

　　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 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 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通知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 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 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 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

　　中苏之间的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达成以后，在继续勘探铀矿的同时，开始考虑建设核工厂。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选厂原则参考苏联的经验，就是"安全、隐蔽，交通方便，水电充足"，并兼顾核工业 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要有大一些的空间。可在上世纪50年代，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地方确实是凤毛麟角。结果跑了两个多月、好几个省自治区，才在兰州经中央 协调后，将一处飞机制造厂改成了铀浓缩厂。选定玉门为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核燃料元件厂则定在了包头。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给予赫鲁晓夫很大支持。于是，赫鲁晓夫"在向中国提供复杂的技术帮助方面再让了一步"。

　　1957年3月，三机部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3月底，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进行党内斗争中，迫切希望能得到中共的支持。双方商定，中国代表团将在1957年 9月赴莫斯科谈判。但赫鲁晓夫十分希望毛泽东能亲自到莫斯科，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提出只有签订了向中国转让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 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军事技术协议后，他才前往莫斯科。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

　　之后，三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即九局）。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任九局局长。

　　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得此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了下面一番 话："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不可否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走上正轨，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推进了中国的建设速度。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

　　于是，在1958年8月，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

　　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设备内容、交付时间等不明确的地方加以明确。

　　然而好景不长，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逐渐显露。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致信中方，声称由于正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提出"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未完待续）

《中国蘑菇云》

作者：孟昭瑞 文/摄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