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与核遏制，新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是获得苏联的援助。

　　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就曾提出参观苏联核设施的请求，但被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苏联人还是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苏联愿意为中国提供核保 护。后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曾明确说，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其中就暗含有核保护的意 味。

　　然而，核保护是一回事，核援助则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如果不是为了重大利益，谁都不会将打开核武库大门的钥匙轻易交予别人。1952年底，以 中国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建议，只向钱三强等人介绍"一般性 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这个第一总局的工作领域，就是原子能科研、铀加工管理和核动力装置制造。

　　因而，当钱三强提出苏方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得到的回答颇像外交辞令：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局限于朝鲜战争，连经济上的来往都很少。这种局面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有所改观。原因是斯大林的去世引起了苏 联领导层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自知没有斯大林的威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了获得中共的支持，他开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其基 本面就是加大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援助。

　　在核援助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反应与斯大林基本相同，就是可以提供核保护而不是输出或转移核技术。由此可以看出，这是苏联的既定国策。所不同的 是，赫鲁晓夫迈出了支持中国进行核研究的一小步。很明显，核研究将为核武研制奠定技术基础。实际上，赫鲁晓夫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苏联基本政策的因素，还有 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就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夕，即9月22日，苏联政府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核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不仅会导致两败俱亡，而且有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由此看来，赫鲁晓夫不答应帮助中国制 造原子弹，而答应帮助中国进行核研究，已经很难得了。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有关原子能研究合作的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将给予 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其中包括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援助。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 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作为合作的条件之一。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 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作为核合作的开始，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而苏联则期望获得核原料的稳定来源。因为， 随着苏联核武器生产计划的扩大，原来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的铀矿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在中国寻找新的铀矿资源。

　　议定书签订不久，苏联即派出大批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方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这其中就包含有一个援助条件，苏联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

　　在各有所需的基础上，合作进展很快。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 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 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使粒子获得12.5～25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即通常所说的一堆一器），并无偿提供有关原子 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技术资料，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同意了中国请求苏联派出教学人员，帮助中国政府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的提议。

　　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安置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的基地开工建设，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为基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会议期间，苏联公布了核电站的建造情况，法国发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钚的方法，美国展示了 核电站发展计划。虽然是和平利用方面的情况，但仍然揭开了许多核技术的秘密。中国被拒之门外。会后，苏联派出了一个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 家代表团来华访问，介绍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传达了会议科学成果方面的文件。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中，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果然，此后苏联 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协议规定，为便于向设在罗布泊的中国第一座核武器试验中心运送设备，准备铺设从哈萨克斯坦至兰州的铁 路。

　　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顺应形势的发展，1956年11月2日，中国设立主管核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

　　1957年5月，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沃尔比约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亲密助手之一，是此次派驻中国科 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专家组组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苏方提供的帮助是高层次的，也是真诚的。在这些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一堆一器相继建成。关键的是，通过教 学和实验，一大批中国核技术专家成长起来。沃尔比约夫专家组刚到中国时，核物理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专家，而到1959年11月，苏联撤走所有专家 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足足增长了100倍。这批专家成为中国在失去苏联援助后，独立自主开展核试验的技术骨干。

　　如果说，苏联在帮助中国的核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是真诚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则要谨慎得多。

　　在做原子能基础理论研究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但因导弹的军事色彩过于浓厚，且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当彭 德怀1956年1月12日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提出帮助中国研制导弹时，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敢当场表态，因为他不知道苏共中央的态度。后来， 苏共中央同意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

　　1957年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导弹）教学组织工作，并向中方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

　　尽管这种交流开展得有声有色，但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深入，苏联政府也越来越严守原子能和平利用与核武器研制之间的界限。

　　而这种局面被打破，又一次同苏联政治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了一起。

（未完待续）

《中国蘑菇云》

作者：孟昭瑞 文/摄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