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料，事势难料，学校开课还没有几个月，湖南也吃紧了：日军飞机大肆轰炸长沙，城内一片火海，居民纷纷逃散。消息传到沅陵，一时人心惶惶，由于沅陵集中了各地的大批军政机关。未久，沅陵也遭到日机轰炸，师生们又开始撤离了，这次的目的地是贵阳。
如果学校集体搬迁撤退，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日机注意。于是，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笔路费，大家化整为零，分头到贵阳集中。
到了贵阳未久，贵阳也遭到了日机前所未有的大轰炸，城内一片大火，浓烟滚滚，景象惨不忍睹，百姓扶老携幼逃出城来。幸好几次空袭警报来时，“艺专”师生均在乡下写生，没有伤亡。但是不少人连行李、铺盖等全烧掉了，离开贵阳时，许多人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继续他们的流亡旅程。
学校被迫再次向西搬迁，这次的目的地是昆明。一路上，同学们竭力寻找到贵州去的车子，但是逃难的人实在太多，车少人挤，有人甚至爬到高高的货车顶上，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那时的电线杆高度有限，如果遇到横跨公路的电线，甚至有被抛下汽车或割掉脑袋的危险；不少女生自愿充当货车驾驶员的情妇，以求能跟着车子向西逃难。
父亲跟着几个同学一起逃命，坐坐车，走走路，乘乘船。还不少学生找不到代步的工具，只得徒步到达昆明，他们一路写生、一路写日记，将所见所闻画了下来，也记了下来。
战后，这一类的回忆文字和绘画常见诸于报端。同学们自我嘲笑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徐霞客，饱览了祖国湘贵滇的大好河山”，一直来到昆明。
大家到了昆明后，才算喘了一口气。当时，云南省主席是龙云，龙先生治滇颇有成效。初时，战争对于昆明波及有限，粗粗看去，街市仍然井井有条，商业照常繁荣，外表还看不出多少战乱痕迹。对于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师生来说，仿佛觉得换了一个天地。
学校给大家的补助金也增加了,多达十余元，在那时的普通人来说，十多块大洋，可谓一笔不小的数目,师生们仿佛又寻到了几分重回西湖之滨的感觉。。
父亲至今仍能唤起师生们一起泛舟滇池，扬歌湖上的欢快回忆。
教师们对于这一群求学时代就历尽艰难险阻的学生寄予相当期许，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父亲提了几行字：“学术是不能完工的一座宝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上一些砖石。”他居然称呼当时作为学生的父亲为“文铨仁兄纪念”，不是说父亲的年纪比老师大，而是当时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师生们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了。
父亲说，当年他英俊、潇洒、倜傥、前卫，才华扬溢，颇能博得女生好感。有一位姓庞的女生,后来跟着父母跑到台湾去当了记者，曾给父亲作过一首诗,可惜那首诗在文革抄家时遗失，至今父亲仍能记得其中的几句:
“迷失的心从沙漠中拾起，沸沸扬扬，在浪花中逢到了你。”
未久，刚定下心的师生们又开始焦虑了…日机也跟着来了，昆明上空频频拉响警报，不得已之下，艺专又搬迁到了远离昆明的一个小县呈贡安江村去了。
那是一个大村落，地处滇池之滨，村旁山坡上有几座颇具规模的寺院。于是，庙宇便成了“艺专”师生的课堂，教师用布帘遮盖佛像，殿堂摆上课桌，许多教师租借了农人的房屋，“艺专”又一次开课了。
安江村地处偏僻，学校生活还算平静，村庄附近的山川旷野之中，常能见到师生作画写生的踪影。回想起安江的日子，对于艺专的师生来说，经过长期动荡不安的生活，竟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感受。
父亲与六个同学凑了点钱，租了一个小宅院，仿佛仍有几分“小小庭院深深巷”的感觉。院子中有竹子，师生们种花种草，同学们腾出二间屋子做厨房与客厅。袁力丁在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唱歌。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叫凌南陇。抗战胜利后，去了印度尼西亚，他小提琴拉得很好，经常拉一些欧美的名曲，父亲也跟着在一旁伴奏。虽然国难当头，师生们抛乡别家，远离亲人，但是，师生们患难与共，心灵上还是很温暖的。
我父亲的那届学生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的。毕业那天，作为导师的闻一多先生对于这批从沿海迁到内地，共赴国难的学生颇多感慨，且寄予相当期望，亲自为父亲题了三个甲骨文的字“游与艺”，表示对学生今后走进社会的勉励。
同学们在走向社会之时，也相互勉励，并在各人的留念册上题字作画，表示恋恋不舍之情。叶浅予特别为父亲作一幅漫画，他只提笔画了几下，就把父亲的神态描了出来。教师常书鸿在课堂中，立时为父亲作了一幅速写，将父亲当年的风貌栩栩如生地留在了纸上。
后来，不少同学相遇，回忆起那段经历，个个悲怆交加，感慨不已。
父亲常说，他们那一班同学真正在校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一直四处飘荡，颠沛流离,在课堂内学的东西不多。但是，在那一届同学中，后来大多成为画坛名人，对社会卓有贡献，诸如，世界著名的旅法中国画家赵无疾、绘制“开国大典”的艺术家董希文、美术评论家王朝闻、漫画家丁聪、歌唱家张权等等都是他们同一届毕业生。
他常说，也许只有苦难才能催人奋发图强，磨练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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