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贵阳工作
艺专毕业后，父亲到了贵阳。那时，我祖父龚家姻也在贵阳，他在省教育厅当一名科长。抗战前，爷爷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师范专业,在老家江苏太仓县担任一家中学的校长。
日本人来了后，祖父带着师生、家人一起撤退到了贵阳。
初到贵阳，父亲先在街面租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父亲是“艺专”出身，对于制作广告得心应手。同时，还办了一家小画报社，父亲做出的广告颇具文艺气息。抗战时的内地，这种在战前上海滩司空见惯的广告公司并不多。
有一次我问父亲，刚开办小杂志社时，那能找到那么多客户呢？
他说，这个也不困难。因为爷爷在教育厅当科长，与贵州各家学校、机关的关系不错。于是，爷爷就帮父亲联系了教育厅属下的一些学校、机关。各家学校订一份，积少成多，解决了杂志的部分销路问题。虽然杂志社没有什么钱可赚，但是基本上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后来，作为父亲师长的雷圭元先生带着夫人到了贵阳。师生见面时聊起，雷先生有一个创意，想在贵阳做个灯罩展览，也就是在灯罩上绘画。画好了之后，在桐油一浸，灯罩画就能透出光来。绘画灯罩推向市场后，颇受时尚青年欢迎，一时供不应求。
那些日子，父亲几乎每天在灯罩上作画，究竟画了多少，现在都记不得了。
未久，父亲的老同学袁力丁也到了贵阳，父亲便与袁先生商量，约了另外几位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叫做兴业建筑事务所的小公司，也有人称“营造厂”，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公司，搞工程，造房子。
据父亲说，他在贵阳的事业不错，营造厂的生意接连不断，经济收入相当可观，买起东西来几乎是整对整打的往家里搬，根本想不到后来的生活竟要“省着点化”这样的概念。
我的母亲
有一次，父亲承包了一个工程，在贵阳一个街道的拐弯处造房子。
在设计时，父亲采用的是不规划图形，也就是将那所房子画成一面高，一面低。
此时，有几个女学生站在一旁观看，其中有一个女生吃吃地笑个不停，说道：“这个人真怪，造的房子怎么是歪的，你们看，明明是一认歪房子。”
父亲听说了，觉得她说得很好玩，也没有计较什么。这个女生就是我的母亲，李佩芸。父亲说，妈妈长得挺秀气，性格开朗，喜欢笑，第一次看到就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母亲当时还是个学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外文系读书，跟着学校内迁到了贵阳。据父亲说，母亲一家逃难时的“条件”比他们这帮艺专的穷学生要好多了。
我的外公李升伯先生
我的外公李升伯先生，上世纪三十、四年代在上海工商业界小有名气。
他带着员工、机器设备等，雇了条船，一起向四川撤退。母亲及一班“金女大”学生也到了大西南，学校内迁途径贵阳，后来“金女大”迁到成都的华西巴去了。
当时，外公李升伯先生在中国纺织业颇有声望，曾担任过南通大生纱厂的总经理（大生纱厂在当时国内是一家颇具规模的纺织大厂，创办人就是前清末代状元、中国早期著名实业家张骞先生）。
外公时年不足三十，在上海的一家钱庄做事，那时大生纱厂欠了钱庄大笔款项。
有一次，外公代表钱庄到大生纱厂洽谈还款事项，作为钱庄职员，他对大生纱厂的财务及国内纺织业市场经营及纱厂困境颇有见地，向张骞提出一些解决纱厂难题的办法。
未料，一拍即合，外公对纱厂发展的见地与张骞先生不谋而合。
那是1926年的初春，张骞先生已经72岁了，外公时年29岁。外公说了一句话，令张骞至为感动，也就是后来外公常挂在口上的那句话：“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这句话，竟然将这对一老一少结为知己。
“中国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在后来外公的回忆录中，对此事着墨颇多。
张先生当时邀请外公去考察他一手创办的各项事业，并且特地替外公写了一张详细的路程表，先考察苏北盐垦区，从南通经如皋、泰兴往北到东台、盐城；然后，又去了海门、启东，再返回考察张骞在南通的全盘事业，没有漏掉一处。
回来后，张先生约请了他在南菁书院的几位得意门生，诸如，江如源、吴寄尘、章静轩等先生作陪聚餐。这几位先生是追随张骞多年的幕僚，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了。
他们问道：“这次考察感想如何？”
外公脱口而出：“中国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后来，张骞先生挈友吴寄尘先生告诉外公，张先生听了你的这句话之后，将你认作他的知己了。
张骞先生年青时，曾在高丽一位袁姓钦差家当幕府，那时就立志做到“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今，你说出了他年青时的心愿，令先生至为感动。
张骞一生弃官不做，倾力回乡兴办实业，创办教育，垦地掘河，发展农耕，成为一个“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实行者。
外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就是听了吴寄尘先生这番话之后，才下决心帮助张骞解决纱厂难题，并为他的事业服务了十余年。
外公接任纱厂总经理
外公到任大生纱厂初时，厂方财务危机四起，已经濒临破产。外公出任纱厂总经理之后，借用钱庄渊源，聘请了一批纺织专家和管理人员，废除了造成生产落后的工头制，建立棉花基地，聚集了国内的一批纺织人才，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棉产改进研究所，帮助棉农改进棉种，使原料供应有了保证。同时，增加产品种类，提高棉布质量，并筹措资金，收回了大生副厂，建立了发电厂，扩大经营规模，使得成本逐步降低。
经过外公十二年努力，不仅挽救、发展了大生纱厂，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张骞先生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同时，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纺织专科学校“诚孚纺织高级职员养成所”（学制三年），后改名“南通诚孚纺织专科学校”（此校解放后改名“上海华东纺织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东华大学”）。
抗战时的外公
抗战前期，外公耽在上海法租界，后来带领员工撤退来到重庆。一路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沦陷区纺织厂毁损、停工、减产，相关产业倒闭，造成大量人员失业。
路途中，目睹河山破碎，民生无靠，农工无以为生，普遍贫困，战乱造成的一片的凄凉。
在重庆时期，外公就已经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办公地点，组织人员规划战后重建，高薪聘请欧美顶尖留学生，除了延聘后方的大批纺织专家外，还指定学生陈正诗通知流落各地的诚孚纺校师生全部到白象街报到，由公司发给路费、车船费、机票，集中人才，一起规划、研究战后国家纺织业的重建工作。在他的资助和鼓励下，有近三分之一的诚孚毕业生陆续离开日占区，前往后方工作，为内地经济战线及战后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在上海时，外公就已经拟定了“经纬纺织公司”订购纺织母机举措，成为恢复重建计划的基本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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