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机制，远比解决问题的精英更重要

国务院发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建立事业单位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事业单位人员7月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事业单位跟企业单位的工资差距问题，终于有所改善。建立事业单位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是我国关于劳动工资问题迈向公平机制的又一步伐。

前些日见到老友姚先国，谈起劳动工资问题，所见略同，而政策建议竟然一样。不过，他是实践派，在抽象原则之外还有具体办法。例如，转述一则：由各地政府建立“农民工劳动工资基金”，专以应付资方克扣工资问题。每一企业雇用员工时，必须将劳动合同和当年预期支付的工资报备这一基金。此后，若年底有拖欠工资的举报，查实后，一律由政府的这一基金补足查缺的工资，然后，基金将案件移交政府，由当地政府向拖欠工资的企业追缴并实施惩罚。这叫，用老姚的话：将弱势群体的谈判能力转换为政府谈判能力。听起来是解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的好法子。

然而，社会问题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变化，从而不可能存在一套良方可以一劳永逸地进入美好社会。免除空想主义，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寻求一种方案，在这种方案中可以不断寻求改造社会的更好的方案。这一方案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人的因素肯定第一。所以，劳动工资问题，是不能被轻视的。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试图做到的，无非是改造我们的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飞机播撒钞票，肤浅的办法！可是，改造我们的社会？你知道怎样做吗？至少，我不知道。所以，我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讨论这类问题。例如，社会改造，向着更好而非更坏的方向，首要的原理，不是寻求一套解决现存问题的良方而是寻求一套社会构成原则。

在中国，有这样一种现象，按照家庭“预期收入”从最高到最低排序，例如，我们的排序只有三类：最高收入、中等收入、最低收入，那么，家庭收入和家庭财富的配置很可能是这样的：中等收入的家庭，希望最长期的生活有所保障（记住，在目前，这些最长期的保障恰好完全或几乎不存在），故而积极地储蓄并表现出“选择性贫困”的开支方式。最高收入的家庭，就我所知，他们最希望获得的财富保障原本不在国内，购置海外房产、子女出国留学、外币存款、最终定居国外。最低收入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60% ，艰难地维持着日常生活，故而不能考虑未来生活保障，只能将“未来的”交给“未来”。理论上说，这些家庭没有“财富”，只有“收入”。当收入增加时，家庭开支便随之增加从而永远不能有所储蓄。我注意到温总理在座谈会开场时的发言，所谓“内需”扩张能够产生的宏观经济效果，其实主要是指最低收入家庭的开支扩张。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怎样迅速增加最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直到这些家庭开始储蓄为止。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许多经济学家都赞成这样一种办法，我们称之为“直升机播撒钞票”。这是因为，要分辨哪些家庭是最低收入的家庭，其实特别艰难。与其让政府部门首先消耗扶贫经费的80%以上，为了找到那些需要“扶贫”经费的人，不如干脆用直升机播撒扶贫经费。按照上述的估计，这一方法，将7万亿元钞票在某一天半夜“突然”（从而不增加人口生育）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发放给全国人民，中间环节消耗约5000亿，则每人可得5000元，其中约60%的家庭，将这笔突然增加的收入用于补贴日常开支，在半年内消费完毕，则宏观而言，我们将看到大约4万亿新增的消费（不考虑乘数效应）。这样的效果，似乎比目前政府通过它的庞大官僚部门能够实现的效果要好许多呢！而且，它有一个最吸引人的优点，那就是“平等”（就防止发生新的不平等而言）。至少，在中等收入和最低收入的人群看来是这样的。假若不如此呢？

然而，我们并不是寻求一套解决现存问题的良方，而是寻求一套社会构成原则，这套原则的目标不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选择具有向着更好而非更坏方向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的机制。也即，选择精英的机制，远比解决问题的精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