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关于“主观幸福感”已有丰富的阐释。这一思想传统又由当代的脑科学研究者们加以实证并细致化，以致我们能够提出斯密曾反复强调过的这样一个重要得几乎就是同义反复的命题：主观幸福感的特征，甚至唯一可感觉的特征，是“内心宁静”。

若要一个人不出世且恒久地处于内心宁静之中，虽很难，却是无数“主静的”实践者的理想，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市场里，熙熙攘攘，为名利权势而来，为名利权势而往，何处求静？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上述命题，虽只是同义反复，他们仍不愿相信幸福的唯一特征是内在的安宁，或曰“心安”。

其实，数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如何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使多数中国人可以有安心之所？

我们以上述方式提出的中国社会根本问题，只能被那些已经在思考着这一问题的读者承认是一个问题。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你怎样并将找到怎样的制度演化路径来求解它呢？

其次，演化社会理论的基本结论意味着：不存在“最优制度”。我们所谓“制度”，其实是一些嵌入在“心-物-社会”三维空间之内的演化路径。当我们观测这些演化路径时，它们在这些时段之内留存下来并呈现给我们的一些外在特征，让我们获得关于它们的静态的印象，并被我们理性化，有了关于它们的符合逻辑的结构。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被称为“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这样一种思考，它是对以往全部人文与社会思想的反思，或者，最低限度，它要保持这样一种反思的姿态。2009年春季开始的这一讲座系列，始于诸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广泛的观察性和描述性的主题，经过诸如“文化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样的学术和历史考察，结束于诸如“数学与思维”这样的分析性和探究性的主题。

以往的人文与社会理论，更多地保持着将“心”与“物”分离的学术视角。其实，心、物、社会，是同一演化过程的不同维度，三者纠缠，不能割裂，故只可写作“心-物-社会”，即一系列“时空点”的三维坐标组。在任一时刻被观测到的人类社会，古今中西，依照它们外在的特征，有差异，而且根据这些差异，可呈现为上述三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着的轨迹。因此，对读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读懂这些讲演者的文稿而是通过这些文稿提供的“心”、“物”、“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感悟到一些与自己性命攸关的真实性。否则，学术就只是贫血的学术而不是融入生命的学术。在北京大学，我们努力要聚集的，是融入了人生感悟的知识和融入了知识的人生感悟。2010年春季的这一讲座系列，将以“中国学术问题”为标题，贯穿始终，并结为这套丛书的第2辑。如此安排，2011年春季的这一讲座系列，贯穿始终的标题应是什么呢？这仍是一个问题，需要通过读者与作者的交互作用才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