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幸福”时，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各伦理学》）和休谟（《人性论》）都将“友谊”视为幸福的三类要素之一，而且是特别重要的那一类要素的代表。亚里士多德那张表格，或许是时代久远，我感觉不如休谟的分类明晰。休谟将幸福的来源分为三类：①只与个人天赋有关的特征，诸如健康、美貌、聪慧等；②属于个人的社会特征，诸如友谊、身世、荣誉，等等；③外在于个人的特征，诸如财富和权利。

休谟指出，上列三类幸福来源，只有第三类是可以被转让给他人而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于是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产权理论。我的论述，则要从“友谊”是个人的社会特征说起。

女性科学家辛格（Tania Singer）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报告，受试者们看到他们喜欢的人遭受痛苦时所激活的脑区，与他们自身遭受同类痛苦时所激活的脑区，二者是重合的，而且激发的强度差异很小。她还报告说，即便是看到多行不义的人遭受痛苦，女性受试者仍有类似的脑区激发，强度远比男性受试者显著，后者则被激活了正义感的脑区。

辛格多年研究人类情感，她的合作者包括苏黎世大学的费尔教授及其同事，也包括伦敦大学学院的脑科学家们。2006年快要结束时，我读到了她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在这篇综述文章里，辛格提出了一项假说：人类脑内存在着一套“社会情感的共享神经元网络”。进一步，她论证了这一共享情感网络的两项基本功能——社会的与认知的。

脑科学家通常还会认为，恒河猴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约发现于十年前），是我们人类脑内的“他心理论”（theory of mind）神经元网络在演化早期的形态。这些神经元网络，可被统称为“others-regarding”（关于他者的）神经元网络。基于上述的学术见解，我将“友谊”视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可能通有的一种基本情感。同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将“正义”视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可能通有的另一种基本情感。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应当是共生演化的两种基本情感。在几乎泯灭了正义感的社会里，我们也看不到友谊。

哈耶克曾接着老师米赛斯的工作继续考证“交换”的希腊文涵义，他注意到，对古代希腊人而言，交换意味着寻找朋友。或者，仅在朋友之间才发生贸易往来。某一年，布坎南特别提醒过我注意这一点。这一点，反映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重大差异。后者只研究交换问题，不研究友谊问题。当然，交换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问题。例如，奥菲克在《第二天性》里论证，是交换，而不是火、石器或手，激发了人类大脑在过去两百万年里的演化。

斯密法学讲稿里曾有关于“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的讨论，承接着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和更悠久的自然法传统。社会交往与正义感，确乎有一种外与内的关系。

于是，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向着古典经济学回归时，经济学家们重新发现了交换与正义之间，以及正义与友谊之间，由来已久的关联。其实在远古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尚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化，那些后来发生的正义观念——它们对应着各种不同于交换正义的正义感，在当时，并不重要。

好了，我已经有足够理由相信，最古老的正义观念就是“交换正义”——它的目的是要给每一个人应得的那份（to each what belongs to him），或者，也可直译为，给每一个人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违背这一古老正义观念的行为，被认为“非义”。对于非义的行为，部族或部族领袖有义务给予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将做了非义行为的成员永久性地驱逐。后来，教会驱逐异端份子，是这一远古传统的延续。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时经历过那种仪式——全体教众，每人手中的蜡烛，被一一吹熄，并发誓：在永恒黑暗当中出走的那个人，我们绝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

友谊，就这样被断绝了。我曾被斯宾诺莎感动，多次被感动，每一次阅读都被感动。一个人可能忍受真理与友谊之间如此强烈的冲突吗？是的，斯宾诺莎，唯有他，树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榜样。那些严酷的冬季，他龟缩在荷兰的一个偏僻小屋里打磨镜片，像蛇一样，盘踞在他的小屋里，度过漫长的时光，直到玻璃粉尘终于吞噬了他的肺。

还有一人，顾准，唯有他，树立了斯宾诺莎那样伟大的榜样，他忍受了真理与友谊之间同等强烈的冲突，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地死去。顾准的亲友们告诉我，在黑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太脆弱了。友谊之脆弱，是因为远古正义不复存在。远古正义之不在，是因为最自然的人性被普遍地阉割了。记住，这是“黑暗时代”的特征，文明借以延续的人性基础，被普遍地阉割了。

感受到友谊的那一瞬间，我们知道最自然的人性，还延续着，于是文明还可延续。这就是友谊，我所理解的友谊。不过我给读者留了一些作业，如果你看到了，你自然想要澄清那些关系。如果你看不到，那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