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身体也不好的毛泽东准备离京去南方休息。临行前，他于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事情。会上，非常重视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管外交啊”！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能正常开展工作，毛洋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搞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当众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决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推动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邓小平分管外交工作后，会见了多批来访的外国党政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多次陪同客人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增进了中国同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日两国是在1972年9月建立外交关系的。按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在建交后开始为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项协定进行谈判。1974年1月5日，《中日贸易协定》签订；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签订。但中日关于海运协定的谈判却因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中断了。从八月起到年底，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七批日本客人，就中日关系问题阐述他的意见，推动海运协定等的谈判继续进行。

他批评日本方面在海运协定的谈判中，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他说：

现在中日两国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只能采取其他方式。

原则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日本有些人要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就是要抱住台湾不放。

他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都从政治角度和两国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海运协定问题。他说：

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希望在中日飞机通航以后，能很快恢复海运协定的谈判。在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只要我们双方都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角度。特别是从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他表示希望较快地进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建议。他说：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我们希望能比较快地进行谈判。至于这个条约体现什么内容，从原则上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

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会谈，先接触，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9月29日是中日建交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日两国定期航线正式通航，日本通航友好访华团来华。第二天，邓小平会见日本访华团。他说：在座的多数朋友，不仅是掘井人，也是架桥人；不仅架地上的桥，也架空中的桥。朋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架好了这个桥，又第一次从这个桥走了过来。我们还需要把海上的桥架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架好友好感情的桥。

他在谈话中指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政府和人民都要努力。他说：

就是在和平友好条约、海运协定、渔业协定签订以后，我们在政治领域、经济关系、文化交往方面，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两国都要努力，既要政府方面努力，也要人民方面努力。中日两国的友好，对安定国际形势和安定亚洲、太平洋的形势都是重要的。

11月，《中日海运协定》终于正式签订。随后，双方又开始进行渔业谈判和关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这时，中美关系正常化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障碍。

两年多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时，尼克松总统曾承诺，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初，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基辛格于2月间来华访问时表示，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中美双方互设联络机构；而后两年则“准备走向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即同中国建交，但同台湾保持某些民间来往。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5月，双方的联络处开始工作。但随后，由于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有些冷淡，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慢了。

邓小平4月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同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基辛格推托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邓小平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上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派基辛格于11月访华。

11月17日，外交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中，提出由邓小平和乔冠华主持同基辛格会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外交部的请示。会后，又报经在外地的毛泽东批准。

25日至2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基辛格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显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

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指出美方还是在搞“一中一台”，并提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他说：

“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目前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台湾同你们设有大使馆，这本身说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反过来倒联络处同样不是解决正常化的途径。不论怎么解释，人们一看就认为仍然是一中一台的变种。所以，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关于中美建交问题，我们说得很清楚：断交、撤军、废约。至于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在这个内政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承担什么义务或许诺。”

很明显，美国政府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采取拖的政策。虽然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邓小平表达了中国政府的鲜明态度和原则立场，使美国方面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搞“模糊”战略已不可能，从而对加快中美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8日，会谈结束的当晚十时，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乔冠华、章含之等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

从1974年10月开始，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白热化。

9月4日，邓小平在武昌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回答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嘛。10月4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外地休养的毛泽东送上报告，请示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汉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在四届人大上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而是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两天之后，王洪文不得已才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

“第一副总理”这个职务江青等人觊觎已久了。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使江青等人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明摆着，这是毛泽东要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他们落了空。现在，他们只能把目标盯住军队中的要职总参谋长。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江青纠缠了两个小时，周恩来始终没有表态支持。事后，江青把她去医院见周恩来的情况告诉了王洪文，并且气哼哼地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常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随后，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组装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30日远航归来。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带来了运输业的萧条，使轮船价格猛跌。周恩来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1975年基本结束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以加强我国自己的运输力量。这是合乎当时中国造船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江青、张春桥等不顾事实，借“风庆”轮远航成功发难，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自力更生造船同向外国租船、买船的主张完全对立起来，上“纲”上“线”，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在对外经贸交流中“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