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知道炸弹会落在哪里，不如把所有生活的赌注都押在网球场。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难以想象战争的可怕。1945年后出生的欧洲人只能听长辈述说如何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渡过恐惧和贫困，熟悉的人纷纷死去，下一个永远不知道是谁。故事总是带着这样的告诫：“你都不知道你有多走运。”

德约科维奇明白，他有一点和费德勒、纳达尔、穆雷这些同代人不同，他 11岁时北约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 12岁生日时轰炸达到了顶峰。这没有阻止他打网球，新的一天，往往意味着要找新的场地。有 76个夜晚，他在地下室听着爆炸声入眠，他和这座城市的其他人们、他的两个弟弟一起面对恐惧，他讨厌他的长辈和后代说如何从战争中幸免的故事。

轰炸开始时，这一家人已经从雨季的科奥帕尼科回到贝尔格莱德，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爷爷弗拉基米尔（爱称弗拉达）两居室的公寓里，不仅因为这里宽敞，还因为警报响起后他们可以逃进地下储藏室。

2011年年末，德约科维奇带领CBS参观了那个地下室。现在那里已经荒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混凝土。现代战争意味着他们必须马上躲进去，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要准备点什么，有限的空间不限制躲进去的人数。镜头里的他保持着孩子的率真，长大没有强迫他去记忆，这就是事实，如果非得带点感情，那就是学生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

记者鲍勃•西蒙问他吓破胆了吗，他说：“头两周是有点，我们整晚醒着，两个半月都在凌晨醒着，但我尽量把那些日子看成光明的、积极的，我不用上学，网球练得更多，我们变坚强了，对胜利更加渴望。”

他的教练戈西奇有过世界大战的经验，只想德约科维奇的训练不受杀戮和混乱的影响。她是塞尔维亚网球名人，想要哪片场地就得给她哪片场地。她总在寻找安全的场地。戈西奇说：“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这有个部队医院建在球场上，他们不会轰炸医院的，炸弹都落在周围了。他们每天都要换轰炸目标，如果一个地方被炸过，那就意味着它安全了。有一天我也错了，他们炸了我们刚刚训练的地方，我们不停换地方，有一次我想到多瑙河对岸找个地方，但如果桥被炸断了我们就回不来了。食品也不多，我们经常饿着肚子训练。”

伊万诺维奇 4岁就去过德约科维奇家族在科奥帕尼科的餐馆（她的父亲和德约科维奇的叔叔是同学），她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90年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很穷，孩子和国家都过得很艰苦，我记得轰炸是从 3月 24日开始的，那天是我表姐的生日，她很悲伤，因为得去避难所无法庆祝了。头几周我们没有训练，后来只要警报解除我们就开始训练，那一般是早晨 6到 8点，或者是 9点、 10点的样子。我们尽量照常生活，我还记得轰炸末期有一个 12岁以下的比赛，规则是一旦警报响起比赛就算结束，后面的也不打了！所以警报解除后我也没有打上比赛。”

她还说了一些那时候和德约科维奇在赛事中玩耍的事情，“有很多比赛， 10岁以下的， 12岁以下的，我们都一起玩，有时候一天要打两三场，不打的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没事干的时候，那就玩吧。”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熟悉的人说那是两小无猜，和德约科维奇的未婚妻里斯蒂奇一点关系都没有。科奥帕尼科山区和大轰炸结下的感情，是会超越友谊、性别之类的东西的。

塞尔维亚教练兼戴维斯杯领队奥布拉多维奇记得午餐的时候甚至比早上更安全，他在 12点到 14点之间进行训练，因为啥事也没有。这段时间被北约放过一马，人们得以调节自己的生活。

传说北约把网球场什么的都从地图上标记出来，这可能是一种错觉，那里的大部分球场都破旧不堪，网球在哪里无关紧要，经济形势也顾不上它，什么空间都可以当作一片网球场。一个例子说的是伊万诺维奇和蒂普萨维奇练球的四月俱乐部，它有一个奥运标准的游泳池，但养护费用太贵了，游泳池空的时候就铺上地毯成了网球场，这种球场小得画不出双打线来。现在那里还是游泳池，但蒂普萨维奇在那里开了一个有正规球场的训练营。整个 20世纪 90年代，小选手们都在为找球场苦恼。

2008年 1月英国《卫报》采访了德约科维奇的母亲迪亚娜•夏加尔，“轰炸时我们全家都在贝尔格莱德，整天都去球场，这简直救了我们。到处都说不上是安全还是不安全，但如果你死守家里，就会一直担心他们会把房子炸掉，你会发疯的。我们晚上 7点才回家，拉上帘子，让一切都黑暗起来。”

伊万诺维奇有着同样的安身之道：

“第一天待在地下的时候，我父母说，你知道吗，轰炸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我们一直待在地下。我们家有两层楼，但我们只能住进密室。人们总在说今天会炸哪儿炸哪儿，他们猜的目标我们根本搞不清，有几次我们真的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太可怕了。对于我来说，这不是放学了，而是每个人都在一起，我不敢一个人睡，我们都挤进一个屋子里睡，这简直成了天堂，爷爷奶奶其他人都在一起，我们也一起出去放风，感觉太棒了。也有受惊的时刻，我们离一个大邮局不远，他们说晚上会炸那里。晚上 10点多快上床的时候，我父母说得去找爷爷奶奶，他们大概离我们 10分钟的路程。我们开车经过一座很高的建筑，大概 500米高，乌鸦就从我爷爷奶奶的方向飞过来， 15分钟后，巨大的爆炸声传来，他们炸了那个高塔！那个我们刚刚经过的高塔！这是最恐怖的时刻。父母总想保护孩子，有一次我听到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的爆响，我对爸爸说：‘天啊，那是什么。’他说：‘没事，一辆卡车掉进弹坑了。’就是那样，他们尽力保护你，直到你以后认识到这些日子有多么痛。”

德约科维奇谈起那些 “我们国家没人愿意回忆的日子 ”，他更深了一层，“这种强烈的童年记忆塑造了我的性格，这是国家听天由命无助的时刻，那 3个月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无处可逃。很多清白的人死了，大批设施被毁，现在还是废墟呢 ……从这种巨大的毁灭中复原需要很多时间，我们本来以为最早躲藏的地方安全，但事实是很多人的地下室也被炸弹洞穿了，在经历最早几周的恐慌之后，我们不得不恢复常规，不恢复炸弹也会照样来。后来我们全家各司其职，我父母回到科奥帕尼科去工作，我继续训练。”

就和伊万诺维奇的表姐一样，德约科维奇 1999年 5月 22日也没法庆祝自己的生日了，他微笑着说：“我就在球场庆祝，就像所有其他人的生日，飞过头顶的炸弹已经不多了，只剩下焰火。”

炸弹不是好事，整个 20世纪 90年代塞尔维亚的小选手都没有好日子过。1991—1995年、1998—1999年两次战争让经济衰退到了极点，职业网球成了无米之炊。

1992年， 16岁的维米奇成了职业球员，战事达到了顶峰，他到处找援助：

“没有公司给赞助，而且每个国家都需要签证 —我们用整个上午等签证，不知道能否到手，因为没有签证，我们错过了瑞士的比赛，协会太穷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幸好周边还有一些卫星赛，我们为生存而战，一点点帮助也让我们感激涕零。以前我们最好的选手兹沃吉诺维奇当了商人也没法帮助我们，我们没有教练，我们搞不了体能训练 —如果训练正常的话，我们本应取得更好的成绩。 ”

维米奇庆幸网球让他在轰炸期间逃离了贝尔格莱德，轰炸之前他刚好去美国打挑战赛，但他内心无法平静，“到达以后，我看见电视里贝尔格莱德在燃烧，太可怕了，我给家里打电话几天都不通，我不想这发生在别人身上—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我可以用体育去逃离，我可以继续比赛，即使这有点光明存在，也不是什么好的体验，我只是比待在家里的朋友幸运一些。”

和他处境相反的是，斯尔詹正在为德约科维奇到处 “化缘 ”，现金已经所剩无几，虽然动荡的地方出不了明星，总还得有点钱在吧。

到底该筹多少钱，这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家庭有两个经营得不错的餐馆，“普通家境的孩子 ”这点就变得可疑了。公平地说，斯尔詹从未哭穷，生活总是不成问题的，但请教练旅行这些额外开销就不够了。德约科维奇作为家庭的长子，把所有钱都花到他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他得耐心点，警惕青春期狂躁。网坛充满了望子成龙的故事，很多孩子都因此毁掉了，因为他们当不了家庭的摇钱树。

因此斯尔詹说的用刀比画脖子，和债主的利率做斗争的故事都是可信的。

戈西奇谈到德约科维奇对家里的窘境也是很敏感的，“德约科维奇开始出名时，爷爷弗拉达去看比赛，德约科维奇问我看到他没有，我指出方向，他找到了爷爷，他想找他借点钱。弗拉达钱不多，而德约科维奇已经是世界前 20了，他只是想通过借钱来体现爷爷的重要性，他为爷爷的慷慨感到骄傲。第二天他就要我帮他去还钱，当然只会多不会少，他经常干这事，太体贴了。”

钱的事，直到德约科维奇 16岁时和一家经纪公司签了合同，才算基本解决。

12岁到 14岁是戈西奇开始放手的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马上进入新纪元。这时候很多人都掺和进来了，想从他的未来分一杯羹，德约科维奇一家经常没有搞清这些援助是些什么，多数人都等着回报，回报却很难到来。

戈西奇和周围的人都认识到，如果德约科维奇想更进一步，那就一定得换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她说：“他上午练技术，我觉得他需要一周 4个下午去打 3盘以上的比赛，他已经十一二岁了，我找不到能这样陪他的对手。我曾经找过大他一两岁的，输了第一盘他们就说不行，我得回家做作业，他们根本不想输给这个小家伙。启蒙的时候大孩子都愿意和他打，因为他打不过，现在都不是他的对手了，我对他父母说，得送他出去找伙伴了。”

最明显的选择是美国，戈西奇劝说他们不要去，她意识到德约科维奇是个很顾家的孩子，不能跑太远，离家越近就越安全。当时西班牙是欧洲教学水平领先的国家，室外球场一年到头都可以打，巴塞罗那桑切斯 —卡塞尔训练营是有世界声望的（穆雷在那里训练过两年），但那里离家还是不够近。

戈西奇想到了尼基•皮里奇，这个左撇子比她小 3岁，一起打过巡回赛，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1973年他因为抵制温网事件又去抵制了戴维斯杯，然后去德国慕尼黑搞了个训练营，专招 13岁左右的孩子，让他们从青少年选手转为职业选手。

戈西奇说：“我给他打了电话，尼可，我有一个很棒的 12岁孩子，可以送到你那去吗？”他说：“别，你知道我不带那么小的孩子。”戈西奇又说：“带一周好吗，就一周。看看吧，如果你不要他就让他回来，给我点建议就行。还请你记住，他没有钱，他会还给你训练费的，我坚信他会成为最好的选手。”他连声叹气：“好吧好吧，让他来吧。”

一周之后德约科维奇来到皮里奇训练营，皮里奇给戈西奇打电话：“你怎么不早点送过来？”戈西奇回答道：“如果来得太早，你会说是你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冠军！这可不是那么回事。”

皮里奇的记忆有点儿不一样，他说：“我说我们得等一下，德约科维奇直到 12岁 10个月才过来，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是和叔叔戈让一起来的。他握拍有点问题，是超西方式的，反手太极端了，但移动很棒，协调性很棒，发球也过得去，但不怎么上网。我说我想看正反手的以下几点，他手眼协调能力，运动能力，脚下能力，他做得非常快，都很好，他足球也踢得不错。”

戈西奇绝对不是吹牛，德约科维奇就像一颗亟待打磨的钻石来到了慕尼黑。他有远大前途，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儿童选手在 5～ 12岁学到的技术会在以后有微妙的变化，皮里奇谈到他的第一印象时说：“我是不会被任何人的第一感觉打动的人，成千立志于网球的人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个性，没有强大的心灵，没有必胜的意志。因为德约科维奇没有出色的技术，很多人也不会看上他。”难道真有一种普遍标准能让行家慧眼识珠吗？

4个月之后皮里奇才相信，他手中真有一颗钻石，他的妻子米娅是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开始住她家时，两人经常聊天（试训结束后德约科维奇才搬进寝室）。皮里奇从聊天中看到德约科维奇有非凡的专注力，“他很敬业，训练来得很早，一般会提前 20分钟，他出发的时候我妻子问他干吗，他说得去热身，米娅说真不错。他又说：‘我可不想毁掉我的一生’，这是13岁2个月孩子说的话。”

在选择慕尼黑作为大本营之前，德约科维奇头几年频繁来往，他在贝尔格莱德也有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奥布拉多维奇和戈西奇是游击队俱乐部的同事，他和皮里奇联系紧密，以确保德约科维奇训练的连续性。他注意到，得好好调整下德约科维奇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