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灵魂赋予一个叫德约科维奇的男孩，他接纳了她，并在人生的交响中永远怀念她。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这句格言正日益成社会环境变化的牺牲品—婚姻破裂，同性关系，团队精神比家庭结构更强大。但它仍然有对的证据，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背后确实有一名女性，但她从未期望有如此的成功，她就是叶莲娜•戈西奇。

有一名制片人梦想拍一部叫作 “诺尔和泽卡”的电影，诺尔和泽卡是他们彼此间的称谓，这应该是一部宁静而朴素的电影，诺尔扮演者的眼神和古典背景音乐会动人心弦，也许用马勒五号交响乐中的慢板最为合适，它在卢吉诺•威斯康迪 1971年拍摄的《威尼斯之死》中反复呈现过。这样处理，是因为他们两者可以合二为一，排除了所有传统手法处理的可能性。也许没有戈西奇，德约科维奇一样可以成为伟大的网球选手，但如果没有她，他不可能是他。

除了德约科维奇，戈西奇还是莫妮卡•塞莱斯的教练，并在伊万尼塞维奇成长的过程中起过作用。因此，她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网球教练之一。在那个时代没有正式的资格证书，简直不可能从事这个职业，但她从执教直到去世前一周，都没有去考网球教练资格证。她的专业是艺术史，有心理学的第二学位，当过电视编辑、导演和制片人。她不认为自己多伟大，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网球教练。戈西奇生于 1936年，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奥地利人。她的家庭在南斯拉夫有些名望，她的祖父从奥利地学医回来后，一直做军医到将军头衔，并创办了陆军医院。他坚信拥有强大的体魄才有强大的心灵，不管天气如何，每天他都带着儿孙做户外运动。他的叔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首任内务长官，他的父亲朱万从前想做钢琴家，却成为一个律师。戈西奇还有个姨妈马林科维奇是杰出的艺术家（ 1882—1973）。孩提时代戈西奇以父亲为榜样，弹得一手好钢琴，但她兴趣却在两项运动上：网球和手球。她成为手球国家队队员，并赢得过32个全国网球冠军。

那个时候网球属于业余运动，南斯拉夫经济处于国家掌控的计划经济时代。 1976年，戈西奇在退役之前就做了编外教练，付出很多，回报很少。

五六十年代铁托执政时期，南斯拉夫只允许最好的两名选手出国参赛，戈西奇得以奔波于温网和在森林山举行的美网，过早出局这个事实让她发誓不让后人重蹈覆辙，“因为想帮助年轻人，我不再参赛了，尤其是那些找不到教练的选手，我会告诉他们怎么打。在森林山第二轮出局后我去买了一些教材，美国的出版物都很棒，尤其是维克•布拉德系列（布拉德为美国著名的网球编辑），我用它们建造了自己的资料库。”

1968年公开赛时代来临的时候，戈西奇已经 31岁了，她明白自己无法再靠打球吃饭，必然还会有别的事情在等着她，她边打球边在电视台工作。当她转到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俱乐部打球的时候，俱乐部邀请她转行搞行政，也许将来能当俱乐部主席，甚至是全国网球协会主席。晋升阶梯已经为她搭好，她一度痴迷于官员和电视编辑的双重生活。

这两个世界会有交叉，但在她的生活里从未发生过 —她从未做过体育节目，一般都是文化节目，尤其是艺术史节目，她也做过古典音乐和戏剧节目，每隔 5年她都会兴致勃勃地投入下一个目标。她从未做过体育节目，是因为在南斯拉夫电视台，体育和政治是统一领导的同一个部门，而艺术和文化是另外一个部门。

20世纪 80年代早期，生活起了变化， 40岁的戈西奇遇到一个 8岁的小女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小。她来自塞尔维亚南部的诺维萨德，那个城市 20%的人群是匈牙利血统，她也是，她就是莫妮卡 •塞莱斯。戈西奇回忆道：“她是个小不点儿，但我在她的眼神里有了发现，如果一个孩子盯着我看 10到 15秒钟，眼神里没有任何迟疑，充满渴望和耐心，我会认为她有足够的耐心、专注力和斗志，她正是那样的孩子。当你和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说话时，他一般都会东张西望。塞莱斯的父亲卡罗尔季要我去诺维萨德，从此我就和她一起旅行，3年多后我结束了这份工作。”

很多媒体把戈西奇描述为塞莱斯的教练，其实她不是正式的教练—她实际上是南斯拉夫网球协会青训部的主管，要和这个国家最好的小选手做伴。塞莱斯在里面不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有一个比她大一岁半的克罗地亚族男孩比她更出色，他叫戈让•伊万尼塞维奇。戈西奇陪他们去德国的勃鲁赫、法国的布洛瓦参赛，她会给他们一些计策，但塞莱斯的正式教练却是父亲卡罗尔季和哥哥佐尔坦，只有他们才会成天和她待在网球场上（她甚至不认为尼克•波利泰尼是她的教练，尽管波利泰尼对她的帮助举世皆知）。

丰富多彩的生活意味着在戈西奇身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以她的运动员经历，她的文化水平，她的个性，没有去当一个网球教练简直不可理喻。看见塞莱斯的成长，她很想正儿八经地当一个网球教练。某一天，当她厌倦了现有的工作之后，她自言自语：“戈西奇，总有一天你会离开电视台，你当过大学网球教练，你有心理学学位，你干吗不去做一个正式教练呢？教会正手、反手、高压球这些都容易，但带领他们夺取胜利不容易，那需要强大的心灵。如何去发现一个未来冠军，你一定会懂得的。”无须学习，戈西奇马上成为 7名队员的教练（ 4男 3女），塞莱斯是戈西奇大家庭的一员，之后她手中的未来之星越来越多，但里面从未有过她的儿女。

塞莱斯对戈西奇的评价非常之高：“我非常敬重她，不只是网球水平，还包括她为塞尔维亚女孩的付出。在这里，女孩的机会没有男孩多，我父亲总为争取一点可怜的训练条件不停地奋斗。我是在停车场启蒙的，这是我后来 11岁时离开塞尔维亚的一个理由，我们哪怕一片球场都搞不到。戈西奇是女性体育的先驱，如果认识到这点，扬科维奇和伊万诺维奇更应该感激她。 11岁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但我经常想起她。她是如此开朗，积极，总是在微笑。她有一个温柔的灵魂，她把她献给了这个女性从未在网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

年轻的伊万尼塞维奇让“温柔的灵魂”经受了考验，众所周知，那是一个野孩子。戈西奇说：“我从不责骂伊万尼塞维奇，每当别人问我如何搞定他，我都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没有任何问题。当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他确实没有任何问题。我、塞莱斯和他三个人一起旅行的时候，塞莱斯会帮我的大忙，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就像我的一对儿女。”

这个大致是事实，假如认为他们一直一帆风顺，那就错了。当他们在德国海德堡参加欧洲 14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塞莱斯一路奏凯，但伊万尼塞维奇在半决赛受挫，还野蛮地摔坏了不只一把球拍。戈西奇承认他的性格确实有点问题，“场面相当狼狈 ”。他们在橙子碗锦标赛（世界青少年最高赛事）共居一室的时候，伊万尼塞维奇又开始躁动不安，戈西奇和塞莱斯在打盹，他乘机扯掉了塞莱斯心爱的洋娃娃的所有头发！问起伊万尼塞维奇如何舍得对一个洋娃娃痛下杀手时，他说：“那个娃娃丑得不忍直视，令我发狂， 12岁的孩子都会干这样的蠢事。”这个往事如此有趣，塞莱斯却从未提及。1992年，网协主席格内克斯问戈西奇是否愿意做科奥帕尼科训练营的总监。那个滑雪胜地，冬季风景如画，夏天短暂凉爽，硬地球场边上有一些生活设施，在那里搞训练营似乎不错。

戈西奇当然有兴趣，但上哪儿凑够 9周的假期呢？她很少休假，即使把攒够的假期凑在一起，也没有 9周。电视台此时开恩了，给了她额外的 3周假期。报酬不是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报酬，满足她对教练和设施的要求就当是报酬吧，这样训练营才可以运作起来。她就像一个工头一样在每片场地巡视，因为戈西奇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家长和孩子的崇敬，训练营大受欢迎。

第一天，才练了 1个小时，戈西奇就发现篱笆后面趴着个目不转睛的男孩，那显然不是训练营的孩子，她马上忘记了这个男孩。但过了一阵，他竟然还在那里，她和一个教练说，现在他们有一个热心观众了。她然后去了另外一片场地，那个男孩居然跟着她，一直待到训练结束。

午饭时候，戈西奇找到那个男孩：“嗨，我知道你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

男孩说：“这是网球，我在贝尔格莱德玩过1个月。”

“你多大了？”

“5岁。”

“想和我们一起玩吗？”

“我就是等你问这个。”

这个大胆的男孩让戈西奇开始重新审视：“行，你下午就来，你叫什么名字？”

“诺瓦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你在这住多久了？”

“整个夏天都在这。”

“在这干吗？”

“我爸爸妈妈在这工作，从这穿过去，就是他们开的比萨饼店。”

“能两点过来吗？我们两点开始训练，另外，你有球拍吗？”

“我有。”

“鞋子之类的呢？”

“全都有。”

“好吧，两点见。”

午饭结束之前，戈西奇对所有教练说：“注意那个男孩，尤其是他的眼睛，他一个人来，不需要父母，任何人都不需要，这太给力了。”

戈西奇的宿舍就是场地边的高脚屋，从窗户可以俯瞰全部球场。一点半的时候，那个男孩就背着背包站在球场边了，她下去，想逗一下他：“对不起，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叫德约科维奇，我可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对不起，宝贝，我不会再忘记你的名字了。”

她望着他的背包，“来吧，说说网球吧，你包里装的是什么？”

“什么都有。”他给她看了球拍，一瓶水，两条吸汗带，一条毛巾，一支香蕉，三件干净的T恤。

“你怎么知道要带这些？”

“我在电视上看的。”

“你在电视上看见什么了？”

“桑普拉斯，阿加西，埃德博格。”那时正是温网第二周，电视上有很多转播。

戈西奇问：“谁帮你整理的背包？妈妈？”

男孩有点恼火：“我自己！是我来打网球，不是妈妈。”

“喔，德约科维奇，我又错了，请你原谅。”

20年后的 2012年年底，德约科维奇向戈西奇坦承他其实也撒了谎，那个背包是妈妈收拾的，他学着电视告诉她需要往里面放什么。这对他们的感情丝毫无碍 —德约科维奇做出了他的宣言，戈西奇听懂了宣言。戈西奇说：“他强调我不可以忘记他的姓名，其实我没有忘，我在考验他，我得持续考验他，直到发现他的眼神一直专注在我身上，我立马知道这个男孩非同小可。”

戈西奇那时候就坚信她手上握着全世界最好的牌，塞莱斯已经是女子世界第一，而那个男孩势必成为男子世界第一。

我对他进行了初步测验，他没有任何问题。当我第一次教他击球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运动天赋、专注力和学习能力都无与伦比。我把其他教练都叫来：“看看这孩子。”没有几分钟，我就决定亲自给他开小灶，这让他乐颠儿了。我手下有三四个经验丰富的教练，我对其中一个说：“我不想说，可我忍不住，德约科维奇在这个组里面待不长，他应该到大龄组去。我不想说他多出色，因为他展现了自己的本事。我也不想给他压力，他的精神会自觉战胜它。”

这一天训练结束后，戈西奇要求德约科维奇带她去见他的父母，从球场穿行到比萨店的路程并不长，接踵而来的讨论已经把德约科维奇放在成为世界顶尖球员的道路上。

“他站在妈妈的后面，从侧面探出头来。我对他的父母说，我已经了解了他：他是个金童，自从 8年前和塞莱斯分手之后，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天分的孩子，他 17岁就可以进入世界前五。他们被惊到了，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是训练营的教练。突然，所有的感情都变得明确了，德约科维奇听到我说他将在 17岁进入世界前五，他马上依偎在我背上，我知道此时我们都心潮澎湃。”

这就是戈西奇关于 1992年 6月某天的回忆，这真实吗？是不是为了成为传奇而改变了叙事的方式？也许会有点，毕竟戈西奇是一个老到的制片人，在电视工作中，她知道如何运用艺术加工把故事做出文化深度，也许有一些细节被润色。但是德约科维奇本人印证了访谈的绝大部分内容，其他人则说那有点儿悬。戈西奇的本色是只爱网球和培养孩子，她根本不爱钱，她的免费私人网球训练营总因为没有钱而关门。她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左派人物，那种环境提供的工作，从不考虑雇员收入和待遇，她说：“我是一个网球选手，我不需要别的，只要帮我打好球就行。 ”对于学生，她也言传身教：“我不是最棒的，我只能争取让他们变得最棒，最好是成为 No.1。”她也有大把的机会从德约科维奇培养中脱身，但她都坚决地放弃了。因此，即使这个故事改变了讲述的方式，它仍然来自最诚挚的心灵。

当 50多岁的老教练闯进餐馆，告诉夏加尔和斯尔詹他们的长子将在 17岁崛起于世界的时候，他们如何怀疑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委实夸张得如同天方夜谭。戈西奇高兴得牙齿打战，满腔热情地赞美德约科维奇，她甚至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我会让他成为世界第一。”这话听起来相当可疑。刹那间，戈西奇也意识到她得为这话付出代价，她必须放弃电视台的工作，那份让她养家糊口的工作，去确保德约科维奇有个美好的开端。

德约科维奇一家无以应对，他们掉头就琢磨这个疯女人到底是谁，她为何如此疯狂。有人告诉他们，她就是莫妮卡•塞莱斯的教练，这是最能证明她是谁的证据。于是，戈西奇和德约科维奇上路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向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在脚踏实地工作。她说：“如果你们期望我和德约科维奇在一起，我只提一个要求 —我会竭尽全力，但千万不要和我谈钱，钱是你们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戈西奇明白，要不了几年，他们就将操心球具、比赛、训练、旅行等一大堆费用，所以这个开端必须免费。戈西奇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她是游击队俱乐部主席，她可以搞到球拍、球、场地等一切条件。但要杀入竞争惨烈的职业网球世界，他以后肯定需要资金。

戈西奇做出了训练计划，它将被执行 5年 —考虑到德约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上学，整个暑假和部分寒假，他都会在科奥帕尼科山区度过（这里比萨店和时装店的收入将供养他），戈西奇要求学校老师给他3周的圣诞假期加上1周，那样才能保证他的冬季训练。

戈西奇只能照料德约科维奇的网球，而这个家庭需要在越来越恶化的形势下确保他的成长，经济体制改革和战争都在动摇着这个国家。由于戈西奇的训练计划包含以后德约科维奇大量的旅行参赛，家里必须得弄点钱，“这是他家里糟糕的一面，他们空空如也，我也是。我建议去弄点赞助，但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斯尔詹说他借了高利贷，期限一到总是无法偿还，他只能用匕首比画着脖子信誓旦旦，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当德约科维奇在同胞中崛起之后，这种境地不再重演。他的父亲和叔叔后来也照样结仇，但没有私仇，仅限于网球。 2011年年初，德约科维奇家族在塞尔维亚网协选举中获胜，在塞尔维亚队夺得戴维斯杯冠军之后，兹沃吉诺维奇下台了，取代他的是全国会员联盟主席季热米奇，他是斯尔詹•德约科维奇的死党。戈西奇说了这样的背景：

“批评德约科维奇家族的人认为他们忘本，只认钱，斯尔詹是很自大的，只有他们需要为德约科维奇弄钱的时候，他才显得不择手段，这挺可怕的。他们知道德约科维奇总有一天会了不起，于是他们四处借钱，斯尔詹怒气冲冲地挨家挨户敲门，连政府的门都敲。他遇到的最多的回答是 ‘男孩是谁？’然后是 ‘我们根本没有钱给他。’现在他们则见风使舵说：‘是我们成就了他。’我很欣慰斯尔詹当初有那么大的决心让德约科维奇去参赛。现在他们一家还有点糟糕，他们有钱了，我对他们怎么过日子毫无兴趣。我只关心德约科维奇和两个弟弟马科、乔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