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走到莫高窟，我早已泪流满面，因为我周围全是沙漠。我在敦煌才看到了真正的沙漠，我在宁夏所看到的沙堆只能称为沙丘，而在敦煌所看到的沙堆却要称为沙山。鸣沙山比我以前爬过的任何一座沙丘都要高大，也都要荒凉，我在宁夏所见到的沙丘无论如何荒凉总会在山谷中生有少量沙生植物，可是鸣沙山没有长一棵植物，哪怕是最小的野草。而它只是一片更广大的沙漠的开始，它的背后还有许多和它一样的沙山。莫高窟所在的三危山周围情况和鸣沙山一样。我先看到了几十公里不长一草的平坦的沙地，它在正午的烈日的照耀下发出刺眼的黄光，而后看到一带山脉样的连绵的沙丘，它们一样没有一点绿意。如果沙漠中出现几株绿树，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绿洲，绿洲与沙漠从来没有像在甘肃分的这样清楚。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才会长出草木，有了草木才有飞禽走兽，沙漠里何处有了一口水，那里就会生出一个给予生命的绿洲，而没有了水就只有毫无生气的黄沙。

莫高窟就建立在这样一片沙漠中的绿洲上。三危山下有一条名叫“大泉”的河流，此河流创造了三危山下的绿洲，滋养了莫高窟。就像鸣沙山因为有月牙泉而有灵气一样，如果没有流淌了千年的大泉河，这座世界艺术宝库也难以建立。

可是，当我走到三危山下，却发现曾经非常宽阔的大泉河已经干涸了，只剩下沙砾铺成的河床和一座架在河上的桥。古人叫它大泉是因为它的水量很丰富，可是，如今它只剩下了“大泉”这个名字。

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泪。我回想着创造莫高窟的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古代工匠，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这些杰出的古代艺术家是谁，所有的美术史都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只是对着他们留下的作品惊叹。这些最卑微的工匠当年是怀着怎样的虔诚来创作这些杰作的啊！据说，有一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短暂地停留在三危山旁，忽然看见三危山顶发出万道金光，以为是佛祖在向自己显现法力，就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这就是敦煌石窟之始。此后，越来越多的虔诚信仰佛教的僧侣和俗人来此开凿洞窟，敦煌才成了今日的千佛洞。那些流畅舒展的线条、妩媚曼妙的浅笑、金碧辉煌的色彩都是这些虔诚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与心灵奉上的，大泉也是他们祈祷时流下的泪水汇集成的泪泉。

然而，我又在洞窟中看到隋代塑造的全身贴有金箔的释迦摩尼佛像身上的金箔被刮去了许多，留下斑驳的痕迹。有一座北凉时期开凿的洞窟消失了一尊协侍菩萨像，这座塑像现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塞克勒博物馆。几座石窟被俄国人用粘胶盗取了壁画。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壁画损毁，一百多年以前，伯希和在莫高窟拍摄到的照片中有丰富的壁画，可是，建国以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拍摄的照片中许多壁画已经看不到了，仅仅一百年，就消失了许多珍贵的作品，可以想见历史上盗挖敦煌文物的事件是多么的多，敦煌的损失又是多么的大！那些虔诚圣洁的人们所奉献给我们民族的宝物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然而迅速地消失了。我们在几百年中就损失了上千年间留下来的罕见的作品，好像一个败家子将父辈一生的积蓄很快地挥霍光。

许多人将过失归给道士王圆箓——王道士的灵塔现在还竖立在莫高窟外的广场上，他所居住的道观三清宫现在改作了莫高窟的展览馆——但是，我亲眼看到，有些游客不顾讲解员的制止，仍然在洞窟内拍照，而且，这么做时表现出一种沾沾自喜的神情。我想，即使没有王圆箓，也会出现第二个王圆箓，同样的事情也仍然会发生。据说，当劫后残余的敦煌经卷运送到北京保存时，清朝政府的官吏纷纷从中揩油，拿走一些经卷归自己所有，而将剩下的归国家。对于祖先留下的珍品，我们显示出一种小人的破坏性。有些农民垒猪圈时没有砖，就从长城上拆一块砖垒猪圈，而后，其他农民纷纷效仿，长城就被一点一点剥蚀尽了，这就是奴才式的破坏。我们的民族是会孕育出奴才式的破坏的一个民族，王道士只是一个特例而已。那些进入莫高窟参观的游客很多都会做出王道士所做的事情，我在他们的面上看不到对古代珍品的敬畏之情，看到的只是揩油的欲望和能够揩油的兴奋。当他们偷偷地拍照时，他们想到的不是这样做会损坏世界级文物，从而对后人甚至对人类犯下罪过，而是他们可以躲避景区的管理而照相占了很大的便宜。如果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我们就可以像王圆箓那样对待莫高窟吗？就像如果没有杀人偿命的法律，我们就可以任意弄死自己的邻居吗？所有那些为了文物保护而制定的法律都是出于对人类中不可多得的宝物的敬畏之情，我们遵守这些法律时也应怀着同样的感情，而不应当是由于害怕惩罚去遵守，把打破这些法律而没有受到惩罚视为幸运，那样做是卑贱的。而我们中许多人却只想到给自己谋得一点小利益，没有出于敬畏之情做某事，今天我在莫高窟看到的只是一个特例。

沙漠中有绿洲是多么不易，因为它要在干枯的沙子的环绕中保存一页生命。莫高窟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用黄金与朱砂创造它的人的热挚的心被这些小人的心包围，它挣扎着不想被这些小人剥蚀尽。

大泉的水干了，泪泉的水却一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