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那个晚上我在七桥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遍，像做选择题一样，桥西还是桥东？老家还是华姨家？

桥面上燥热的风把我的脸吹得麻酥酥的，若干年后我都记得那种风的感觉，有时想，这风一吹，就把皱了的日子吹舒展了，把人的紧张情绪也吹舒展了。我在桥上走了很多来回后仍然选择了去华姨家，从七桥到华姨家的路不长，我用脚步麻木的丈量着，有时我希望这条路越长越好，长得可以让我永远停留在“走”的这个状态里。华姨还没回来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在那条路上，像一条鱼一样的来回游荡着。夕阳斜得低低的，阳光直射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睛里，竟让我有一丝羞涩的尴尬。

有时我会拐进一家药房，买一些长得令我记不住名字的药片。药房里那个导医模样的大妈会从镜片后斜着眼睛问我，吃什么病啊？我支吾半天，说，没病。大妈显然很不耐烦，说没病买啥药。于是我只好低着头看着柜台假装寻找，来回走了几遭后，大妈又不耐烦了，丢下手中的笔问，究竟什么病？我说精神病。说完自己都吓了一跳，然后赶紧看大妈的脸，大妈也看着我，穿过镜片的眼神令我紧张，稍停片刻，大妈说，精神病去五台山（五台山是我们那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我连忙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不好，老是胸闷，有时闷得喘不了气儿。我说话的时候大妈在认真的看我，或许她也在认真地听，但眼神很奇怪，或许她正从我的话语里捕捉一些关于精神病的东西。然后，我懦怯地再次补充说，我没病。大妈没有理我，只是转身从立柜里取出一个白色小瓶递来。

这个药片的名字也很长，但我却记住了，速效救心丸。那段日子我几乎离不开它，每次觉得要死的时候，就仰头吞下十几粒黑色小丸子。

有的时侯我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每次都是妈妈在一头唠叨，听到妈妈的声音我会哭。然后，妈妈就更加唠叨，问，又怎么了？还没住惯啊？又想家啦？最后会叹口气说，唉，压力太大了。

有一次我对电话那头说，我病了，我要死了。妈妈听了十分着急，说她和爸爸明天就来看我。然后，却听到爸爸在电话旁大声喊：自己缓解压力，事大呢，多大事啊。接着传来爸妈两人的小声争执。这就是我爸爸，即使你用尽世上千万种语言也无法和他沟通的一个执拗的人，他是个不把任何事放眼里的人，什么事都算不上大事，除非天塌下来。

可是，现在我头上的这片天就快塌下来了。

最终他们没来看我，而是通过邮局给我汇了伍百块钱，然后让姐姐在周日的时候捎了点吃的。

姐姐见我的时候，把她那张马脸拉得更长，说，减肥了？瘦成死相。我没说话，认真地端详她的脸，这张脸很长，完全遗传了我爸。我曾经在她熟睡的时候用尺偷偷量过，足足有27cm，所以，不得不感叹，基因真的很重要。 

姐姐见我不说话，狠劲地推了下我。

我没理她，瞅着远处发呆，这个夏天来得虽迟，炙热却一点未减，热气从地面涌上来，熏烧着人们，马路被晒得发白，像明晃晃的湖面，于是湖面慢慢往上涌，往上浮动，缓缓地托着这白色的热气。

远处的操场上，国旗已被太阳烤得干干的，像一块晒干的西瓜皮，水分被抽干了，耷拉在旗杆上。国旗的颜色还很鲜艳，大概在四月的时候更换的吧，就是我找房子之前那几天。那时候的学校除了这面红旗是鲜艳的，其他的一切都在阴郁和灰暗里，包括我们的教室。记得那天早上晨读时，学校的广播里突然传来教导主任的声音，教导主任用急促的语调在喊：高三各任课老师到校长室集合！高三各任课老师到校长室集合！那个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的时候就变得怪怪的，几个男生也捏着嗓子跟着学。我坐在教室的一个角上，趴在一沓英语试卷上打盹，周围很吵，有人开始离开座位，还有几个男生在砸粉笔头，后来后面的同学一小撮一小撮地聚在一起，或高或低地在议论着，我没仔细听，只感觉他们的话题和老师有关。

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或者说教室里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我换了很多姿势睡觉，他们也许也换了很多话题。教室里的空气变得疑惑起来，像爆米花的黑锅，每个人都压抑着一颗澎胀的心脏，像一颗等待炸开的米，我也不例外。

直到第二节课，教导主任推开教室门的时候，一切才回到起初的安静。教导主任个头不高，讲台面像河水一样淹没至他的胸口，他抬手把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擦掉便开始清嗓子说话，他的发音很奇特，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好像在咬嚼，于是我便认真注视着他的嘴，同他一起在艰难咀嚼。

后来他说了很多话，咀嚼了很久，但我一句没听进去，几天后才知道是发生了大事，难怪那天的空气都是那样凝重。

学校里的老师参加其中一个老师的婚礼。酒后，驾车，车祸，一死三重伤，且四名皆为高三任课老师。

那是一个死人的旺季。

出事后第三天副校长因脑溢血去世。

于是，学校决定将高三两个班放假回去复习。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很荒唐，连我也觉得荒唐，荒唐得像在写一部蹩脚的剧本。但是，当我们像下放知青一样提着书包和复习资料徘徊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太阳把一天中最热烈的光芒普照在我们身上，我才发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得几近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