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时，想起了去年高考的一个故事。

一

1945年。

父亲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到爷爷这一辈已经上的是新式大学。爷爷当年学的是法律，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埋下了日后全家人遭受无尽苦难的根子。

二

1965年。

父亲高考落榜，连一所普通大学都没有考上。

他上的是一所内地著名的省属重点中学，学校生源历来是两大类，一类是学习成绩拔尖的平民学生，另一类是来自中央局、大军区和省市各单位的高干子弟。一般认为考上这所中学，大学的门就已经打开。

读到高二时，平静的校园突然卷起了疾风骤雨，说是和当时最红的一出戏《夺印》里的小陈庄一样，学校的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于是学校里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从上到下层层把“权”夺回来，学校领导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都搞揭发批判。

父亲毕业那一年，这所名校的高考升学率是历史上最低的。65高(4)班的副班长、学习委员、物理科代表、化学科代表、英语科代表和不少高分同学破天荒地都落榜了。

三年高中里，父亲都是数学科代表，但家庭成分是“历史反革命”，看那个形势，一年前就知道高考无望。

后来，父亲这个班上了大学的同学，虽然人生道路也随社会的变迁而沉浮，但大都比较顺利，不少人当大官、做大事，还有一位成了中央委员，官至中央部委大员；落榜的同学大多坎坷一生，少数人在改革开放后混出了个模样，有的则至今仍然穷困潦倒。

落榜后的父亲愤怒苦闷，前路茫然。从小没有出过城的年轻人一咬牙毅然离别故土寡母，远走苍凉他乡，去了“连鸟儿也不飞”的大西北。

三

1985年。

受尽磨难，但又不甘沉沦，始终自强不息的父亲这年好事连连。

父亲工作之余自修完了好几个专业的本科课程，“文革”结束后开展的技术职称改革，第一次考试就以比第二名遥遥领先的成绩，从工人破格晋升为助理工程师，很快又拿到了工程师证，此后“服从工作需要”干了五六个工种，涉及十来个专业。

为了改变“万金油”角色定位，父亲希望确立一个专业地位，这一年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去西安上学进修的机会。

刚进大学时有个摸底测验，成绩一出来，老师非常惊讶，说凭父亲现在这个成绩参加高考都能上本科线。毕业时，父亲参加了学校承接的一个科研项目，学校建议父亲过几年回学校开两门课。

父亲正在准备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时，姗姗来迟的宝贝儿子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出世，电报传来母子平安，同学老师都非常高兴，都催父亲快回去吧。学校说，第一年基础课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学的，不要参加期末考试了，每门课都给你“优”。

也是这一年，省公安厅终于找到了父亲从青藏高原返城的姐姐，宣布给爷爷“平反”，说爷爷不是“历史反革命”，是“起义人员”；不但没有罪，反倒对革命有点功劳。

父亲不知道应当哭，还是笑。

人生能“平反”吗？给我“平”一次吧。

四

2005年。

儿子从厦门一中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大学。

其实，父亲并没有刻意要儿子上清华，只是要从小在南方海岛城市长大的儿子到北京上大学，什么学校都行，主要是“开开眼界”。

儿子初中时，父亲发现他的功课吃不饱，请来了厦大计算机系的学生做家教。儿子系统学完了DOS和操作系统，再学程序设计语言，最后据说基本达到了计算机专业大一水准，这无意中为他后来的学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儿子读到高二时仍然遇到问题不愿翻书查字典，喜欢把父亲当成“快译通”，不管哪门课，有问题张口就问，父亲在另外一个房间看书工作，一听到儿子的发问，这些四十年以前学的东西，大多数问题条件反射似的立即在脑子里搜寻出了解答。

一直到了高三最后阶段，家里要求儿子每天必须在11点以前睡觉，作业实在做不完，爹妈都可以“代劳”。

儿子考上清华，父亲高兴但是平静，亲友祝贺时，他极力轻描淡写，“也就是去读四年书而已”。

晚上，父亲一个人驾车来到海边，登上一座礁石，面对大海放声大哭了两三个小时。海滩上一对情侣不放心，在不远处很担心地守候着，随时准备打电话给110呼救。

这个故事挺老套的。对吧？

其实，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的，要不人家怎么管我们叫中国人？

2006、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