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是中国经济躁动不安的年代。1993年刚过完春节，组织上派我参加一个考察团，到内地(不少新疆人习惯将嘉峪关以西地区称为“内地”，但从不认为自己身处“外地”)出差寻找开展“多种经营”的项目。我们这个代表团由新疆石油管理局“基建口”的五个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组成，我那时在局设计院已经改行做经营管理工作了，因此有幸参加了这个考察团。

我们的出差证上开了一大串城市，包括厦门、广州、深圳、珠海、成都、西安和兰州。之所以将我们这次考察的首站放在厦门，是因为厦门是经济特区，那时上海还没有什么动静，此外我们石油局在厦门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办事处，石油局所属单位已经在厦门及周边地区投资了一些项目。

每当有人问我第一次到厦门是哪一年时，我都得多说两句才能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在此次出差到厦门之前，1990年秋天我们全家有一次东南休假之旅，我们先在风光秀丽的太湖疗养院住了一周，再去苏州和上海探亲访友，然后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船去广州。轮船离开上海后穿过台湾海峡，经停厦门，在厦门和平码头停靠了四个小时，但除了到厦门的乘客外，其他人不允许上岸，没有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让乘客们非常郁闷。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这条航线后来就让上级给停开了。

我们站在船上观赏了鹭江道、中山路、鹭江饭店和鼓浪屿，看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看海上穿行的船舶，厦门给我们的初步印象很好，我们当即决定以后要来这里游览，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以后会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至于我这一次算不算到了厦门，我的朋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已经进入了厦门的水域，并且完成了部分环岛游，当然算到了厦门；另一派则认为没有上得岸就不算，他们举出了外轮靠泊厦门港的案例，船员不上岸就无须办入境手续，就等于人没有到厦门。由此来引发了大陆学派和海洋学派的两派学术之争，经验告诉我们这类争论一般都不了了之，因此关于我第一次到厦门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估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我们出差到厦门后住在湖里的办事处里，周围有许多老同事老朋友，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身处异乡的孤独感。那时新疆还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厦门却已春意盎然、气候宜人，各种南国奇花异草竞相开放，不同的方言、饮食和习俗让来自北方的人们应接不暇。几天下来，我们从最初的好奇转为了对这座城市好感，我们喜欢这个城市的温馨、人们的友善和风光的绮丽，但普遍认为比克拉玛依的卫生差得太多了。当时这个城市被称为美丽的脏厦门，至于厦门成为全国卫生模范城市，那是后来一位好书记的功劳，凡是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人，老百姓都不会忘记。

大约到厦门两三天后，办事处的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情况，大庆保险公司在厦门参与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预测效益不错，由于政策变化需要退出，征求我们的意见愿不愿意接手。我们当即组织对厦门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和经济发展趋势做了一番实地调查，收集了很多资料，内部开了好几次会议，大家对这个项目基本看好，都倾向于接手下来做，我们本来就是来找项目的，真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觉。

我们考察团的领导将大家的意见归纳后用电话向家里的领导做了汇报请示，家里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召集了会议，并向更上级的领导做了请示汇报，最后的反馈意见是领导们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做。既然这样，我们这个考察团就开始与厦门的项目合作方谈判，由于前面大庆保险公司已经和他们开始了合作，我们是原合同的继承，谈起来很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新的问题马上出现了，由于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做前期工作了，对方要求我们要派出一名项目负责人立即参与工作。那时我们都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考察团领导大概是看上了我杂七杂八的工作经历中曾经干过城市规划和工程项目管理，找我谈话，要求我留在厦门做这个项目。我当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说要考虑考虑，领导特别批准我打长途电话回新疆与家里商量。事情很突然，太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仅从当年在船上看到的厦门，很难对这座城市得到可供重大决策的足够信息，于是她把决定权交给了我。事后她曾经讲到，其实她知道我早已经很不安分了，南方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绝不会甘愿一直做一个旁观者，不到厦门也会转轨去另一个早有“预谋”的地方，那更是一个巨大彻底的变轨，当然那会在体制外，在厦门做项目还在体制内，是一个相对保险的变轨。

这样我就开始了人生一次重要的转轨，从欧亚大陆的几何中心转到了东南沿海，从一个典型大陆性气候的计划经济工业城市转到了一个典型海洋气候的经济特区城市。

事后看来，我对这次转轨将要面临的工作局面的复杂困难程度，个人因被“边缘化”而蒙受的各种损失，完全估计不足。

做完项目后，在国企改制中我选择了“提前退休”，后来我从厦门出发去了许多地方打工，到过北京、深圳、泉州、成都和青岛，还到过海外。我的家人随我于震惊全球的克拉玛依“12•8”大惨案发生后不久的1995年元月来到厦门，他们很喜欢这座城市，但我们始终没有在厦门买房，一直暂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总是希望到北京工作生活，我喜欢北京无与伦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喜欢和在北京随处可以遇到的各种牛人神侃，但他们不喜欢北京，儿子很勉强地遵照我的意见在北京读了大学，但还是反对把家安在北京。

我把他们母子二人留在了几乎是举目无亲的厦门借住，自己满世界漂流，不能算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

后来为了儿子的高考准备，“非典”那年我再次回到厦门，我们买了一座二手房，十年后才算在厦门安了一个家，并一直住到了现在。

2009、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