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告)

一

差不多四十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967年5月8日，新疆石油城克拉玛依发生了“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武斗”，史称“5·8事件”。

由于非常明显的力量悬殊，“事件”以本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败而告终。按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定式，我们被戴上了诸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等许多吓人的帽子，“帮派”实力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元气大伤，主要的头头大多被对方“革命群众”抓起来了，没有被抓住的也躲避起来，或者跑掉了。

我当时在相距4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若无其事地闲逛，消息传到那里已经是好几天以后的事情了，生活在今天“信息时代”的人对这个传播速度可能感到难以置信，很难想象到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信息不灵的苦头。

在言归正传之前，这里需要稍加一点解释，当时我们那里所谓的“两派”，其实都是原来一个油田的职工，并不是生就的武当、峨眉“两派”，彼此间前世无冤，后世无仇，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向都是“阶级兄弟”的。不知咋搞的，“运动”一来，便阴错阳差地分成了两个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泾渭分明地成了“两派”，彼此间就变成了路人，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甚至成了敌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单位仍然按月向职工发放工资，而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是不是上了班、干了活。如果不申明这一点，诸位就会认为后面讲的“纯属虚构”，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锇得慌”的基本原理。

那时除了一个单位的人分成“两派”这种极为普遍的情况以外，还有的一家人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夫妻之间居然也分成了“两派”，不过吃饭大多还是一口锅，住还在一个屋，至于各种生活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涉及隐私，外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了，也不便根据想象乱讲。

我们单位油田研究所里的桂冠诗人张良壁，在准噶尔路的局机关四食堂打饭时诗兴大发，随手就写了一篇“大师傅挥刀斩苍蝇”的打油诗，没想到“运动”初期就作为一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给揪出来了。他老婆毫不含糊，立即和他划清了界线，在“批斗会”上慷慨激昂地控诉老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活生生的一场“大义灭亲”，让大家着实感动了一阵子，好多人都被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她却给老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弄得曾经受过她“教育”的革命同志们都像吃了假药一样地难受。

我们虽说是“两派”，据军代表表态确认，两派都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绝无假冒伪劣的嫌疑。而且我们两派都是基本不上班、不干活，成天都干同样一件事，那就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于为什么非要分成“两派”才能“捍卫”，并且非要大家都不上班、不干活，整天一本正经地写大字报、刷大标语、辩论、游行，甚至打得一塌糊涂，作为当事人之一，虽然事隔多年仍然深感非常不好讲。如果我把那时的事情说得太一本正经，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如果我把当年的发生事情说得很负面，担心会有其他当事人要找我赔偿名誉损失，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如实地只讲事情的经过情况，而把有关是非功过的问题留给别人去研究。

但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当时确实是非常认真的，非常投入的，如果有人以为我们是闹着玩的，或者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绝对是大错特错。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人大多没有“经济头脑”，居然没有人想到如何“先富起来”，没有人考虑“心理”是不是“平衡”，白天黑夜地“闹革命”也没有听到有人讲什么“活得很累”之类的话。如果换到现在，可以肯定，那时所有的事十有八九都干不成了。请读者诸君一定要掌握这一点，否则读本文时非常容易犯糊涂，或者会对当时十分正常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以为本人在“炒作”。

再说一句稍微离题的话，据说有的人具有第七感觉，也就是预感。听说过吗？我对这种有福气的人非常之羡慕。我自己则不管遇到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以坏事居多，事情发生之前，通通什么预感也没有，是人生一大憾事。

那天只是因为身上带的钱花完了，基本生活无法保证，我偏偏决定在刚刚发生“武斗”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9号这天回克拉玛依，竟然毫无感觉地朝着灾难走去，惹了一连串的麻烦，差点把命都丢了。

5月9日早上，在新疆石油管理局驻乌鲁木齐办事处明圆第二招待所吃过早餐后，我搭车到了王家沟器材库，找到一个熟人，托他帮我找辆到克拉玛依去的便车。当时从内地延伸来的铁路只修到乌鲁木齐，我们油田所需要的物资器材都运到乌鲁木齐西边的王家沟铁路专用站，再从那里用汽车转运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除了石油，几乎是什么都不生产，所有的生活生产物质都要从外地输入，因此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的王家沟之间，每天汽车来回川流不息。

但那天运气极差，等了许久，直到过了中午才找到一部去克拉玛依的便车。我很快就想到了，当天弄不好可能要在路上过夜。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没有直接的公路，只有走乌(鲁木齐)伊(犁)公路向西，到独山子“九公里”路口，再转克(拉玛依)独(山子)公路向北，路程四百多公里，路况也没有现在的公路这样好，卡车一般都需要颠簸十来个小时。坐车时间长短没有什么关系，关键问题出在我的口袋里，剩下的钞票勉强只够吃一顿饭，住店的预算根本就没有安排。回乌鲁木齐吧，还得想办法借钱，还要再来找车。

算了吧，走！车到山前必有路，大丈夫英雄好汉岂能被区区小钱难倒？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真为自己的冲天豪情所感动，但常常因此吃了许多大可不必的苦头。

下午两点来钟，汽车出了王家沟，向400公里以外的克拉玛依开去。这是一部我们石油人称之为“地方运输公司”的半新不旧的四吨解放牌卡车，这种型号的车子在中国早已经看不到了(2000年笔者在西非一个国家出差，有一天一个同事突然惊叫了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发现了一部“解放”牌卡车，虽然破破烂烂，但依然轰隆隆地驰骋在公路上，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司机看起来有大约三十来岁，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那种常见的比较憨厚的北方人。上车后他没有讲过一句话，既没有对我表示“欢迎光临”，也没有表示不欢迎，只是自顾自地一边开车，一边哼着一首十分古怪的、很单调的小曲子，听不出他哼的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让人昏昏欲眠。

太阳开始西下了，我们迎着大漠的落日不紧不慢缓缓地前进，路旁的钻天杨一棵一棵地退到车后，前方天空出现了西北地区常见的晚霞，我很喜欢看新疆的晚霞，那种晚霞不到西北根本就想象不出来，我常常为她的色彩的瑰丽辉煌和景致的变化无穷而陶醉，可惜后来到了南方，这种美景再也没有看到了。

小时候读唐诗时，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西出阳关的诗篇中描绘的大西北的辽阔和苍凉常常让人感动不已，看到眼前的景色我想到了，这是和那些古代边塞诗人看到的一样的晚霞，心里不由得升起一阵惆怅，命运将把我带到何方？未来的路在哪里？

我正在似睡非睡时，司机瞪着眼睛对我吼了一声：“你不准打磕睡！”

我问：“为什么？”

他说：“车上拉的是原子弹，你知道吗？”

什么？我大吃一惊，看他一脸的严肃认真，似乎不像在开玩笑，再说，我可以断定此人生来就不具有幽默细胞。虽然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这种事情，不过还是回过头，透过驾驶室的小窗想看看拉的到底是啥东西。

我发现车厢里很空，只是在中间放了一个油漆成灰色的金属桶子，大约有一米来高，直径七八十厘米，从车厢的四个角拉了四根粗麻绳把它固定住。基本上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什么原子弹，倒不是我见过那声名显赫的玩艺，而是因为我们石油管理局不是军事单位，据我所知我们这个单位不生产也不使用原子弹。再说，就算是拉原子弹，像我这样“家庭成分高”的人，领导也不会放心让我跟车的，如果我半路上将车劫持了，然后将原子弹偷运到“苏修”那里去，对革命事业的损失那就太大了。

尽管可以肯定没有可能拉原子弹，但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一时又猜不出来，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管他的，只管朝前走吧，因为我十分清楚，半路换车是绝对不可能的。新疆不比内地，走几十上百公里见不到人烟是平常的事情，而那时汽车又比现在少多了，班车都是直达的，绝没有“招手停车”这一说。只要上了这部车，就像上了一部贼船一样，失去了别的选择，只有跟车到克拉玛依。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说过，搭“便车”(顺风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坐在副驾驶员席的乘客是不能打瞌睡的，因为你若是一打瞌睡，有一种名叫“瞌睡虫”的小虫子会从脑袋里飞出来，如果这种小虫子不幸飞到了驾驶员头上，驾驶员也就会打开了瞌睡，后面的悲惨结果我不说你也知道了。自从明白了自己搭上了一部高风险的便车以后，一直到目的地克拉玛依，我就不转睛地盯住前方，睡意全无，再也没有打过瞌睡，当然也不会有“瞌睡虫”从我的脑袋里飞出来。

到了安集海(只是一个地名，根本看不到海)，司机停车下来“方便”，我赶紧爬上后车厢想了解个究竟，不料一探头就看见一个非常醒目的通常表示危险的标志：黑底上面一个白色人头骷髅，下面两根交叉的骨头，很恐怖。一见这标志，我一下子便感到毛骨悚然，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真遇到麻烦了。正要准备跳下车去，转念一想，还没有搞清楚是啥东西，不行。于是壮着胆子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看到了罐子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中子源，危险！”啊，是这个东西，我想起来了，以前上课时老师曾经讲到，作业大队(后来改为技术作业处，测井公司)采用了同位素测井技术，想来就是它了。我在牌上找到了安全距离数据，一般是两米半径，长时间工作的距离不得小于一米五。我估了一下，从那玩意儿的外壳算起，到驾驶室的距离可能还不到一米五，两米的安全距离更是无法保证，如果考虑到驾驶室钢板和靠背的屏蔽作用，折算成一米五想来是可以的。显然，这种不科学的计算带有很大的自我安慰成分。

车子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新疆夏季的白天是很长的，尽管是这样，我们到达奎屯路口时已经是快九点了，在路边的一间小店吃完晚饭天就黑了。司机说不敢走夜路，要住下，我自然不能，也没有资格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过，此时经济问题非常尖锐地出现了，一个大馒头和一盘菜下了肚，我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我和司机商量，向他借住宿费，说好一回到克拉玛依就原银奉还。但是很“不巧”，他的钱也正好花完，必须到了克拉玛依，把货送到供应处才会领到钱。这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我在事后得到证实运输费都是单位对单位转账，根本不可能付现金给驾驶员。但是我毫无办法，我这时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小气鬼。为了显示他的同情心，他建议我住到车上的驾驶室去。我说：“我不想陪那个原子弹。”

我们准备投宿的这个路边小店是非常之简陋，我看了一圈，每个房间都是十来个人的大通铺，硬邦邦的四方枕头油黑发亮，被褥一年是否能洗一次都是个疑问，住一晚也就是几毛钱，连这样的支付能力都没有，真不好意思，说出来让大家见笑了。

天黑了，我在野地里望着满天的繁星，思绪万千，一肚子感慨。古人讲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当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时，我相信历史上可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悲剧。

多年以后，物换星移，我有一次出差居然住进了一家五星级的宾馆，不知怎么的突然回忆起了当年这非常落魄的一幕，便激动得不能自已，弄得一夜没睡好觉，那么贵的住宿费竟然被非常可惜地浪费掉了。

大概是到了夜里两点来钟，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进屋去叫醒了司机，向他要了车钥匙。我打开了车门，躺在驾驶室座包上，看了一眼夜空下的“原子弹”，觉得他也是十分孤独，我和它道了一声晚安，过了不到两分钟便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大约当地时间十点来钟当时新疆采用东六区时间，称为“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我们到了克拉玛依。很明显，街上的人比平常少多了，大都行色匆匆，气氛凝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感到有些纳闷。

由于我和驾驶员都不知道供应处库房在哪里，我就让驾驶员顺大路直直向着十字路口开去，车到“地宫”油田地质陈列室的别称。门口，我看到我们单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汪荣(此人“解放”以后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竟飞黄腾达了，官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大红大紫。我和这老头儿个人关系一直还不错，一有机会就在一块神侃。但要命的是，不管有多少人在场，他只要看到我，总免不了傻乎乎重提我在“文革”中的一些显赫“事迹”，弄得人十分尴尬。这个坏毛病给他提醒过好几次，但他就是改不了，这大概就是“死不改悔”吧)正站在大门口发呆，于是就停车下来向他打听供应处器材库在哪里。他反问我：“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我回答：“中子源。”

他说：“你知道这东西吗？”

“知道一点。”

“知道为啥还要搭这种车，你还年轻啊！”他说：“下来吧，我把车带过去。”

当天下午，我们单位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沈宗雯在“反修馆”门口大叫大嚷地说有要紧的事要找我，我出去后，他才说是通知我去“大医院”检查身体。其他人都莫名其妙，我心中有数，二话不说，老老实实去了职工医院。

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抽一点血查白细胞。但这次检查的结果我却始终不知道，因为当天晚上我就亡命戈壁滩，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千里飘零。待到再次回到克拉玛依，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我后来在克拉玛依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也曾经几次想过到“大医院”去找找那份检查报告，但始终没有去。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如果没有什么事，去找那个检查报告是多余的事情；如果真有点事情，自己知道了也无法改变，何必去找回一份烦恼。

江湖上说得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二

我不合时宜地返回克拉玛依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举动，根据无法核实其来源的情报，由于我曾经写过一份在当地引起了轰动的“大字报”，大长了本门派的志气，大灭了对立门派的威风，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此对方组织出于报复正在设法抓我。

其实我很早就明白了，在我们中国舞文弄墨从古到今往往都会惹麻烦，可是本性难移，为此吃过不少苦头，但直到今天从来都不吸取教训。然而顶数这次“以文惹事”最倒霉、最窝囊，因为我纯粹是自投罗网。

回到曙光新村的宿舍还没有稍微洗一下，就接到通知，说有要紧的事，让我马上到我们这一派仅存的一个据点“反修馆”去。

这个名为“反修馆”的地方，原来叫克拉玛依市“中苏友谊馆”，“文革”后改回“友谊馆”，是一座带有强烈斯大林风格的影剧院，基调是淡淡的浅奶油色，前面有一列高高的圆柱，两边饰有象征中苏友谊的图案，观众大厅和舞台都是木结构屋架。上面是漆成绿颜色的铁皮拱屋顶，据说当年是直接把阿拉木图一座影剧院的设计图纸拿来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可以断定50年代的人比现在的人聪明，你瞧瞧现在街上那些“欧陆经典”楼盘吧，连中国人都看得出是假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风格的友谊馆是克拉玛依最高最大的中心建筑。关于这幢建筑有不少民间传说，克拉玛依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与它有关。据我做机修工学徒时的师傅阿不都热西提说，60年代有一次刮大风，看完电影后，七八个壮小伙子手拉手都无法走出去，所有的观众只得等到第二天早上风停了才回家。

二十多年以后，1994年刚刚投入巨资重建过，内部设施很现代化的“友谊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12.8”惨案，300多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和他们的老师在这里被烧死，其中有我非常熟悉的同事和朋友的孩子，有我儿子的同学。有个叫王悦的九岁小女孩，长得很可爱，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她的妈妈朱华和我太太小时候就住在一栋老房子里，两家人很熟的。当天朱华带上了摄像机为女儿的表演摄像，起火的时候朱华正在“友谊馆”外面，发现情况后她惨叫着“悦悦，你在哪里，妈妈救你来啦”就冲进了火海，最后母女两人都没有活着出来。

当时我人远在东海边的厦门，但这件事依然让我感到震凛和悲痛，在我心中留下了至今仍然挥之难去的阴影，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怎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那天在“反修馆”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专题会议，经过一番简单但却是非常紧张的研究，鉴于形势是那样的险峻，一时又看不出何时能够好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会议一致决定我应当尽快地离开克拉玛依，必须等到留在克拉玛依的同志们认为解除了危险，通知我回来时，我才能再次回来。会上很多人断言，如果我在天黑以前不能逃走，当天晚上一定会被抓走，因为对方现在采取的行动方式都是每天半夜按照名单抓人，如果被抓去至少要打个半死，说不定性命难保，我的生存权面临极大的威胁。

这大祸突然临头的消息让人心惊胆战，坦白地说，虽然我从小就很敬佩那些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挠的革命志士，曾经慷慨激昂背诵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诗篇，但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皮肉之苦的考验，实话实说，我是非常没有把握的，因为我的痛感天生比其他人更强。

当时人们的“法制观念”非常淡漠，对方“革命群众组织”把我们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抓去，总是一顿好打，听说有人竟然活生生就被打死了。客观地讲，本派“革命群众组织”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势力小一些，因此犯下的劣迹也就少些。按现在的观点，可以肯定，两派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并且都是“法盲”。

当时还有一个极不正常的情况是，本来领了工资专门管这类事情的“公检法”，那时居然也分成了“两派”，他们也是整天忙于“闹革命”，出了这种抓人打人的事根本没有人管。

其实话又说回来，那时把人抓去打一顿，和战争时期的两军对垒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因为要从被抓的人口中得到什么重要的军事情报，或者是密电码，或者是机密地图，和现在报纸上看到的“绑票”更不是一回事，而是要逼着对方“改变观点”。

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一件“区区小事”。

具体一点来说，我们这一派的观点是“×××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打倒×××”。如果改变了“观点”，就成了“×××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坚决拥护×××的好领导”。至于这个×××的表现和待遇如何在棍棒之下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无可奉告。

有关×××的一切，我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是来自大串联、大字报、“北京来电”“首长讲话”的传单等途径，也就是说通通是道听途说的，各种互相矛盾的情况根本搞不清楚，也不打算搞清楚。道理很简单，因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大干部，按有关规定，以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级别想随便见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有一个“政策界线”问题。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完全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属性，比如说革命和反革命，好人和坏人，只是依别人的观察和评价而异，有时也和另一个人的屁股承受棍棒时的痛感有关。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两派”也不拥有任何手段可以把××ד打倒”，或者不让他被“打倒”。我们之间打来打去，和传统戏里的武打场面一样，虽然眼花缭乱很是热闹，其实并不是真的。旧时的戏台子常挂一副对联：“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人们往往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就真打，或者真被打，甚至把人打死，戏落幕时才后悔不迭。

我过了很多年才悟出来，人的一生总是免不了要作“事后诸葛亮”的，现在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时情，在另一个时期大家认为天经地义，或者完全相反，都是正常的，谁都一个样。

不知道我给各位讲明白了没有，还是越讲越糊涂？总而言之，反正那时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大家都名正言顺地可以不干活了，认认真真地成天吵得不亦乐乎，还把人抓去打得死来活去。对于这一切，我们统一的提法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人当时在报纸上说我们每天都在过“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事后回忆起来“过节”的感觉不容易找到，但是那场面确实可以保证是“史无前例”的。

讲过去的事情最难的是，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拿到现在来说，无法作出一个在今天的人看来是符合逻辑的解释，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就拿打倒×××的事情来说吧，平心而论，他与我们之间根本无法构成任何直接的“利益冲突”，例如财产纠纷、感情纠葛、三角债、侵权、盗版等等，而我们却非要把他“打倒”，或者非不要让人把他“打倒”，为此费了很多的精神，打得不可开交。在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问题。如果你出于某些原因改变了“观点”，你就变成了一名“叛徒”，于是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整个地就完了，大家都会瞧不起你，你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明白了吗？我如果被抓去，就必然落到这样两难的境地中：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形象固然非常好，说不定还会名垂青史，但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如果一抓去就按照“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实用主义原则，立即宣布改变“观点”，苦头肯定是不用吃了，不过，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因为一念之差，突然就变成了臭烘烘的“狗屎堆”，除非是傻瓜，是白痴，谁也不会去做这种蠢事的。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倒是为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变通的办法，使得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不需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就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危机了。例如，据说著名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就非常明智地将“走”列为上计。每每遇到这种可以“活学活用”的时侯，我总不免要对我们的老祖宗佩服得五体投地。

说走就走。我们那时所谓的“走”，说来很简单，可不是如今这样这般“时髦”，找“人蛇”帮助偷渡到国外，远走加拿大或者澳洲，我们只需走到400来公里以外的乌鲁木齐就行了，从乌鲁木齐便可以很容易地到更安全的内地。

问题是在于如何离开这四周都是茫茫戈壁的克拉玛依。那时在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之间，唯一的常规交通工具就是石油管理局开的班车，每天早上从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对开发车。乘班车除了买车票付钱以外，按规定还必须出示证明，比如说工作证、探亲证、出差证或者经某一级领导批准的事假证明之类，这就犹如那个时候下饭馆吃饭“买单”时，除了付钞票以外，还必须付粮票一样。

从“运动”开始不久，对方“组织”就控制了客运站，显然他们是不会对任何他们打算抓捕的人提供方便的，我们即使有合法证件也是无法买到车票的。采用我回来的办法，搭我们这一派司机开的货车也不行，据说一路上已经设了很多的关卡，专门盘查我们这种试图逃离克拉玛依的人。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关卡，但看过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对这种情况很容易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估计不外乎在公路上设一个可以拉起来的横杆，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伙端着枪在前面走来走去，如果有车来了便很不客气地喝令停下：“八格牙鲁，什么的干活！”

说到这里，我得把相关的自然地理背景情况作点简单的交代，因为直到现在，去过新疆的人还是不多，而新疆的自然地理与内地各省份有很大的不同。

内地人一到新疆就能感受到新疆太大了，按面积计算新疆大致相当于全国领土的六分之一。新疆同时也是最富地方特色的一个省区，区内既有雪峰冰川，又有戈壁沙漠，既有森林草原，又有绿洲良田，有的地区展现出很像西伯利亚的风貌，有的地方又很似江南水乡，自然条件和人文背景具有千姿百态的多样性。

克拉玛依位于北疆的西北角，坐落在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地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这个星球上凡是出石油的地方，自然条件大都非常恶劣，不是荒凉的大漠，就是风急浪高的汪洋大海。克拉玛依也不例外，当地属于相当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气温可高达摄氏零下40摄氏度，夏季酷热，气温可达零上40度，春秋两季非常短暂。除了年度温差很大以外，日温差也是相当大，民谣“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夏季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是太阳辐射强度相当高，在太阳地里很难受，但只要找到一块阴凉处，太阳不能直射，人就会感到很舒服。此外，当地风沙很大，春秋两季八九级的大风是家常便饭，风力最大超过12级。年平均降雨量为105毫米，但蒸发量大于3 000毫米，气候非常干燥，自然条件很恶劣，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没有草，没有水，鸟儿也不飞。”

克拉玛依的大风有一个特点，每次刮12个小时，要不停息地刮够12小时，12小时一到，立马风平浪静，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大风过后的克拉玛依特别干净，街道上没有任何垃圾，我们在克拉玛依从来不用蚊帐，可能蚊子早就被大风刮到蒙古去了。

20世纪50年代，这里发现了油田，于是就来了第一批居民，起初是搭起了帐篷，后来盖起了房屋，再后来就有了戈壁滩上的克拉玛依市。哈萨克语的克拉玛依就是“黑油”的意思。因此，与其说克拉玛依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大矿区和矿区的生活区更贴切一些，整个城市除了石油工人以外就是为石油工人服务的人，产业结构的单一性，造成了这个城市社会结构的高度单一性。

“文革”结束以后，好像是恍然大悟了似的，人们抛弃了延续多年的“先生产后生活”的模式，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便将原来的“干打垒”建筑全部推倒，在原址重新建设了一个楼房林立的新克拉玛依，后来又引水修河、种花栽树，老百姓生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不知道是引水的原因，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或者是这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2009年我们重返克拉玛依时，发现当地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当年好多了，风小了，也少了。

那时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那时只有一条公路，分为两段，第一段从克拉玛依向南的克独公路，沿准噶尔盆地的南缘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的师部所在地奎屯，总长为150公里，其中靠克拉玛依的近一半的路程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这段路是新疆石油管理局修的，按国家统一编号为国道217线。从奎屯路口向东拐，就上了乌伊公路(乌鲁木齐至伊犁，是从上海到霍尔果斯的最长的国道324线的一段)，这一段长约250公里，与天山山脉的走向大体一致，经过的县市有奎屯、沙湾、石河子、玛纳斯、呼图壁、昌吉、乌鲁木齐等地，沿线是新疆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沿途除个别地段外，一路都有人烟。乌鲁木齐既是新疆的首府，也是新疆差不多唯一的对外交通的起点，而新疆与内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主要是火车，航空和公路运输占的比例很小，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说起戈壁滩，很多人以为戈壁滩就是沙漠，其实这是个误会，戈壁滩在地貌学上叫作砾漠。从内蒙古到里海边的欧亚大陆腹部，连绵数千公里，是地球表面上最大的砾漠(戈壁滩)分布地带。典型的戈壁滩土质结构为砾石、黏土和沙的混合物，由于雨水的冲刷作用，往往在地表上表现为很浅的一层深色砾石。砾石很坚硬，粒度大小也比较适中，在克拉玛依普遍就地取材用做混凝土的粗骨料，建筑单位需要时就开上一部汽车到戈壁滩上，几个人用铁锨把表面的砾石划拉划拉，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收集一车石子。过上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打，大自然又在地表面铺上了新的砾石，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戈壁滩由于干旱少雨、气候严酷，导致地表植物低矮稀疏，种属也少，主要是红柳和索索一类的耐旱植物。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动物也很少，据说早年这一带有狼，现在已经绝迹，只看到过远远疾驰而过的黄羊，此外就是老鼠和蜥蜴。我后来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发现影片中的火星表面的地貌，与我们那地方的戈壁滩很相似。

当天经过十分认真的讨论，“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是我只有用步行的方式穿过一大片戈壁，走到150公里以外的奎屯市。那里有一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校，那所农校里我们这“一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并且愿意为来自克拉玛依的“战友”提供帮助，听说已经有人用这种方式逃到了乌鲁木齐。至于需要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走完的这段150多公里路程，大家一致认为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因为革命先辈在长征中曾经一次性地步行了二万五千里，我的一位“战友”当即计算出这段路程只相当于长征的八十分之一。

大家还提出，我应当在每天晚间行路，白天休息，并不是“我军擅长夜战”，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安全，另外也避开了白天在烈日下赶路的酷热，这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好主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长途旅行多少都有些让人不放心，因此还必须给我找到合适的旅伴。除此之外，还要准备几天的干粮，尤其是饮用水，可能水是今后要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这时我马上想起了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过的八路军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情景，不考虑时空背景的差异，仅从行动分类来看，我们正在秘密策划的行动，和当年八路军的行动可以列为同一类，因此我觉得很刺激，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冒险的冲动，巴不得立即就踏上征程。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隐隐约约意识到，我得为自己的缺乏先见之明的行为付出代价了，其后果十分难以预料，很可能非常糟糕，我今后将会吃许多苦头，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大家在讨论各种具体问题时，都非常认真，好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人责备我，也没有人抱怨。我无可奈何，很狼狈，同时也为我给大家额外增添的麻烦感到很不安，有点像一个闯了祸的小孩。

天黑以后，我被两个人领到了油田机械厂居民区，到了一个我们这一“派”的工人家。离开“反修馆”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约好了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对办法，甚至还稍稍化了一下妆，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有点紧张，也有一点很新奇的神秘的感觉。不过在这段路程中，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叫人多少有些扫兴。我们在这位工人的家里简单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又交换了一番对“革命形势”发展的看法，搞得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

大约在夜里12点左右，我的两个旅伴来了，他们和我一样面临着相当大的潜在危险，所以才选择了这样一种很不舒适的旅行方式。一个是谢宗安，也是研究所半工半读学校的，又是成都老乡，平日里就很熟悉。另一位是克拉玛依炼油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张剑秋，以前不认识。他来自川南一带，“文革”结束后干得很不错，是克拉玛依炼油厂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度和李广第共事，曾经与广第谈起过我们这段冒险经历。

有人给我们每人提供了一个当年最时髦的草绿色小挎包，里面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号水壶，几个馕在一种砌在地面上、呈半球形的特殊的炉子里，用索索柴燃烧后的余热烤制成的面饼，直径一般都在30～40厘米左右，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主食，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也很喜欢这种食品。，还有几块硬糖。机械厂半工半读学校来了几个人，又是一番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的行动方式，将我们三个逃亡者绕道从冷冻厂外面送出了克拉玛依。

到了戈壁滩上，前面是漆黑一片的荒野，身后万家灯火的克拉玛依，给人宛若梦幻般的感觉。我们三个逃亡者和送我们的朋友们一一握手，互道保重，祈祷逃亡成功，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般的悲壮。

三

按照出发前拟定的计划，我们将用四五天左右的时间走到奎屯，即每天要行走三十至四十公里。我们谁都没有长途步行的经验，这个数据的得来是因为有人提出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平均每天都超过了五十公里，他们还是负重行军，后有追兵，前有阻击，又要翻山越岭，路况极差。相比之下我们的条件就好多了，因此从各方面来分析比较论证，我们这个计划都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在整个路程中，最困难的是最初的七十多公里，都是一望无边的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过了这一段就进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区，我们就有可能补充水和干粮。兵团与地方的“文革”联系不是很紧密，如果遇到盘查，我们约好绝不暴露真实身份，而是装扮成“盲流”对所有不是因正常调动、毕业分配、部队转业或经上级批准来新疆的人员的统称，这一类人在新疆各地各部门都很多，为新疆的建设出力不小。听说有些地区和单位“落实政策”后，现已改称其为“自行来疆人员”。，预料安全上问题不大。

我们离开克拉玛依后，避开“九公里”克拉玛依和独山子两个石油城镇均为当年苏联专家选点，都离开主要公路九公里，我曾经问过许多老同志其原因仍不得而知，从大公路进克拉玛依和独山子的路口地区都称为“九公里”。当时这两个“九公里”都设有检查站，用于给循规蹈矩正常出入的人增添麻烦。，向东南方向斜插，很快就走上了克独公路，这样走主要是为了防止走错方向，另外也是考虑到走大路有助于提高行走速度。

踏上公路后，我们的情绪都很高，很快地大家就发现了新疆夏日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气候凉爽，空气清新，四周万籁俱静，头上繁星满天，在这种环境中徒步旅行，简直是一种享受，不知道在这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

我们那时都没有手表这种奢侈品，掌握时间的方式回归到了远古时代，也就是采用天文学的方式。只觉得走了不多一会，东方开始出现了鱼肚白，接着，很快天就亮了，橙黄色的太阳轻轻地弹跳了一下便离开了地平线，刚离开地平线的太阳比头顶上的要大得多，并且马上就变得光芒万丈，非常刺眼。在我们的前方，克独输油管线的二泵站的厂房已经依稀可见，算起来我们只走了十来公里，第一天的行程计划没有完成。

我们迅速地离开了公路，在一个小山丘下找到了一个很深的庇荫的凹槽，这种凹槽地貌学称之为雅丹，属于风蚀地貌，克拉玛依北面有一个人称“魔鬼城”的地方，地形千奇百怪狰狞恐怖，其实就是这种地貌集中所构成的。我们发现的这个凹槽很大，其面积供我们三个人休息睡觉而绰绰有余。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卧具，和衣躺在地上，仍然很快就睡着了。

中午时分我被热醒了，我发现他们两个人早已经醒了，都坐在地上观看眼前的风景。辽阔广袤的准噶尔盆地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看不到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出奇的宁静，出奇的肃穆。阳光下的戈壁滩明亮得刺眼，地面上笼罩着一层飘飘浮浮慢慢升腾的气浪，龙卷风此起彼伏，不时地将一股黄沙卷入蓝天。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写道：“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有的书上被误传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前几年学术界还关在屋子里，将到底是“黄沙”还是“黄河”，作为一桩“公案”争论了一阵子，其实只要亲自到西北地区实地考察一番，自然就很清楚了。

虽然太阳不能直接照到我们，但四周滚烫的热空气一阵一阵地袭来，人就像是在被烤炉烘烤一样。虽然酷热难熬，但我们身上都没有一丁点汗水，周围空气的湿度接近为零，汗水一排出就蒸发光了。我们知道此时此地水对我们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互相提醒要有所克制，但是极度的口渴实在无法抵挡，到了下午，我们带的打算用三天的水还是大大超前地喝完了，每个人的嘴唇上都起了一层白色的壳，很难受。

天黑以后，我们又沿着克独公路继续前进。走了不久，发现路旁有一户孤零零的人家，可能是道班工人。我们上前去敲门讨水，结果遭到很不友好的接待，里面的人厉声回答说没有水，并且连门也不开。我们用了最柔和的语言力图表明我们绝对都是好人，非常可怜地恳求这家人，仅仅是要一点点水而已，甚至还准备为此支付合理的费用。我们的柔性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里面的人很快就开始不耐烦了，极不客气地扬言说他们有枪，如果我们再不马上离开，他们就要开枪了，紧接着里面响起了一阵很像是操家伙的声音。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就知道再哀求下去也没用了。也难怪，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阶级斗争复杂得很”。

我们非常失望地打算离开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家人后边还有一间小房子，设法弄开了这间小房子的门以后，我们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就是水窖老百姓用于储存生活用水的设施，一般是在地下挖一个大的池子，内壁铺砖，或抹水泥砂浆。水从外面用汽车拉来，或收集雨水。那种水的水质从来不存在达标的问题，因为没有关于这种水的水质标准。！我们兴奋地高呼了一阵“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然后就毫不客气地用水窖里的未经消毒处理的凉水将自己的肚子灌得胀胀的，再将水壶都装满。

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水的“味道好极了”。

若干年后，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在有生之年也和大家一样喝到了各种品牌的矿泉水、纯净水、冰川水、太空水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软饮料，其中还有从国外进口的世界名牌饮料，说实话，要论味道的话，和那天晚上喝的水窖里的水都是没办法比的。

临走时，我郑重地提出应当该像当年的老红军通常采用的方式，给主人留下一点钱，并且附上一张字条表示我们对不得不打搅了老百姓的歉意。但我这个提议没有被大家采纳，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宽裕，非常需要“节约闹革命”，并且还要急于赶路，最后只是在院子里用“革命现代样板戏”的腔调向他们高声道了一个谢：“老乡，谢谢你们啦。”

我们在戈壁滩上迎来了第二个白天，需要找地方休息的时候，可没有头天那样幸运了，周围一马平川，没有山丘，没有树，没有任何可以遮阴的东西，耀眼的阳光下，到处明晃晃的一片。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们每人选择了一棵大一点的“索索”，蜷坐在它的旁边，指望它能提供一点阴凉，但根本无济于事，这种戈壁滩上特有的植物叶片特小，树荫非常稀疏，还长了很多的刺，让人无法靠近。

三十多年来，每当我想起戈壁滩上的那一天，满身都会有一种像被烧烤了一样的灼热感觉。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的太阳，那天怎么就那样毒，火辣辣的，就像放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个大火炉，火苗无情地烤着大地，也无情地烤着我们三个不幸的逃亡者。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都发烫、发红。我们不停地喝水，仍然很渴，水很快就喝完了。这时太阳还未当顶，最多是当地时间十点左右，我毫不怀疑，到不了晚上，我们三个人都会被烤干。最难受的是头昏脑涨，即使是闭上双眼，也看到金星不停地乱蹦，快要虚脱了的感觉笼罩着每一个人。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不可能这样坚持下去了，我们面临的是人类生理极限的考验，最终的赢家只能是大自然。我们一致认为，与其这样下去等死，倒不如被对方“革命群众组织”捉去好了，求生的意识战胜了一切，我们决定向大自然妥协。

前方离我们约一公里外有一个叫作“前山涝坝”的地方，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那里的房舍，这是当时克独公路中部一个很有名的食宿点，现在早已经废弃了，老一点的驾驶员可能还有些印象。那里可以为我们提供免遭太阳暴晒的阴凉，可以补充我们急需的水分。但是，我们早就听说，那里是对方“革命群众组织”重要的设卡点。只要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意味我们将把自己交给那些已经等候我们多时的人，然后我们就会被押解回到我们前天才不辞艰辛逃离了的克拉玛依。

毫无疑问，这个前景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它将正式宣告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出逃行动彻底失败，我们每个人还要做好皮肉之苦的准备。别无选择，我们实在不能坚持下去了，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山涝坝”走去，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这就是走向刑场。

多年以后，发生了引起了全国关注的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戈壁滩罗布泊失踪的事件，有的新闻媒介作了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分析和猜测，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央情报局也凑进去一阵乱搅和，我读到有关报道后忍不住苦笑。我深信，只有在那样严酷的生存条件下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体会到在大自然的煎烤下，人的生存能力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令人后怕的是，如果我们那天离开“前山涝坝”的距离很远，当我们意识到并决定必须改变生存环境时，恐怕已经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了，再过一会人的神智就会错乱，出现幻觉，接着就会休克，如果没有及时被人发现，那就完了，这是必然的。谁要是不相信，也不要去试一试，确实太可怕了，那是玩儿命。

四

我们提心吊胆地一步一步地向着“前山涝坝”走去，准备着随时都可能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大喝一声，跳出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伙，命令我们举起手来。奇怪的是我们一直进了“前山涝坝”的大院，都没有遇到“欢迎”我们的人。院子里停了几部汽车，从车门上的标志可以知道它们大多数都属于石油局运输处的，但一个人也没有，连看家狗都不知躲到哪个阴凉的地方去了，气氛宁静地很可疑。

不过，这对我们这些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的人来说，显然是算不了什么。我们很快地商量了一下，既然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大摇大摆地到到饭馆喝水吃饭去好了。没想到的是，一进饭馆就看到了运输处七队的司机老曹，他是我们这一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我和他仅有一面之交，但谢宗安和他却是很熟。他在这里看到我们时的惊讶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见到他的时惊讶程度。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大大方方地招呼我们一道吃饭。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低声地互相交换了情况，这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竟然没有设关卡，更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老曹的车正好是去乌鲁木齐方向，而且是空车没有别的人。对我们来说，世界上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我们无疑也成了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了。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允许我们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欣喜。

我们匆匆忙忙吃完了饭，喝足了水，赶紧就跟老曹走了。为了安全，老曹让我们三个人都不要坐在驾驶室，并且还要平躺在车厢板上，总之，要表现出像刚才一样是部空车，一定不能让人发现车上带了人。

相当于我们需要走两三天的路程，汽车只用了几十分钟，我们对此感慨很多：“机械化部队的行军速度就是比步兵快。”

到了奎屯路口，老曹把车停下来，很抱歉地说：“前面肯定是有关卡的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找奎屯去找农校的‘战友’帮忙吧。”临分手时，他顺便说了一下，如果在奎屯实在找不到车，可以到独山子“九公里”管理站找一位老张，“他也是我们一派的，为人很热心，你们只要说我的名字，他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我们已经是非常知足了，原本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走到奎屯，现在已经非常幸运，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我们向老曹千谢万谢一番后，便以十分轻松愉快的心情向奎屯农校走去。

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想想吧，只不过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那个仅次于火星表面的鬼地方受罪，甚至都准备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了，感谢上帝及时派来了一个老曹，在关键的时候把我们救了出来。现在我们这帮“幸运儿”已经实实在在地走在奎屯的街上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到达乌鲁木齐，那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安全，意味着自由。

奎屯农校我们都没有来过，但出发前有人告诉了我们大致的方向。和当时所有的学校一样，这里也分成了两派，和克拉玛依不一样的是，与我们相同“观点”的一派力量比较大。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院子外面发现了一条与我们相同“观点”的标语“打倒×××”，我们正在商量如何采取下一步时，里面走出来了一个套着红布袖章的“红卫兵”。他主动与我们打了个招呼：“你们找谁呀？”我们反问他：“你是奎屯农校的吗？”他回答：“是啊！”“你是哪一个组织的？”他回答：“是××××的。”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扯开嗓门朝里面叫了一声：“快来迎接客人啊！”

我们一进院子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怎么里面所有的标语和旗帜都是我们对立一派的？

完了！来不及了。这帮小坏蛋！

你瞧，就这样简单，这样迅速，还不到一分钟，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送到了别人手中了。我顿时感到从头凉到了脚，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们这一瞬间遭遇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讲确实相当于从天堂突然掉到地狱。

我们刚刚还是那样的幸运和幸福，老天啊，你开的什么玩笑？

没有人打我们，甚至连推我们一下这样的肢体接触都没有。等待我们的是好一顿无情的奚落和嘲笑，特别是那个把我们骗进来的那个家伙，笑得最开心、最得意，真是非常非常可恶。直到现在，我一想起那张卑劣的脸就恶心。我们虽然恨不得唾他一脸才好，但那时却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老老实实地忍耐着，非常真切地体会了一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

虽然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一切没什么好笑的，甚至认为很无聊。但人家根本就不这样看，农校这帮浑小子似乎觉得蛮有意思，因此并不急于发落我们。整个下午不断有人进屋来看我们，来人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那情形就像是在观赏三个活生生的傻瓜标本似的。

有什么好看的？我们没有商量，不约而同地都采取了紧绷着脸一言不发的态度，表情十分严肃庄重。道理非常简单，不管换了谁，在那样的场合，落到那个地步，都是没得什么好讲的。

那情形至今我都忘不掉，这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最不幸，同时又是最丢人的一件事。这件事多少年来我都不会对别人讲，因为我一直都给人一种蛮聪明的印象，如果把这件倒霉的事情讲出去肯定会影响到个人形象。

有时回忆起这些过去的事情，经常会感慨还是现在社会进化了，如果这档子事放在现在，交点“罚款”不就走人了吗？那个时候，没门。

五

按照“归口”的原则，黄昏时分我们被“护送”到了不远处的克独输油管线的六泵站。这个泵站属于新疆石油管理局输油大队(后改为输油处)，因此，我们和六泵站是一个单位的，或者说是一个“系统”的。到了六泵站后，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身份通过内部专线电话，很快就得到了核实，并且通知我们，明天一早，我们就会被送回克拉玛依，而且不会遇到来时那样的麻烦了，因为我们将享受直达“专车”的待遇。

客观地说，我们在六泵站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不但没有挨打，还吃了一顿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丰盛的免费晚餐。很可惜那天晚上我们的食欲都不大好。吃饭的时候，一个名叫巴拉提的六泵站工人，没有受到邀请就守在我们旁边陪我们用餐，他喋喋不休地数落我们，说我们如何的不应该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蒙蔽，如何的自讨苦吃，居然还说出什么“沙朗窝克夏西”维语“像傻瓜一样”，较长期在新疆生活居住的汉族人大都能听懂这句维语和其他的常用骂人的维语。之类的很无礼的话，使得我们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食欲自然更没有了。像这样不能善解人意的人，真是少见。由于这顿饭没有吃得太饱，我们在后来的两天里一直耿耿于怀，想起来就把巴拉提臭骂一顿。

与提供的伙食相比，晚上的住宿条件就要差得多了，没有稍微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没有办理任何住宿登记手续，他们就把我们三个人推进机房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了。房间面积大小都是其次，问题是里面只有一张床，没有什么卧具，只有一张破毛毡，更不要说什么卫浴设施了，无法理解他们这些人是按什么标准考虑的，我们三个大小伙子怎么能休息好。更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是我们一进去，门就从外面“砰”的一声很不客气地被锁上了，巴拉提在外面走来走去地专门负责“保卫”我们。

真是倒霉透了，今天怎么尽遇到些既不懂礼貌，又没有法制观念的家伙。

从克拉玛依到独山子的输油管线，是中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在全长150公里的管线中，均匀地设了若干泵站，包括首站一共六个。名叫“六泵站”这个地方，就是第六个，也是末端一个泵站。每一个泵站都安装了好几台由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的大型输油泵，另外还有在冬季用于为石油加热以降低黏度的大型加热炉，泵站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管道输送原油的过程中，不断地为原油的流动降低黏度和补充动力。

用于接待我们的房间是和机房连在一起的耳房，是一间很结实的红砖房，高高的天棚，平平的水泥地面。一般情况下，这种房间都是作为生产辅助用房，放点工具设备，或者用来作些简单的加工和修理。我们这三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看来给泵站添了不少额外的麻烦，以至于把这种工业用房都腾出来作接待。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气一下子就“顺”了许多，甚至拿不准临走时是否应当向六泵站方面多少表示一点歉意。

房间里很奇怪的没有灯，在一个现代工业企业里，这是相当少见的，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感到需要一盏灯。权威的研究报告表明，黑暗的环境比明亮的环境更有助于人的休息，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诉的问题。无须很精确的计算都可以知道，这几天来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

问题是，虽然环境很适合休息，然而我们谁都没有睡意。

在黑暗中，我们都没有讲话，我那天晚上前半夜到底想了些，现在确实回忆不起来了，因此无法给读者作一个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绝对产生不了思想家。因为那时的思想非常乱，那一天中天上地下般的迅速而剧烈变化的经历，强烈的时空错乱造成了我们对当时整个场景的真实性都一时无法给予明确的肯定。

到了后半夜，我的思想开始比较清楚了一点，做了如下一个推论：从我们享受的接待方式，我能断定我们是被监禁了起来，就像囚犯似的，——但我们没有作任何坏事，没有犯罪，——因此，我们之被监禁，是坏蛋关好人，和革命志士被监禁属于同样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惯例，我们应当开展监狱斗争，——绝食，不成，我们已经吃过饭了，——唱《国际歌》，呼革命口号，天太晚了，没有人听，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明天可以考虑，——越狱。

对了！怎么早一点没想到，我们现在应当做的理所当然的就是这个事，我们读过的很多经典革命故事里都有这样的情节。

想到这一点令人非常激动，但一看到这房子的结构就叫人丧气，新疆由于气候的原因，保温要求的墙厚大大超过了力学计算的墙厚，挖洞掏墙之类的常规“越狱”方式根本就不适用。我不死心，站起来沿着墙壁用手到处摸索，摸了好长时间后发现后墙上有一个高窗，站在床上可以够着，这个窗户上面钉着毛毡，试了一试，居然很容易就将毛毡撕下来了，而且没有费什么事将窗户也打开了。小小的窗洞勉强可以钻过一个人，谢宗安第一个先从窗户跳出去，张剑秋第二，我是最后一个。曾经从一本上看到过，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爆发出相当于平常五倍的力气，不知道是否有科学依据，但那天我引体向上爬到的高度，平时确实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落地以后，很快找到了张剑秋，但谢宗安却怎么也找不到，连负责“警卫”的巴拉提也不见踪影。我们压着嗓子分头叫了好一会，谢宗安没有回音，只好两个人结伴逃命了。

“越狱”前我们曾经分析研究了逃跑的路线，六泵站所在的位置，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向北是去克拉玛依和阿尔泰，就是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向东则是我们这次计划的最终出逃的方向，经沙湾、石河子、玛纳斯去乌鲁木齐，我们估计，发现我们逃跑以后，对方在这条路肯定会重兵把守，不能贸然再自投罗网。向南在奎屯路口过乌伊公路，再走九公里可到一个叫作独山子的地方，那里在行政区划上属克拉玛依市，是克拉玛依市的一块飞地，早年也是一个油田，现在资源枯竭了，只剩下了一个炼油厂，克独输油管线的油就是输到那里去的。这个地方后来与我关系非同一般，我娶的太太就是这里的人，她们一大家子都生活在这里，老爷子在独山子运输站当技师，又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非常可惜我当时对此一点都不知道。考虑到独山子是我们一个系统的，我们逃走的消息，六泵站很可能会向他们通报，因此当时这个方向我们分析认为也充满了危险，不能向这个方向跑。

排除了其他三个方向，我们唯一可逃生的方向就是向西了，向西约二十来公里，有一座属于地方的县城叫乌苏，这是北疆地区的一个农业县，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去乌苏是背道而驰，我们如果朝这个方向逃，对方肯定是想不到的，正如孙子兵法所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成功把握自然是很大。

当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我们三位都很满意，很显然这就是读书多的好处。

按计划好的线路，我和张剑秋辨别了一下方向，迅速跨过克独公路，穿过兵团的林带和条田，向着无边的原野一阵狂奔。不知道跑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跑了多远，太阳从身后地平线上升起，我们气喘吁吁，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毫无疑问，我已经创造了我一生中越野跑的最长距离的记录。四周没有房舍，没有人影，没有炊烟，只是在南边隐隐约约能看见有汽车行驶，那里应该是乌伊公路，大体上可以判明我们逃跑的方向和计划一致，没有错，也表明我们已经初步脱离了危险。

这个地区和我们头一天所在的戈壁滩不一样，这里年降雨量高于克拉玛依，植被较好，属于天山北麓牧场，是哈萨克牧民的“冬窝子”，每到秋天，牧民们就会从天山深处的夏牧场赶着牛羊下来，转场到这里过冬。

在太阳烤人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半地下室式的地窖，这是一个供牛羊渡过严冬的地方，面积很大，至少有一二百平方米，室内高度不到两米，上面盖着苇把和厚厚的泥土，中间开了一个大大方孔的天窗。我们钻进去发现里面很凉爽，有一股淡淡的干草味和羊粪味，在一个角落里，堆着许多干草。在我们的眼里这哪里是干草，简直就是“席梦思”，我们倒在草堆上，不到两分钟便沉入了深深的梦乡。

六

张剑秋先醒来，他叫醒了我，我们一道走出地窖，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下面，大概是傍晚七八点钟了，真是睡了一个好觉。

走到外面，这才发现这个地方的景色美极了，一望无际的原野洒落着星星点点的野花，以蓝天为背景的白雪皑皑的天山透出肃穆的圣洁，蓝宝石般的天空既辽阔深邃，又离我们很近，天地之间只有我们，但我们又显得那样渺小，此时人世间的荣辱得失、个人的悲欢进退，一下子都使人觉得非常微不足道。

我们就这样在草地上站了好长时间，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差不多24小时没有吃饭了，也没有喝水，肚子有些饿。从六泵站逃走时太慌张了，我们的小包都没有带上，除了身上穿的以外，我们一无所有。在地窖里和外面四周细细地找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我们只好非常失望地躺在草堆上，找些不着边际的话随便聊聊，不一会居然又睡着了。

这次是我先醒来，天窗里射进一股微弱的光线，天快要亮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强烈的饥饿，我童年时我经常挨饿，虽然十来年没有这样饿过了，但长时间饥饿形成的适应能力似乎并没有丧失，我感到头脑很清醒，体力似乎也不算差。我叫醒了张剑秋，对他说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必须找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填饱肚子，如果我们一直等在这里，只有到秋天才会有哈萨来，那时我们恐怕都成木乃伊了。

张剑秋半睡半醒地就跟我走了，走了好一会他才问我：“我们这是到哪里去？”我说：“老曹临分手时不是告诉我们，没办法时可以去找独山子“九公里”检查站的老张吗？现在只有去碰一碰运气了。”情况是明摆着的，这里离乌苏县可能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体力顶着太阳走完这段路程，现在只有不按孙子兵法行事了。

赶到“九公里”时，大约是早上九点多钟，检查站只有几幢孤零零的平房，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老张。老张其实并不老，年龄大概三十来岁，面善，非常朴实，一讲话先露出可亲的微笑。可以肯定，老张见到我们这两个蓬头垢面的人时非常吃惊，我们可能和逃犯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一说是从克拉玛依来的，他马上就问我们：“你们不是三个人吗？”原来老曹已经给他讲过我们了。

老曹啊，谢谢你了！

我们正在洗脸的时候，从里屋出来了一位女同志，她端来了一钢精锅的米饭，很麻利地摆好两副碗筷，还有一盘香气直入人肺腑的韭菜肉丝。我们没有客气，也没有讲多余的话，风卷残云般地把饭菜吃了个干干净净。老张依然是笑眯眯地问我们够不够，我们赶紧非常难为情地回答够了，这一锅饭肯定是他们准备吃一天的，让我们一顿就扫光了，怎么还好意思说不够。我们身上带了一点钱和粮票，准备给老张留下些，他说啥也不肯。

吃完饭不多一会，老张就给我们安排了一部去乌鲁木齐的卡车，我们在驾驶室里向老张挥了挥手，最后看了一眼他那张永远令人难忘的微笑脸庞，车就开走了。

在路上驾驶员问我们老张是我们的什么人，我回答是亲戚，说完眼圈就红了。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平安顺利地到达乌鲁木齐，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我刚离开没几天的明园。

七

谢宗安比我们晚五六天也到了乌鲁木齐。他从六泵站逃出来以后，不知怎么的搞错了方向，几经周折到了沙湾县，却糊里糊涂地被当作“盲流”给抓了起来。“收容”期间享受“公费”待遇，吃住都不花钱，不过据他说条件很差，不卫生，伙食标准很低，量又少。更糟糕的是不能白吃饭，每天还必须操练，领队的一声口令“齐步走”，“盲流”们就一边开步走一边齐声高呼：“坦白从宽！”如果口令是“向后转”，盲流们则应该在向右转的同时呼：“抗拒从严！”“向左转”，呼“将功赎罪”等等之类，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但“盲流”们时常搞错，不是搞错了方向就是呼错了口号，说是非常热闹。他后来因“表现”好，争取到了参加外出劳动的资格。结果他竟然“辜负”了领导的信任，找了一个空子便逃之夭夭。然后又费了不少的周折才辗转到达乌鲁木齐。

谢宗安说起这段经历总是绘声绘色，据他说和“盲流”们一起生活了几天，发现“盲流”们的世界也是同样的精彩，和他们在一起也可以增长很多见识，比如说天山上哪里能挖到药材，哪里能淘到金子。

一年以后我回到克拉玛依，见到吴文媛时，她说我们被关在六泵站时，她和许多输油大队半工半读学生正在公路对面兵团的一个值班连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中的特殊连队，编制较全，配备武器，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突然袭击和应付突发事件。，得到我们被抓的情报后，他们已准备来“劫狱”，后来又听说我们逃走了，才撤销了计划。

我曾经看过《水浒传》一类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刑场劫人的场面非常惊险过瘾，更何况是“美人救英雄”，想想吧，要多酷就有多酷！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可以体验到的机会就这样稀里糊涂被错过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会，今后似乎也不大可能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越狱了，待在那黑房子里等着吴文媛把我救出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不会因此改写，但我的个人历史肯定要比现在更酷。

我心中始终存在的一个谜团，也是吴文媛给解开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关在六泵站那间屋子里时，明明看到巴拉提拿着大棒子在外面当看守，但我们跳窗出来后，屋外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才得以顺利地逃亡。

原来巴拉提把我们关进去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搭一辆便车回了乌苏老家，乌苏与六泵站之间只有二十多公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几天后他回到站里，对我们的出逃浑然不知，领导严厉地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擅离职守。他马上申辩说根本不是这样的，他请过了假，领导让他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问他给谁请的，他说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的。领导一听越发更糊涂了，问他如何向毛主席请的假，他说在早请示晚汇报时请的。

据他说他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忠诚战士巴拉提家里吗，一点点困难有了，我吗要请假回乌苏抓革命促生产。”

领导一听就火了，心想你这个鬼东西瞎扯些什么，但按住没有发火，继续问他：“毛主席准了你的假了吗？”

巴拉提说：“准了。”

领导越发奇怪了：“毛主席会准你的假？”

巴拉提说：“怎么不会？‘画张子’西北地区俚语：画片。上的毛主席笑眯眯地伸出五指给我挥手，批了我五天假。”

于是他就回乌苏去了五天。

若干年后，我在油田设计院工作时，为输油处的北三台油库作了一个较有特色的员工宿舍设计，颇得好评，他们的领导为了表示谢意就请我去吃饭。在酒桌上我提起当年还曾经被他们单位囚禁过的往事，他们连声道“误会，误会”，那情景就像梁山泊英雄好汉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叫作“不打不成相识”，彼此都“恨相识太晚”。有一位副处长当时是六泵站的一名工人，他知道这件事，他说：“那天发现你们跑了后，我们好几天都很担心，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不好交代了。”说是某副站长还为这次“失职”写了检讨。

老曹后来到我们宿舍来过，我们要感谢他，他很平淡地说没什么。

老张我们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过，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飘零何处，我永远忘不了他。如果有人知道他或者他家里人的消息，若是能告诉我，定当重谢。

我一生中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真挚无私的帮助和关爱，他们有些是我的亲人，有的是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有的就像老张那样只是萍水相逢、一面之交，此恩此德虽涌泉不足相报。

2006、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