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人是“单位”的人，人生轨道由“组织”安排。

1993年春节后我随团出差到厦门，遇到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想让我留在厦门，代表央企一方主持一个开发建设项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轨，我考虑再三，经过了多次反复，最终留在了厦门，实现了人生又一次重大变轨，也改变了我的家人之后的生活轨迹。

在厦门工作期间，新加坡的李肆忠先生担任了我们项目的海外销售代理，工作中联系很多，后来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那时他的叔叔李文财先生和一帮新加坡朋友在厦门的同安投资了银宝饲料厂，这家工厂的设备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曾经一度效益不错。文财的儿子从英国读完MBA回来后，文财把他安排到了同安打理银宝厂。没有想到儿子娶了一位同安美女以后，带上新婚妻子留在了新加坡，说啥也不回银宝工作了，文财只得将新加坡的事业暂时搁下亲自来管理同安的工厂。

与文财很熟了后，大约是在1995年的一天，我们好几个人同乘一辆车出行，他在车上对我讲，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对我的为人和能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提出让我去管理银宝饲料厂的邀请，并且开出了绝对能够让人心动的薪酬待遇。我稍微考虑了一下，然后对他们表示了真诚的感谢。我告诉他们，我现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我现在是受国家之托在管理一个投资较大的项目，无论面临多优厚的条件，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只有一个选择，必须善始善终将项目做完。

新加坡朋友听了我的回答后稍稍有些意外，过了一会文财很感慨地说：“在我们新加坡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如果去私营企业工作会获得很高的薪酬，但他们选择了工资较低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新加坡的今天富裕和繁荣。中国有你们这一批人，今后经济的起飞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文财先生高抬了，我哪有那样的境界，哪能起那样的作用，多半是怕背上一生的骂名而已。我很遗憾地放弃了一个变轨的机遇，但新加坡朋友的话很受用。

后来新加坡的罗先生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性格极鲜明的人，早年吃了很多苦，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商赚了很多钱，现在已经“收山”了。我几次去新加坡罗先生都邀请我住他的独立式别墅，有一次去新加坡时，他连续四天邀请我去了四家“泰国鱼翅村”吃鱼翅。在第四家时，我很纳闷地问他，新加坡有几家“泰国鱼翅村”。他笑了，要我很客观地讲讲这种鱼翅好不好吃，我说这样的好东西当然好吃。他再问我：“中国人，厦门人会喜欢吃这东西吗？”我说不好回答：“如果价格合适，可能会有人吃。”

罗先生讲出了他的计划，他打算投资大约3000万元人民币，在厦门建一家高档的“泰国鱼翅村”，大厨由他从国外请，主要食材由他从国外进，但要我承担为他经营管理餐厅的责任，为此他将为我提供一笔非常优厚的薪酬。可能怕我不相信吧，罗先生当我的面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了几张金额都是数百万美金的存单让我看。

事情很突然，很刺激，符合我追求新挑战的性格。但我激动片刻后就冷了下来。那时我在厦门做的项目早已经完成，但人在厦门几年，工资没有涨，职务和职称的晋升都被“组织”遗忘了，回原单位已经没有“位置”了，只有提前退休的一条出路。让人沮丧的是，当时没有工作做，但“组织”又不批准“退休”，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很想找点事情来做。但从我来考虑，未来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是我未来的安全网和救生圈。我对罗先生表示了感谢，讲了我不敢“下海”的顾虑。罗先生不以为然，有劝我，但没有勉强我。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没有好意思告诉罗先生，我怕他笑话我。我很清楚餐饮业属于服务行业，入了这个行便丧失了自己的正常休息时间了，越是公众休息的日子反而工作更忙。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我缺乏这个献身服务业的思想基础，吃不了这个苦。钱是罗先生投的，如果生意做赔了，我如何对他交代。

罗先生的厦门“泰国鱼翅村”投资计划最后没有实现。1998年我们全家到新加坡度假，罗先生把我们接到他家别墅去住，他对我太太说：“李林没有魄力，我都敢出钱，他不敢辞职。”

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