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们家的鸡我已经摔死了。我们姓方的从此和斗鸡绝了来往。说吧，你这斗鸡怎么办？”

已经算不出来姥爷喂的是第几十几茬鸡。这茬他喂了七只，送了南派的鸡徒弟子六只。留下的这只，是紫色公鸡，大个小头，毛羽极纯，斗口也很好。问题是试斗了两次，精神上极易屈服。

紫鸡从门外进来，站在门楼下，迷惑地看着方红光。

姥爷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东京的动荡，对他多有磨砺。他看了看鸡，又看了看方红光们，立马表现出一脸老人的和善。

“有话屋里说嘛……站着干啥，屋里坐。刚才我还见了你爸爸。”

“我已经没有爸爸啦……你说你的鸡子咋办吧！”

“不叫喂？”

“你还是国家退休干部呢，斗鸡是吃喝玩乐的典型表现，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典型代表，能喂不能喂你还不清楚！”

“资产阶级腐朽”对姥爷来说是一句天文。

但问题很清楚，鸡是不能喂了，或不能公开喂了。

春秋时期，季郈爱鸡，鸡就昌盛；汉末三国时，魏明帝曹睿喜斗鸡，在邺都筑了斗鸡台，全国斗鸡风行；唐朝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清明斗鸡而设斗场于两宫之间，养雄鸡千余，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为鸡奴，使斗鸡广为普及。到了宋代，京都盛况空前，百业俱兴，朝政喜乐宽阔，斗鸡又远传四川等地，清末时，民间斗鸡如狂，朝上顾不及过问。袁世凯升任，袁四少爷爱斗鸡，又使东京斗鸡起了高潮。纵观这些，姥爷虽不明白“资产阶级腐朽”为何意，但懂得斗鸡和政府的喜乐有关。

不叫喂，就不能大着胆子喂，人民抗不过的。

“不叫喂了，”姥爷说，“你们把鸡赶走就是。”

就这样，极其简单，姥爷的紫鸡便被赶走了。

我表嫂有些可怜老人，过来叫了一声“爷……”

喂了一辈子鸡，这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留恋的姥爷说：

“那只鸡容易屈斗，调教不好，空有一身好羽毛，赶走算了……我活了几个朝代，知道人在世上，谁都可以斗，你斗我，我斗你，连国外的洋人也可斗，但不能和政府斗。政府不想叫喂鸡，你把鸡子交给政府就是了……”

“那你、就不喂了？”

“喂。高把式家有鸡苗，明儿去抓一个，背着政府在家喂……何苦明着抗？”

鸡被赶走了。那一夜，姥爷仍然睡了和往日一样长的时间，绝没有因为鸡，就失老人眠。

来日，太阳黄爽得像一块玉米饼子贴在天东。

三月的天气，东京到处都春意十足。空气很湿润。道旁的树叶都已齐全成形。贴满大字报的迎街墙壁上，露水把墨迹洗得水洇洇的。风沿着街道吹来，树叶捧着的露珠，不时地从最高层跌落下来，砸在另一片叶上，又把另一粒露珠摇落。树下，有清晰的、小雨似的落水声。挂在树上的标语牌，都是木、铁构造，漆书大字，露水一洗，格外夺目。

姥爷要到高把式家抓鸡苗，从树下过时，他把每一块语录牌都读了，多是写的“把革命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批臭批透！”之类；快到鼓楼广场时，他忽然从那语录牌上生出一个感觉，现在东京人的大字比半年前好多了。那时可真不像样子，一张挨一张，在东京你就找不到能入眼的字。可这才半年时间，整个街上的字上了一个高阶。要不是日日动笔，是不会有这种长进的。这感觉使我姥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墙壁上，没有能躲过一场可以躲过的灾。他一直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本来是可以走小胡同的。到鼓楼广场前，他猛抬头，看见了一副惨景就躲不及了。

那里围满了上班的工人。姥爷以为又是批斗哪个领导，站在人稀处看看，不是。是在杀鸡。杀的全是斗鸡。东罩派的李、赵二把式；南罩派的一个鸡头家；北罩派的斗鸡老手丁广林；西罩派的，是刚爱上斗鸡两年的方家第三代方阳会计，他们五个人并肩跪在一起。前边扔了二十多只好斗鸡，全都捆着双腿，堆成一堆，像是烧鸡店开杀前的那景象。年轻人并不多，二十多个，都是一个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其中的一个，站在一排桌子上，姥爷从人群头缝望过去，认出他是方家的第四代方红光，心里不禁寒了一下。方红光高声念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斗鸡为什么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代表。文章也写得很有道理，引古论今，指出斗鸡者都是游手好闲之徒。最后，问五个鸡把式是不是，五人一言不发，就有五个青年上前，分别朝他们的屁股上各踹了一脚。北派的老手丁广林，被踢趴下了，起来时，额门上的皮全被擦掉，血一滴一滴往下落。但他却和他的斗鸡一样，仍然是一言不发，笔直地跪着。

最后，方家的第四代大声吼：“为了把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斩尽杀绝，我们特在此举行宰杀斗鸡仪式，以告诫东京每一位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人，东京的革命者，不会让你们在东京自由泛滥──下面，把这五个宁死不交鸡子的顽固犯带到桌子上！”

这是一道命令。

五个鸡把式都被迅速反捆起来，提上那排桌子，每人跪在一张桌子的一端，头勾着，头发被迅速理去一半。有的只是用剪子剪了一个豁口。他们谁也不看谁，脸上黄白混合，没有第三种颜色。

方家的红光，从一张桌子，跳向另一张桌子，和这些鸡界名人们保持一段距离。将手举在空中，唤：“准备──”

有五个学生，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把菜刀，每人从鸡堆中提一只鸡子，各迎着一张跪了鸡把式的桌子走过去，把鸡头按在鸡把式面前桌上，把菜刀举向空中。“杀！”方红光把手压下。

五把菜刀同时砍了下去。

有三个鸡头，往空中一跳，摔落下来。沥青广场上，连续响起了“咚咚咚”的鸡头落地声。鸡头没了，这三个革命青年，顺手把鸡身一扔，三只鸡子竟都还活着，在地上跳将起来，像舞蹈样一蹦一蹦。有一只红鸡的捆绳开了，它张开翅膀，举着脖子，双腿一蹬，飞了起来，有丈余高低；脖子像举在空中的水管一样，血从那里喷射着出脖子时如筷子似的一股，离开脖子就迅速散开，变成血滴，淋洒在鼓楼广场上。这时的太阳已经很高，那飞起来的鸡子，像无头凤凰一样在日光里闪着光亮。它飞了只有几丈远，血尽了，从空中跌下时，翅膀依然张着，一副滑翔姿势。因为它用肚子、翅膀三点着陆，所以直到死，这只斗鸡都高昂着无头的脖子。

另外的两只鸡，脖子没断，还在发出“咕噜噜”的声响。鸡头在弹动，血时洒时停。它们似乎也要飞起来，但腿被捆了，无法站立，只能在原地挣扎着旋转。血像水样喷成一个圆圈，然后，浸漫着，汇成一片。大字报的残骸，在血中像小舟样漂起来，摇来摆去。斗鸡们，最后哆嗦几下，再也不动了。

五个革命青年是看着那五只鸡子彻底死后，才开始杀第二批的。已经领略了鸡死的风景，他们不再欣赏，每人往桌下提去几只，抓起一个，往桌上一按，手起刀落，鸡头一跳，顺手将鸡一扔，又抓起一只……动作十分麻利。只一会儿工夫，二十多只斗鸡就全都杀完了。

鸡头是在桌上剁掉的，血直喷到五个鸡把式身上、脸上。他们五个人，一动不动地跪着。东派把式的脸上，满是血迹，红红白白，下巴上还滴着血，太阳下，就像挂了一串红珠子。别的把式，眼都闭起来，把这杀鸡奇观挤到眼外。

桌上指挥着的革命青年方红光，居高临下地浏览了一眼他创作的场面，跳下桌子，摆了一下手，革命青年们都围了上来。那五个持刀的，个个十分英武，一脸正气，相互看看。

“你杀了几只？”

“四只。”

“你呢？”

“刀不行……五只。”

“我杀了七只，全是跳鸡头！”

“换了你的刀，我也比你多。”

革命青年们站成两队，五位刀斧手在最前，气宇轩昂地走了。

五个鸡把式，依旧原姿跪在桌上。

人在慢慢散去，都不说什么，新路过广场的，也只扭头一望，又朝前走。

没有人去拉那五个鸡把式。

姥爷是站在鞋店门口的台阶上，他把这一幕看了个清楚。等人都走得所剩无几了，才从台阶上慢慢下来，捡着路，绕到桌后，拍了拍方阳的后背。

“还跪着干啥？你儿子走过了。”

方阳怀疑地盯着我姥爷。

姥爷把他的捆绳解开。捆得并不紧，这是儿子对父亲的一丝亲情体现，手腕上只一个浅印儿。

“下来吧，”姥爷说，“和政府作啥对？怎能这样不灵醒……要鸡把鸡给他们不就完事啦。”

方阳盯着姥爷一张一合的嘴，冷不丁儿大笑一声，从桌上跳下，把地下的鸡血踩得飞溅起来，然后就朝着革命青年走去的方向，撒腿直追，并声嘶力竭地对着东京的天空大叫。

“我就是不交鸡……不认爸爸啦……”

“我方阳才喂了两年鸡，碍了你们啥？！哈哈哈哈……斗鸡、斗鸡、斗鸡……啊……六亲不认。啊哈哈哈……我没儿子了……”

叫嚷着，方阳满身污血，在寺后街冲来撞去地跑着。

他疯了。

十二

姥爷万也没能料到，东京斗鸡竟从此绝了。

然事情远远没完。革命还在继续。

各学校、工厂、街道又掀起了一个批斗热潮。在东京，该砸的砸了，该烧的烧了，该杀的杀了。开展批斗是革命的深化──由物转而到人。工厂不消讲，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有走白专道路的教师，斗争对象比比皆是。问题出在街道。姥爷家住在清水巷。清水巷从清初开始有人居住，先前多是穷苦人家。姥爷家的生活，在清水巷已属佼佼。解放后，姥爷尚划为城市贫民，别的老住户，可想成分都是上好。到了这时，困难就来了，硬是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批斗对象。没有地主，没有富农，没有右派，也没有教师什么的知识分子，更没有反革命。一方面这儿是东京著名的“红色街”，另一方面“红色街”就更要积极批斗。如何办？居委会的老人们，研究了一整天，把各家的户口档案翻来翻去，觉得斗谁都不合适。

一天，居委会主任到我姥爷家，坐下，自己倒了一杯水，喝着，和姥爷聊了一会儿天，从清末说到孙大总统、袁世凯、民国、冯玉祥大战中原、日本军在豫东、四八年东京解放……最后，居委会主任说：“倪大哥，你是清水巷里的元老，你说谁历史上有点问题？我思量……大革命，这么重要的事，不开个把批斗会，上边万一查下来……不好吧？”

姥爷也跟着认真想了想，说：“斗谁呢？真是……去年那个右派要住到清水巷倒好了……”

“谁能想到哩……”主任一脸遗憾。他看着我姥爷，递给姥爷一根“公字”香烟。姥爷摆摆手。他又把姥爷的茶水杯子沏满，自己也喝了两口，然后，不慌不忙地把目光移到院里，道：“我问了别的居委会，他们也真会起哄，那边在广场把斗鸡杀了，这边开批斗会就找到了鸡把式……”

姥爷猛睁了一下眼，笑笑。

“我知道你主任是想到了我。”

“清本哥，你想到了哪儿。”

“各罩派的把式们都给我通过风，像我，斗了六十多年的鸡，还能跑掉……再说，我和袁四少爷有瓜葛，得极早和大家讲清楚……就斗吧，不让居委会做难。”

“这……清本哥真是经了几个朝代的人，开明！”

“你说个时间吧。”

“明天上午？”

“行的。”

“没有外人，都是街道离退休的。我给你备了桌子、椅子、水，你坐着讲。我站在门口，你听到咳了，就站起来立到大家面前，头……也低一点。”

“别交代，我都知道。”

来天，姥爷去了，也没给儿女们讲，就自己晃着身子，摇到了居委会。居委会在巷子口，有两间空房子，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全是老汉、婆娘、媳妇。居委会通知的是一家来个闲人，开个短会。居委会有几张凳子，离家近的，又顺带几张。人们男一方、女一方地占了一间房。老汉们在相互品尝着各人带的烟卷、烟丝、烟叶，婆娘们在叨叨着家务、媳妇、孙子孙女的长短。各人都有事做，都有话讲。到我姥爷入屋，立时站起几个老汉给他让座。

“不喂鸡了？”

“改邪归正啦。”

“唉……东京眼下变得邪乎。”

这时候，居委会主任站到了人前，摆摆手，拿着红宝书读了几段，就说：“今个儿，咱清水巷子居委会开个批斗会。斗谁呢？谁也不斗。请清本大哥说说他这辈子斗鸡的事……清本哥，你上来讲吧。”

姥爷上去了，站在大伙面前。

“你坐那儿。”主任说。

“赶惯了鸡，腿硬。”姥爷道。

老人们这会儿，都十分怀疑。烟按熄了，话头断了，看看居委会主任，又看看我姥爷。

“今天批斗我，”姥爷说，“我认罪。我是咱们东京斗鸡喂得最多、斗得最多的人。斗鸡这东西，不好！都是闲徒之事，人忙不为此。远的不说，袁世凯的四公子大家都知道，斗鸡走狗，提笼架鸟，沾花惹草，还养了几个鸡把式……对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不老实从严。这儿，借机会我给大伙坦白坦白：我倪老汉，当年不是袁四少爷的鸡把式。那时候，我只想保住马道街三间金屋，刚巧，袁四少爷的柳把式听说我把方老板斗败了，就要引我和袁四少爷见见面。去了，袁四少爷偏到黄河边出游啦，就在柳把式那吃了饭，斗了鸡，回来拿了柳把式的茶叶筒，给各罩派的主持说是袁世凯的茶叶筒和御茶……交代清楚，大家就都明白，我倪清本其实不是鸡界人物。方老板二次找我斗鸡时，我说我是袁四少爷的把式，鸡是袁四少爷的鸡……这都是假话。我怕我斗不过方老板，再把三间金屋赔进去。我们家吃的就是那三间屋……不过，我到底把那三间房子输给方家了……由此，大家看出来，我倪清本不是好东西！游手好闲，为人也不老实。我对不起东京鸡界朋友，对不起咱居委会的大家，我给咱清水巷子丢了脸……”

这检查自然不算彻底，也谈不上老实，但却很有作用。姥爷曾经是袁四少爷的把式，这在东京尽人皆知。批斗热潮中，很多学校、团体、战斗组织想到他是理所当然。可姥爷把这个问题主动检查了，各个想批斗的团体就要客气一些。

有个“万里红”革命组织，几次找过我姥爷。

“倪清本，质问你：你是不是曾经当过袁四的鸡把式？”

“是、是……那都是假的，怪我做人不实诚……我都在居委会的群众大会上检查了。”

“明天上午，勒令你再到我们‘万里红’大会上检查一遍！”

“你们批斗我，我一定会受到很大教育……可是，居委会说明天上午让我再检查一次，已经通知过革命群众了。”

这个时候，居委会的主任准会突然在革命青年面前出现。

“是的是的，都通知过人民群众了。你们‘万里红’是东京最彻底的革命派，有那么多的批斗对象，就把倪清本留给我们批斗吧……”

“那，后天把倪清本交给我们。”

“后天……我们居委会想每天都斗他。政府机关有那么多坏人，地主啊，右派啊，随便抓一个，也比他有批斗头……我们居委会可找不到批斗对象呀，你们‘万里红’不关心、支持我们，我们靠谁呢……”

如此这般，革命青年就走了。

居委会主任是区委的退休干部，小时也斗鸡，姥爷还送过他鸡苗。和姥爷这般默契配合，都是事先的商议。不过，居委会的形式也要走，尤其和战斗队说过的批斗日期，那天必须通知各户闲人，来参加会议。久而久之，总是那么个位置、那么几个人、那么一个批斗对象、那么一套检讨俗话，人也就烦了。除了居委会给大家发糖证、火柴证、肉证和布票什么的，就都不来了，或说孙子有病得告个假，或说人老了腰疼，坐不住……批斗会也有其名，无其实。作为姥爷，是每天都到居委会，和会里的几个干部，神吹些民国和清末的别人不知的旧事。有人来了，说是姥爷正汇报思想。

这样，一日一日过去，革命又进一步深化，批斗退为次要，派仗进入主潮。天天有人议论，说哪派和哪派又开打了，死了多少多少人，哪派又抬着死尸游行示威……不消说，这阵势比中原大战、日本军进入豫东，河南大部沦陷还叫东京不安。那时候的危急毕竟不在东京城，而这阵，在东京人人身边。

批斗会不再开了。

这突然就叫姥爷空虚起来，日子还没有被人斗着充实。鸡不敢斗了，自己又不被人斗，街上也不能随便走动。每每饭毕，媳妇们、儿孙们都拿着毛线或宝书上自己的单位和学校，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候，姥爷只有搬一把罗圈椅子，坐在往日喂鸡的那片空地，晒着暖儿，心里怅怅的。他面对着日光，把老眼微微地闪着，偶尔从眼缝瞅着斗鸡围罩。罩子已经霉烂，鸡窝的角砖也已塌了。那儿很久没人去过，竟生出几丛杂草。草干了，一把一把伏在地上，显得十分的荒冷。有一只癞蛤蟆，从鸡窝里爬出来，卧到草丛里，和姥爷一样，面向正东，把鼓暴的眼睛懒洋洋闭合着，样子很为闲散。姥爷看着那东西，心里有点恶心，但还在一下一下查着蛤蟆背上的癞疙瘩豆。他从一数到四十一。觉得不对；再查，又数到五十七，觉得还不对。他想查第三遍，可蛤蟆一跳，扑到了葫芦瓢里。那葫芦瓢很大，是姥爷这一生喂鸡用的第九个瓢。在这个瓢里，他喂养了三茬斗鸡。每只鸡子，只要看到他在那瓢里拌食，就会从罩里出来，绕瓢进行一阵“瓢训”，然后，快速地在瓢里起落点头，啄食谷物。坚硬的红嘴、青嘴，磕碰瓢底，有节奏地发出“咣咣咣”的声响。这动静其实很单调，但对姥爷来说，则是美妙音乐。可惜，他已经很久听不到了。一种不曾有过的苦味和悲哀从姥爷心头油然而生，浸漫了全身。往日喂鸡，瓢要定期清洗，用过了放在干燥阴凉的窗台上，是那样的讲究卫生。眼下，癞蛤蟆卧在鸡瓢里，那蛤蟆的疙瘩里有毒液，可姥爷没动。他懒得动。姥姥是几年前去世的。那时候姥爷每日斗鸡，不感到生活少些什么。可如今，姥姥的影子时时在日光里幻化出来，在他面前挪动着小脚。不让斗鸡，有老伴也可闲话闲话，可是，斗鸡和老伴，两样都没了。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一刻，姥爷忽然感到自己老了。已经七十九岁，过些日子，就是八十整了。他望望升高的太阳，还有鸡瓢中卧的蛤蟆，把眼睛又闭上了。

姥爷模模糊糊睡着了。

这就是姥爷的生活，天天如此，直到下年春节，我娘从乡下回来看他。

春节是东京的盛日，姑娘都要回娘家探望父母。解放前以至北宋远时，东京官府林立，宦商云集，春节异常隆重。大宋前后，朝廷还要举行春节大朝会，百官毕集，大食、高丽、交州、三佛齐、大辽等国的使臣执礼入贺。官吏假休七日。士庶着新洁衣帽，互相拜年，不能亲临，还要签名于纸以贺。节日这天，吃素饼、面茧，尝五辛盘，饮屠苏酒。而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日，东京还准许百姓以押赌形式做买卖三日，凡衣服、器物、头面首饰及珠宝古玩甚至名妓歌女，都可押赌做卖。那时的马道街、宋门外、梁门、封丘门外，皆搭棚结彩，歌叫赌压。斗鸡可以在那里公开赌斗。以至到民国时期，东京还有此种遗俗，从腊月二十三始过新年，到正月十五方才结束。就是到了共和国成立二十年前，东京的春节也依然随俗而过：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冬寒；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宰只鸭；二十九，灌瓶酒；年三十，包扁食。初一绝早，各家竞先鸣鞭燃炮，吃新春饺子，赏压岁钱。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依然非常热闹。可大革命后的一年，这种遗俗就没了。初一只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用来抓革命，促生产。东京城以至乡郊，全是这个规定。

初一那天，姥爷到街上走走，看了革命青年的一段新戏《捉特务》，就回到了家里，再没有出门。

“这也叫过年？”姥爷说。

“以后不兴过年啦。”妗子接道。

好凄凉！姥爷坐进他的罗圈椅里，又一天没动一下。

初二，我娘回的东京。那年我家过年，没吃上一顿饺子，娘跑遍全村，借了九个鸡蛋，用手巾兜着回了东京城。一进院里，看到姥爷孤零零地端坐在院里太阳地，就站在门口，怔着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慢慢叫了一声，“爹……”

姥爷似乎很小心地扭过脖子，瞅了一会儿女儿，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你……回来啦？”

“哎……”娘这么一声，泪就流下来。

“站着干啥……回来还不进屋里。”

娘擦了泪，进屋把那九个鸡蛋放下，搬个小凳出来，坐在姥爷的面前。

“我只三年没回……你就、老成这样？”

瞅着女儿头上花白的头发，姥爷木然地动动身子。“八十多了……”

“家里人，都不在？”

“参加万人大会啦。”

父女平淡地谈了几句，彼此也不再说啥，各自要说的似乎一下就说尽了。一切问候都在默默的对望中表白了。

过了半晌，娘叹了一口气。

“鸡、不喂了？”

姥爷凄然地在嘴角挂上一点儿笑。

“不喂了……东京没一人喂了。”

又默了一会儿，娘把凳子朝姥爷面前挪了挪。

“我想接你到乡下住些日子。”

“不去了。”过一会儿，姥爷说：“去了，怕就回不了东京啦……”

“乡下静……不太乱。”

“哪也不去了。”

“你不能只坐着、等老……动动、身体好些。”

“我知道，老了。没有几天啦……都不用为我操心。爹斗了一辈子鸡，没吃过一点儿苦，比你们过得好……老了，就老了吧……”

姥爷说这般话语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淡得如一碗清水那样。娘望着姥爷，她体会到了老人心中苦闷寂寞，忍不住低下头，哭起来。

第二天，娘要走了。姥爷坐在屋门口，想说啥，没有说出来，只盯着娘的脸。娘在姥爷面前又默默坐了一会儿，起身到桌上解开那没动过的一兜鸡蛋，一个一个拾出来，小心地放在桌上。

“爹，我没有侍候过你一天……不去乡下，就算了。东京总还有细粮……”

盯着桌上那九个鸡蛋，姥爷细细打量一会儿。

“乡下、叫养鸡？”

“不叫。都偷着……”

“你喂了？”

“没。是借的鸡蛋，没几个……”

“你把那几个大的拿来。”

娘回过身，在那九个鸡蛋中捡出四个稍大一点儿的，给父亲递过去。

接过那几个鸡蛋，姥爷一手捏了两个，在手里翻看了半天。

“可真大……”

“是斗鸡产的。”

姥爷捏着鸡蛋不动了，把目光凝死在那四只鸡蛋上。那四只鸡蛋，除了略微比笨鸡的蛋大些外，似乎蛋皮也厚些，上边的小毛孔，也比别的鸡蛋稀。皮呈黄红色，在日光里闪着光亮。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了好一会儿，姥爷抬起了头，显出十二分的惊疑。连拿鸡蛋的手都跟着哆嗦着。

“村里、有人喂斗鸡？”

娘从姥爷脸上，转瞬间看到了一层红光。立刻，娘的心里就有了寒意。她看着父亲。过了一会儿，尽量和缓地说：“鸡蛋是孩他大叔家里的。他大叔两年前来东京，有人把两只斗鸡白送了他，不多生蛋……上个月，都被大队下药毒死了……”

姥爷的手不抖了，鸡蛋上沾满了他手上的汗。“两只都是、母鸡？”

“有一只公的。”

没有说话。姥爷站起来，很有力地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在桌上，回到自己的屋里，收拾了一包衣服，拿出来递给我娘。说：“拿上，我到乡下住些日子去。”

十三

在乡下那些年，是我姥爷晚年的黄金日子。

他住在我们家的厢房里，守着孵蛋的老母鸡，整整守了二十余天。有一个蛋壳破了，毛绒绒的雏鸡儿，从容地挣出来，接着，有了叽喳的叫声。这一日，在我姥爷八十多年的人生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天的日子是一九六九年农历二月初一，天还没亮，姥爷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放在门后的瓦盆里有了“叽叽”的声音，忙不迭儿点上油灯，到门后一看，一个黄毛小生命在盆里蠕动着，像一团发黄的棉花在微风中动弹。他的心抖了，血从脚下朝着头顶上涌……

这就是东京绝迹三年的斗鸡！

这一刻，姥爷很想找人说说话。他坐在盆边，屋门关着，灯光在面前飘摇不定。从门缝挤进来的夜风，对着姥爷的面额吹。夜很静。没有别的声音。民国时盖下的这两间土坯草房，几十年卧在村头，今夜有了新的生机。房顶上的椽、檩全是烟灰，变黑的蛛网在各处系着。有蜘蛛在床头爬动。剥脱的泥墙片，倒挂在坯墙上，始终不肯掉下来。屋地是泥的，娘每天进来扫一次，虽不平，却在乡下的水平上，显得十分干净--姥爷到来后，没有对此感到舒适，也没有感到不适。他一心想的是那四个鸡蛋。他曾拿着鸡蛋，一一对着午时的太阳审看。鸡卧盆了，他又怕鸡蛋真的坏掉，孵不出鸡子来。眼下，小鸡出世了。这屋里的一切都有了色彩。姥爷感到那土坯、那泥片、那蜘蛛，变得异常亲切。真好。一切都好。真是一切都好！

站起来，姥爷很想干些什么事，夜半三更，又无事可干，他就“哗”地把门拉开了。满天星斗。夜风非常清冷。他忙把门关上，伸了一下腰，到娘的窗前，敲了几下。

“喂，鸡生了。”

没有回应。又想敲，手脚停在了半空。娘和爹每天都要去修水利，活是挖挖拉拉，累极。从窗下回来，姥爷重又坐在鸡盆前，一直陪鸡到天亮……

来日，四个蛋全破了。

四个雏鸡一样的颜色，一样大小。

这是四颗温暖的太阳。

姥爷的人生又开始有了新的意义。

小鸡出世的第一日，姥爷什么也没喂；第二日，喂了凉开水和浸过水的白芝麻；第三日，喂了些剪碎的青菜和小米。在一块平板上，姥爷把食物撒上去，看着那四只点动的鸡头，心里痒痒的，觉得体内血脉格外活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长来了。

生产队长是我二叔，家境的贫困是全村人无可比拟的。他一个人要养活五个孩子，两个老人。姥爷进村后，他知道姥爷每月三十二块八的退休费，就不断来借钱，不是说买盐，就是说哪个孩子发烧。且借了钱又从不做还的打算。因而，每次见了姥爷，便把头勾下去。这次进来，他坐在姥爷面前“吧嗒”着旱烟，看着姥爷喂鸡，一袋接一袋地吸，直到姥爷喂过又给鸡倒了一小碗凉开水，队长才把烟杆收起来。

“孩他姥爷……公社里来干部了。”

姥爷没有看队长，也没有接队长的话。

队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公社干部说，各家、一律不能养鸡。”

眼睁大了，姥爷认认真真看着队长。

“我、又不上街卖鸡蛋……”

“人家说，那也不行。说斗鸡更违背……社会主义。”

沉默了一会儿，姥爷环视了我家院子。

“孩他叔，东京也是不能喂的，比这儿还紧……我每天就在院里，不出门，行吧？”

队长又装了一袋烟。

“后天‘割尾巴队’来检查，检查出一家有鸡，扣发全队返销粮。村里人都怕……因为你……要扣了返销粮，全村人就要饿肚子。”

姥爷不说话，看着队长的脸。那脸很瘦，黄黑色，满是难处。从那张脸上，姥爷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刚刚燃起的生活的火苗，渐渐地扑闪着又要熄了。姥爷歪栽了一下身子。

队长瞧瞧，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一天也不能过。”

姥爷忽然从我二叔的话里想起了过去的事和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你家老四……还发烧？”

“退不掉。”

“没抓药？”

“喝了两碗姜汤啦。”

姥爷迅速从口袋摸出一张五元票。递过去。

“不吃药怎么行！”

队长不接钱。

“烧死算啦……谁也养不起，是个病秧子，专门来世坑我的！”

姥爷把钱扔到队长膝盖上。

“啥儿话，好歹是条命。”

将钱拿起来，折叠一下，装进旱烟布袋，队长就坐卧不安起来。他知道不该收下这五块钱。可收下了，收下就不好再拿出来。收下就不能再说不让养鸡子。然而，公社口气很硬，一定要把“尾巴”割掉，把鸡屁股堵死。这就把队长压进了两难境地。他瞟着我姥爷，忽然对自己感到羞愧。也是男人，竟为了五块钱，把自己弄得如此难上难下。旱烟嘴在他的牙间晃来晃去，滑动的响声很大。他不敢正面看姥爷，就盯着姥爷那双在东京买的尖口便布鞋。末了，猛然想到了什么，他问：

“你会种菜吧？”

“不会。”

“种棉花？”

姥爷苦笑了一下：“我一辈子……没种过地。”

队长很正经地看着我姥爷：“那你，会干啥？”

“啥也不会。”

“啥也不会……你总该会点啥。”

“真是啥也不会。”

“你一辈子……啥也没学？”

姥爷想说自己一辈子学斗鸡，想想不合适，就顿了一下道：“解放前，啥也没学。解放后，年纪又大了……”

队长咳了一声，说会种地，就让姥爷去看菜种棉花；要会点儿钳工，就让他去磨坊。那都是偏僻地方，充个数儿干点活，社员们没意见，还可悄悄养鸡。可是姥爷都不会。僵持了一会儿，队长又说：“这样吧，村东有片桐树林，村里人拾柴总去打树枝，那儿有间房子，我派人收拾一下，你住到那里，看着不让树丢……工分嘛，你有工资，又不是村里户口，就算了。”

这就算有了主意。队长心安理得地拿上钱走了。

事情也只好如此。

可那是什么样的树林呀！一片大荒地，为了应付上级的“植树造林”号召，稀拉拉栽下数百棵桐树，活了一半，死了一半。死了的，被拾柴的人把树干从地面折断，留下一个小树桩戳在荒草中。活了的，也从没打过杈子，树上吊满虫包儿，太阳一照，虫丝就银线般发光。桐树的叶子，全被虫吃了，只留下几根叶茎举在空中。房子呢？又是如何的房子呀！那是没种地前，这里种了一季瓜，搭的一个草庵。没墙，木杆一架，麦秆一盖，就权作了房子。姥爷到这儿看了看，知道这其实是被队长赶了出来，心里好生凄凉。

我父亲和娘到那儿看了看，对我姥爷说：

“你不喂鸡不行？”

姥爷反问：“不喂鸡干啥？”

父亲说：“歇着。”

姥爷说：“歇着我还不如死了。”

娘就劝我父亲道：“让他喂吧，喂着鸡子他心里开朗，可以多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