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人生的事情，神秘莫测，难以捉摸。

解放后，东京百业待兴，到处都需要劳动力。新办工厂，虽都是小型，但需要的人数不少。其中最早的是东京煤球厂。那时候，东京烧煤户大都是政府的干部和家里有固定收入的工人，普通市民，还多是烧柴禾或散煤，并不烧煤球。因此，政府对煤球厂比较重视，从上海买回了几个煤球机，虽是旧的，用起来还顺手。打煤球这活，又累又脏，为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就把为数不多的东京资本家，及经商在城、乡里有地、雇有长工的地主，安排在了煤球厂。不消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机器操作手，不是说他们不会，其实他们比贫下中农有文化，主要是怕他们破坏机器。机器这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蒋介石每天都在台湾叫着要反攻大陆，有些事情，就不能不小心。东京有句老话，说“小心没大差”，这都是先人古训。方先生本来是够不上资本家的。一生经商，在东京有几处门市，划分阶级时弄个“奸商”比较合适，可成分序列里又没有“奸商”这一款；后来，计算手中资产，他刚好把我姥爷的杂店赢去，结果财产数目大了许多；加上东京在当时，名声很大，但工厂在解放前只有益中烟厂、普临电厂、天丰面粉厂、铁路修配厂四家，若不多划出几个资本家，就显得在执行政策上，干劲似乎少了些，这样就把方明归入了这一列。进了这一列，就分配到煤球厂改造了。具体工作，就是拌煤。发绐他一把铁锨，一个推车。推五车黑煤，一车黄土，用锨一翻，就算完成一道工序。

真不知道方先生是如何完成这道工序的，后来我姥爷见他时，他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身煤色工作服里，裹着一个瘦薄的煤身子。一哼鼻子，就能从鼻孔落下两团黑泥。原来高高的身子，已经佝偻成一个虾米……

姥爷则不同，他被安排在政府办公机关的一个文化股，负责东京的民间文化工作。一个股，三个人，他是老人，那两个都是青年，因此工作并不靠他，只每年有民间游艺活动了，让他出面组织一下斗鸡项目。所以，他很少进那个办公室，只月中去一次，领回几十元工资。终日就在家里，抱抱孙儿、孙女，喂喂鸡子，日子还算安逸。

有次，姥爷去煤球厂买煤，见了方先生的那个模样，简直都不敢认他。两个人相互看了很久，姥爷才说：

“这几年……你在这里呀！”

“还能在哪？”方明问。

谁也不再说啥儿，默过了老半天。

“还喂、鸡吧？”

“不喂鸡。”

“喂吧，喂着人老得慢。”

“合适？”

“政府不管。喂吧，我给你鸡苗。”

“要喂……我还喂南派鸡。”

“好，我给你南派鸡苗，大了，咱俩还斗。”

后来的几个年月，姥爷和方先生时常在一块儿。遛鸡时，都是早晨五点半起床，各赶一只鸡子，从家里起程，十分钟后，到包公湖边碰面。

“你早啊。”

“不早。”

“厂里忙？”

“惯了。”

这么两句，或说两句和这意思一样的话，就并着肩，小步绕湖半周。拐回来，找一块平地坐下，斗鸡在草地随意走动，他们则望着湖心，长久默默不语地呆看。每逢有乡下进城卖特产的人问他们“去马道街朝哪走”时，他俩就抢着热心地、细微地给乡下小贩说明道路。

“解放那年，咱俩要不斗那场就好了。”终于有一天姥爷这样后悔地说。

其时，方先生十分豁达：“是我找你斗的嘛。”

姥爷又道：“我要赢你……不定你就是小商成分了。”

“都是命，”方先生面有赧颜，“说实话，那场斗鸡我怕输，我把南派高把式的鸡子抱去了，和你的鸡斗的，不是你事先约定的纯红鸡……”

姥爷怔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他没说他也有意换了一只必输的鸡。

对二位年已临暮的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极安静的日子，是倪、方两家，从上一辈开始，几十年里真正处好的岁月。可惜，这段光阴也不长，几年之后，事情又有了更大的变故……

有一段众人皆知的岁月，中国想立马赶上洋人的国家建设，跑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就想了个突击办法，在农村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城市开展追赶超建设。眼下，东京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清楚，那时候的东京城，到处是“赶英超美，走向世界前列！”“猛起直追，以最快速度跨入共产主义！”“为一人一吨钢而战！”等等口号。站在寺后街或马道街的口上一打量，标语、横幅，花红柳绿，景象十分壮观。路两边的国槐树上，每隔十五步吊一块牌儿，每个牌儿大小均匀，涂了彩漆，写了宋体红字、黄字、黑字，远远一看，把个古老的东京装扮得确有几分青春。东京人呢，也对未来怀着十二分憧憬，加班加点地工作，从没有人说过一句劳累。除此之外，各区、各街道、各厂、各公司，都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起了班余炼钢活动。炼钢炉城里城外遍地林立。

东京煤球厂，当然要为钢铁运动提供燃料。于是，在工人不增加的情况下，改白班制为三班倒，每个工人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形势已经是十分热闹，可政府的一个领导来检查工作时，还批评煤球厂反应太迟钝，农村大炼钢铁把树都砍光了，可煤球厂却守着黑煤不炼！

东京煤球厂也开始炼钢了。

在南郊的一块荒地上，一下上马了五个炼钢炉。

年近六十的方明，依旧负责他的拌煤工作。五座钢炉像五口砖窑那样，组成一朵梅花立在平原上。每到晚上，野外四处都是灯光火光，天下通明。星星和月亮，在天空显得无比羞涩、黯淡。夜风习习，把炉火的热气，朝着东南方向刮过去。稍远一点儿，星罗棋布的汽灯、马灯，凝固在宽阔无边的田野里。深翻土地的庄稼人，把土地挖下三尺有余还在挖，像在寻找现成的金银财宝，干劲十足。陇海铁路线上的火车，显得比过去繁忙了，一趟接一趟，汽笛每隔几分钟就要嘶鸣一声，把中原的夜晚动员得轰轰烈烈。

炼钢炉是双班作业，各班工人，都吃住在“梅花炉”的中心。方明和另一个地主分子，轮流作业，一个夜班，一个白班，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把汽车运来的煤和上沙土，装上手推车，由各钢炉的推车工推到炉子前。这活他能顶下来，已经干了半个月，只是他弄不明白，半个月过去了，却没见炉子流出什么。

有一夜，他问了一个推车工。

“小李，还没烧成？”

“方师傅，这事你别管……烧坏了，又回了炉，千万不要吭。”

后来，方明果然终日不语，只管自己拌煤。有天吃饭的时候，临时食堂的张师傅，给每个工人分了一碗玉米汤，轮到方明面前，刮刮锅底，也就半勺，他才憋不住了。

“我干的活重，张师傅……”

“重？谁的轻？够照顾你的了，别的厂的钢炉食堂，早就给管制分子分一半饭了。”

这他才明白，能吃这一勺汤，已经是很大的面子。听说农村已经有人饿死，他原本不信，现在他信了。推车工小李还对他说，他家乡有个村，一共建了七十八个炼钢炉，先烧煤，煤尽了，又烧树，树尽了，烧房子。各家只留一间暂时住，其余全部扒掉炼钢铁。小李又说，他们那个村，人饿得摔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有一家七口人，饿死了六口，活的一口是孩子的娘，说男人孩子都死了，自己活着干啥呀，就一下扑进了炼钢炉。炼钢炉边上的队长本来能够拦住她，可队长没拦。队长说：“早不死晚死。”小李说这些时，不当一码事，话很快，把吃饭的女工人吓得浑身抖。小李他爹是南派斗鸡的一个老把式，和方明很熟，方明就把小李叫到一边劝了他。

“你不要乱说。”

“你才不要乱说呢，”小李讲，“农村都把坏分子看管起来啦。”

方明哑然，身上生了一股寒气。

那个年月，东京的光景要比乡村好多了，国家定量供给市民粮食，虽绝大部分变成了粗粮，量也小了，但人一般不会饿死。问题是出在劳动竞赛上。一竞赛，力气耗得大，供给量便远远显出不足。

在班余炼钢掀起第二高潮的时候，政府成立了各类工作检查小组，几乎把各办公室的人员都抽调出来，其队伍十分庞大。有宣传检查组，主要检查标语、口号张贴数量；有钢铁检查组，主要统计炼钢吨数；有组织检查组，主要检查开展了哪些竞赛活动；其余还有安全检查组、达标检查组。先进事迹统计组、阶级斗争情况摸底组、文件传达组、材料秘书组……七七八八，浩浩荡荡，像网一样撒遍了东京和郊区各个炼钢炉。

煤球厂是政府挂号的反应迟钝单位，这一次当然要在检查中力争赶上先进了。如何赶？书记召开了一个民主会，首先介绍了设在东京北郊的省立大学的“八八八八八试验田”的经验，那试验田是由教授们计算出来的，八分地，挖八尺深，下八十斤种子，施八十斤化肥，产八万斤粮食。然后，书记听取工人意见，让大家出谋划策。那个会开在下午的日落时分，太阳像一个凝固的血团。平原大地上，到处是炼钢炉的白烟，没有风，烟缓缓地扭成一个柱子，徐徐插入高空。那是一个很好的景物，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出现过。书记一再问大家有何良计，大家无人能答。书记笑了。 

“很简单──第一，提前到今夜压火。明天检查团来时，我们厂献上一个出钢的劳动场面，这要求大家都把衣服脱了，个个汗流浃背；第二，把各炉的煤渣集中起来，把出炉的钢铁盖上去，我们献上一个钢铁的山--大家说怎么样？”

工人们不言语，一块儿把目光朝书记左边投过去。

那儿不远处，是城郊王村的祖坟地，正有几个男人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死人，慢悠悠地朝坟地摇过去。王村没有杂姓，一个村一个老坟。这一个月来，那边每天都有挖墓的人。

“又一个……”谁这样说。

“这是第十九个了。”又有一个这样接。

“真是……吃草也不能饿死呀。”

“你明儿进村看看，树都是先吃了树皮，再抬去炼钢的。”

书记也朝坟地那里看了看。暮色已经很浓，太阳余晖将尽。他回过头来，咳了一下，对大家道：“明天出钢，大家随便吃，我去弄五十斤玉米面来，保证一天饱饭。谁家里有咸菜献出来，日后景况好了，一斤咸菜厂里还十斤猪肉！”

大家相互看着。

有个工人站起来。

“我操！这年头谁家还有咸菜呀，书记你这不是在拿姑娘勾引老头嘛。”

又有一个站起来：“咋没有？方师傅家还喂着一只斗鸡的……宰掉算啦！”

开会的时候，方明和别的要改造的人，历来都坐在会场最后，如瘟鸡一般缩着。这阵，他没有看见是谁说要宰掉他喂的鸡，但他听见了。心里颤一下，挪挪身子，躲到了别人身后，样子很像怕人宰了他。这年月，这时候，别人都饥肠辘辘，饿得生命朝不保夕，居然有人还喂着鸡子！人们都惊讶了，全体把目光投在方明身上。

“这时候……还能喂起鸡子呀！”

“难怪要改造他们了……”

“宰掉！不宰我们就不进炉出钢……”

喂了一只鸡子，这就犯了众怒，个个眼瞪得又绿又亮，如同他们要吃的不是一只斗鸡，而是一头猪或一条牛。书记这个时候走过来，在方明面前站着，轻声说：

“方师傅，吃掉吧？”

瞟一眼书记，方师傅把头低下半晌，末了，抬起来说：“大家、不喂鸡、不知道，各派都有约束，斗鸡除了病死……是不能杀的。”

“吃你一只鸡，”书记说，“也让检查团看看我们煤球厂工人的生活……”

不再说话，方师傅勾下头，就是不说话。

不说话的意思很明白。这下把工人阶级得罪了。有人用鼻子冷哼一声，转过头，眼里光很寒。有人把话直摔出来。

“这个人改造不好！”

“咱们厂对他太宽啦！”

书记自有书记的气度，他把手在空中一挥，将工人们的目光招回来，宣布工人民主会结束了。

姥爷没有给我说过那一夜方师傅是何样的心境。他只是说，散会后，大家都去分饭吃，玉米汤煮大米，很稠，每人的一碗都很满。几十个工人围成一圈，把碗边贴在唇上，用筷子往嘴里拦着，谁也不嚼，如同倒饭一般，呼呼的声音在平原的暮色中响成一片，很像风吹着一块玉米地那叶子的磨搓。不一会儿，有人领先吃完了，急急把空碗端到锅前，将糊在锅底的薄薄一层锅巴刮去了。眼见锅巴已经被他人铲走，众人吃饭的速度立马慢下来，声音也小了，变得一口一口吃得很小心，极文雅。也有接着吃完的人，翻眼盯住吃到锅巴的那厮，眼神分明在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吃锅巴的，不用看便感受到了这份目光，于是就蹲着，两腿分开，整个身子压着膝盖，把碗夹到两个小腿中间，头栽到裆里，飞快地咀嚼吞咽……到此，人们都舔着饭碗，望眼欲穿的一顿饭又告结束。这时，有人想起来一件事。

“哎……今儿夜里方师傅没来吃饭呀。”

人们四下寻了几眼，不见影子。

“管他哩。”

“得找找，要不他的班谁顶？”

其实很好找，方明就在开会的那个地方没有动，双手抱着头，一直抱到大家吃完饭。

“干活啦。”有个人在他面前道。

二话没说，方师傅挑起桶担水去了。那一夜是给钢炉盖火。为了赶上明天出钢，得从王村挑水，一担一担，从炉顶往下倒。工人集中起来，四分之一的人把五个炉的煤渣堆到一块儿，四分之三的人排成长队，去王村。王村离钢炉来回四里路，一担水五十多斤，一个挨一个，像链子样套成一串，谁也甭想少挑一担。是年，方师傅五十九岁，一担水搁在肩上，就像挑了一架山，走起路来，腿不时地要朝一处绞。他夹在那挑水的队伍中，一担又一担，一直以为自己不行了，要倒了，挑不动了，可终于还是和大伙一样，把夜班顶了下来。到交班的时候，月亮落了，星星也一粒一粒失去。他挑着最后一担，踩着井水溅在路上的沙泥，叽咕叽咕地从村里出来。远处农民翻地的灯光已经收尽。成行成片的班余炼钢炉像篝火一样燃烧着，天上如彩布般，红红绿绿。煤球厂的梅花炉，火都已熄灭，五个炉子淹没在黑夜里，高温和冷水相撞喷出的焦烟味，四处弥漫，呛得人难以透气。帐篷那里还有灯光，好像烧饭的火炉又生了起来。以前夜班是不烧夜饭的。也许今夜烧了。方师傅将走近帐篷时，朝那儿望了一眼。突然他听到一声叫：“嘎……”声音很惨烈，很短暂，很惊心动魄。

他站住了。

没有再听见什么。帐篷里只有几个人晃来晃去，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有一条麻绳路，转着绕到炉顶。上炉时，方师傅滑了一脚，差点摔下去，当立稳足跟时，他听到一只猫头鹰，在王村坟地古怪地笑了一声。那尖利的声音使他从头到脚抖了一下。东京有一句老话：“能听猫头鹰叫，不听猫头鹰笑。”方师傅感到有一股冷气，从四面八方朝他袭过来，身上的热汗即刻落尽。他咬着牙，把水担上去，放下桶时，感到力气耗尽了，连弯腰倒水的劲儿也没有。从炼钢炉顶生出的白烟，拧着从顶口朝空中冲，热浪一卷，他刚刚冷下的身子，就又浸出一身汗。他怕支撑不住身子，突然倒进炉子，便从肩上拿下勾担当棍杖拄着。

有两个人朝炉子走过来。

“真绝……说逮就真的逮来啦。”

“你没看，瘦得没有一丝肉，肚子里全是沙。”

“听说他们家两个月压根就没有喂过鸡食了……”

他们说的是鸡，是方师傅喂的斗鸡。

方师傅彻底地支持不住了，身子如铁样往下坠。他不舍得丢开拄着的勾担，歪着身子，栽进了炼钢炉里。升腾的白烟，被方师傅劈开了一道裂沟，烟柱一斜，立马又把裂沟弥合住。炼钢炉里发出一声沉闷的音响。

静了一会儿。

那两个人突然站定，对着帐篷的方向猛地叫起来：

“有人跳炉子啦──”

“快来呀──有人跳炉子啦──”

这唤声像陇海线上的汽笛一样。煤球厂班余炼钢的工人，夜班、白班、睡的、没睡的，推渣的、担水的、烧饭的，全都涌到了一号炼钢炉，上上下下站满了人，吵嚷着，询问着，乱乱糟糟，全都拉长脖子朝着炉子顶口望。不消说，什么也看不见。冷水激出的热烟，仍旧从顶口向外拧，只不过，烟里又夹了一股焦肉味儿。

这时，有人灵醒了。

“方师傅！方师傅！哎呀……是方明跳了炼钢炉！”

猛一下，奇静，人们不吵了。

大伙都松了一口气。

知道谁跳下去就好，不然，心总悬着。

又默默站了一会儿。

谁说：“睡吧？明天还要出炉。”

谁就接：“反正救不上来……睡吧。”

有谁问：“是不是有夜餐？”

有人答：“屁！”

再问：“不是杀鸡了？”

再答：“明天检查团来时喝汤的。”

还问：“谁家的鸡？”

又答：“方师傅家的嘛。”

人就走散了。炼钢炉已经淹死。夜班结束了，都是又饿又乏，一入帐篷就睡得鼾声大作。五处炉子没有一个人。别的工厂、街道、公司的班余炼钢工人也都睡了。这时的东京郊区分外的寂静。

十一

姥爷也是“赶超检查团”的成员，很荣幸，也喝了方师傅的斗鸡汤。他知道那鸡是他送给方师傅的。检查团长说：“这样好，喝鸡汤，出钢铁，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儿！”那天，文化股的青年有病了，让姥爷补缺，仅一天，检查的偏偏是煤球厂。团里的人，都看出来那“钢山”下是炉渣，但谁也没有吭声。都喝了鸡汤，吃了玉米馍。这是唯一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的单位。一个黄馍，一碗有油的清水，他们就集体把人心卖掉了。选“红旗炉”时，他们人人投了煤球厂一票。

同年，煤球厂的书记升迁到区委当了副书记，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还参加了北京的会议。

方师傅，后来没人提起过。他儿子方阳多年以后和我姥爷再说这件事时，姥爷说：“你爹的气量小，活在世上怎能没有气量呢……一只鸡，吃了就吃了嘛，啥鸡规？都是鸡把式们自己定的，他也是鸡把式，坏一次鸡规谁还能不宽谅。”

话是这样讲，但毕竟方师傅永远去了，就是斗鸡，姥爷也少了个上好对手，怎能不有震动。那个日子，岁月窘迫，但依然流失很快，转眼又过去几年。人生也和旅行一样，在此游览了这种景致，到彼就能看到另一种风光。接下去，农村开始土地下放，如解放初一样，农户家家都有地种，日子立刻好起来。姥爷有次到东京辖县参加风筝游戏，是代表文化股去的。看到乡村风光锦绣，田野迷人，生活极有乐趣，就萌发了把小女儿嫁到乡郊的念头。后来，他们股的某青年干部，要辞退工作，回家开荒种地，姥爷就把小女儿许给了他。从此，命便注定母亲和我们永远不再是东京市民了。

姥爷退休之后，每年都要到我们家参加风筝庙会。听老人们说，这庙会从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具体时间是三月十五，地点在村北的阳光庙。历年来，每每到了这日，就有风筝数百，观者千众，在阳光庙前戏乐。到了风好时，村里组织者一声“放”，玲珑精致、造型逼真的软翅风筝，如鹰鹞、紫燕、蝴蝶、仙鹤、蜻蜓、蜈蚣等，便轻盈飞天。风大了些许，硬翅风筝跟着起飞，有七星风筝、太极图、大脚燕等，个个高达丈余，用手指粗的丝绳牵引，三四个壮汉拉住。姥爷来时，总要带几个别派的鸡把式和斗家，上午看风筝，下午斗鸡，这也给村里平添了新鲜。因此，村里人对姥爷也很有印象，很有好感。到了以后的那段岁月，东京斗鸡绝迹时，姥爷才可能在我们村把斗鸡繁衍下去。

在此之前，姥爷已彻底离开工作。不必说，日日除了斗鸡，还是斗鸡。他斗了一辈子，几乎日日没有和鸡分开过。

公元一九六六年，从记史说来，东京和国家一样，大小事情，都是一个起段的年月。那个时候，国家疯了，东京何以能清醒。年轻人们歇了学业，拿着棍子、锤子，先砸相国寺的塑像，再敲龙亭雕刻的手脚。禹王台的大禹治水图，人云铁塔的琉璃古画，无一能够幸免。如说热闹，其时姥爷七十余岁，一生所见当属那时最为热闹。夜间，鞭炮声时常突然炸响，锣鼓喧天，口号震塌房子，脚步声比解放前东京过队伍还要整齐。睡在床上，一切声音都通过抖动的床腿进入耳朵。七十多岁的老人，瞌睡少了，本该觉得黑夜漫长，可这时候，着实感到夜间也很丰富。街上的响动，能启发姥爷从清末一直回忆到当时。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只是，这种惊奇心境并没存在多长时间。有天早上，他刚出门，就看见一群青年从政府机关那里抓了一个人，头上还戴了高帽，帽上写了五个字：“特务郑联同”。姥爷怔一下，待那人从面前过去时，仔细一看，果然就是当年的郑先生。这下姥爷懵了，到包府坑赶鸡时，对一个老鸡把式说：“郑先生给抓起来了。”

“哪个郑先生？”老鸡把式问。

“就是支持咱们斗鸡的那个嘛。”

“他呀，算啥！”

再也不能说啥。想想，如今的人委实厉害，连国家主席一拉就拉下了马，郑先生又能排在老几？回到家里，姥爷照样的吃饭，照样的喂鸡，但他没想到，灾祸不期而至，说来就来。吃过饭的时候，姥爷坐在椅子上，看着斗鸡在地上觅着高粱，就这个时候，大门口有了一声叫：“这就是倪清本家！”

姥爷的另一页人生就是从这一唤开始的。

声落人进，院子里一下涌满了年轻人。男男女女，都是一脸愤怒的青春和青春的愤怒。起初，大家将姥爷围起来，把舅和妗们吓得发抖，然而只在几句话间，形势又急转直下了。

“你是不是倪清本？”问话的是一个白面小伙子，袖上戴了红绸袖章，姥爷盯着他，觉得面熟，就笑笑。

“我认识你……”

小伙转过身，对大家道：“这就是东京的总鸡头！”

有人在人群中间问：“你斗了多少年？”

姥爷说：“一辈子。”

“都和谁斗？”

“和方家斗得多。民国时和方老板，解放前后和方先生方明。这几年，方明的大儿子方阳也常来……”

仅这么几句话，那个白面小伙的脸立时黄了。他先是瞪着我姥爷，后来一转身，挤出人群去了。

大家集体怔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

那白面小伙正是方明的大孙子，方阳的大儿子。第一场风雨就这样过去了。这对我姥爷是一个信号。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郑先生那样的人，说抓就抓走了，何况他。不过，他想自己除了斗鸡，一生没有干过别的事情，也许就没什么事情会牵涉到他。

鸡还是要斗的。

一天在城墙下和东派斗鸡，姥爷见了方明的儿子方阳。他在一个工厂当会计，每天下班都沿着环城路回家。姥爷见了他，问：“多日不见你斗了……这样好，你爹就吃亏在斗得太专心，命也赔了进去。”

方阳突然生出一脸苦相。

“娘奶奶……儿子回去要摔死我的鸡，说因为我斗鸡，他的队长给撤了。我一火，打了他一耳光，小子竟不认我做爸爸啦！”

队长给撤了也不认生父了……这话凝在姥爷心里久久不肯化开。犯得上吗？斗鸡和当队长有啥儿瓜葛？喂的是自己的粮食，用的是自己的功夫，连日本人进来还不管斗鸡呢，这又是何苦。姥爷想，既然把队长撤了，也许斗鸡就真的是碍了什么事儿？那又碍了什么事呢？赶着鸡，思想着，姥爷回到家时，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在家里等着他──

会计方阳的儿子方红光站在院中央，身后站了几个男女，人数不如上次众，但情势要比上次严峻。他们已经等姥爷很久了。姥爷一进院子，方红光就上前一步，把双手抹在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