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你看……我是东京西派的倪清本。你看看……说透了，都是同罩，你快屋里请。”

十二分的热情。姥爷知道那兵曾是同罩后辈，不由分说，扶进屋里，让媳妇打了荷包蛋，说了歉话，亲自搭了床铺。情况完全翻了两样。那一夜，姥爷和那逃兵谈到深夜，都是东京的斗鸡话题，没说半句中原大战的谁长谁短。来天一早，姥爷给那人弄了吃的，又亲自送到大南门，看着他家人用车将他拉走。

斗鸡的人就这样，见了鸡客，如兄弟一般，别人别事，则显得冷淡异常令人难以理解。也许斗鸡本身，就是一个冷暖世界，完完整整。世界以外的人是人非，在鸡界都显多余。

那兵祖辈斗鸡，自己也有余爱，姥爷和他有了这一夜同罩交往，也是姥爷的命运安排。后来的日子，那人给了姥爷很大救援。当然，这是后话了，要说就得飞过很多岁月，跳到民国三十四年以后。

民国三十四年前，东京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经过了不少大事，都是历史不能忘记的。民国二十七年，蒋介石掘开黄河花园口，洪水从东京一漫而过，房倒人亡，其惨难书；民国三十一年，中州大灾，千年不遇，饿死、冻死达三百万之众。那时，东京以东以北，已被日本军队占领，西南数十县，大部分是山区薄地，物产不丰，加之春季无雨，乡间麦收只一成二成，人心惶惶，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寄望于秋，谁知夏天又是大旱，滴雨未下。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复又为害，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秋粮几乎无收。这两大天灾，致使东京物价暴涨，粮食奇缺。“达宏杂货行”本来经营乡村物产，这一来，断了货源，几乎倒闭。好在掌柜身体尚好，亲自到外州奔走收购，加之行里还有陈年存货，才算勉强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开门经营。可事情不仅如此，周围一百余县已沦陷大半，被全面封锁，国民政府不仅无力救灾，还要向当地灾民征收四百万石军粮。在东京城则征收各种新创造的税款：烟酒税、直接税、所得税、印花税、盐税……连东京第四巷和会馆胡同的卖肉妓女亦不例外，何况老字号的行、店、庄。当然，应该说东京在那个岁月，灾难不比其他有的地方大，如南京、北京。否则，东京的斗鸡为何能年年有斗？姥爷又为何能够继续他的斗鸡事业？

他靠了命好，更靠了支撑“达宏杂货行”的舅舅。

回头说民国三十四年，春夏之交时节，日本国的军队大举向河南、湖北边境进犯，豫西、南也同时遭了日本军的践踏，老河口、浙川、南阳等地先后被占，中州半部，均已陷落。局势异常紧张，东京的日子提心吊胆，居民们把光景打发得凄凄惶惶。城里百姓大多靠小本生意过活，因为战事，乡下人日日进城少了，物资交流濒于停滞，民国政府税收不断提高，各区警察署的人又不乏恶徒，夜闯民宅的事不断发生。随之，斗鸡也落于低潮。

到了五月初五端阳节，东京老人、孩娃，一般都要出城采药──多是采些艾枝。传说端午节所采草药，灵验有效，能治百病。因之，家家都将艾枝插于门楣。年幼小女，亦多将艾梢嫩枝，插入发辫，说如此可以避免瘟疫，还说“闺女媳妇不戴艾，死了变成丑老太”。这天的早饭，按例要喝雄黄酒，还要把酒涂于耳孔鼻孔，以避五毒；另将五彩丝线缠做缝制的三角、心形、瓜形等香囊布袋及胖香娃娃挂胸系腰，以避蝎螫蛇咬。饭时，要食用江米红枣粽子、炸麻叶、糖糕油香等，凡此节中的种种烦杂琐事，都由老婆、少妇承办，丈夫多为闲手，所以，这天各派斗鸡，都要到斗鸡坑一比雌雄。不消说，姥爷吃过早饭，喝过雄黄酒，坐上车子就去了北郊。

斗鸡坑那里十分清净，没有一人。坑里长满了杂草，青的黄的，紫的绿的，各色野花，争艳夺目。周围的几棵大树，也似乎高大许多，叶子极为茂盛。有只灰狗，在坑里跑来跑去，对着城里的方向，偶而狂吠几声。姥爷站在斗鸡坑边，心里异常苍凉。新年时，这里还那样热闹，上百个斗鸡家云集坑里，从上午斗到黄昏。半年不到，这坑里竟变得如此荒芜。鸡头家连坑里斗场的野草也不锄一下。姥爷放下紫色秃尾斗鸡，鸡子昂起头来，环顾一下四周，莫名地“咕”了一声，低头在草地找着虫子。怎么会这样呢？姥爷打量着周围，除了看见通往城里的街上，有几个来往行人，其余什么也没有。

走了吧。姥爷想，可还是没有走。鸡子在往日的斗圈里啄着草籽、虫儿，姥爷在坑边来回走动，很像是专程到这儿放鸡的。到半晌时分，姥爷站到坑头时，忽然看见坑那头站着一个人，怀里抱着一只青色斗鸡，心里一喜，走去一看，那人竟是方老板家的公子方明。

“啊呀……是你呀！”

方明把鸡放下来，样子很尴尬。

“真是你……我看着不像。”

“你、不是不斗吗？”

“钱庄关门了，交不起税……你家呢？”

“有我舅在，没问过……咋回事？今儿这儿一个也没来。”

“包府坑、相国寺、龙亭，我都去了，那里也没人……见了你家里的，她说你到这里了。”

“鸡头家也不在……”

“鸡头家死了。前几天听东派人说，他去徐州贩盐，撞见了日本人，捅了他七刺刀……”

“……”

“知道吧，南派也不剩几只鸡子了，都说没心思喂，人嘴还顾不上……”

姥爷看了一下远处。他的鸡子隐没在草地里，只看到一个鸡头在草尖上一点一点。过一会儿，收回目光，他无头绪地骂了句。

“操他八辈祖宗……”

方老板的公子，似乎心里也十分惘然。

“玩不玩？”

“来了，玩玩吧……”

两个人开始找到斗鸡坑里往日的斗鸡圈，动手拔着里边的野草。太阳升上来，在稍偏正顶的上空照着。地上的草长得虚，一拔就掉，不一会儿，那个旧有的斗圈就给拔光了，黄沙土的泥腥味直扑鼻子，格外清新。他们开始站起来，把松散的沙土踩平踏实，对着脸，起落着脚步。

“听说信阳那里，有个村庄，老少几百口人，全被日本军给杀了。”方明说。

姥爷站住了脚。

“不会吧？”

“真的……山东那里，姑娘媳妇一出门脸上就得抹锅灰，要不就被日本人给拉走了。还听说日本人一弄完女人，就用刺刀扎女人的那地方。”

呆着，姥爷一动不动。鸡斗场被他俩踩得光亮平整。两只鸡子跑到远处觅食了。有一只蟋蟀跳到斗场上，伸开翅膀“咯咯咯”叫了几声，忽然就又有一只蟋蟀从草丛跳进圈来，一样地叫了几声，两只蟋蟀便毫无缘由地瞪起来。还未厮咬，姥爷用脚尖把它们踢开，然后抬头望望天。太阳比先前高了些，小了些，亮了些。光线也开始有些刺眼。

姥爷说：“该吃午饭了吧？”

方公子抬起头。

“差不多了。”

“还玩？”姥爷问。

“算了吧。”公子说。

“那就算了。”

最后这样说了句，姥爷看一眼方公子，方公子看了一眼姥爷，就一道走出那斗鸡圈，去寻找鸡子了，并着肩，谁也没再说啥儿。

八

到夏季，东京形势严峻，日本军西进速度很快，城里的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多数公立、私立中学，也都迁出京城，将学校设在较远县境。有的师生，逃往陕西，到西安去了。居民们则是为了残破家业，心想横竖都是一个艰难日子，苦挨苦熬。各罩鸡派，也有人逃到乡下避难。喂鸡本来是闲日子的乐事，日子里没了闲心，斗鸡还有什么意义？姥爷则不同，不喂鸡他活着干什么？可惜这个年月，到包公湖桶子鸡都很难碰到一个同行，有时反倒会碰上扛枪的青年军、国民军的兵。他们把枪横在肩上，见了别人尚可，见了斗鸡的，便怒目视之，像说：什么时候了，还斗鸡！因此，姥爷索性也不外出，赶鸡时，有时在院里，有时起早床，就在门口胡同。这时期，老姥姥已子孙满堂，二男三女，虽有吃有穿，媳妇又孝，端吃端喝，可毕竟老了，七十多岁，对兵乱感到格外心慌。

几天前，马道街的店铺，连连遭劫，都是光天白日拿货不付钱。于是，为了安全，“达宏杂货行”也关了门。老姥姥的弟弟要回乡下躲躲，劝姐也回娘家静静心。老姥姥想，趁还能走动，最后到那个偏远老家看一眼也好，就同弟弟离开东京，租了一辆毛驴车，回乡下老家了。

姥爷把老姥姥和舅送到城外大路上，还给母亲买了很多乡下没有的东西，如洋糖、洋火、洋糕点，嘱托母亲早日回来，让舅回来时带点乡下的地瓜吃。

东京有句俗话，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话就在姥爷家里应验了。在老姥姥走后第三天，天气不好，从早上阴到午，似乎要下雨，终又不肯下，满天乌云，满城水汽，街里的空气又湿又黏。姥爷喂罢了鸡，给鸡遛了腿，忙到半午晌时，正想搬竹床到院里树下歇歇精神，忽然有个爱看斗鸡的小伙从门外闯进来。

“清本叔──不好了！”

姥爷怀疑着。

“啥事？”

“不好了，你快出去看吧！”

“日本军打进东京我也不去看……”

“不是……是达宏杂货行的掌柜和奶奶……”

这下把姥爷惊了。

“出、啥事啦？”

“去吧叔……都到门口啦！”

这是几十年来，我姥爷不曾有过的紧张。他招呼一声媳妇，就跟着那小伙大步出了院子。果真的，就是拉着母亲走的那辆毛驴车，又把母亲给拉回来了。车停在门口，毛驴打着喷嚏，车把式在一边吸着旱烟，舅在拉扯着车上的被子，和围上来的胡同里的邻居们正从车上朝下抬着啥儿。这时候，谁说了啥话，舅就拨开人群，满脸灰白地站到了人群外。

“清本……你娘遭灾了！”

姥爷一下子被吓住，竟突然呆在人群外，木木地盯着车上的被子不动。他看见被子鼓鼓的，被头上露了一撮银白枯干的头发，心立马抽起来。

“别呆着，”舅说，“先把你娘抬下来，让车子先走，人家把式也记着自己家。”

就和想的一样，姥爷掀开车上的被子，看见母亲那张脸，干瘦到纯是皮和骨头，黄得如烧纸一样；眼窝陷下去，看不清眼是闭上了，还是睁着的。她穿的衣服，被驴车颠得扭来扭去，脖子下塌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坑。

娘死了……

人之生死就这么简单。三天前，娘还活脱脱的，说着娘家里的一些旧事；走了三天，再回来就算永别东京了。舅和姥爷叙说他姐的死时，说得非常淡然，非常轻飘。说他们离开东京，沿着铁路朝东走，快到家时，途经桃花镇，碰上军队往火车站运粮食，先要把镇上的粮食装上汽车。这其间有段距离，是当兵的用肩扛。等他们走近了，当兵的就要用他们的毛驴车。过来一个日本兵，在车前叽哩咕啦说了一阵，谁也不懂，都吓得脸白，又不知该如何是好。那日本兵急了，上前揪住老姥姥胸口的衣服，把老姥姥提起来，放在地上，将车赶走了，这下他们明白是要用驴车的，心都稳了。可转身一看，老姥姥已经躺在地上断了气。

她是被吓死的。

虽说日本兵提着她往地上放得并不重，可她活了七十多岁，是第一次听了听不懂的话，第一次见了外国的人，她就这么活生生地被日本兵给吓死了。

“娘的……”姥爷说，“用车也不能揪住胸口啊！”

舅舅道：“日本人嘛……你还没见过日本军队做的惨事哩，乡下比城里灾还重。”

“操他祖宗！”

埋了母亲，姥爷多日都没了轻松兴致。一个人说死就死了，这么大的事，却又这么简单。死了，那些军队的人且连问也不问一声，就当没有那回事……人命呀！是别的？连斗鸡有病死了，他们还都认真埋葬，把鸡头、鸡爪取下，送给罩派主持看看，证明是真的死了，不是把鸡送给了外罩，何况是人……这事叫姥爷惊讶，叫姥爷生恨。

如何能不恨呢，母亲死了，在倪家如同塌了天。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一开店门就惹是生非。且姐姐过了世，当舅的到底对外甥是另一个态度。

“我该走了，在这也不敢开店门……清本，你也半身入土的年龄，不能老系着斗鸡，到了独掌门户的时候。”

搁下几句话，舅舅真的走了。这样一来，一个家庭的担子，是完完全全放在了姥爷的肩上。这叫他如何能够担当得起？光景逼着，不担也得担。其实，姥爷所能做的，就是夜里睡在店里，守着半空的一间仓库，真让他开门做买卖，实是一件难事，何况东京又不断下雨，乡下人压根儿不太进城，城里人又不太出门，加之还有政府的税。然而日子是坐吃山空，粮完了，舅留的钱也日日少去。想到未来的艰难时，姥爷打开了仓库门，看看存货到底能把岁月维持到什么时候。谁知门一开，一股霉潮气味差点把他熏晕过去。他这才发现，所谓仓库存货，竟全是腐烂的小麦。一包一包，整整堆到梁顶，面积占去半间房子。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来，几个月前，舅对他说，要勤看仓库，白天把风窗关死，晚上半夜时打开，有机会就卖，没机会别动。他一直以为，仓库里存的是木耳、核桃、干菜，没想到竟是粮食！姥爷用手摸了一下麻袋，麻丝像干草样立马断开一个口，粘在一块的粮食团儿，长出了半指长的白毛。挨着地的一层麻袋，小麦全都生出了芽子，嫩黄的芽，在麻袋外密密盖了一层……姥爷感到真正遇上了疑难。小麦是不能吃了，卖也卖不出去，这是母亲和舅留给他的活命保障，倒弄得扔也不敢扔，让政府知道自己囤积粮食还得要命！

有几日，姥爷连斗鸡也喂得潦草起来，愁得日夜都不能睡觉。然事情到了最后，得了个圆满结尾。有一天，姥爷去买小米喂鸡，到鼓楼广场，见鼓楼正面，贴了很大一张红纸，上书八个大字：请求义捐，支援前线。红纸下，有个青年，剃了个三七分发头，在大声喊话，说日本军就要完了，前线开始了大反攻，望各界人士、商贾，为救国救亡，慷慨解囊，力扶前线将士。那个喊话的青年身下，站了一大片人，姥爷注意瞧一眼，发现大都是马道街大小商户，老板、经理、掌柜、跑腿的小二，几乎都在那里，这时候，“义捐”两个字，在姥爷心里滚球般动了一阵，最后，他下了个决心，匆匆低头离开了鼓楼。

那日，姥爷发现东京热闹处，哪哪都有“义捐救国，支援前线”的标语，标语旁都有喊话的青年。也许事该如此，让姥爷有一伟大作为的。本来，离开鼓楼，从马道街穿过时，他已不想义捐之事，可到大相国寺门口时，偏碰到一个熟人。

“清本，清本兄！”

在相国寺义捐场中，有人叫着挤出来。

姥爷回头打量着。

“我呀，不认识啦……郑联同，十多年前受伤在你家住过一夜……”

就是这样，邂逅了。离别十多年的时间，人群如麻的东京城，能叫两个有一夜之交的人，相碰到一块儿，可真叫我姥爷感到是命运所使。一夜之交的乡下人，已非往日所比。他显然干了大事业。那一天的东京义捐活动，就是由他发起组织的。说为了还愿，他非请姥爷吃一顿饭，叙叙十余年的别事。于是，两个人进了馆子，要了两碗烩面。

他们从午饭前，谈到午饭后。话题从斗鸡开始，又到斗鸡结束。

最后，姥爷毅然到郑先生那里，在“义捐注册”上签了字。

十余石小麦，颗粒不留，全都支援了前线。

“就是粮食不好……”姥爷歉意地拉着郑先生的手。

“前线的人，连鞋底都吃了！”郑先生说。

去达宏杂店拉麦那天，政府在门口挂了彩绸，敲了锣鼓，把整个东京城都惊得天翻地覆。

我姥爷好光彩，直到几十年后，他将近百岁，对此事还记忆犹新，谈起来仍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这对姥爷是大事，对东京也是大事，对国家又何尝不是大事。此后，姥爷成了商界义捐援前的典型，被前线打仗的人称道，被东京市民称道，被鸡界朋友称道，很在东京城里沸沸扬扬了一段日子，直到解放以后，东京上下，很多人都还记得姥爷的这一事迹。

可这等慷慨作为，悖逆了商人本性。你慷慨了，受了政府的褒奖，不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着别的商贾不大方、不爱国、不支援前线吗？不是逼着众商户都要大解腰囊吗？

一日，方老板家公子方明见了我姥爷。

“倪先生，听说你生意做大了，捐了十石小麦，身上没打个寒战？”

姥爷当然知道其中话意。

“为了国事，你也可以捐点嘛。”

方公子淡然一笑。

“我方明只管经商，名利是身外之物。”

姥爷冷眼一望方先生。

“我倪清本斗了大半生鸡，除了鸡子以外，其余的东西，也是身外之物，概不放在眼里。”

方先生想了想。

“这么说来，我要请倪先生压下‘达宏杂货行’和我斗一场，倪先生也会应下的？”

姥爷一怔。

“我说过了，除了鸡，别的都是身外之物。”

方先生正经了。

“好！有言在先，政局稳了，我方明和倪先生疯斗一场。”

姥爷很有气度地一笑。

“方先生回去把鸡子喂好些。”

九

斗鸡要看局势，看似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试想，国难当头、全民抗日的时候，两个在东京都有名望的人，却要展开一场疯斗，赌注大到三间房子，且是门面金屋。加之方先生义捐时，一毛不拔，这疯斗叫政府如何想法？最少把你的税再收高些。

当然，斗也只是说说。民国三十四年后，日本人虽被赶走了，战事却延续了四五年。东京的气候，一直冷冷热热变幻无常。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国民党的部队在哪里哪里，被八路军消灭了一个军，大部分都被赶到了长江以南，共产党执政是大势所趋；没过几天，又有消息传来，说共产党的一支部队全军覆没，蒋介石立脚很稳，打不垮共产党，也要南北两治……东京城内，抢劫谋杀的事情时有发生。城外的郊县各地，游击队、还乡团、占山为王的土匪兵，你来我去，撞上就打。此时的人心都已不在过日子上，而在千方百计躲灾避难上，不要说斗鸡，各罩派的人，连养鸡的兴趣都干枯了。

我姥爷如果在街巷见上了往日的鸡友，总要为此感叹一番。

“你不喂了？”

“哪还有这份心思。”

“唉……打仗，天天的打，日子都过不好！”

有时会有人先问他。

“倪先生，听说你还天天到包府坑遛鸡？”

“都不喂了……我下年也想歇歇。”

“不能不能，你有‘达宏杂店’出赁的房钱养活着，再不喂咱西派鸡就要绝种啦。”

“光喂不斗，过这号日子……”

“仗还能天天打？”

“说得也是，早晚会有一个把那一个打下的。”

究竟谁能把谁打下，似乎我姥爷并不十分在意。在姥爷内心，战事虽于他无大的关系，毕竟影响了他的鸡。斗鸡这玩意儿，和老鼠一样，三天不咬东西，牙骨就要长疯的。而且斗鸡到了斗龄，一般都要每月斗上一次，三个月歇了鸡嘴，鸡的智勇就要衰退。按各派规矩，同一罩的鸡子是不能相斗的，就如弟兄不能相打一样。然为了鸡的锐气，姥爷已经私下破了规矩，每过两个月，他就要关起门来，让自己的鸡子相互斗打一场。我姥爷站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同罩鸡子翻脸斗打，无论场面如何精彩，都没有精神，没有乐趣。他怎么忍心看着自个精心饲养的一对鸡争斗呢？可不斗不行，斗了又难受，这两难滋味，搁在姥爷心房，久而久之，折磨得他看见什么都烦，听说打仗就骂。公元一九四六年，美国帮助国民党武装了二十个军，五十个师，并派大量舰艇把国军送往华北、东北，支援内战前线。东京的学生在城里撒传单揭露此事，我姥爷捡到一张看了，骂道：“操他奶奶，美国人吃饱饭撑得，天下哪有支持打仗的道理！”同年底，蒋介石召开国大会议，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接着，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女学生的事情，激起举国上下的抗议。东京的“国立河南大学”游行时，我姥爷上街看风景，碰见了方先生。学生队伍，呼着口号，举着牌子，浩荡而过，警察在前边拦着去路，人仍在街上挤成肉团，姥爷和方先生就那么被挤到一块儿。

“天天都这样闹腾。”方先生说。

姥爷叹道：“啥时能和你斗鸡？”

苦笑一下，方先生道：“没时候了。”

时局的好转，其实并没等多长时间。不久，共产党就把国民党打下去了。

东京是在公元一九四九年解放的，虽然成立了新政府，但国家的炮声还在响着，市民们心里并不十分踏实，连妓业都还开着。然而斗鸡却与别事不同，爱好者只要时局一稳，就又养起鸡来。年底时，包府坑、龙亭边、铁塔下、禹王台，又有了很多赶鸡的老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在战乱之间，偷着喂养斗鸡的，并非我姥爷等几人，各罩各派都有那么三五六七的人在喂着哩。

可以公开赶鸡了，也就可以公开斗鸡了。北郊斗鸡坑的鸡头家被日本军捅了刺刀，没有人再出面组织，相斗便成私下相约。阵势并不十分热闹。到了一九四九年冬，东京为了贺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府决定组织民间的高跷、狮子、响器、旱船、斗鸡、假面人、大铜器热闹一场，并决定各种门类，分别寻找一人出面牵头。我姥爷万也没有料到，一夜鸡友之交的郑联同先生，这时节竟又是东京市政府的干部、此次民间游艺活动的总指挥。姥爷义捐十石小麦，就是郑先生树立宣传的典型，所以，斗鸡界由姥爷出面组织，则顺理成章。

当然，各派斗家，十几年不斗，肚里都胀着一股急气。提前打了招呼，让大伙调好鸡子。到了庆贺这天，气候异常温暖，太阳悬在顶空，东京城到处都是灿烂光芒。横额、标语贴挂满了胡同巷子。多少年都没有这般喜庆了，各户各家，这天都闭门落锁，老老少少一同寻热闹处欢乐。按总指挥的区域划分，高跷、旱船，主要活动在寺后街；响器在相国寺周围；戏班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附近；斗鸡仍在老地方──包府坑的一块松软广场。四郊的农民，为了赶上热闹，起大早带着干粮往城里奔，各城门外拉媳妇、拉老娘的驴车，一个挨一个，排出几里之遥。斗鸡场这里，更是少有的红火。各对斗家，相互商约，自选一处，撒开争斗。整个包府坑边，东一处，西一处，水边、树下、墙头，凡平整之地，都有一对斗鸡的厮杀。远看这里，人围着湖，湖浮着人，热烈而不喧闹。和其他各处的游艺相比，这儿别有一番雅静之趣。临近午时，总指挥郑先生陪着东京市长，去各游艺点同乐，待到包府坑时，静水清风，默言斗打的趣味，一下就把市长吸引了。他到各斗鸡圈看了一遍，走时问了斗鸡是谁组织的，如何会这样井然有序，郑先生当即向市长介绍了我姥爷。并重点叙述了他在抗日时期，曾一次捐了十石小麦，把“宏达杂店”的生意都给捐垮了。市长很感动，把我姥爷的名字记到了他的一个小本上。

游艺活动结束，郑先生把我姥爷叫到他家吃了一顿便饭，说市长对他组织的斗鸡很是满意。其实，姥爷心里最有数。他组织的斗场没法和斗鸡坑的鸡头家组织的相比较。包府坑那场乱斗，完全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顺其自然，谁想和谁斗，谁就和谁斗，想斗多长时间，就斗多长时间，一切均不合斗鸡的规矩。姥爷本为那场斗鸡感到羞愧难当，没想到市长却十二分满意。当然他不能再说别的话儿。

“各热闹处都踩伤了人，只你们斗鸡场没有伤一个。”郑先生说。

姥爷接：“袁世凯上台，袁四少爷组织斗鸡，还踩死过两个哩。”

郑先生望了望我姥爷。

“解放了，你以后准备干啥呀？”

姥爷有些不解。

“五十多了……再喂几只好鸡一辈子就完啦。”

一笑，郑先生认了真。

“新社会要人人都劳动，政府要给市民们都分一个工作干。”

这就叫姥爷犯了大难。

“郑先生……你看，我能干啥？”

郑先生没有立马回答，招呼我姥爷吃菜。在吃中，和我姥爷讲了很多政策，很多政府的计划，总起来就是：解放了，新天新地，人人都要过新的生活，不允许再存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同时告诉他一个绝大机密，再三叮嘱他不能泄露──马上要划阶级啦！

来日，市政府召开游艺活动总结大会，市长在全市各界都有人参加的大会上，点名表彰了我姥爷。说他抗日时期，为国家出了力，组织斗鸡积极认真，又显示了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散会时，姥爷走在最后，心里溢着噗噗直冒的兴奋和喜气，不想到门口，方明先生在等着他。

“倪先生，市长表扬了你……”

“嘿……说了几句。”

“眼下连市长都支持斗鸡，咋样，斗一场？”

“闲斗？”

“压注嘛……几年前都说死的。”

“方先生，这是新社会。”

“咳，你看第四巷和会馆胡同的妓女拉客政府都不管。”

我姥爷想了想……这一想，则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是这个样子，而方先生的命运是那个样子。

“啥时斗？”姥爷问。

“下月初一。”方先生很果敢。

长话短说。姥爷斗鸡那天，没有抱他最好的青紫鸡，结果输了，“达宏杂店”的三间金屋归了方先生，老伴、儿子和他大闹了一场。可过了一段时间，东京对商界登记财产，根据现有财产折合价格，方先生恰好够上划入资本家的一列，而姥爷手中没有半点可折价的东西，就连小商贩的成分也没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