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印尼军人带我们走到印度橡树下后，就站在那边对我们指着北方说:”你们继续往北走，到了前面的十字路口就向右转去巴查查兰路，那边有一座盲人院，他们会收容你们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一片惘然，为什么他要把我们赶到荷兰的管辖区里去，为什么他不把我们带回印尼共和国的地方？我当时想，我实在还是小孩子，大人的事，我真的搞不清。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天天把望着快快长大，快点变成大人，好让我能夠明白许多事情。我更希望自己快点变得像奶奶那么老，因为奶奶在我们家里是最老，是最大人的，所以是最聪明的！
　　
　　印尼军人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痛苦地往北走。今晚好在沒有下雨，一弯的下弦月照得路上清亮。我因心情不好，又遇上冷风飕飕，肚子又饥肠辘辘，我难受地双手抱胸，伏着身躯低头瑟缩着向前拖步。
　　
　　弟弟妹妹冷得瑟伏在伯母与妈妈的怀里，弟弟是直喊冷，而妹妹却说要吃饭。那个隔壁断臂的一家人，就走在我们身边，他们是被印尼军人动员出来的，所以大包小包的还带了一些必需品。那个断臂的老婆就从提袋里取出两件小孩暖衣披在弟弟和妹妹身上。但她的小孩是女的，所以暖衣也都是女装，好在弟弟还小，披了女装的暖衣也不太难看。那个断臂的男人左手拿着一只水瓶，交给妈妈说:”给她喝点水，可以止饿。”
　　
　　因为在路上相聚的时间长，两家的人就攀谈了起来。原来那个断臂的姓段，正是中国云南大理人，住在印尼已是第二代传人。他老婆是侨生，不会讲中国话，他们刚结婚时，在家中是用马来语交谈，但现在，段太太已能讲得一口流利的云南腔的中国国语了。
　　
　　爸爸，伯父和奶奶听他们夫妻用国语交谈，也就用福清腔的国语与他们交谈了起来。段先生很感激那天爸爸与伯父从贼人手中抢回財物，更感激奶奶给他调理断手使他康复。我听他们攀谈，觉得段先生云南腔调的国语，特別好听。
　　
　　虽然是在静夜的路上，中国人的大嗓门是沒有任何处境的顾忌的，特別是福清人遇到了云南大理人！我们考虑到现在是在逃难的路上，谈话的嗓音已是压到最低了，但还是引来了那些不会讲中国话侨生的注目礼。几个操荷语的侨生也开始用荷兰语大谈了起来，间中还听到他们”支那””支那”的语句，像是在和我们打对台。
　　
　　讲讲说说就不怎么感到辛苦了，也忘了时间，不知不觉就走到印尼军人说的十字路口，我们按照印尼军人的指示转向右边走上巴查查兰大路。又挨着饥寒交迫的煎熬再走了一段路，远远地就看到了前面左边、在几棵就像巨伞一样的大树下、有一座宏大的建筑物。在这深夜清淡的月光下，那建筑物就像一只巨大的怪兽蛰伏在森林中的大树下，在窥视着我们！我看了心中就感到怕怕。
　　
　　我们这群难民使尽了最后的气力，加快腳步走到了肓人院的前面。只见这座盲人院建筑得非常坚固，下面半米高是用青石筑的护墙，上面是用淡青色石灰涂成的砖墙壁。盲人院的门窗，门框、窗框、门扇、窗叶都涂漆成灰暗的颜色，大门就设在中间。中间的大门就像巨兽的嘴巴，两边的窗口就像巨兽的眼睛。除了月光之外，这座房屋的里里外外一片漆黑。在这深夜里，又是站在这样令人心中怕怕的建筑物前，真担心那扇就像嘴巴的大门一开，我们就会被吞噬下去！
　　
　　难民里有个男人上去拍门，拍了一阵里面灯光亮了。大门开了一线，露出一个五十多岁荷兰婆的头，她的一对藍眼惊讶地看着我们这群难民。
　　
　　那个拍门的男人对她说了几句话，她就开了大门让我们进去。我们被带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厅，沒有櫥柜，沒有桌椅，连墙上也沒有字画，真是一间”坚壁清野”的大房间！那穿着白色护士制服的老荷兰婆指着铺着青砖的地板说:”你们就睡在这里！”
　　
　　已经走得筋疲力尽的这群难民，也不管地板又冷又硬，都纷纷橫七竖八地往地上坐下，有的甚至还很舒畅地躺了下去。我一进到这座盲人院，就感到一股暖和的气溫包了上来，沒有了外面刺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