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份，我开始撰写《国际商务单证教程》一书初稿，其实，编写这本书是有着一个大背景的，与当时全国的外贸形势，也与我国现行的教课本编撰体制密不可分。

坦率地说，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中国银行工作，从进中国银行第一天开始，一直到2002年6月30日离开中国银行为止，从事的都是外贸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但是，我在大学里，其实没有学过“国际结算”与“外贸单证”这二门课，从事这个行业是我进入中国银行以后，慢慢在实践中摸索的，加上银行的一些短期培训班，才由一个门外汉到所谓“单证专家”，这里边有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结算业务

虽然在中国银行的短期培训班里（时间是三个月），我也学过《国际结算》、《国际金融》之类的课程，记得当年担任《国际结算》这门课主讲的老师是天津财经学院的苏宗祥先生。

八十年代时，全国大学所讲的《国际结算》这门课的教课书就是由他主编的；教我们《国际金融》的老师是陶湘先生，也是八十年代赫赫有名讲授国际金融的权威。

当年，我特地到天津的中国银行培训中心学习，聆听过他们亲自讲的课。但是，上课讲的内容多是一些书上的条条框框，可以说，只是学了一点理论知识，或者说，学了一些皮毛而已，真正能在工作中派用场的东西，还是在实践业务中获得的。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无论是苏宗祥老师，还是陶湘先生，虽然当时可以称得上“权威”了，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做过银行的国际结算工作（时全国只有中国银行一家单位获准从事国际结算业务，被称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虽然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成了中国银行的业务骨干，可是他们本人却没有参与过真正的银行国际业务。他们对中国银行所处理的国际结算事务与一般人相同，也怀有几分神秘尊崇的心态。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期，人们对于外贸工作，特别是银行的国际业务…..一个与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大家都怀有一种“抬头仰望”的态度，仿佛认为这些人“了不起”，得先天之独厚。

八、九十年代的“银、贸关系”

就外贸公司而言，如果那家企业的产品被某家省级外贸公司相中，拿到广交会去展示，无论是对这家企业而言，或者是这家企业所在的县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更不用说，处在外贸公司“上级”的中国银行了。

按照当时体制的划分，“省级外贸公司”只是一个“处级”单位，而中国银行却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虽然不是外贸公司的直接“上级单位”，却高了一个级别。国人怀有强烈的“官本位”心态，所谓“官大一级吓死人”，人们似乎总认为“上司”一定比下属单位要高明一些。

因而，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处在专业外贸公司之上，被认为是一个知识深奥、高远莫测的工作，社会观感与外贸公司工作人员的看法大体一致，对中行国际业务都怀有一种“敬仰”心理。在工作中，如果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句话“中行的人是这么说的”，大家便哑口无言了。

处在外贸业务最底层次的是“外贸企业”（生产厂家），则又是专业外贸公司的下属单位，按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科级”单位，或者“副科级单位”，按当时的话来说，人们对于这些企业（县团级以下单位），还创造成了一个“股级”单位的名词，也就是比“副科级”更低的部门。因而，企业在整条外贸出口链中位置更不用说了。它们有时根本就不知道，省级专业外贸公司收购了它们厂的产品以后，在洋人那里究竟卖的价钱是多少。

80年代中行的国际业务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银行也没有什么国际结算人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银行总行由沪迁京，在当时的体制下，做国际结算工作的人员纷纷“下放”，分散到各地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并不开办“国际结算”业务）。

八十年代初，负责筹备杭州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的张尔诚先生是“老中行”，他在解放以前就是中国银行的“地下党员”，不知他从那儿听说，五十年代初，上海中国银行迁京之前，有一位科员，叫杨天榆，文革后调在德清县五金公司当副经理，做过国际业务。

于是，张先生就将杨天榆从德清调过来当副手，筹建中行国际业务部。

当时，国际业务部的另一个负责人，就是沈松君，70年大学毕业，学经济的，后来成为浙江省中国银行的行长。其实，沈虽然学的是“经济”，但是对国际业务也一窍不通，实际工作多由杨天榆操作。

杨天榆调到中国银行不久，有一次在小菜场买菜，偶然碰到了另一位老同事，也就是杨先生50年代初在上海中行工作时的老上司，安定一先生。

安先生其时已经从杭州橡胶厂会计岗位上退休，闲赋在家。杨先生就将安定一请到中行工作，以后，我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十多年间，具体业务多是由他指导的。

安先生一直在省行国际业务部工作，一直到88岁，实在不行了，才正式告老回家。

虽然，安先生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省中国银行的早期发展卓有贡献，但是，因为他是“退休返聘”，工友编制，杨天榆当副处长时，对他还关照，等杨天榆退下来后，安老师在中国银行只是一名“临时工”，中行职工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他只有领导“想到”时，才会给一点。不过，安老师虽然在中国银行德高望重，备受我们这些业务人员的尊崇，但是他个人却从不计较什么，始终任劳任怨，从不埋怨人们在生活待遇上“冷落”了他。

坦言之，我的第一本书《出口信用证拒付处理》中的案例分析，也是从他那儿得益菲浅的，即，在出口业务中，如果遭遇对方银行拒付时，如何根据国际惯例与进口地银行交涉。这些工作现在看起来简单，但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贸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不论是作为“外贸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还是杭州的各家省、市级外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这些从正规大学里出来的新手，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外贸工作，尤其是什么“信用证结算方式”、“托收结算办法”以及价格条款等国际结算的基本知识，满纸洋文，若雾里看花，仿佛那是一门神秘而深不可测的大学问，文件里尽是些大片、大片的英文；前来接洽业务的那些器宇轩昂、不会说中国话的洋商或外国银行家，多让人望而生敬。

当时人们的心态，就如同小时我到上海去，与邻居家谈起，上海普通市民对于在外滩从事洋务工作的人，大多怀有一种“敬畏”心态，仿佛觉得这些人“吃得开”，西装领带、洋装毕挺，满嘴英文，学问渊博，走在时代先列，仰慕、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外贸的禁忌，那时人们对“洋务工作”谈虎色变，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的30年外贸禁涸及思想禁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转而又对外经贸工作无与伦比的尊崇，实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当时从事“洋务”的人受到特别的尊敬，不比当年上海里弄大妈对于在外滩打工伙计的仰慕。

“理论与实务脱节”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内容与现实工作脱节，使得学校里学到的许多“理论”，在学生离开学校之后，根本“用不着”；有些课程，距离时代需求太遥远了，学生只要拿到了毕业证书后，几乎又全部“奉还”给了教师。

再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3年那么漫长的20多年时间，外贸人才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省、市级外贸公司手中，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也就没有必要拥有外贸人才了。再说，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都“大学毕业”了，也不屑于到“基层企业”去。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自从2000年初，我国向世界庄严承诺，5年以后，也就是到了2005年12月10日以后，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权”全面开放了。

从理论上来说，在我国境内的企业均拥有了“外贸经营权”，既然企业有了外贸经营权，那么，就需要拥有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专才。

而学校教育跟不上时代节拍，现实的情况是，对于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的需求，就如同企业的会计、出纳一样必不可少，因而，外贸单证的培训工作也就逐步应运而生了。

过去，在省、市级外贸公司一统天下的时候，状况也是类同的，但是，当时各家省、市外贸企业都有一个“上级单位”，例如，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它的上级单位就是北京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一般在总公司都设有一个培训部，由他们负责培训。

当然，中国银行也有“培训学院”或培训中心，负责培训本系统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

随着“外贸经营权”放开，外贸体制的改革，众多国营、民营企业没有了如过去省、市外贸公司那样本系统干部的培训机构，于是单证员的培训也就特别令人关注了。

外经贸部文件

2003年上半年时，根据外经贸部文件规定，从2003年9月1日开始，经营性企业只要有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金，流通性企业只要有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金，经地方外贸局的批准，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了；

到2005年12月10日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经营权全面开放。

换句话说，我国的“外贸经营权”正式开放，企业都可以从事外经贸工作了。

自此不会再局限在“省、市级专业外贸公司”了，外经贸工作，以后不会那么“神秘”了，不会再是省、市级专业外贸公司的“专利品”。外贸结算，将成为就如同一般企业的会计师、工程师、医师一样的普通职业了。

由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而需要的外贸人才自然水涨船高。

当时出现的形势，可以说，与我在中国银行时提出的报告不谋而合，当时我的设想是，一方面，由中国银行承担对外贸企业业务员的培训工作。因为只有中行才拥有大批懂得国际结算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中行可以通过“培训”这个渠道，深入到新兴的外向型企业，以培训的方式，获取外贸企业的人心，从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新企业为起点，继续保持中国银行的外经贸行业的“主渠道”地位。

而今，这项原本应由中国银行承担的工作，现在却让“浙江省现代物流人才培训中心”取而代之了，而我编写的这本书《国际商务单证》则是它的物化体现。

“风水轮流转”

或许应验了一句“风水轮流转”的老话，到了2003、2004年，企业面临的情况，与我在1982年进入中国银行时的情形大体相同，企业也是从头开始学，学习外贸结算知识。

一方面，学生在学校里学的内容与实践脱节；另一方面，“进出口权”下放以后，随着中心城市的扩大，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沿海各省，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多数企业正逐步转移到各个县城及以乡镇中去了，那里的企业更需要外贸人才。

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在学校中没有学过单证，大学里不教，因为刚开放“外贸经营权”，企业也没有人懂，因为还没正式开始这项工作，实际上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在这样的状况下，外贸单证的培训工作也就水到渠成了。可是，初时培训中心教的内容却是将大学的课本，照本宣讲，与实际工作仍有一点差距。如何让学员在短期的培养中，就能学到一些更实用的基本知识？拿来就可以用的实务本领呢？

实话说了，我在接手写《国际商务单证》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梦想：八十年代初，我进入中国银行的时候，国际结算理论，是从苏宗祥先生那儿学的，结算实务，是从安定一先生那里学的。今日，我可以取而代之，采用苏宗祥的理论，安定一的实务，两者相辅相成的外贸结算业务教学方式，比他们又上一个层次。从而，加速“进出口权下放”以后，外贸结算工作的普及，令国际结算工作不再在人们心目中有“神秘化”的感觉，外贸结算，其实是一项与会计、医师等职业相同的普通职业而已。

2000年初期企业的进出口业务面临的状况，如同我在80年初进入中国银行时一模一样，一般企业职工没有学过国际结算实务，人们不知道那些复杂洋文后面的真正意义。“历史惊人的相似与重覆”，如果我的这本书成功，那么，我希望取代当年苏宗祥所做的工作，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苏宗祥面对的学生，仅仅只有中国银行员工，而我所面对的学员，却是全国外向型企业的工作人员，比他更面对的学生更要宽泛，意义也更为深远。

在撰写时，我常常想，以前的教课书是由苏宗祥、陶湘这些人写的，他们其实是没有做过国际结算业务，而我已经从事二十余年的实务了。我写的书，理应比他们更符合实际，更贴近工作，学生读了我的这本书，通过短期的培训，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了。

国际结算工作，与别的职业相同，一点也不深奥，一点也不神秘，并不需要只集中的“中央、省、市级专业外贸公司”的少数人手中，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做的工作。

学员经过二个多月的业余学习，通过单证员资格的考试，也就是可以正式“上岗”了。我想让人知道，外贸的国际结算业务，所需要掌握的文件，其实一个粗通外语的人，经过培养，都可以从事的一项普通工作。

“一拍即合”

换言之，也就是通过二个月的短期培训，就能“上岗”从事外贸工作了。

我与大学老师不同、我与编撰大学课本的教授也不同，他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在学校里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工作。换言之，就是从“理论”到“理论”，这些人对于所教的知识在实务中究竟有哪些用处，工作中会碰到哪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现在想起来，我们国家的许多行业缺少的也正是这样的人，既有实践操作经验，又有理论知识。可是，现实体制现状却约束了人们的流动，仿佛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从事教书，就必须教一辈子的书；如果到企业去从事实务，也就一辈子干这项工作了。

现实体制下，尚未建立一个实务与理论研究相互流动的机制，也令许多专业报章杂志充斥了许多不着边际的“理论”，而对于实务工作无补。

我常常在想，我在报刊上撰写的那些文字，多数是一些实务案例，分析理论上的得失，令书本知识与实务得到充分调和，让从事外贸工作，或者从事国际结算业务的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在现实处理方式，也就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经验成果的分享或传播。

我在中国银行从事外贸单证二十多年，在报刊上写过大量外贸单证实务问题的文章，撰写过《出口信用证拒付处理》，并且教过《国际贸易实务》之类的课程，从理论到实践，早已滚瓜烂熟。我清楚地知道，现实大学教育的弱点部分，我觉得，由我编写关于国际贸易单证的书最恰当不过了。

培训中心主任郑梁先生与我谈起这个问题，他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全国各地，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风起云涌，培训中心对于教课本量的需求非常迫切，不愁没有销路。

我与郑先生一拍即合，由我执笔，撰写《国际商务单证的理论与实务》一书初稿，他给我的时间是三个月内完稿。

初时，我不清楚未来课本的“深浅”程度如何，但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我写的这本《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的书，一定会比现行大学教的课本质量要好、更实用，更符合现实外贸企业的需求。当时这本书只是内部印刷，作为培训中心的教材在上课时讲解而已。

稿子写完后，我得了一万多元稿费，这次也是我首次靠“写作”而获得的较大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