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4月的一个早晨，我与妻子一起到上海去进货，顺手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我平时阅报大多只是浏览一下标题，对于内容很少细看。现在坐在火车上，反正没事，便仔细地读起来了。只见报上有一则“单证员培训”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
培训单证员？不正是我在中国银行工作时，提出要在中行做的事情吗？
2003年，正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外贸体制的所谓“进出口权”，集中在中央、省、市级专业外贸公司手中，对于一般企业，特别是九十年代后，“长三角”地区崛起的民营企业来说，他们没有“外贸经营权”也就是说，不直接从事外贸工作，如果想要从事外贸业务，必须要通过省、市级的专业外贸公司。
但是，2000年初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的时候，对国际社会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即，五年以后，到了2005年12月10日，我国的外贸经营体制全面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只要是一个企业，就有权从事外贸经营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专业人才全部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各大专业外贸公司，民营企业或中小型外贸企业没有“进出口权”，因此，也就不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外贸经营政策”放宽了。当时外经贸部有文件，从2003年6月30日起，凡“流通性企业”只要注册资金达到100万人民币；凡“生产性企业”注册资金达到50万人民币，就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外贸经营的“进出口权”；
到了2005年12月10日，我国的外经贸“进出口权”全面放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企业都有权从事外贸经营业务……新政策的出台，也就意味着许多企业都需要拥有懂得外贸流程的业务员和单证员。
我不由回想起1982年，我刚进入中国银行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大学毕业了，但是，对于作为“外贸外汇专业银行”所必需的知识，外贸单证业务，大家在学校里没有学过，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别的同事也与我的经验相同。
当时，中国银行聘请了几位解放初期曾在银行从事过外贸工作的老职员作为指导，而当时的所谓“省级专业外贸公司”，他们的“外贸专业人才”更匮乏，比我们中国银行还要差得多。这些年来，可以说，杭州的各家省级外贸公司，几乎是在中行的指导下才慢慢成长的。
而今，“风水轮流转”，对于众多外向型企业，过去因为没有“进出口权”，也就没有外贸人才，因而一般的基层企业，大多将外贸工作看得很神秘，因为外贸工作的一切文件、单据都是英文，普通人看不懂，只有省公司的专家才会处理外贸单证工作。
现在政策放开了，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业务”了，那么，懂得外贸流程的人在什么地方？显而易见，当时对于众多外向型企业来说，没有比培训外贸专业人才更重要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仅就外贸单证方面的知识与实践经验而论，在浙江省范围内，我在外贸企业中享有无可比拟的威望。我曾在省经贸厅的“外经贸报”上开辟过一个专栏，专门谈论外贸业务中的风险处理问题；我的第一本专著《出口信用证拒付处理》，写的内容也就是外贸工作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应如何解决。
从上海回来以后，次日傍晚我就匆匆赶到报上载登的地址，杭州学院路83号，浙江省现代物流人才培训中心，“毛遂自荐”到那儿去当单证教师。
接待我的人是培训中心主任郑梁先生，我们已经在电话中约了会面的时间，他很客气，说话带上海口音。说来凑巧，他们也正需要这方面的老师。培训中心已经有了几位教外贸的专职教师，这些老师在到培训中心以前，多在省级外贸公司从事单证工作或者是业务员，诸如，齐朝阳老师、杨裕鼎老师、汤德华老师等。现在企业转制，他们在“正当年的时候”，或退休，或下岗了。而且，培训工作的对象，主要来自外贸企业在职员工。
培训中心在报上刊载广告，学员们见到广告跑来学习的，也有企业老板派过来学习的。多数学员原来就是从事外销工作，也有企业会计、出纳等文员。因为是培训在职人员，培训时间大多放在星期六、星期日，不会影响到我其它地方的工作。
可以说，外贸单证教学工作，对于我来说，称得上得心应手，我已经从事过二十多年的外贸单证实务，我的外贸业务经历，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外贸政策同步，特别是对于信用证、托收等进出口实务，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说起来，或写起来，均如数家珍。在上课时，外贸工作的案例、国际惯例，信手拈来，出口成章。与一般从学校出来的老师讲授外贸知识的方式不同，采用实例与理论相辅的讲解方式，课前，几乎不用化费“准备”时间，仿佛什么都已经装在头脑中了。
从我个人来说，也必须要有“双份”工作，才能维持家庭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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