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对于我一生的经历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一个风波迭起的年份，一个饱经沧桑的年份，也是一些阅尽人生甜酸苦辣的日子。
女儿考进浙江传媒学院
不过，最令我快慰的时候，莫过于女儿龚励考进浙江传媒学院了。
当我们接到女儿的“入学通知”时，我的妻子与我都高兴得快要哭了，我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记者，可是人生的旅途却让我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很希望女儿能在写作方面有所作为。这些年来，我虽然经常给报刊写写稿子，但是，那些事都是一些业余创作，拿点微薄的稿费而已，见到自己写的文字印在报刊，有一种无名的兴奋感，聊以自慰罢了。
我们接到女儿入学通知时，上面写着传媒学院的地点在杭州下沙，虽然我在杭州长大，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下沙”究竟在什么地方。
九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妻子与我一起送女儿上学。
车子从杭州汽车东站开出以后，就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行人、车辆不多，显得特别空旷，车辆直奔下沙而去，九堡、五堡这些城郊的乡村闪眼而过了。
父亲曾在上世纪的1997年设计过那里的一个住宅群，海景城。我曾到那里去过一趟，海景城是沿钱塘江边的一组新筑公寓、别墅楼。初到海景城时，只觉得那里离杭州城区太远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传媒学院所在地的下沙，比海景城还要远好多。
下沙，一座杭州北部钱塘江边的新城，一排排漂亮整齐的校舍拔地而起，但是路人、车辆却稀稀落落，不过，校园大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显然，今天是入学日，挤满了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与新生。
我们让女儿在学校报了到，注了册，看到学校一排排落成不久的建筑，女儿新学校的规模与我当年到杭州文二路的杭州大学校舍，不可同日而语，心里颇有几分宽慰，我们把女儿留在学校，我与妻子搭公车回家。
我们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觉得女儿能在这儿接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将来会有所作为的。
我妻子的小店
送女儿到大学读书后，家中平时只有父亲、妻子与我三个人，生活节奏不会如以往那么紧凑了。
我的妻子罗蔚玲原来在杭州龙翔桥的“工艺美术品服务部”当经理，2002年，杭州二轻总公司倒闭，在妻子的管理下，工艺美术服务部经营得有声有色，本身经济效益不错，但是，总公司垮台了，她所在的单位，工艺美术服务部也跟着倒霉。
妻子下岗后，恰逢女儿刚进大学，我的工资收入有限，根本无力承受生活的重压。
好在妻子当过经理，曾经是“市二轻”的大能人，公司改制后，就在新老板的工联实业公司的地下室租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摊位，开了一家小店，做起小买卖谋生了。
小店出售内衣、袜子、文胸、睡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在那些年里，做“个体户”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职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城里人”来说，只有那些“有污点”，不为国营企业录用的人，才会选择做“个体”。
妻子当过经理，时已四十六岁了，虽然也有几个好心的朋友替她介绍过几份工作，但是都很难适应。而今，生活逼迫，自己开店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她以前供职的工联实业总公司与她同时下岗的职工多达上千号人，可以说，妻子是独一无二在原单位所在地租柜台干“个体”的。
我们雇了一个帮工，艳艳，年龄比我们女儿还要小一点，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就出来打工了，长得聪明伶俐。我们想到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儿在大学读书，而她却要自己在陌生的地方谋生，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妻子与我几乎把她当作家里人来看待，从不见外。
小店的货源来自上海、杭州汽车东站小商品市场和义乌。虽然工联公司地下室新的小百货商场开张不久，但是，生意竟然可以勉强维持。
当时，杭州许多国企纷纷“转制”，老百姓手边钱不多，大商场多瞄准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对于平民百姓的需求关注不多，而工联地下室的小百货市场正瞅住这个空档，定位在工薪阶层，而且所处地位置靠近西湖，就处在市中心的龙翔桥，商业氛围比起杭州别的地方来，还算过得去。
小店从开始时就能够维持经营，付了雇员工资、租赁费和其它开支以外，居然还能支撑下来。每天晚上，妻子从店里回家，就挑灯算账，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一张钞票、一张钞票地点算下来，除去进货、开支与费用成本等，算算下来，竟然小有赢余。
此时，与过去在国营企业干活大不相同，那时拿“国家工资”，干多、干少，凭自己良心。而今的账一算，剩余的钱，居然名正言顺地属于自己的了。在以前国企干活的时候，那是不敢想象的事，岂不就是“贪污”了吗？
虽然有一个营业员帮着照看小店，靠妻子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的，要进货，要算账，又要照料小店杂七杂八的事务。虽然我对于做生意一窍不通，不过出点蛮力气，做做搬运工，进进货等杂活还是可以胜任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体力劳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力所能及的体育煅炼活动，每天晨练跑步也是要做的，现在当小工，帮着进点货，岂不是又煅炼了身体，又能帮老婆干点活，补贴家用，一举两得的事吗？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