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茗那一天下午从西郊赶到医院，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了身孕。廷光看着这个要强的大女儿，疼爱地对她说：“孩子，别怪你爸爸的家庭影响了你的生活，现在，一切都好了起来，要珍惜呀！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好好过日子吧！”佳茗没有想到，两个星期没有见到爸爸，他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一天下午，舜瑶带着孙子去医院看望丈夫，廷光特别高兴。他和妻子单独说了几句话，他望着妻子那张仍然漂亮的脸颊，遗憾地对她说：“舜瑶，看来我是不能与你一起回去了，我也不能与你一起走下去了，你一个人向前奔吧。我看你像你妈一样能够长寿，原谅我吧，这辈子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走了以后，孩子们会把你照顾好的，我们有这么多好孩子，我也就放心了。”舜瑶心里难过极了，但是，她仍含着微笑听完了丈夫的一番话。

　　傍晚，佳珍的男朋友来到医院看望廷光，廷光让他扶自己坐起来。这个时候，廷光的嘴唇已经煞白无色了，他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他握住小伙子的双手，眼睛充满了恳求的目光，说：“孩子，你们在外边很不容易啊！我知道在外面的苦，今后佳珍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她办回北京呀！你们好好相处吧。”

　　小伙子的心里感到一阵热，他背过脸去，抹了一把眼睛，转过身子握住廷光的手，说：“伯父，你放心吧，佳珍就是我的命，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绝不会分开的。”廷光望着小伙子真诚的脸，点了点头，会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晚上八点多，大夫通知钟家，做好准备，病人随时都会发生意外。舜瑶已经预感到丈夫最后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她需要为丈夫做一套衣服。益强的妻子颤抖着双手，一针一线，哽咽着、含着眼泪，为公公缝制最后的衣服，舜瑶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这件事情了。

　　就在大家赶制衣服的时候，一声嚎哭把一家人震住了，益强的儿子突然坐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接一声地大哭不止，无论谁去哄他，他就是闭着眼睛大哭。舜瑶心里一颤，她知道，这不是好的征兆，她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父亲病危时，佳茗大哭不止的那一夜。她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半个小时后，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舜瑶全身颤抖起来了，佳珍的男朋友顶着寒风，骑着自行车来到家里，他告诉舜瑶：“伯母，大夫希望大家都去医院。”

　　全家人慌忙拿起刚刚做好的衣服，奔向了医院。

　　在病房里，廷光静静地躺在床上，大夫正在抢救他。他的脸因呼吸困难而憋得青紫。

　　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后，他暂时安静了下来，他的呼吸也略微平稳了一些。大家围在他的床边上，难过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突然，他坐了起来，脸上放出了一道光彩，随后又变得非常痛苦，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怎么得罪了上帝，让我受这么多折磨与磨难？”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们，突然又问：“你妈妈怎么没有来？”他试图在人群中寻找妻子的身影，但是他失望了。当他再次想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了。又过了几分钟，他慢慢地向后躺了下去，一丝微弱的气息从他的嘴里呼了出来。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病房里飞了出去，那是一个寒冷的深夜，哭声悽悽，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舜瑶在家里仍然哄着孙子，她的心跳得非常快，她吃了一片治疗心脏的药才没有晕倒下去。这是心灵上的音讯，她知道丈夫正在远离她而去。

　　1976年11月11日的夜里，廷光走了，他走的时候，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开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他已经无法再了却自己的心愿了。他没有回到家乡，没有看到大哥在大学执教时喜悦的相貌，没有听到儿女们取得更大成绩的喜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他……没有……

　　益砚看着爸爸腕子上带着的那块北京牌子的手表，悲恸欲绝。那块表！那块表呀！它在爸爸的腕子上只带了不到二十天，他就走了。

　　佳欣哽咽地对大家说出了廷光的遗嘱：“爸爸说，‘等我死了以后，就把我的骨灰放进一个酒罐子里，埋在我母亲的脚下吧。’”全家人听着这悲痛的遗嘱，放声痛哭起来。

　　在小城这片土地上，廷光父母的坟墓早已被掘平了，孩子们无法实现他最后的遗愿。廷光冰冷的骨灰埋在了万安公墓，在翠松杨柳下，与天边的父母遥遥相望。

　　一年以后，廷硕成为新疆大学的一名日语系教员，他来到北京买教材，并去二弟家看望舜瑶，他望着墙上挂着的相片，看着二弟那充满智慧的脸颊和宽阔的前额，老泪纵横，泣不成语：“二弟呀，就差一年呀！”他没有见到他的二弟，原本到北京与老弟弟喝上一杯的计划也永远成为了泡影。

　　廷光五十六年平淡无奇的春秋没有给妻子和子女们留下任何东西，在写字台上，那只他父亲给他买的，用了一生的早已缠上胶布的派克笔和记账簿就是他留给妻子的遗物。`

　　丈夫走了以后，舜瑶把孙子留了下来，希望孙子陪伴自己度过这段悲痛的日子。她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孙子，心里的悲痛就会减轻一些。廷光的遗像挂在家里的墙上，她每天望着丈夫默默地流泪，孙子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脸上充满了幼稚的疑惑。

　　她回忆了过去他们在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那个时候，他们年轻，凭着学识和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贪、不奢求，他们没有过高的期望，只求社会给予自己的家庭一个公正的评价和最基本的信任。他们忍辱负重经历了各个时期运动的洗礼，他们的愿望变得更加渺小起来，他们只求自己的孩子们得到一份工作，像其他根正苗红家庭的孩子们一样，不再受社会的歧视。他们教导孩子们，工作努力、待人谦逊、不贪恋、不攀比、吃苦耐劳、听党的话，这是他们夫妻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做法。

　　如今，孩子们都有了工作，他们不用再为学费操心，不用为温饱而勒紧裤腰带，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可以安然地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丈夫就撇下她走了。舜瑶一想到丈夫的一生是在痛楚和惊悸中度过的，一想到丈夫还没有享受到刚刚开始的好日子，她的心就会疼痛难忍。她没有做好精神准备，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下去，她感到自己的一生太不幸了。

　　丈夫去世后的第四十九天的忌日，舜瑶带着佳欣和佳燕及孙子去了墓地。她们站在凄凉无人的墓地里，随着苍柏发出的“刷刷刷”的声音和“飕飕飕”的冷风的呼叫声，舜瑶哽咽地对着丈夫的墓碑说：“廷光，我带着孩子们来看你了，这几天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你过得还好吗？”说到这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廷光啊！廷光啊！你走得太快了，你终于熬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还没来得及——，你，你就走了，你走的太快了！太快了呀！——”

　　女儿们默默地流着眼泪，孙子也在一边“哼哼叽叽”地哭了起来，随后，他便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阵阵，随着风声一起传到了遥远的天边，廷光没有任何回声，他只能在天边上望着自己的妻女和孙子。

　　廷光的丧事办完以后，舜瑶开始偿还丈夫住院治病期间借儿女的钱，这个时候，她的心更是凄凉无比。本来儿女有工作，他们夫妻的收入也开始有了节余，很快，他们就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廷光很高兴，他工作了一辈子，到了退休才有了节余，他打算过两年与妻子一道去老家看一看。

　　突然而至的疾病，让家里刚刚有的存款全部用在了治疗疾病和买营养品上了。等到一切都结束后，舜瑶才发现丈夫治病期间，儿女为丈夫掏了不少钱。她不是那种用儿女钱的母亲，她和丈夫从来不喜欢借钱过日子，所以，她打算还所有借的钱。丈夫去世以后，家里的一棵顶梁柱倒了下去，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舜瑶又开始勒紧腰带，过起了俭朴的生活，她把开销压到最低，节省下来的钱，一笔一笔还给孩子们。

　　舜瑶在丈夫病逝以后，她的心脏病和胃病又犯了，疼痛难忍吃不下饭，但她不顾自己，依然支撑着这个家。

　　廷光病逝以后，佳欣突然得了胸膜炎，胸腔里充满了积水，疼痛难耐，她不得不全休在家。悲痛和疾病折磨着她，胸腔里每天的积水更是让她痛苦不堪。她看到妈妈不仅要承担丈夫去世的悲痛，还要为自己的疾病操劳，她不能再让妈妈这样辛苦下去了，于是，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让妈妈把钱还给哥哥姐姐们。

　　舜瑶知道，她和丈夫让子女们存钱，就是为了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可以有能力自己办事情。她不能接受女儿的钱，她告诉佳欣：“孩子，你爸爸借的钱，不用你担心，我会尽快还给你哥哥姐姐的。”

　　佳欣忍着病痛乞求她，舜瑶仍然不收，她流着眼泪对佳欣说：“你的钱就用来为你自己治病用吧！我的工资可以支撑这个家。孩子，妈让你好好养病，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赶快治好病，工厂需要你呀！”

　　佳欣看着舜瑶脸上逐日退去的光泽，心里难过极了。她打算卖掉自己的手表，还上哥哥姐姐们的钱。她躺在床上，看着腕子上戴着的那块瑞士坤手表，心里充满了痛苦。

　　她记得，那是她出徒的时候，廷光建议她也去买一块瑞士名牌手表。她拿出三年学徒期间的全部存款，打算也买一块梅花手表，可是，她跑遍了北京城全部的大表店，也没有看到梅花手表，于是，她自作主张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回到家后，廷光看着这只没有名气的手表，大发了一通脾气。他告诉佳欣：“有钱就要戴名牌表，要不，就不要戴表。”为此，佳欣心里一直感到对不起爸爸。

　　佳侨也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让舜瑶先还上哥哥姐姐们的钱。这个时候，佳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是，舜瑶依然不能要她的钱，她告诉每一个孩子们：“我和你们的爸爸这辈子过得很艰难，但是，借钱就要还钱，这也是我们的品行。即使是你们的钱，我们也要还上。”

　　廷光去世以后，舜瑶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她从来没有管过钱，没有管过账，她唯一的请求，就是让佳侨帮助她管理家里的账目。

　　佳欣的身体时好时坏，舜瑶把家里唯一的定量副食品给了她，让她尽快恢复健康。

　　春天到来的时候，舜瑶打算去乡下看看小女儿，即使佳燕月月回家，她还是想知道女儿在乡下的生活。舜瑶烙了几张葱油饼，炸了两瓶肉末黄酱，与益砚和佳侨乘着公共汽车去农村看望佳燕。

　　舜瑶看到小女儿的劳动环境后，总算放下了心，她对佳燕说：“孩子，要好好劳动，好好锻炼自己。”

　　佳燕记住了妈妈的话，从那以后，她回家仍然买很多鸡蛋，可是，爸爸已经不需要了，她是给姐姐买的。她感到爸爸不在家，整个天空都塌了下来。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到了农村，佳燕一心想去应考。公社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优先考虑政治表现与家庭好的知识青年，这在佳燕的心里罩上了一片阴云，她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文化底子，但是，她没有信心和底气与那个已经是党员的知识青年去竞争。尽管，大家和大队干部鼓励她积极参加考试，可是，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的机会。

　　结果告诉她，有几个考试成绩优秀的插队学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公社还是让那个党员知青去上了大学。

　　佳燕在农村插队，大队干部非常喜欢她的文才，队里全部的宣传稿件和板报都由她去负责，共青团组织决定接受她为团员，她说：“我学习得还很不够，也不想与任何人竞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干活。”佳燕既不想解释什么，也不想承认什么，她不想在自己的心里埋下对祖父的恨，因为她不相信祖父是坏人。

　　延光去世后第一个春节，钟家的餐桌上没有欢笑声，全家人在廷光遗像的陪伴下吃着年饭，这一年，他们家没有挑出杆子放鞭炮。

　　舜瑶一直守在丈夫的遗像前，倾诉着几个月的思念之苦。她的头上增加了不少白色，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叹息着，想到自己走过的风风雨雨的道路，对丈夫说：“廷光呀，我会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的，我会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的生活，有孩子们在我的身边，我会勇敢地活下去的。”

　　她看着遗像上丈夫那张年轻的脸和聪颖的前额，她再一次失声痛哭。丈夫走得太早了，他太年轻了，他的智慧和学识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发挥，他把自己埋没在深渊里，他不敢大放光彩，这对他来讲太不公平了。

　　开春的时候，佳珍突然向舜瑶提出要结婚的请求，舜瑶为此大为生气，她告诉佳珍：“你爸爸尸骨未寒，就要办喜事，这是谁家的规矩！”

　　佳珍解释说：“妈妈，办理病退很难，只有结婚才可能回到北京，我一天也不想在草原上生活了，我想尽快回来。”这个时候，佳珍的男朋友已经办回北京，他希望早一天与佳珍结为伴侣。

　　在佳珍再三的请求之下，舜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但是，她没有能力为佳珍办婚事，佳珍用自己积攒多年的津贴为自己买了衣服和简单的家具，舜瑶为她做了两床被子。佳珍的喜事，没有红色的喜庆。她结婚以后，就在舜瑶工作过的小学里作代课老师，有了一份临时工作。

　　佳欣的病养好以后，重新回到工厂，她的努力和勤奋的精神得到了党支部书记的赞赏，厂里决定送她去上大学。

　　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以后，益砚更是成为学校的主力教师，他的学生都是慕名到二十二中考进他的班里。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认真听讲、努力学习。他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风雨无阻地按时到学校，他从来没有因为私事请过假。他的脸上多了更多的沉稳与胸有成竹的神态，仍然带着一副严肃得有点可怕的表情。他从来不去夸奖自己的学生们，只有当他的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排在全区第一名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浅浅的不易察觉的笑容。只有当他的学生拿到高考成绩满分的时候，他才会回到家里与舜瑶共同享受这一美好的时刻。

　　高考以后，益砚所教的学生们都考入了北大、清华等名学府，这个成绩令人震惊，他的名字为二十二中增加了更多的光彩。区领导决定让他担任校长的职务，这个时候，益砚的脸上带着歉意，告诉领导：“我不是当领导的材料，还是让给有能力的老师去担任吧。我这一辈子把书教好就很知足了。再者，我上有老母亲，下有幼子，我的精力也有限。”上级领导再三找到他，他仍然态度坚决地表示甘愿当一辈子教书匠。

　　益砚作为学校的牌子老师，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而毫无怨言地付出，他们一家人却始终居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在他们的大杂院子里，最早亮灯的是他们家，最晚关灯的还是他们家。

　　在一个大雨瓢泼的下午，益砚骑着自行车回家，看到一个小孩子站在大雨中，萎缩着身子贴在铁栅栏上，等他看清楚的时候，他的眼睛模糊起来了，那不是自己的儿子吗？益砚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当好父亲，他跳下自行车，冲到儿子面前，一把把儿子搂进怀里，儿子瘦小的身子在他淋湿的怀里颤抖着。但是，教师的责任感让他不得不把儿子一个人关在家里，他还要去学校为学生们上晚自习课。

　　益强被厂党委选为接班人成为副厂长，他与党委书记兼厂长一起为工厂规划未来，他们的厂子开始成为山东地区的重点企业，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表扬。益强连年被评为先进职工、先进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才华在众多厂长当中显露出异样的光彩。

　　进入八十年代，老厂长退休了，他当之无愧地被大家选举为厂长。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舜瑶的时候，舜瑶手里拿着丈夫的照片，含着激动的眼泪对丈夫说：“廷光，知道吗？二儿子当上了厂长，这是我们钟家的光荣啊！”她写信告诉益强：“如果你爸爸还活着，他会有多么高兴啊！你是厂长，一定要秉公无私、谦廉为政、不可高傲、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她还写道：“万事如戏、外像宛然、内心坦然。”

　　益强牢记妈妈的教诲，他带领全体职工狠抓染织技术与质量，他们厂成为山东省的一流企业。当他看到职工们仍然蜗居于平房生活的时候，他决定为大家谋求福利，让全体职工都住上楼房。

　　他既是丈夫和父亲，又是工厂的主心骨，他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晚上要去车间了解生产情况和职工们生活上的困难。他的威信越来越高了，找他办事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为厂里的职工办事情，事后，有的人背着他往他的办公室送上红包或者高级礼物。益强回到办公室，只要看到这些东西，就会大发一次火，他告诫自己的秘书：“我当厂长是为大家办事的，拿工人的钱，那我还算人吗！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给送来的人！”秘书知道厂长的脾气，有过第一次，绝不敢再有第二次了。

　　舜瑶经常告诫益强：“你是大家选上来的厂长，一定要为大家办事，手脚要干净才对得起大家。”

　　益强也写信告诉舜瑶：“妈妈，我会做好人民的厂长的。”

　　在益强的领导下，他的工厂有了自己的发电机组、自己的学校和医院，他的企业被评为优秀企业，他被评为全省的优秀厂长和省、市里的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