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边缘群体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社会群体关系可以用一种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是中心群体或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为边缘群体。”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边缘群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社会群体、中心群体的关系。
边缘群体，包含于社会群体，且与核心群体相对应。边缘群体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群体而言的特殊群体；是一个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且在经济结构、收入或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基础等方面与主流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群体。
如果把社会群体比拟为一个大圆圈，边缘群体在其中，自然具有了社会群体的特征：经常性的社会互动，相对稳定的成员关系，明确的行为规范，具有共同一致的群体意识，等等。同时，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类别，边缘群体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1） 结构性
城市边缘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成，具有两大条件。一方面，社会结构的作用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形成提供可能性。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就是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是城市边缘群体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大量的“农民工”和各种“流动人口”成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为边缘群体的形成提供制度性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并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拉开城乡二元结构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全面推进，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强化，并以新的形势呈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城市“农民工”大军，实则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新形势下的直接体现。“农民工”一经出现就被限定为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是不受城市体制保障的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
简而言之，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以及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这两者交互作用，形成了城市中的以流动人口为主的边缘群体。
2） 边缘性
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在社会身份的认定、社会资源的享有、社会声望的获得等方面处于有利位置的人群，社会学中称之为主流人群或主体人群，他们处于社会“中心”的位置。而社会身份的认定不明确、社会资源的享有不充分、不能或很少享有相应权利的群体就是边缘群体，有学者又称之为“少数族群”、“少数群落”。“少数”并不是从数量上说，而是从所处的不利地位上说的。在社会学的概念中，一个“少数”群体的成员与主导群体（拥有更多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群体）相比，在社会权利的享有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边缘群体多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生活水平明显低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口。这是一个以多重劣势为特征的群体。”吉登斯，《社会学》第五版。边缘群体往往烙上了生活贫困、政治地位低下、文化素质较差等社会印记。
边缘群体在生活上往往处于贫困且极不稳定的状态，他们收入微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可自由支配收入较少，表现出流动人口家庭生活质量不高，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维持基本消费水平。同时生活的贫困也表现在承担生活风险的能力差，一条新颁布的法规，一次单位的人事变动，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都可能使其拥有的一切一夜之间被摧毁。他们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改善自身的处境，但这种机会很少，并且风险大。社会经济发展稍有波动，他们必定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边缘性的另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政治地位低下，缺乏政治资源，被党团组织及社会政治机构所排斥，没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城市边缘群体对其流入地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等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其基本的社会权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健康权、生命保障权、平等工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基本权益，也无法得到充分实现和有效保障。上述诸因素的综合效应即为边缘性，使他们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存在于“社会群体同心圆”的外围。
3） “亚文化”性
亚文化（subculture）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表现为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亚文化。
边缘群体往往具有自己的亚文化。边缘群体的成员常常倾向于将自己视作有别于主流群体之外的人。他们往往聚居在特定的街区，或者一个相对偏远老旧的城市社区。他们彼此在生活方式上相似度较高，如北京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安徽村、河南村、湖南村等即是如此；除了生活方式上，在社会交往上也具有同质性，具有明显的血缘、亲缘、地缘的特性。在一项对武汉农民工的随机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遇上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时，通常向谁求助”时，农民工选择“朋友”、“熟人”、“同乡和家人、亲戚”的比例分别是57.2%、47.9%和40.4%。李玉荣、周晓辉，《农民工权益受损导致其对社会的低信任度》，载《社会学》，2004年第9期。再加上社会心理、社会情感、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趋同，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这样一群处于都市边缘地位的人，共同创造与享有属于他们的亚文化。
4） 下向流动性
社会流动往往是通过地域空间、社会空间、职业等的变化来实现。在地域空间上，城市边缘群体基本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不发达、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就我国的地域划分来看，可以明显看出人口由中西部向东南部流动的轨迹。在职业流动方面，则属于由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三产业部门流动，其中由于政策、经济发展、自身条件等原因，流动人口的就业方向多集中于建筑、搬运、环卫、家政、餐饮、服务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流动人群在城市的职业流动多在低端行业徘徊，职业上升迁或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具有明显的下向流动的特征。
2.“我到底是哪里人”--身份认知的模糊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社会流动开始加剧，挣脱了体制束缚的广大农民开始大量向城镇流动，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最显着变化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不仅声势丝毫未减，而且呈现出流动人口“夫妻化”、“家庭化”的特点。大量的适龄儿童随着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从西部来到东部，这些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被人们称为“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又被称为“农民工子女”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现今研究着作中一般统一称之为“流动儿童”。他们为数众多，成为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一个新的构成要素，一个新的城市群落。
老家在农村，旅居在城市；农村中长大，城市中生活；农村中度过童年，城市中度过少年。“农村”、“城市”两种社会场域来回辗转。流动儿童由此成为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流动中逐渐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哪里人”成了他们内心一个挥之不去的疑云。
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29名流动儿童，集体朗诵了一曲《心里话》，仿佛是一个群体的独白，那样诚挚，同时也是那样无助与无奈。当广大电视观众第一次正面倾听流动儿童的“集体心声”时，他们或许会受到一些震撼，他们或许开始意识到，这个被他们忽略的群体，内心曾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校舍简陋，
还经常搬家；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桌椅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
北京的2008，
也是我们的2008，
老师把她谱成了歌，
同学把她画成了画，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
别人与我比父母，
我和别人比明天！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
都是中国的娃，
都是祖国的花。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
都是中国的娃，
都是祖国的花。
诗句道出了流动儿童对现状的困惑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流动儿童在春节晚会上的“心声”表达出的更多是希望，而在面对“我到底是哪里人”的社会调查访谈中，他们表达的则是矛盾与困惑。这种矛盾与困惑实际上反映了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知的模糊。
相关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导致流动儿童身份认知模糊的种种缘由。
城乡生活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与现实生活遭遇所形成的落差，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所感受到的社会排斥与挫折经历，对家乡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感受，凡此种种，使得流动儿童不禁萌生出“我到底是哪里人”的内心追问。
离家前的流动儿童，通过乡邻的口述，以及电视和纸质媒体已经构建出一座拥有高楼大厦、风景名胜的城市。从以下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受信息传播源影响较大，信息媒体构建起的城市在其大脑中根深蒂固。
“城市的第一特点就是高楼大厦摆满土地，那里的大多数土地都被高高的大楼和工地给覆盖着。”
“街道是多么宽阔广大，高楼大厦是一排排的，是多么雄伟，一个公司靠着一个公司，街上的车是来来往往，有各种各样的车。”
“听说城市有很多好处，一条路都分成人行道、车行道、马路道等。那里有很多高楼大厦，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图书馆、实验室、电教室、多功能厅，也有很多学校，比如科技学校、体育学校、音乐学校、美术学校，甚至也有武术学校，真是应有尽有，太美妙了。”
大厦、公园、马路是城市的代表，富足、繁荣、发达成为流动儿童心目中最初的“城市印象”。
来到城市以后，流动儿童看到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上的显着差别，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城里人不仅比“我们”有钱，而且生活质量也比“我们”高得多。由此更强化了他们这样的城市观感--城市里“什么都会比农村好很多”。
“我们跟城里人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收入不同，出生不同，所享有的权利也有所不同。”（L4）
“有些（城市）人有钱就住楼房，有钱人要买什么有什么。”（L7）
“吃的，没有人家吃得好；穿的、住的，都不如人家好；不像人家有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L17）
“什么都不一样，吃的，穿的，用的。”（L30）
“生活条件上不一样，经济上也不一样。”（L41）
值得注意的是，将中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概括为“城市人的生活”显然是一种认识的偏差，这使得流动儿童的城市认知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借以获得“城市印象”的对象是片面的、零散的，或者是不确切的。而这种片面的城市认知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使他们业已形成的片面的城乡差别观得以进一步强化。
不过，绝大多数的流动儿童还是给予城市环境正面评价，他们眼中的城市人具有许多“现代性”特征。社会给予了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争取，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城市人。所谓：“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由此，流动儿童需要调整心态，积极融入新的环境、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习得新技能、融入新群体，最为重要的是，接受新文化。文化认同是“成功的移徙者”的一个衡量指标。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持续性。传统社会，社会流动规模不大，流动频率缓慢，文化变迁滞后，使得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文化要素的继承性很强。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规则和习俗等文化要素的延续性急剧减弱。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归宿和价值选择。同样，面临着父辈文化的断裂、感受着城乡文化差异的广大流动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也需要一再思考自己的身份归属问题。
处于社会边缘的流动儿童一遍遍追问“我到底是哪里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作用投射到流动儿童身上的文化心理印迹。
流动人口与城市人群，都是由城乡二元体制所创造的社会类属，这种社会分类与城市本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结合在一起，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之中一直处于“非市民”的地位，成为社会排斥的主要对象。
流动儿童遭遇社会排斥的“感受”最先是透过父辈的生活经历而间接感知的。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流动人口理应拥有行使权，但事实上他们却不能行使，这是他们遭受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表现。按照中国现行《选举法》有关户籍人口选举的规定，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只有回到户口所在地才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权利与户籍身份是紧密相关的，流动人口很少能回原籍行使选举权，而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他们又不能参与选举，实际上就意味着丧失了这部分权利。近年来，不少城市也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以认可流动人口参与居住地政治活动的权利与义务。但这些地方法规因种种原因而难以具体实施。因为按照我国的选举法，参与公共政治活动需满足以下条件：在本社区拥有固定住所；有固定而合法的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还需要由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选举委员会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出具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即使具备，他们也不愿因参与选举而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成本。因此，参与城市选举活动的流动人口寥寥无几。流动人口政治权利未得到行使与落实，依旧被排斥在城市社区公共政治活动之外。流动儿童虽是未成年人，但也是未来的公民。理应通过父辈接触日常政治生活。但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身在这座城市中的局外人。
流动儿童的父辈中不少人有过被城管处罚、被警察盘查甚至收容遣送的经历：
我最讨厌“黑猫”（指城管执法人员）了，管得那么严，不少孩子从小就被他们吓得直哭，我没哭，有几个胆小的就经常哭。“黑猫”很坏，直接把车和车上的东西都拉走，几百块钱的东西都翻倒在地上，都是肉馅、面啊什么的，罚钱就算了，他们还糟蹋东西。对上海人和对外地人就是不一样，有的城管就是看不起我们外地人。这种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是上海人，是外地人。
--来自安徽的15岁女孩
访：你觉得你自己是（新上海人）吗？
被访者：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新上海人。新上海人（这个说法）我知道，好像是电视上以前说过，说什么外地来上海的人都是新上海人，我们老师也这么说过。
访：为什么？
被访者：电视上采访的那些外地人，好像都是……都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访：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白领吧，穿得好的。
访：你觉得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被访者：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一样……感觉他们更受尊敬吧。你不知道，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我叔叔在大街上走，就被公安局的拦住了，问我们要暂住证，我叔叔忘带了，结果就被带走了。怎么求情都不行，态度很凶的，我当时都吓哭了。后面好像还是交了钱才放人的。
访：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被访者：嗯，我七八岁的时候吧。你说，他们为什么不查上海人呢？就专门查我们这样的。不过现在好多了，不会查证件了。但他们看你的眼光总是怪怪的，说不出的味道。
--来自湖南的14岁男生
对于这些不公正待遇，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并且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深刻影响。一位来自安徽的女孩因为城管执法人员的粗暴行为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外地人身份；一位来自湖南的男生因为目睹叔父被收容的经历而不认为自己是新上海人。他们以一种“被治理者”的身份参与着“城市建设”：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的眼中，流动人员是无证经营的摊贩；在公安机关的管理系统中，流动人口是需要重点控制的高犯罪率人群；在教育行政部门那里，他们又成为当前义务教育的新“问题”。对整个城市而言，流动人口既是需要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又是需要治理的“麻烦”与“负担”。长期以来，政府都是“从管理者的角度，特别是从一种对城市稳定性的忧虑和对本地生活标准的维护的立场出发，而对流动者本身的福利或需求则没有考虑”。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收集流动儿童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任何一本涉及社会流动的书，任何一次针对流动人口的访谈，任何一张调查流动人口的问卷，都隐约可以找到“歧视”、“排斥”的痕迹（尽管访谈者、调查者刻意淡化自己的这一意图）。而这些均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知产生负面影响。
镜头一：
访：我看到你们一进校门口的那个标语，写着“做一个昂首挺胸的南京人”你们看到那个标语的时候会不会思考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呢？
被访a：会的，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非常难过）
被访b听她这么一说，说道：神经病嘛，我才不会每天想这么无聊的问题呢。
访：为什么呢？
被访b：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们逛街路过一家公园，那里写着一个牌子，上面的意思是当地人进去不要钱，但是外地人进去要多收钱，我当时感觉那个公园非常漂亮，就吵着和我妈妈说我要进去玩，我妈妈这时就和我说了，你没有看到那个牌子吗？我妈妈就给我讲了那个牌子的意思，从此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本地人了。
访：那你觉得这种状况你不能改变吗？
被访a（低着头，拿着一根小草玩了起来）：怎么改？
--沙洲中学日志，史秋霞，10月16日
相似的遭遇在其他镜头中也曾出现：
镜头二：
被访者：他们（市民）呢，接受的教育比我们好，上的学比我们好……老师对他们好，他们瞧不起我们。进商店的时候，我们外地人进商店跟他们城里人进商店，跟他们学生进商店，就是不一样。同样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人，进商店就不同。
访：不会吧，谁能看得出你是外地人？
被访者：穿的衣服。
访：穿的衣服？
被访者：嗯，穿的衣服，看外表啦。店员有时特别凶，会说：“这有便宜的，那是贵的。”
访：让看便宜的，好像买不起（贵的）似的。
被访者：买不起一样。我就有过一次，跟我同学进商店，北京那几个女孩也进去了，她们挑选那些贵的东西，她们直接向那些贵的柜台去了，而我们就在这些便宜的柜台徘徊，我们又一块和她们一样上那些贵的柜台去，“看吧。”她们说，“那有便宜的，你上那儿去吧。”我当时特别尴尬。
--沙洲中学日志，史柏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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