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节 心智如魅 下
-
时光回溯到五年前的岁末，美丽的边陲小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安市刚下过一场大雪，周围的山丘在白雪的覆盖下蜿蜒如一条银龙盘旋。
在市区中心的一个狗肉馆里，龙安市建筑公司的孙喜同正喝着酒一个劲地向朴永哲介绍一件军事保密工程。
龙安市地处我国和朝鲜人民共和国接境的边境地区，两国中间只隔一条五米多宽的界河。冬天界河里结了冰，踏着冰面走到北岸就是朝鲜的南阳市，回到南岸就是我国的龙安市。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不断有一些军事建筑要盖在当地，所以朴永哲听到孙喜同揽到一件军事保密工程也丝毫没引起怀疑。
孙喜同喝了一杯酒，咂吧一下嘴说道：“这是中央军委直接安排的保密工程，建成以后是专门为二炮部队服务的。二炮部队知道吧？就是导弹部队。他们要在龙安山上建一座雷达站，是专门针对北朝鲜境内进行监控的。我是费了好大劲才通过一个老乡揽下这项工程的，光业务费就花了三万多块。”
孙喜同一边说一边观察朴永哲的表情，他见朴永哲正听得津津有味，就接着说：“部队的工程有个特点——只求质量过得硬，不怎么关心价格，利润率一般都在40%左右。我这一项四十万元的工程，干下来就是十五六万的纯利润。你想啊，三个月的工期，十五六万的收入，这样的好活从哪找去？”孙喜同说完，脸上显出一幅踌躇满志的样子。
朴永哲动了心，端起酒杯和孙喜同干了一杯，向前倾了倾身子说：“老哥，让我入股成吗？”
“哪——你想怎么个入股法？”孙喜同知道离彻底摊牌还差一把火候，故意吊起朴永哲的胃口。
“你说你说，我怎么着都成。”朴永哲确实对这项“保密工程”动了心。
孙喜同也不正面回答他，自己沉吟着说：“这个工程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向我提出合作，他们可都是建筑行业的大老板，我怎么和你合作好呢？”
朴永哲急忙说：“老哥，我出资，你负责施工。利润二一除作五行了吧？”
孙喜同见朴永哲的胃口吊得差不多了，就问：“你能出多少钱？”
朴永哲一摆手招来服务员，很大方地说：“多少都成，要多少有多少。”
随着我国和南朝鲜的关系逐渐稳定以后，当地朝鲜族的兄弟凭着语言上的优势经常出国到南韩打工。由于南朝鲜的物价水平很高，工人工资水平相应地就比国内高出许多，所以出国打工回来的人员都有一定的积蓄。
朝鲜族有一个很优良的传统，儿女们都很孝顺，所以朝鲜族的家长一般不担心养老的问题，出国打工积攒下来储蓄不是拿来消费就是拿来投资，储蓄的观念相对来说有些淡薄。
朴永哲两口子前几年一直在南韩打工，今年刚刚回国生活。两口子回来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六十多万元的积蓄，一直也想投资点什么生意，苦于国内的情况和南朝鲜差距很大，所以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孙喜同听朴永哲这么一说，强按捺住心头的狂喜，把脸靠过来说：“那也行，说好了就咱俩合作，谁也不能往外再说了，部队上一再严格要求保密，知情范围控制得越小越好。按照规定，明天就要先打地桩了，你的钱什么时候能到位？”
“随时啊，这有什么难的。吃完饭就去我家求钱去”。在东北方言里，取不叫取，念“求”。
“那行那行，咱也别喝了，抓紧吃饭，喝酒也不能耽误正事”。孙喜同直接把服务员叫过来，催着上米饭。
俩人吃完饭，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朴永哲家。孙喜同坐在客厅里的地炕上喝茶，朴永哲进到卧室里去找存款折。朴永哲的爱人过来问：“你找啥？”
“咱家的存款折在哪呢？快点拿来，我有急用”。朴永哲一边说一边拉开壁橱上的抽屉，要从里边把存款折拿出来。他爱人过来一把抢过来存款折问：“你干哈啊，求那么多钱？”
“外面的老孙揽下一项部队的工程，要和我合作。我出资，人家负责施工，利润对半。那部队的活你还不相信咋地？”
“这么好的事，他凭什么找到你来呢？人家不会自己干吗？”妻子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人家老孙把钱都投进去了，光跑关系都花了三万多块呢。再说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家还能骗咱？”、
朴永哲的爱人一想也是，就这么大一个县级市，总共三万多人口，谁家门在哪一打听就没有找不到的人家。妻子有点犹豫，就说：“能行吗？那也别一下子都把钱全拿出去，悠着点出，更保险。”
朴永哲一听妻子说得有道理，这六十万来得太不容易了：两口子在国外只能拣当地人不干的活来作，丈夫给人家在工地上出苦力，累得浑身到处是伤痛；妻子在一家副食品公司（会社）的冷库里干杂活，一年四季没穿过单衣，手冻得象馒头这么大，手指背上全是硬痂。
朴永哲二次回到客厅，挨着孙喜同坐下说：“老孙，我媳妇不太同意。”
孙喜同眨巴眨巴眼睛，咧嘴一笑：“大兄弟还妻管严咋的？我知道了，是不相信我。这样吧，你把钱打到一个专用存款折上，你自己设一个密码，到工地上用钱的时候归你开支，我不接钱。这样总行了吧？”
朴永哲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同意了，转身回到卧室里拿出存款折和孙喜同一起出去，先到农行里办了一个新存款折，又向里面划了十万块钱。在朴永哲设定密码的时候，孙喜同在一旁直指地盯着朴永哲的手，看着他往密码键盘上按了那些数字。当时朴永哲喝了点酒，大脑有些晕乎，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俩人办完之后，就一前一后地到了市区的劳务市场，租来四个临时短工，一起去了龙安山顶。
朴永哲和孙喜同出去三天没向家里打一个电话。妻子感觉有些不安，就不间断地向朴永哲的手机上打电话，可是电话总是接不通。朴永哲的妻子就找来弟弟一起寻找，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孙喜同的家。孙喜同的爱人的回答让朴永哲的家人感到了绝望：孙喜同也三天没回家了。
朴永哲的弟弟一大早赶紧到刑警大队报了案。全焕勇大队长接到报案后赶紧给市武装部打了电话，请求核实是否真的有保密工程正在龙安山上建设。武装部的同志经过向上级询问后反馈过来的答复是：“部队上的军事工程一律不许向地方上泄密，更不准向外发包！”。
全大队立即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他立即派出三组侦查人员：一组去农行调查朴永哲的那笔款项还在不在；另一组抓紧赶到建筑公司把孙喜同家监控起来；另一组抓紧去市移动公司对二人的手机进行定位。
到移动公司调查的同志很快有了结果：朴永哲的手机在昨天下午最后一次通话之后在龙安山一带就失去了与主站的联系。侦查员迅速开车到了龙安山脚下，凭着手机信号的强弱在山区进行艰难的寻找。最后爬上龙安山顶的时候手机就失去了信号，几名侦查员判定山顶这一带就是朴永哲最后和市区失去联系的地点。
当地的山势不象其它地区那样陡峭，而是山顶很平缓地向外延伸，中间生长着一块很大的山林。在山林中间有一个林场建的一个小木屋，侦查员走进屋里，地下还留着一地的啤酒瓶子、食品的包装袋子和一地的烟头。从食品的新鲜程度上看，最近几天肯定有人在这里住过。
从木屋里出来，后面山坡上一处新土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周围山顶的土地早已冻得坚如磐石，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白雪，而这个地方却露出了土层，并且踩上去还软软的。
侦查员急忙开车从市区找来铁锹，沿着松软的地方一直往下挖下去，挖了不到两米，一个男人的脚就被挖出来；继续往下挖，一个被五花大绑反捆起来的男尸全部暴露在侦查员面前。经过辨认，死者就是朴永哲！
全大队立即带领法医贺技术员赶到了现场，经检验，死者朴永哲系被人反绑以后掏光了身上的全部物品以后抛入一个土坑里活埋起来、窒息致死的。
颇有戏剧效果的是经过调查，这个土坑正是朴永哲自己带着几个被雇来的临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开冰层以后挖了整整两天才挖成的。
死者挖坑活埋自己，这样的新闻迅速传遍的小城的大街小巷。县农行的同志也回想起来当天上午确实有人来拿着死者的存款折要取上面的十万块钱，但是由于拿不出本人的身份证，农行那位认真的女营业员就没取给他。拿来孙喜同的照片进行辨认，取款人就是孙喜同。
全大队立即用电话通知前去孙喜同家监控的两名侦查员：立即从孙家撤出来，改在外围监视，麻痹孙喜同的家属，促使其活动起来，从中发现孙喜同的蛛丝马迹。
侦查员袁志锋了解到一个情况：孙喜同最喜欢他女儿孙清丽，说孙清丽是他的命根子一点也不为过：孩子五岁之前小屁股几乎没挨过板凳，爸爸的膝上肩头就是她最温暖的“凳子”。现在孩子在市三中上初中一年级，如果对孙清丽的行踪进行监视有可能发现孙喜同的踪迹。
全大队把警力重点布置在对孙清丽的监视上，可是让侦查人员失望的是整整一年过去了，孙喜同既没露面，也没往家打过一次电话，也没来看望过一次自己最亲爱的女儿。
时光在家属的悲痛和侦查员的焦急中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孙清丽就要参加高考了。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十点，市里唯一的汉语高中——市三中的教务室里的电话响了，教务处董主任拿起电话问：“请问你找谁？”
电话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请问，孙清丽同学是在你们这里上学吗？”
“那我不清楚，我给你查一下学生名单才知道。您知道她在几年级几班吗？”
“我不知道，她应该是上高三了，今年该参加高考了。”
“那行，我这里有高三的会考成绩单，我查一下就知道了。你等着，我用电脑查，很块的。”说完，董主任把听筒放在了办公桌上，走到电脑前查询起来。不到半分钟，董主任重新拿起电话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孙清丽的同学，家是建筑公司的，今年是该参加高考。”
“她成绩怎么样？”
“这孩子老用功了，前几次会考在我们学校一直是前三名，今年准能考上重点。请问您是她什么人啊？”
“哦，那谢谢了，谢谢老师对她的培养。”电话那头，男子的语气开始有点哽咽。
“我用不用给孙清丽同学带个话，说您找她了？”董老师对这个男子的动情很觉得感动。
“不用了，谢谢老师。”说完，那个男子就挂断了电话。
董老师放下电话，这时学校李校长走进教务处。李校长问董主任：“找谁的电话？”
“一个男的找高三的孙清丽，也不给我说名字，听语气好像对孙清丽很关心。”
李校长听到之后语速很快地追问一句：“找谁的？是孙清丽吗？”
董主任看到李校长的神情，立即也想起那件死者挖坑活埋自己的杀人案，一拍脑袋说：“看我这记性，块！抓紧给公安局打电话，块！”
侦查员根据电话上的来电显示提取到了孙喜同的手机号码，立即坐飞机赶赴河南，开展对孙喜同的抓捕。
孙喜同被带回龙安的第二天就成了号长，在不提审的时候由他负责给同监室的犯人讲监规。孙喜同脚上带着脚镣，向围过来的犯人说：“人千万不能犯法，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自由。人犯了国法，就彻底失去了自由。没被抓到的时候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想念亲人的时候不敢打电话，见了街上有穿警服的老早躲得远远的；坐个公交车，就怕有人查身份证；住宿吧，也不敢往大宾馆，只能找不正规的小旅社凑合一晚上。夜里一听见警笛响，别管和自己有关无关，都是先穿上衣服作好向外逃的准备，没敢睡过一个囫囵觉。逃跑这五年，我没敢向任何人介绍过我的名字；五年没敢喝过一滴酒，生怕喝醉了失态，说出自己叫啥、从哪里来的；五年了，我连抽烟就害怕，总是觉得眼前的烟雾慢慢变成了朴永哲的脸——灰不溜丢的一张脸向我凑过来，我就使劲地吹它，吹散了心里稍微安稳一点。”
孙喜同的眼圈里闪动出一丝泪光：“五年了，我还是没逃脱被抓的命运。犯了法，被抓起来那是早晚的事；只有真被警察抓起来了，才觉得日子变得真实起来。现在倒痛快了，本想着能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可是还是不行，夜里还是老被吓醒。一会害怕被枪毙的时候疼不疼，一会担心自己的老母亲知道不知道我的事。还有我的闺女，她今年该考大学了，我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到她，人家名牌大学会要一个杀人犯的女儿吗？我女儿长得可漂亮了，象电影明星似的；她学习也很努力，以后肯定很有出息，都是我这个不争气的爸爸连累了她，我对不起她啊！”
孙喜同说到这里已是泪如雨下，他扭过脸去，不停地抽泣着。停了一会，孙喜同又说：“那都是一念之差，造成今天的局面，现在有什么办法补救呢？只有立功。法律上说了，立功可以赎罪。我今天就向政府检举，争取立功，你们几个要替我作证，我现在就向管教检举，法院来调查时你们都要为我作证！”说完，孙喜同站起来，走到铁窗前喊道：“管教，管教，我要检举——”
郭启民大队长一上班就接到龙安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郭队长你好，你们去年有没有一起无名尸案件？”
郭队长马上想到去年五月底发生在黄河滩区的一起无名尸案件：在黄河对岸，中原县和山东省界的交汇处发现了一具无名尸，死者被人用斧头之类的钝器砸死以后放火焚尸，脸已被烧得面目全非，身体在碳化以后缩成一团，展开一量只有一米三多一点。
法医从死者的牙齿上分析，死者为五十岁左右的成年男子，从鞋子的号码上分析死者的身高应在一米七左右。这么高的一个成年男子被烧成了一米三不到的尸块，可见嫌疑人在焚烧尸体时下了不小的工夫，一直等尸体彻底碳化以后才离开了作案现场。
作案人的残忍给郭大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外地公安局的同志这么一说，他立即想起了这个案件。
郭启民立即回答说：“去年五月底有一起这样的案件，由于死者的身份不详，我们也一直没办法开展侦破，是不是你们那里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审查一起杀人案时，嫌疑人要立功。他检举说一个叫高安福的人在你们县杀了一个人，把尸体抛在了黄河边上。我们是想核实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我们现在就把立功材料传过去，请你们核实后把查证的接过再通报给我们，将来判刑时要用。”
郭大队有点喜出望外，急忙说：“好的，好的。请你们抓紧时间传过来吧”。
当天上午临下班的时候，从龙安市发来的明传电报就摆在了叶大海局长的案头，郭队长皱着眉头指着明传电报说：“叶局，我觉得不对头。这图画的也太逼真了，没去过现场的人绝对画不出来”。
明传电报共两页：前一页的上半部分是题头，没有正文。下半部分就是一个叫孙喜同的嫌疑人的一个交待材料的影印件：我是在一次和高安福喝酒时听他说在河南中原县的黄河滩区杀了一个人，他把那个人杀了以后又把尸体进行了焚烧。我问他为什么杀那个人，他不给我说；我又问他死者是谁，他就不耐烦了，说‘你就别问了’，我就没敢再问。我就知道这么多情况，请当地的同志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案件。如果有，请给我按立功对待。
掀开第二页，电报纸上画着一幅很工整的现场方位图，经过计算，画图比例和标准地图上的比例基本吻合。而且还在尸体躺卧的位置加注了标识坐标：西南去最近的浮桥有五公里，正东离黄河大堤有三公里多一点，尸体的脚离黄河河岸只有一百五十米的距离。拿来技术员制作的现场资料比对，果然是分毫不差。
叶局长看了以后又提出一个矛盾点：“嫌疑人讲述自己杀人，先不讲杀人的理由、也不讲死者是谁，唯独把离尸体离黄河有多远讲这么清楚？这肯定不对。我们还是去一趟吧，再核实核实。另外家里也要留一组，务必查一下高安福这个人和案件有没有关系。”
郭队长点点头说：“行。我留在家里查高安福，让范队长带队去东北吧”。
第二天，我就带着侦查员辛峰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北京转车就到了延吉市，然后又搭汽车到了龙安市。
八月的中原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的时候，而美丽的龙安市却是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景象。我们来不及欣赏周围如画的风景，直接来到刑警大队的那座三层小楼。来之前，我们已经和主办侦查员袁志锋通了电话，进来之后我们径直来到三楼的办公室，找到了袁志锋同志。
小袁今年有三十岁刚出头的样子，方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队里的业务骨干。
和小袁握过手之后，我们就听他给我们介绍了孙喜同立功前后的经过。小袁说：“把孙喜同抓获之后，他态度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他以前作案的事供得还行，反正就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也就认了。一说到他是怎么逃跑的情况，他就哑了，只字不提这事。费了好半天劲就承认在逃跑过程中和一个女的同居了，其余的也不说。至于立功，是在他羁押之后的第二天就提出要立功，刚开始给看守所写了一份立功材料，看守所转交给我们以后我又记了他一份笔录。等记笔录时他又反悔了，说他不是很清楚高安福的事，又要收回检举信。我就奇怪了，就提审了几个和他同号的犯人从侧面了解是咋回事，同监室的人说他那天是想起他女儿来了，很激动，一急之下就把这事给说出来了。后来，他自己说检举地太轻率了，怕公安局不信，别的就没再说什么情况。我现在也怀疑他是不是真检举，总觉得这事很奇怪。所以就等你们来了，咱们一块核实一下倒底是啥情况，会不会是他干的？”
小袁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基本有了底了，就提出先看一下他以前犯事的卷宗。小袁拿出卷宗请我们翻看，一边出去向队里要车准备一起去看守所提审孙喜同。
卷宗上的材料让我感到迷惑，在去看守所的路上问小袁：“孙喜同在作案前计划这么周密，而作案时却留下这么大一个破绽：人和他走了，那失踪以后不是先怀疑到他吗？这个人的智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起伏呢？”
小袁看看我说：“他没想到我们会从手机通话资料上直接查到龙安山山顶上，在那里马上找到了死尸。他计划带着朴永哲的手机到外地模仿着死者给家里打电话，就说在外地干军事工程不方便联系，这样拖个一年半载不就完事了”。我恍然大悟，这个家伙绝对不是一般的对手，我开始对审讯的结果担心起来。
把孙喜同提出来，让他坐下之后小袁就对他说：“喜同，这是河南来得同志。你前一段不是要检举嘛？人家来了，你一五一十地好好说说，争取立功减罪。”
孙喜同抬起眼皮看了看我和辛峰，也不说话。小袁对我说：“你问吧”。说完就在旁边坐下来喝水。
我对孙喜同说：“孙喜同，我是从河南来的，今天专门来核实你立功的情况。我先把话说明：你如果是真的立功，我们查证属实以后肯定会给你出具立功材料。但是，请你记住，我们是破案的，不是来被骗的，我们搞公安的不是那么很容易就上当的！你所说的立功必须要经过我们查证属实才能算数，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孙喜同仍然是那副和尚打坐的模样，小声说：“你是不是怀疑我说假话了？”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等会再说，你先说你和高安福是什么关系？”
“我和高安福是在鸟市上认识的。我在那里打临工，他经常去鸟市闲逛，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背景下给你说他杀人的事的？”
“有一天，我们一起喝酒。我看着他很烦，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就给我说他去年杀了一个人，我就问他尸体扔哪儿了，他就给我说在黄河边上杀的，就地把尸体给烧了。”
“高安福是什么地方人？”
“不知道。”
“从事什么职业？”
“不清楚。这个家伙游手好闲的，没什么正经职业吧？”
“多大了？”
“有五十多岁。我看着他有五十多岁，他说他自己四十七八，我觉得他说得不准。”
“高安福知道你是逃犯吗？”
“不知道。我没敢告诉他。”
“孙喜同，站起来！不许你再坐了，你不配这个座位！”我突然大拍一下桌子，指着他的鼻子对他呵斥道：“原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是自以为聪明，让你坐下是看起你，你不配让人看得起！”
孙喜同不知道我抓住了他哪些把柄感到十分地茫然，小袁和辛峰也对我的突然发作感到不解。我接着说：“孙喜同，你自己也是个杀人犯，你杀人的事给别人说过吗？你和高安福是青梅竹马还是知心换命的关系，他就那么相信你把杀人的事告诉你！你也只不过是连他住址和年龄搞不清的比陌生人稍微熟那么一点的熟人，他就敢把杀人的事告诉你？！骗鬼去吧你！”
我的训斥让孙喜同陷入到沉闷之中，我扯过来那份立功材料问：“高安福有没有精神病？”
“没有，就是稍微有点迟钝点。”
“他不傻就好。如果你说他傻，你还会和一个精神病人喝酒吗？如果他没精神病，给你说杀人的事就会把重点放在为什么和死者结怨、是怎么杀的等方面上，象这种把杀人原因、死者情况跳过去不讲，而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尸体处于什么位置，这样说话的人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这是生活常识啊孙喜同！就象介绍一个小伙子，你想说他长得很帅，却不从他长相上说起，上来就说这个小伙子穿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所以他长得很帅，是这样头尾颠倒的逻辑是吗？”
孙喜同被我追问得张嘴结舌，一直说不出话来。他整整沉闷了一天，不管怎么问一直不肯答话。
一直到下午五点，孙喜同仍然是十问答一。我们三个商量一下，先让袁志锋在监舍内布建一个耳目，然后就让孙喜同回监号考虑。
晚上和小袁简单吃了点饭回到宾馆，正要拿起拿起电话给郭队长打过去，这时正巧郭队长向我手机上打进来电话：“范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说：“今天刚到，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把孙喜同提出来，我看着里面的漏洞不少。第一他和高安福的关系不是熟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孙喜同还不知道高安福的家在哪里、年龄多大，我觉得高安福不应该对这样一个关系一般的人说到自己杀人的事；第二，他之所以提出要检举是在想起了女儿以后、头脑一热才写了一个立功材料；事后就有些后悔，这也和正常的想立功的嫌疑人也不一样。”
郭队长接着问：“你看着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人心机很深。每次问他话，他都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逼得急了，就要考虑上好半天，想好了再回答。总之不是好对付的一个家伙。”
“慢慢来，不要着急。人家一开口就是要命的事，不会这么块就说实话的，你们就多辛苦几天，每天不停地问他，慢慢熬熬他再说”。
我和郭队长通完电话，辛峰从床上跑过来说：“范大队，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使不能使？”
我看了辛峰一眼，知道这个机灵的家伙准想起来一个好主意，就说：“卖啥关子，啥主意快说！”
“我琢磨着孙喜同也估计到就东北这一起案子也会判他死刑。明天我唱红脸，直接点出来他的下场，彻底打消他的幻想，说不定他还能真讲出来实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辛峰说得还真是个好办法。第二天把他提出来，我问他：“喜同，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没啥考虑的，就那些情况。”孙喜同依旧不急不慢地说。
辛峰站到他面前说：“你没啥考虑的，咱就考虑考虑你会判啥刑吧。你想着会判你什么刑？”
“我想着是死刑。”孙喜同说完，很痛苦地咽下一口唾沫。
“你想得对，你为了骗人家的钱，竟然把人给活埋了。这样的情节不判你死刑哪里能平民愤呢？你要立功就是为了活命，关键是你说得都是瞎话，根本没地方去查证去。法律上讲得是查证属实后才能按立功对待，你摸摸自己的心口想想，你说得检举材料有法查证吗？假的就是假的，谁能给你查证属实？”
辛峰的话象一根大棒直接打在了孙喜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上，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在沉闷几分钟以后说：“你们不要再说了，我承认，人是我杀的，死者就是高安福。”
我追问他：“你为什么杀人？”
“因为钱。我是和一个叫贺芳兰的女的同居之后，就跟着她进行婚姻诈骗。我先给贺芳兰在广播电台以刘小芳的名义发布一条征婚启示，这个高安福就来应婚。我们先骗了他四千块钱的彩礼钱之后，又以倒药材的名义把他骗到黄河边上把他杀了，又从他身上拿走八千块钱。事就这么简单，我也不说谎了。”孙喜同说完就低下头抽烟。
我又问他：“你用什么工具杀的他？”
“斧头，我做木工时使用的斧头。”
“你是怎么把斧头带到现场上去的？”
孙喜同带着讽刺地一笑：“一路上我一直让高安福扛着斧头，他以为我是给老乡捎的，其实我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傻东西，和朴永哲一样的傻东西，临死都不知道是自己挖坑埋了自己”。
我们给孙喜同记了笔录。出来又先把笔录给家里传真过去，请他们立即开展对贺芳兰的抓捕工作。第二天，我们请当地的同志协助买好了火车票。就当我开始退房的时候，郭队长又打来电话：“范队长，我刚才接到郓城县局的电话，他们那里去年也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件，经过分析，完全能和我们这起无名尸案件并在一起。你现在不能回来，抓紧时间再提审孙喜同，必须搞清郓城这起案件是不是他干得。”
接到命令，我们只能把火车票退掉，再次回到看守所提审孙喜同。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这次更干脆：“孙喜同，你知道枪毙人犯之前要在大街上贴公告知道吗？”
“我知道，小时候我经常看。”孙喜同有些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提问。
我说：“那你的公告贴在龙安大街上会不会给你家人造成影响？”
孙喜同立即掉下眼泪。
我接着说：“喜同，我有一个办法你想不想听？”
孙喜同立即抬起头，带着央求的腔调说：“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你把在外地犯的罪行全部交待干净。如果在龙安就一起，在外地有很多起，那就有可能把你移交给外地法院审判。但是有个前提，你必须是真的在外地做过案子才行”。
孙喜同耷拉着脑袋抽起烟来。我见他不说话就直接问：“山东郓城是你老家吧？你在那里有没有案件？”
他抽了一口烟说：“你一问我就知道你们把郓城拿起案件串在一起了，那起案件也是我干得，死者叫耿书晨，也是贺芳兰征婚骗过来的。还是那把斧头、还是耿书晨自己扛着去的，作案过程和杀高安福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是把他的尸体放在黄河大堤下面的麦秸垛上烧的。就这些，我说完了，其它的就没有了。”
说完，孙喜同抖了一下衣服，仿佛要把身上的秘密全部抖出去一样。然后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神态开始变得不象刚进审讯室那样阴郁……
我相信他不会真的开朗起来，那些冤死在异乡的魂灵会每夜都会找上门来控诉他的罪恶，直到刑场上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才能彻底地解脱。
离开龙安的时候，我悄悄问了袁志锋关于孙清丽的情况，小袁说孙喜同的案件没有影响到这个无辜的孩子，她已经被一所名校录取。但愿她能学有所成，从父亲的身上吸取到教训，走好自己的一生。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