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克此段话，从观念制度与文字风格看，当属后代传说⑨，但它所透露的信息和反映的史影则很古老。高阳氏即帝颛顼，高辛氏即帝喾，都是传说“五帝”中的人物。所谓“才子八人”，实际上指的是八个杰出的部族，这从文中所说的“此十六族”即可确知，太史克所说的这十六族，都是当时无论生存能力或文化发展水平均处于优越地位的先进部族。如高辛氏的“八元”，以虎豹熊貍为名，代表其勇悍善战的能力，又具有忠肃恭懿的品质，反映出其文化的先进。所谓尧不能举而舜举八元八恺“以揆百事”、“使布教于四方”，透露出的恰是到舜的时代一些来源于不同族氏的先进部族开始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并各自占据与其实力地位相称的位置的史实。而他们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把一些原始落后的部族视为共同敌人，将他们驱逐出中心活动地域——这从太史克紧接着的话中就可证实：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醜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这段话中所说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等四个“不才子”，实际上与前面的八元八恺一样，指的是部族。这四个“凶族”的罪名，如掩义隐贼、顽嚚不友、毁信废忠、崇饰恶言及傲很明德、以乱天常之类，指的都是道德卑下；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指只知追求饮食财物而缺乏理性；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指愚蛮而不可理喻，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不难看出，所谓四凶族，都是一些愚昧野蛮的落后部族。

　　以上太史克的两段话中，忠、肃、恭、懿、义、友等道德观念，作为抽象化的伦理概念，都是很晚以后才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规范，无疑在部族社会时代即已存在。“投诸四裔”之四裔，虽然并非如后代所理解的那样是指“中国”之外的边远地区，但显然是指当时相对于人类活动中心地域以外的尚未开发的蛮荒地区。舜联合一批先进的优秀部族，把那些相对愚昧野蛮的落后部族驱逐到已经开发的富庶地区之外，让那些落后部族到洪荒野地去面对“魑魅”，他因此而获得了广大先进部族的拥戴，成为继尧之后的又一部族联盟领袖。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并且在后面还将详细论述：华夏与华夷之辨的观念，是在西周以后才出现的。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舜逐四凶视作华夷之辨的发端，主要是就文化上相对先进的部族方国联合排拒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这一行为的实质意义而言的。因为就本质来说，“华夏”与“夷狄”的区别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的区别。例如前面所说的“八元”、“八恺”，分别来自不同的种族，却因文化的发达而联合起来；“四凶”亦来自不同种族，却因文化的落后而遭到先进部族的联合排拒。“华夏”族之所以后来具有了民族的特点和含义，恰恰是文化上的统一使创造和接受了华夏文化的不同民族，逐渐具有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范围较前此的上古民族远为广阔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稳定的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和最终确立是在西周之后直至春秋战国时代，而且，就其严格的文化界定而言，正如“华夏”是作为“夷狄”的对立面而存在一样，直到战国晚期，尽管秦人出于强烈的“文化倾慕”而有意识地加速了向华夏文化学习的文化融合过程，但作为其内在潜质的迥异于华夏文化的特征，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那么，“华夏”与“华夷之辨”的文化底蕴究竟是什么？这种文化底蕴及其巨大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要搞清这一点，至少要追溯到西周以前、与秦人共祖同源的“大邦殷”主盟天下的殷商时代。

　　◆殷商：粗具宗法与神权统治的时代

　　农牧业混合文明的文化特征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对于夏代以前直至炎、黄等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由于年代湮远，史料缺乏，早在西汉初年就已无法确切了解。近几十年间，得助于不断发掘的考古新材料，始能大略窥知史前时期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状况。大体上看，直至夏禹时代，当时相对开发最为发达的中原一带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联盟时期。关于那个时代乃至其后整个夏代的社会状况，我们今天只能有一个十分粗疏、零散而不系统的了解。特别是，尽管在年代上相当于夏王朝时代的人类生活遗址已发现不少，但能够证明夏王朝世系存在的、类似于殷墟甲骨材料之类的，第一手硬证迄今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对夏代许多事物特别是政治与思想事物的了解便不得不主要依靠文献，而文献的记载除了需要剔除后人掺杂的内容之外，还存在理解上的见仁见智问题。例如，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早在虞舜时期便已有了“以孝烝烝”观念，但综合典籍和考古材料、特别是其后殷商时期的材料看，这种观念绝非当时的人所能具有，显然是后人赋予的。再如根据汉人的记载，三代风气有“虞夏以文，殷周以武”⑩的差异，姑不论这种判断是否可靠，究竟什么是“文”，什么是“武”？理解上便可有种种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社会状况我们虽然已有大致的判断和了解（包括很多具体细致，但并不系统的了解），然总体而言这种了解还是十分粗疏的。

　　就我们今天所知，对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演进脉络，均有比较系统和清楚了解的第一个时期，是殷代。

　　关于殷人的族源，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述：它与秦族一样，不但同出自东夷，而且均属于东夷族的玄鸟氏。在远古时期，东夷族人便活动于黄河下游及两淮，特别是今山东的海岱地区。那里气候温暖，茂密多林，鸟兽繁生。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的东夷民族发明了弓箭，狩猎在其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艰苦而危险的谋生方式，养成了东夷人勇悍坚韧、好斗尚武的民族性格，并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坚固的传统代代传承。作为东夷人一支的殷商族人自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即使在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使农业活动成为其经济基础的主项之后，这一传统仍然使他们保留着对于狩猎和畜牧的酷爱，从而使殷商文化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农牧业混合文明的气息和特征。

　　关于殷商时期畜牧业的发达以及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文献典籍、甲骨卜辞以及考古实物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和证据。我们从文献中记载的“相土作乘马”（11）、殷契的五世孙名“圉”（《左传》杜预注：“养马曰圉”）、殷先公“王亥服牛”（12）等史实，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用牲”记录（如《甲骨文合集》22274片记载祭祀“兄丁”时一次就宰杀600头牛）和田猎记录（如多处记载一次狩猎便获鹿数百头、获野猪数十头），以及考古发现商代遗址中大量的兽骨，都不难清楚地了解其当时的规模。关于这一问题，当代学者已有详细的研究论述（13），此不赘述。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种畜牧与狩猎活动所反映的农牧业混合文明特征作用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后果。过去的许多杰出学者，包括王国维、郭沫若等先生，多从政治等方面去阐释殷周之际观念制度变革的原因，却把文明类型的差异这一本质的因素忽视了。

　　例如，先商时期，商族的活动范围不断迁徙。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从商族的始祖契到第14代首领成汤，商人曾在今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一带频繁迁徙达8次之多，平均不足两代便迁徙一次。成汤建国之后，国都建在西亳（今河南偃师商城），相对稳定了一段时期。到中期的仲丁以后，又开始频繁迁都，五代十世之间迁都5次。直到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时期，商都才最后确定下来。殷都屡迁，原因自非一种，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显然与其具有浓厚畜牧成份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关系。而晚商以后的国都稳定，也透视出由于农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其牧业文明的文化特征逐渐褪色的变化趋势。

　　再如，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之间没有嫡庶的区别，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到无弟可传，然后传子。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按照继承制度的常例，继位的幼弟身死之后，不应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回传给自己的长兄之子。例如，按照甲骨卜辞“周祭谱”所排世系：商王中丁死后，其弟卜壬（即《史记•殷本纪》的外壬）和戋甲（即《殷本纪》的河亶甲）相继继承王位，戈甲死后，王位回传给长兄中丁之子祖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制度呢？其原因归根到底，仍然是与商代所具有的浓厚游牧文明性质的文化特征有关。游牧生产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危险性，凡以游牧为生的部族或民族，都经常处于随时与异族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之中，因为各自之间并无明确的疆域，故冲突往往难免。这种生产方式，要求必须具有强有力的首领，其起码的条件至少是已经成年。因为，游牧部族或民族的首领需要经常身先士卒，率领族人与异族厮杀搏斗，必须具备强悍的体力，而这显然是未成年的儿童所无法具备的。商代继承制度之所以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而且幼弟死后王位回传给长兄之子，其本质原因都是出于其生产生活方式必须由成年人来领导这一基本的考虑。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与商族同源且具有相似的生产方式，因而文明特征与文化传统都很接近的秦人，之所以在继承制度上不分嫡庶，“择勇猛者立之”，其原因是一样的。

　　到了商代晚期，盘庚迁殷以后，由于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主项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其原有的浓厚牧业文明特征逐渐淡化，从而使商人的继承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以兄终弟及为主演进为单纯的父死子继，并在其末世出现了嫡庶制的萌芽。然而由于商王朝的灭亡，这一刚出现的萌芽便迅速夭折了。

　　下面，让我们从商王朝所具有的农牧业混合文明的文化特征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出发，去观察商王朝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