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是一种以人际关系思想的成熟与发达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这种“群体本位”文化的本质，是具有内化为思维方式特征的、对于群体反应和群我关系的高度重视。西周以后，当华夏诸国通过周初的政治——社会改革而逐渐具有“群体本位”文化特征的时候，僻处西方的秦国，尚处于介乎夷狄和华夏之间的状况，并且直到其统一天下乃至灭亡，都始终未能形成“群体本位”文化的特征。究其原因，一为传统的作用，一为现实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的制约。

　　◆“华夏”之谜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烈动荡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过渡时期。被无数儒家后学所讴歌赞美的赫赫宗周的“礼乐”文明尽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在迅速衰落，却依然在形式上大致保存着其残存的躯壳。同时，表现于从物质生活到制度规范直至价值取向等各个文化层面的剧烈变化，虽然鲜明却又颇为粗野，带有浓厚的破坏气息，从而极易使受过高雅文化熏陶的人们产生类似于今天的人们因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而导致“美感的失落”时所产生的那种深重的怀古情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在春秋时期的晚季，出现了一位对于后来的中国文化具有巨大影响的伟人——孔子。他所创造的学说，其文化意义的真谛，是在面临道德规范危机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华民族已经具有的精神文化进行了一次高度浓缩的概括、提炼和总结。后代直至今世的学者，大都强调了孔学的创新意义，却忽视甚至不认识其总结的意义。孔子的真正功绩主要在于归纳提炼，其文化底蕴则是中华民族久已具有的。

　　那么，这种文化底蕴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本章的目的便在于阐明这一问题。而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便碰到了“华夏”这一历史久远而又意义恒新的概念。正如一切事物均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样，“华夏”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也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如果说，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与“华夏文明”的优秀传统密不可分的话，那么，作为其负面表现的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崇古守旧等文化保守心理，也导致了民族文化发展与更新的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特别是，越到历史发展的后期越是如此。所以，正如华夏文化总是能够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以其伟大的精神感召力激发出整个民族的巨大热情与内在潜能，从而奋起反抗以挽救危亡一样，由“华夷之辨”所体现的文化排他主义，也往往使得中华民族屡屡丧失摆脱颓境、重振雄风的良机，一步步地落在了其他民族的后面。这一偏颇的、在其产生之初自有其历史的原因与必要、而后来则日益带有非理性色彩的文化偏执观念，不但在历史上无数次地扼杀着人们的文化革新意识，并且直到现代仍然如噩梦一般地纠缠着今天的中国人，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无论是就历史反思还是现实需要而言，都促使我们必须认真地去思考这一问题。同时，正由于“华夏”是作为“夷狄”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以，弄清了“华夷之辨”的内容，也就了解了秦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区别的真谛。

　　孔子是很讲究华夷之辨的，他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意思是说：“夷狄之国即使有国君，也比不上华夏之国没有国君。

　　就族源来讲，孔子本是殷商的苗裔。不过，由于世居鲁国，孔子本人早已接受了周人的文化。他对周文化是高度赞扬的，曾经感慨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②尽管他在不得志的时候曾经想乘船浮于海上，甚至想到过搬到九夷去住③，表达了他对遥远的祖宗还有一份淡淡的情意，但就真正的内心归属而言，孔子是完全向往周文化的。他曾明确说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④

　　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也即鲁定公十三年，此年孔子55岁，为鲁国大司寇。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颇有起色，因此而引起了齐国的畏惧。齐国挑选了80名美女送给鲁君，想要败坏鲁国的政治。鲁定公与执政季桓子果然沉迷于美色，疏于朝政。孔子对此非常失望，决定带领弟子离开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在外14年的游历生活。在此期间，他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往返于陈、卫、曹、宋之间。曾经欲西向赴晋，未果；又想去楚国，也终因受阻而未得成行。传说他还曾到达过东周王畿，“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⑤。周地已经毗邻秦国，但孔子却不肯西向入秦。何以如此？也许客观上会有种种原因。但毫无疑问，文化上的隔膜显然是他必然会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孔子是极重华夷之辨的。虽然他在极端失意的时候曾经说过想要搬到九夷去住，但那实在不过是赌气的话，当不得真的。九夷就是淮夷，与殷人同族，而且世居鲁国之地，后虽散居淮、泗之间，依然北与齐、鲁接壤，虽相对落后却不能不受华夏诸国影响。而秦国则远在西北，与戎狄杂处，不知礼义，在孔子看来即或与地道的戎狄蛮夷稍有区别，充其量也不过是属于“准蛮夷”之类的半野蛮人而已，比起九夷实在也许还要不如，他自然是不会肯去的了。

　　只要稍微用心体验就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华夷之别，事实上主要是指文化的发达与落后的差异。当孔子说要搬到九夷去住的时候，有人说：“那里非常落后，怎么能住呢？”孔子回答说：“只要有君子住在那里，就不会落后了。”⑥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所说的“夷”恰是指文化上的意义。《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孔子佐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齐景公使东夷的裔族莱人挥舞兵器鼓噪而上，意欲令鲁人畏惧屈服。孔子斥责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意思是说：当我们两国国君相会的时候，您却让蛮夷之人拿着兵器来捣乱！各国诸侯会怎么看呢？齐景公十分惭愧，连忙命莱人退去。孔子所谓的“裔夷之俘”，指因被齐人打败而臣服于齐国的莱夷。关于“裔夷”二字，范文澜先生曾解释为：“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⑦根据孔子在后面所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来看，这种解释是不错的。华夏二字，孔颖达《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说明，华夏与蛮夷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但孔氏所说的“华夏一也”倘若单纯从字义来讲，则不够准确。实际上，从最初的源起来看，华、夏二字各有不同的意义。简言之，周初文献中出现的“区夏”、“有夏”，主要在于强调以周邦为首的方国联盟力量的强大；而较晚出现的“诸华”，其意义则主要在于周王朝及其所属诸侯相对于王土之外的夷狄之邦的文化优势。从历史来看，当周人以“小邦周”力克“大邦殷”，将殷人从方国联盟的盟主宝座上拉下来之后、便开始以“有夏”、“区夏”自称，其意义即如《尔雅•释诂》所解释的：“夏者，大也”。这表明周人已开始具有政治力量上的自信⑧。而以“华”自称，则是在较晚的时候，当周人通过较长时期的文化建设，创造出迥异而又高于殷人的礼乐文明、从而彻底从当初那种“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文化自卑中解脱出来以后（详见后）。这是从夏、华称谓的最初含义而言。至于春秋以后相对夷狄的文化优势而言的诸夏、诸华，则确如孔颖达所说，二者意思是完全同一的了。

　　华夏与华夷之辨的观念虽然是由周人创造的，但是，文化上相对先进的部族方国联合起来排斥抗拒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的行为，却远在周代以前便已发生。

　　◆舜逐四凶——华夷之辨的发端

　　根据当代的考古学成果，不难看出，生活在东亚大陆今天我国范围内的远古人类，如果说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文化特征还比较同一的话，那么至少到进入旧石器中期以后，其差异便逐渐明显，开始具有了最初的“区域文化”的意义。例如，北方的石器制造向小型化发展，并进而区分为小石器和细石器两个类型；南方的石器制造差别更多，可依其大小不同而划分为几个区域。南方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器和角器很多，而北方的文化遗址中此类物品则甚少。

　　进入新石器时期以后，这种文化风貌与特色的差异便表现得更加鲜明了。例如，体现炎黄集团活动的、作为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便是彩陶制造。这种彩陶艺术在仰韶文化早期是以红陶黑彩为主，而到了中期以后则发展为以白、黄、红色为底衬，再绘以黑、棕、红色的单彩或双彩。而与仰韶文化同时存在、主要体现东夷集团活动的大汶口文化，其早期的陶器制造多为红陶，到了中期以后灰陶与黑陶的数量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质地细腻的薄胎陶器。这两种不同特色的陶器制作风格、清楚地反映出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型文化之间鲜明的差异。

　　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龙山文化的遗址遍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它既包括炎黄集团的活动地域，也包括东夷集团的活动地域。迄今为止，考古学上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有八九百处，这些遗址的出土器物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都以灰黑陶为其共有的显著特征。其二，是在这共有的特征中又有不同的具体差异。这些差异各自反映着它们所来自的不同的文化渊源。例如，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其陶器的常见纹饰为绳纹、篮纹和方格纹，透露出来源于仰韶文化的信息；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其陶器中薄胎细质陶器很多，陶器表面以素面和磨光为主，而少见绳纹、篮纹和方格纹之类纹饰，这反映出其来源于大汶口文化的渊源。例如我们在前面第二章曾介绍过的那种其薄如纸、其明如镜、其黑如漆的“蛋壳陶”，便显然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来源于不同文化渊源的不同类型的龙山文化具有着共同的显著特征（以灰黑陶为主），这表明到了新石器晚期，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之间的人们的来往与联系显然加强了，因而表现出一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仰韶文化型的龙山文化尽管其活动遍布中原地区和我国西北、西南各地，却始终被阻于今黄河西北岸的滨县——禹城——封丘一线，而山东则是大汶口型龙山文化的独霸天下，这一现象又说明：在文化来往与联系增加的同时，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间的排拒扞格始终是十分顽强的。

　　这种既相互吸收融合又顽强排拒冲突的文化碰撞，到了原始人类接近文明门坎和进入文明时代初期的时候，便表现为文化上占有相对优势的部族方国对于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的联合排斥。从文献记载看，这种联合排斥的现象至少到尧舜时代已经发生。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了鲁国的太史克所讲的这样一段话：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王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