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后的数十年内，秦人的主要目标便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成绩，一方面继续伐戎的军事斗争。其间经历了很多事件，包括伐荡社之戎和彭戏之戎、邦冀之戎的胜利，也包括秦人内部因继位之事而发生的动乱。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论述。但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即经过文公、宪公、武公等几代的经营，到武公之弟德公为君时，秦国的土地已大为扩张。西起今甘肃张家川到天水一带，东至今陕西华县，包括周平王所说的整个“丰岐之地”，基本上已在秦人的控制之下。

　　这段时期，秦国的都邑曾几次迁徙，先是在“汧渭之会”，宁公时迁至平阳，德公时又迁于雍（今陕西凤翔）。虽然始终未出今陕西宝鸡一带，但雍之地势较高，且经济富庶，秦建都于此显然更有利于发展。其后近300年内，直至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迁都于栋阳止，这里一直是秦的统治中心。

　　德公是个短命的国君，即位二年而死。他的三个儿子先后为君，即宣公、成公、穆公。宣公与成公年祚短暂，均无大的建树。而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秦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都有了极其明显的重大进步。如果说，在此之前，秦尽管从襄公时起已经有资格跻身诸侯之列，可以与中原各国“通聘问之好”，但实际上仍然僻居西方一隅，并未被中原诸侯真正重视的话，那么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便开始以一个强大有力的、可以与东方强国一争雄长的大国面貌显现在天下诸侯面前。

　　秦穆公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扫荡戎狄，“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一是东向与晋争衡。其中扫荡秦国境内与西部的戎狄势力，对于秦国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尤具重要意义。要了解秦人这一行为的作用和影响，必须对秦人所处环境有一大致了解。

　　大体上看，尽管从夏朝初年，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各邦族部落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文化差异，但直到殷商末年，这些林立的邦国之间并没有形成径渭分明的、标志其文明与野蛮区别的文化分野；只是到了周代以后，华夏与戎狄间的所谓“夷夏之防”才逐渐形成。关于这一文化观念的形成原因及其过程，我们在下一章里还将详细论述。这里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即：即使到了西周时期，在从属于周王朝的中原及周边诸侯，与不从属于周王朝的无数戎狄部落之间，在居住地域上都并没有严格的疆界之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周王朝在各地分封的诸侯，本来便是以武力殖民的方式建立的，一个个大大小小互有联系的据点，即都邑。而各个都邑之间，则是戎狄部落出没的天地。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仍是如此。秦国也是这样情况。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到秦武公的弟弟德公为君时，西起今之甘肃张家川到天水一带，东至今陕西华县，包括周平王所说的整个“丰岐之地”基本上已在秦人的控制之下。这种所谓“基本控制”的意义也是如此。实际情况是：由于秦人力量的日益强大，在整个汧渭及泾洛流域，秦部族已经建立了无数人口繁密的居民点，控制了这一区域内的主要富庶地区。但在这众多的居民点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戎狄部落。包括秦人腹地的雍与平阳附近，就有势力颇强的允姓之戎——陆浑戎的存在。这些戎狄势力的存在和他们对秦部族的不断侵扰，使秦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因此自然将这些戎狄部落视为腹心之疾。所以，秦人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首先要做的便是扫荡消灭这些戎狄势力。

　　当时在秦国境内与境外邻近地区的戎狄势力，除了前面提及的允姓之戎——陆浑戎和北面的茅津戎外，主要是被称为“西戎”的众多戎狄部落。按照《史记》和《后汉书》的记载（29），这些戎狄部落有绵诸、绲戎，翟、镕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以及其他种种名称。他们各成部落，自有君长，散居谿谷，分布在今陕西西部及甘肃的陇南、陇西地区，其总数当以百计。秦穆公即位之初，便亲自率师攻伐茅津之戎和允姓之戎。取得胜利后，接着便向势力强大的西戎动手。

　　秦穆公攻取西戎的过程极富戏剧性，其中包含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招降罗致为戎王效力的贤人由余便是生动的一例。由余，其祖先本为晋人，他因有罪而逃亡到戎狄部落中安身，以富谋略有才干而得到戎王信任。当他作为戎王的使臣来到秦国的时候，所表现的智慧和见解使秦穆公大为折服，亦深感忧虑。他对心腹臣子内史廖说：“我听说一国出了贤人，便是其敌国的忧患。由余如此贤明而效力戎王，这是我国的祸害。该怎么办呢？”内史廖根据戎主僻处山野、孤陋寡识而易受诱惑的弱点，提出了利用声色美女“以夺其志”，进而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君臣关系，然后招纳由余的计策。穆公深以为然，从之而行，果然获得成功。由余逃离戎狄而降秦，秦穆公待以客礼，使他死心塌地为秦国效劳。秦穆公根据由余所提供的戎狄的情况和设计的伐戎谋略，于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用突袭的办法兴兵伐戎，一战成功。接着陆续攻灭其他戎狄部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30），从此威名远震，称霸西方。

　　于陆续攻取、伐灭和驱赶境内及西方戎狄部落的同时，秦穆公所从事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便是向东方发展，与当时的中原强国晋国争衡。他利用晋献公去世之后晋国内乱的机会，插手晋国事务，使大臣百里傒率兵护送流亡在外的晋公子夷吾回国，夷吾被晋人立为国君，即晋惠公。其后晋惠公背信忘义，不但不报秦之大恩，反而兴兵攻秦。秦穆么统师迎战，于公元前645年，双方大战于韩原，秦军大胜，俘获晋君夷吾，后放归。晋尽献河西之地与秦，这样，秦的势力便远及黄河西岸。

　　其后晋惠公死，秦穆公又助另一流亡的晋公子重耳归国为君，即晋文公。文公在位时晋国国势强大，秦穆公因此而采取与晋交好、和睦相处的策略。而当晋文公去世之后，秦穆公又恢复大规模向东发展，派兵远袭晋之领国郑。不成，遂于回师途中攻取了晋之边邑滑，由此而使秦晋两国再启战端。初期，秦师屡战不力，秦穆公不改初衷，坚持信任屡战屡败的将军孟明视，终于在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大败晋军。第二年又用由余之谋攻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样，东至黄河西岸，西至遥远的陇西，都为秦国所控制。秦人的疆域已远远超出了周平王所许诺的“丰、岐之地”，成为雄据西方、傲视中原的赫赫强国了。

　　至此，我们用非常简略的叙述概括地回顾了秦部族从遥远的东方辗转西迁，从默默无闻的东夷族裔发展为雄霸西土、震慑华夏的诸侯大国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至少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直到周孝王以前，秦部族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大约从非子被封于秦之后，秦人才进入了显著发展的时期，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功。在秦部族崛起的过程中，秦人因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的努力而逐渐锻炼形成的民族性格和整体素质，与秦襄公、秦文公、秦穆公这类杰出领袖的卓越领导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其事业的发展。回顾这一过程，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了“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相辅相成作用。

　　◆勇悍坚韧的民族性格

　　民族，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1）。所谓“共同文化”，包含有物质、制度、精神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质”，则是特指一个民族表现于思想、气质、价值观、行为模式等精神形态方面的特点。一般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顽强的自我延续性，其中，属于精神形态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如此。

　　如本章前面所述，秦人的族源来自东夷。远在七八千年以前，东夷部族就生活在今山东东部的海岱地区，那里气候温暖，茂密多林，鸟兽繁生。按照汤因比“挑战与回应”的理论，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上古人类，狩猎在其经济生活中必然占有重要的乃至主导的地位，东夷人的经济正是如此。狩猎的谋生方式是艰苦而危险的，它要求狩猎者既善于奔跑追逐，又勇于搏斗。同时，还要求狩猎者要有耐力和耐性，能够长久地守候等待猎物的出现。东夷人长期地生活在这种严峻的生活方式之中，久而久之，便逐渐磨练和形成了勇悍坚韧的民族性格。他们凭借高大强健的体魄和先进的武器兼生产工具——弓箭，在满布荆棘、密林和荒草的海岱天地中艰苦图存，代代相继，不断强化着这种坚韧勇悍的民族性格，并由此而形成了深固的“尚武”传统。

　　其后，由于生存条件的变化，迫使东夷人的一些部族不得不离开本土，向四方迁徙。秦人的祖先便在这种迁徙运动中离开温暖的海岱地区，踏上遥远的征程，一步步走向荒凉的西土。在长期迁徙的过程中，动荡不安的艰苦生活、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不断巩固着他们原有的文化基因，使秦人祖先的精神品质更加成熟；同时，逼迫他们屡屡抛弃故土，到陌生环境中去开辟新篇的客观条件又日益丰富着他们的民族性格。到达西土之后，那里的天地苍茫辽阔，景物雄浑，野兽成群，陌生而充满敌意的戎狄部落时而出没；同时，又不乏水草丰美的沃原良川。自然环境的压力与诱惑极大地激发着秦人的斗志，社会环境的恶劣亦最大限度地调动着他们的潜能。无论是捕杀野兽还是征服敌人，都需要勇气、武技和毅力。秦人由离开东方辗转迁徙，到在西土开基创业站稳脚跟，直至周室东迁后拓地千里独霸西戎，始终与刀光剑影的戎马生涯紧密相伴，不曾或离。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其勇悍坚韧的民族性格与好斗尚武的古老传统，不但丝毫未被削弱，反而愈益增强，便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了。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心理素质，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直接与间接的反映。

　　同时，从文化遗传和文化变异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中，凡是适应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由于不衰的长久需求而被保存下来的精神、品格、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必然会被不断强化，在其民族性格中逐渐突显出来。相反，如果作为精神形态的基础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则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也同样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由于心理素质高度浓缩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最深层的文化积淀，其历史漫长久远，其形成过程非常缓慢，因此相对而言，其变异的过程也同样缓慢。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可以因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飞跃和迅速改变而在短短几十年内根本改观的话，那么，作为体现其文化核心精神的心理素质的文化，其过程则要漫长得多。第二，倘若在现实环境中，某一民族因力量强盛而长期居于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那么这种优越地位便会令其对于自我文化做出过高的评价，夸大本民族的文化优势，而忽视与不承认其弱点和不足。这种盲目的自信往往使他们不能随着时移势异而顺应潮流去发展更新，而是死抱住固有传统不放，从而终于从先进变为落伍，导致悲剧性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僵化”。历史上，这一类的悲剧不断地重复上演。称雄数百年的殷商民族是如此，盛极一时的秦人同样是如此。而且十分有趣和耐人寻味的是：二者的文化内涵恰恰是同源别枝、一脉相承的。

　　以下，让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着眼，去分析和揭示秦民族的心理素质特点所反映的文化底蕴。

　　〔注释〕

　　①《诗•小雅•正月》。

　　②《史记•秦本纪》。

　　③《诗•秦风•蒹葭》。

　　④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⑤逢振镐：《东夷及其史学文化试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见1982年5月7日《人民日报》载《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一文。

　　⑦《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⑧详颜訚《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⑨《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

　　⑩分见《左传》桓公二年和僖公二十七年。

　　（11）《史记•秦本纪赞》：“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

　　（12）详蒙著《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及吕著《中国原始社会史》。

　　（1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15）《史记•秦本纪》：“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16）清人洪亮吉即主是说。

　　（17）详《秦史稿》第二章。

　　（18）《释嬴》，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集刊》第一册。

　　（19）《史记•秦本纪》。

　　（20）《史记•秦本纪》：“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21）《史记•秦本纪》。

　　（22）史书中又称天乙、成汤、武汤、商武王等等。甲骨文称大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称成唐。

　　（23）《史记•秦本纪》：“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24）《晏子春秋》载，恶来能“手裂虎兕”。

　　（25）《史记•秦本纪》。

　　（26）如奄，据《史记•周本纪》载，被周人“迁其君薄姑”。

　　（27）《史记•楚世家》。

　　（28）《史记•秦本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丰、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29）见《史记•匈奴列传》及《后汉书•西羌传》。

　　（30）《史记•秦本纪》。

　　（31）《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斯大林这一定义本指“资产阶级民族”，而秦民族按目前的民族学分类应属“前期阶级社会民族”亦即“部族”，二者有所区别。西方学术界又有“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等概念。个人认为，这些区分均不够准确。就成熟以后的秦民族而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乃至“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要素都是存在的。此问题比较复杂，容另做探讨，这里暂且套用斯大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