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西迁之路

　　东夷中的嬴姓部族，生命力非常强盛。随着人口的繁衍，从原有的部族中不断派生分离出新的部族。而由于这些部族的日益增多，其原有的生存空间便必然会相对狭小。于是，他们中间的某些部族就不得不因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劣和生存斗争的日趋激烈而被迫离开原有的活动地域，迁徙它处。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原始人类的迁徙活动是经常发生的事，但一般来讲，各部族均有其大致稳定的活动地域，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尤其是如此，即呈现一种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存在状况。因此，假设没发生生存条件与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整个部族一般不会轻易地迁离故土。关于东夷嬴姓族团中的某些部落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怎样迁离海岱地区而走向内地的，我们今天已无法确知。但根据史家的记载，至少在夏代末年，嬴姓部族的活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或在中国，或在夷狄”（21）。而秦人的祖先费昌，可能已率领其部族活动于今之开封一带地域。

　　此时，秦人的血缘近亲商部族，已在其杰出的领袖汤（22）的领导下强大起来，与夏展开了对中原地区的激烈争夺。由于血缘与文化的亲近渊源，费昌及其部族在这场斗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商人一边。在决定双方命运的鸣条（今河南省封丘附近）之战中，费昌做为汤的御手，驾驶战车与夏人军队大战，大败夏王桀，夏亡。从此，殷商便取代了夏人原有的地位，成为天下千百林立邦国的“盟主”，被尊称为“大邦殷”。而费昌也自然成为了殷朝的新贵，率领他的部落忠心耿耿地效力于殷人。费昌是大费（即前面所说的伯益）的儿子若木的后代。大费的另一个儿子大廉（即前面所说其族称为“鸟俗氏”者）的后代同样效力于殷王朝，其玄孙孟戏和中衍还担任殷王太戊的御者，这一职务虽不显赫却很重要，一般多由殷王的亲信担任。根据史书的记载，帝太戊不但以孟戏和中衍为御，还赏赐他们妻室，这充分体现了秦人与殷王朝之间的亲密关系（23）。

　　从中衍以后，秦人便世世代代有功于殷王朝，成为“大邦殷”统率天下的有力辅佐。嬴姓也因此多为显贵。此时的秦人部落，其具体的活动地域虽难以确知，但大体不出今之河南北部及山西东南部一带。

　　到了殷代晚期，秦人部落已定居于今山西东南部的霍县一带。其时秦人的领袖名叫胥轩，他与他的儿子中潏（音决）和同在山西南部的骊山之戎世世通婚，“在西戎，保西垂”，拱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境。此时，居住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开始强大起来，与统治中原地区的殷王国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冲突。在殷周间的冲突斗争中，秦人部落始终站在殷商一边。中潏的儿子叫蜚廉，蜚廉的儿子叫恶来。蜚廉与恶来体魄雄健，蜚廉以善于疾走闻名，恶来则力大无穷，能够用双手撕裂猛兽（24）。他们父子二人深受殷纣王宠爱。当周武王统率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诸侯联军讨伐殷纣王的时候，恶来仍然忠心耿耿地保卫殷纣，并因此而失败被杀。此时他的父亲蜚廉恰好奉纣王之命出使北方，没有参加殷周之战。等他从北方回来时，已然江山易主，物是人非，委任他出使北方的殷纣王已经死去，他无所报命，便在霍太山（即今山西霍县一带）筑坛设祭，向魂归天上的殷纣王禀报他的出使情况。由此，我们亦不难窥见秦人与殷王朝的密切关系。备受丧子与亡主之痛，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蜚廉的心情一定是极其悲愤的。然而现实的境况却不得不迫使蜚廉必然要对周王朝做出妥协，因为他深知仅凭弱小的秦人部落，决然无法与新兴的周王朝抗衡；不管愿意与否，殷王朝终究已成昨日黄花，不可复振。于是，一方面设坛祭报殷纣，一方面蜚廉又声称在建坛的过程中从地下挖到了天赐的石棺，上面刻着字说：“上帝命令蜚廉不要参与殷亡的战乱，赐予石棺以光大你的部族。”（25）这无异是向周王朝委婉地示意，表达秦人部落愿意归顺新的周朝。据说周王朝也就因此放过了蜚廉，不再计较他效忠殷纣的往事。从周人当时的处境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还将论述）来看，这一记载是比较符合情理的。但也有的文献所记叙的事态发展与此不同，比如《孟子》就说，周人的军队一直将蜚廉追逐到海边，最终将他杀死。从这两种矛盾的历史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殷亡之后，秦部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向周王朝表示顺从和屈服，但同时周王朝对秦人却并未真正信任。

　　这时候的秦人部族，在周人看来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大抵与作为“亡国之余”而分赐给姬姓诸侯的“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相类似，整个部族都是周王朝的奴隶。周成王初年（前1024年）商封王的儿子武庚乘着成王年幼周公辅佐，周人内部对周公颇多疑忌的“主少臣疑”之际，在东方发起了大规模叛乱，很多嬴姓氏族如徐、奄等都参与了此事。但秦人部族由于靠近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受其严密控制，所以没有加入叛乱的行列。这种小心谨慎的恭顺态度终于使秦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改善，蜚廉的孙子孟增也因此而得到了周成王的宠幸。当武庚和徐、奄等国的叛乱被周公东征平定之后，参与叛乱的嬴姓诸国都被强迫迁离故土，分散到各地。但秦人部族则由于没有参加叛乱，对周王朝表现了忠诚，因此得以仍然居留在其故地（今山西霍县一带）。

　　到了孟增的孙子造父的时候，由于他与其远祖费昌一样善于驾驭车马，因此得到了周穆王的宠幸。周穆王是一位喜好游乐的天子，传说他巡狩天下各地的时候，就是由造父担任御者。周穆王曾经西游昆仑山，见西王母（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位部族首领），乐而忘返，这时东方的诸侯徐偃王趁机起兵反周。穆王得知消息后，命造父为御，驾骏马之车日行千里回到周土，及时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救乱有功，穆王将赵城（今山西霍县南）赐给他作为封邑，造父之族从此就以赵为氏。后来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赵衰，就是造父的后代。

　　造父的高祖是蜚廉的儿子季胜。蜚廉的另一个儿子即那位被周武王杀死的恶来。恶来死后，其子名叫女防，随其叔父季胜归顺了周王朝。到他的四世孙大骆的时候，恶来的后裔一直与季胜之族共同居住在赵城，都以赵为氏。所以，秦人实际应称为嬴姓赵氏，嬴姓代表其族源，赵氏则是嬴姓众部族的一个分支。就姓氏惯例而言，秦始皇与其称为嬴政，不如称为赵政更为恰当。

　　根据史书的记载，大骆最初还与造父之族同居于赵城，但到后来则率领自己的族人远迁到西方的犬丘，即今天的陕西兴平县一带。由于史料的简约不详，我们无法确知这两个同祖的嬴姓赵氏部族分居离析的具体原因，但不难想见大约与人口繁衍所造成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从而必然导致族际争斗日渐激烈的原因有关。因为，秦族从商代晚期直至大骆时代，已经在山西居住了大约150年左右，其间并无大的战争，人口繁殖很快，所以原有的生存空间便渐渐显得不够用了。

　　到了大骆的儿子非子时代，西迁的秦人又进而分为两支。一支留在犬丘，另一支则进一步西迁到今之甘肃。这次分离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生存空间不够，而是缘于部族首领地位的继承问题。非子本来居于犬丘，他善于驯养马匹，所养之马长得既健壮，繁殖得也快。这一消息后来被周孝王知道了，就命令他到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王室养马，马匹的数量很快大增，非子也因此而得到孝王的喜爱。孝王为了酬答他的功劳，准备立他为大骆的继承人，但遭到了很有势力的姜姓之戎的首领申侯的坚决反对，因为申侯之族与大骆的部族世代通婚，申侯之女为大骆之妻，而非子却并不是申侯之女所生。申侯为了阻挠非子成为大骆的继承人，运用自己的影响向周孝王进言，话讲得很厉害。他说：“正是由于我们之族与大骆之族世为姻亲，共同拱卫周室，使得西戎都服从我们，您才得以安居天子之位。所以，究竟应当怎么做，您瞧着办吧！”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周孝王不得不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另外分封给非子土地，把一个叫做“秦”的地方作为非子的封邑。秦人之所以称“秦”，来源即在于此。这个秦地，在今甘肃天水、清水一带。这样，非子便率领着他的家人及从属于他的族人，从今之陕西兴平县一带的犬丘远迁到今之甘肃天水、清水一带的秦地。他到达秦地之后，依照古代部族迁徙时以旧地之名称呼新地的惯例，把秦称为西犬丘。而他的兄弟（其母即申侯之女）则仍然留居在犬丘故地。此次部族分离虽然是起因于继承权的争夺，但咎在孝王，非子兄弟之间并没有公开破裂。当非子徙封秦地之后，事情也就算圆满解决了。所以，由于血缘纽带的维系，分居于犬丘和西犬丘的两个部族间一直有着良好的亲属关系。

　　此时的秦地、处于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之外，是一片莽莽荒原，渺无人烟，间有戎狄出没。因此，周孝王的所谓分封之举，实际上是一件惠而不费的事，所给的其实仅仅是一个合法居留的名义。由此亦不难看出：秦人部族尽管数世效忠于周王室，但在骨子里周人从未真正把秦人视为自己人。所谓分封于秦，实际是任其自生自灭：你有能力，你就发展，否则就听天由命吧，反正那是在王朝的边陲之外。非子这时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附庸”的名义，即在理论上承认非子之族是附属于周王朝的部族，但却不具有诸侯的权利和地位。亦即不得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平等来往。因此，充其量，此时秦人所具有的，乃是一种“自由奴隶”的地位。周人一方面利用分封的办法分散了秦部族的力量，以防止其坐大；另一方面，也在西部边陲之外放置了一支亲周的力量，希望它能够牵制那些桀傲不驯的戎狄部落，多少起一点保卫周室的作用。这很可能便是周王朝封非子于秦的真实意愿，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显然出乎了周人的意料。非子之族离开已经开发了的故土向西方迁徙，等待着他们的是一望无际的林莽荒原和前途未卜的难测命运。正如楚之先王熊绎在开辟南方时所遭遇的那种“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27）的境况一样，秦人在西方拓荒的历程中也必然充满着苦难艰辛。然而这种苦难艰辛的磨砺同时也就锤炼了秦人的品质，造就了他们勇悍尚武、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同时，西部那未经开垦的广阔天地虽然险恶却也自由，它远离周王室的统治中心，使秦人从周人的严密控制下解脱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的自由度。秦地是周王朝的极西封土，实际上是一片无主的天地，秦部族一旦在此站住了脚，从此便生生不息、繁衍壮大，如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可复制。

　　从非子时代起，秦人便有了明确的记年。

　　◆雄霸西戎

　　非子最初所居之犬丘和后来西迁所至之秦，都属于黄土高原地区。两三千年以前，我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地貌还相当完整，没有因人类活动的长期砍伐破坏所造成的大量水土流失而形成的无数川谷沟壑。当时那里的自然景观，当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类似。苍凉雄浑的西部荒野，戎狄出没的险恶环境，使刚到此地的秦部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秦人定居于此，一面垦荒，一面游牧、狩猎，像他们的东夷祖先一样，驱猛兽，御强敌，发扬蹈厉，自强不息，很快便站住了脚跟。从非子迁秦开始，到他的重孙秦仲时，秦部族的地位已经巩固下来。

　　这时候正当周厉王在位，他荒淫无道，朝政混乱，使得诸侯离心，有的还发动了叛乱。一直凯觎周王朝财富的戎狄部落乘机侵扰周人的城邑，在关中一带大肆抢掠。距离宗周很近、留居于犬丘的大骆之族由于忠于周王室，整个部族都被西戎的兵马消灭。周宣王继位之后，王室稍振，但这时周王朝的整体力量已大不如前，无力单独对付戎狄的侵略。于是宣王便封秦仲为“大夫”，命他率领秦人征伐西戎。秦人在此之前从未获得过这样的高位，秦仲因此而对宣王感恩戴德，加之同族近亲大骆之族被西戎消灭的仇恨，秦仲便于公元前825年率秦人大举伐戎，不胜。3年后复起兵伐戎，结果死在战场上。

　　秦仲的效忠献身感动了宣王。秦仲死后，宣王亲自召见了包括秦仲的继承人庄公在内的五个儿子，并且交给他们7000兵马，命令他们继续征伐西戎。兄弟五人怀着杀父之仇奋勇杀敌，终于大破西戎之师，夺回了被戎族占领的犬丘故地。周宣王非常高兴，就将犬丘也赏赐给庄公，并封他为“西垂大夫”，命他捍卫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从此以后，秦部族便拥有了甘肃的西犬丘和陕西的犬丘两块封地，秦族的地盘较前扩大。同时，由于历次效忠王室的战斗，秦人与周王朝的关系愈益密切。随着秦人的力量与作用的日渐增大，他们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日渐增高。而另一方面，随着周王朝力量的衰落，戎族越来越猖獗放肆，不断进犯周统治的中心地区，而由于秦人坚决站在周王朝一边，因此与戎族的关系越来越激烈尖锐，势同水火。

　　秦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世父，对戎人仇恨极深。庄公本来要立他为继承人，但他说：“戎人杀了我的祖父（秦仲），我誓报此仇！若不杀死戎王，决不入封邑！”因此把太子之位让给了弟弟襄公，自己专门负责对戎人的征伐。庄公去世之后，襄公便继承了首领的位置。为了与戎人作战，他整军经武，并把国都东迁到汧水之滨。但是，这时整个西周王室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场出乎秦襄公意料之外的社会大变动突然来临。这一变动既使秦人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也给秦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造成这一社会大变动的直接起因，是比秦襄公早几年即位为天子的周幽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作为其直接后果，则是幽王被杀，王室倾覆，以及随之而来的平王东迁，于是，历史便上演了本章一开始所叙述的那一幕。

　　对于西周末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成因、过程和结果，以及后人从中反复总结的种种经验和教训，过去已有极多的论述，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变动对于秦人当时的处境以及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过去有一种很有势力的看法，即认为在平王东迁后的最初七、八年里，秦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一直处于下风，其成果几乎等于零，简直微不足道。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其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平王东迁前后秦人所处环境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平王东迁之前和平王东迁之后，秦人所面临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异。因为在此之前，秦人尽管迅速崛起，日益强大，究竟是一个新兴的部族。在抵抗戎族的艰巨斗争中，秦部族的作用虽然愈来愈重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是一支次要的、辅助性的力量。周王朝东迁之前，抗戎的主力无疑是周人，周人聚居的关中地区人烟稠密，荟萃着天下的财富精华，是戎狄凯觎的主要目标，也承担着与戎狄作战的主要压力。平王之所以东迁，正是由于不堪其扰，感到在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之下难于承受，于是趁战乱之后宫室残破之机，索性一走了之，将与戎狄斗争的重担转嫁给了秦人。周平王明确地对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讲：“戎人不讲道义，侵夺了我的丰岐之地。倘若你能够将戎人赶走，那么这片土地就是你的了！”（28）所以，所谓的周王朝对秦襄公“赐之岐以西之地”，实际不过是一个空头人情，与非子之被“封”于秦一般无二。

　　周人抽身撤走之后，秦部族所面临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一向被倚为北斗泰山的周王朝不复存在了，戎狄兵马的锋镝所向一齐指向了坚守于此收拾残局的秦人。关于当时秦人所处局面的艰难，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本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之后留守于老区的红军兵团所面临的困境，尽管二者的实际内容距离极大，但仅就形势的艰难严峻而言却差可比拟。倘若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就决不会再苛责秦人于周王室东迁后的最初几年内在对戎斗争方面无所建树了。

　　其实，秦襄公在这一段时期内，采取了极为聪明的斗争策略。他一方面收敛锋芒，巩固其根据地西垂；一方面养精蓄锐，秣马厉兵。秦人在这短短几年中，为未来的战争做了大量而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在存留至今的《诗经•秦风》里，可以充分地想见这一准备的实际内容。“驷■孔阜，六辔在手”，是形容战马的雄壮；“小戎■收，五楘梁辀”，是形容战车的威武；“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是形容甲仗兵器的精良；“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是表现了秦人同仇敌忾、英勇赴死的高昂士气。这些秦襄公时代留下的宝贵诗篇，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秦人整军经武的物质准备和精神风貌。

　　这种努力在短短数年之后便得到了初步的成果。秦襄公八年（前770年）时周王朝东迁，秦被封为诸侯。到襄公十二年（前766年）时，秦襄公亲率大军东征伐戎，从根据地西垂一直打到岐下，充分展示了秦人数年来整军经武的巨大成效。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次东征中，英明强干的秦襄公死于军中。秦人遽然遭此大丧，所受打击颇大，继位的秦文公为整顿内部，于是率军退回到老家西垂。秦襄公英年早逝，是秦部族的不幸，然而不幸中的幸运则是：继立的秦文公是一位同样能干的君主。他既英明果敢，又相对而言十分长寿。在他为秦君的50年间，秦人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明显的成绩，便是伐戎至岐的胜利和“收周余民”的成功。

　　秦文公继位的第三年（前763年），经过一番整顿，秦国的根据地西垂已经巩固。于是，文公便率领700名精兵离开西垂，向东方游猎。秦人本是游猎民族，那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于他们本就十分习惯，而文公此次出行名为游猎，实际是观测形势，寻找向东发展的机会。因为，秦人自迁徙于西土之后，其目光始终便是盯住东方的。

　　几个月后，一行人马到达今陕西眉县一带汧水与渭水交会的地方。这里水清草肥，既适合畜牧，也适合人居。文公对此地的环境十分满意，他说：“我们祖先秦嬴就是在这里为周天子养马，后来终于被封为诸侯的。”于是决定在此地修建城邑，作为秦人东进的前沿据点。此后十几年内，秦人于此修养生息，整军经武，他们一刻也不曾忘记周平王的许诺：“倘若你们能够赶走戎人，那么岐以西的土地就是你们的了！”

　　到秦文公即位的第十六年（前750年），秦人已做好了伐戎的充分准备，于是文公便亲率秦军向戎人进攻，大胜，戎人败走。这样，秦人于“汧渭之会”所建立的据点便扩展为大片的土地，整个岐山地区都为秦所有了。这次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疆土，还在于“收周余民”，即将平王东迁之后没有随之迁走的周人余部收为己有。这些周之余民是久已生活在这里的农业民族，当周王室迁走的时候，他们不舍得抛下累世祖先辛苦经营的土地家园，因此不肯随之迁徙而留在了当地，形成了一个个据点式的城邑。面对强大的戎狄部落，他们既要从事生产，又需自我防卫，可以想见其境况是相当艰苦的。因此，当秦人的伐戎大军一到，这些周之余民便自然归顺了他们的天子将这片土地所封赠的对象——秦侯。而对于秦人来说，将周余民收为己有则既充实了人口，又增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使了秦人由半畜牧状态向全面定居的农业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