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最早活动于东方，其后被迫西迁，辗转流离，最终在西北立国；又历尽艰难，与西北诸戎顽强搏斗以争生存；其历史是一部发扬蹈厉、艰苦图存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养成了秦人勇悍尚武、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这对于其后来的发展道路与最终的历史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770年，无论在中国西周王朝的历史和秦人的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和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年。在此前的一年，周幽王王后的父亲申侯联合西方的犬戎举兵进攻宗周，周人大败，幽王被杀，宠妃褒姒被虏。幽王死后，申侯、鲁侯和许文公在申国拥立故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周王朝的中心地区关中因遭战乱而残破不堪，猖獗于王畿的戎狄势力搅得平王无法立足，终于在次年由诸侯武装护送，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从此，西周王朝的历史宣告结束，后代的诗人曾感慨系之地吟唱出“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悲凉诗句①。

　　在武力护送平王东迁的人马之中，除了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等与周王朝关系密切的姬姓诸侯之外，还有一个新近崛起于西方的异姓国君——秦襄公。由于护送天子有功，他因此被平王封为“诸侯”，允许秦与其他诸侯交际往来，“通聘享之礼”②，并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

　　此年是秦襄公即位以来的第八年。检视8年来的成绩，抚今追昔，秦襄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在此之前，尽管自其祖父秦仲时起，就因奋力与侵扰周王朝西土的戎狄作战而被宣王封为“大夫”，其父庄公也因抵抗西戎而被更明确地封为“西垂大夫”，然而无论如何，秦国仍未被正式承认为诸侯，因此也就并未彻底改变自襄公的五世祖非子以来所具有的“附庸”地位。但此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秦堂堂正正地列于诸侯，获得了与“诸姬”平起平坐的资格。此时的秦襄公，似乎已经预见到秦人的力量将愈来愈强大，秦国的发展壮大将不可扼制。他整军经武，使秦军的实力极迅速地增长，以为未来拓土开疆的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追念往昔，回顾秦人走过的道路，他又深感祖先创业的艰难，和今日局面的来之不易。

　　的确，秦人的发展成长来之不易，那是备尝艰辛的历史，是血汗耕耘的历史。若干世代以前，秦人的祖先便离开东方的家园，在漫长的岁月中辗转迁徙，最后定居于荒凉遥远、戎狄出没的西土，其间甘苦历尽，辛酸自知。“遡洄从之，道阻且长”③。养成秦人坚韧勇悍的民族性格和于恶劣严酷环境下顽强生存的能力的，是剑戈弓矢出生入死的锤炼、血泪尸骨的洗礼。

　　◆东夷文明的曙光

　　早在我国有文字的历史开始以前很久，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便生活着后来被称为“东夷”的许多部族。关于这些东夷人的族系来源，人们一直有着种种猜测和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东夷部族追根溯源仍属于黄帝族系，至少，其中的少皞族应当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④。但也有人认为，东夷族是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了考古学上称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古代史前文明⑤。倘若考虑到今天的山东地区早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远古人类活动这一点⑥，也许我们应当承认，东夷部族是山东土著的说法更为合理一些。特别是，山东地区至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都在泰沂山区和胶东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后来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尽管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尚不明显，但必然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关于东夷族与黄帝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后面的适当章节中还要论述。这里只想简单说明：尽管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早期起源目前尚有许多混沌不清之处，但考古学的发展已能够使我们对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明发展状况有一大致了解。大体来看，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地区，活动着被后人称为黄炎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三大部族集团。其中，黄炎集团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东夷集团活动于黄河下游及两淮，苗蛮集团则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黄炎集团的势力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壮大，并终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其为主体融合其他部族而形成华夏民族。东夷集团则活动于今山东的海岱地区，创造了考古学上称之为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序列的史前文明。

　　西周以后，“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思想影响日广，华夏文明而夷狄野蛮的观念深入人心，东夷及其文化落后的认识因而流传了两千多年。但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东夷部族不但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其势力与影响曾相当强大。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日益强盛的黄炎集团不断向四周扩张，却因东夷集团的坚强抵抗而被阻于今黄河西北岸的滨县—禹城—封丘一线，便是一个明证。

　　东夷的“夷”字，按照《说文》的解释，是指“东方之人，从大，从弓”。所谓“从大从弓”，即“夷”字由“大”和“弓”两个字组成。何以如此？清代的训话学家朱骏声所著《说文通训定声》说：“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东夷族的著名领袖少皞生子名般，这位般就是发明弓箭的人⑦。新石器时期，海岱地区气候温暖，茂密多林，鸟兽繁生，故东夷人发明弓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所以《说文•矢部》说：“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属东夷族的一支。这些记载说明，东夷人发明弓箭的传说起源很早，当是远古历史的真实反映。弓箭对于原始人类的生存，无论就防御的意义还是进攻的意义而言，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东夷人能够发明弓箭，必然使他们在原始部族间的竞争中处于优越地位，这说明新石器时期的东夷文明不但不会落后，而且实居于领先地位。

　　东夷人不仅武器先进，身材也较其他原始部族的人高大。清代学者段玉裁在注解《说文》时指出，中国古代周边少数民族，其名称如“蛮”字从虫，“羌”字从羊，“狄”字从犬，只有东夷的“夷”字从大。甲骨文的“大”字，像正面站立两腿分开的人形，夷字从大，说明东夷人很早便以身材高大闻名。今人称山东人为“山东大汉”，显然是继承自其远古的祖先。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根据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墓葬与仰韶文化半坡墓葬及宝鸡墓葬的发掘比较，东夷人的身材较之其他部族的人要高3至4厘米⑧。身材高大则体力强健，所谓“身大力不亏”。不难想见，六七千年以前，东夷部族凭借其高大的体魄和先进的武器，在满布荆棘、密林和荒草的海岱天地中纵横驰骋，驱猛兽，御强敌，啸傲山林，顾盼自雄，那是何等的神气威风！

　　自然，这极有可能不过是我们今天在怀古情结的作用下，用审美眼光所做的浪漫想像。而原始的东夷人风餐露宿，图存之不暇，哪有闲情逸趣“顾盼自雄”。然而我却深信：原始的人类尽管粗野蒙昧，也会有一份惟独人类才能具有的情感，虽然它不如文明人那样复杂，那样丰富，那样感受万千，但其心灵的体验必然也很深切。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环境变异，我们已无法去真实地感受和描述而已。

　　东夷人具有灿烂的远古文明，今天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就经济而言，我们已经确知东夷人的生产工具制造得十分精致。比如大汶口文化的石器和骨器，打磨光滑，刃口锋利，而骨针直径仅1毫米，且能在上面钻穿针眼，其精细程度，足以令现代人惊讶！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已能制造小件铜器，至今已在不止一处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铜器，这比欧洲的发明要早上两三千年，在当时其他东方民族，包括后来构成中华民族的黄炎部族和苗蛮部族中，也明显居于领先地位。

　　他如陶器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东夷人均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如从大汶口文化时期便已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达于鼎盛的“蛋壳陶”，其薄如纸，其明如镜，其黑如漆，久已闻名中外。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镂饰精美而容量很小的高柄杯，专家们分析很可能是酒器。果真如此，则说明我国酿酒业的历史至少便可追溯到7000年以前了。

　　不仅是经济上如此，在文化艺术上东夷人有着同样的甚至更为出色的表现。例如，用龟甲和兽骨占卜，便是东夷人创造发明的。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葬中，便发现成年男子的随葬物有经过人工钻孔的龟甲。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更多的可以被确证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牛、鹿肩胛骨。其后，这一宗教活动的程式被东夷的一支殷人继承并大加发展，在占卜之后的骨甲上刻上文字以作记录，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甲骨文。

　　再如，作为古代政治文化核心的“礼”，东夷人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并且以此向周统治者竭力抗衡。周初大封建之后，齐、鲁两国作为周之诸侯来到东夷故地。鲁为周室宗亲，坚决推行周礼，对于东夷故礼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蛮横强制办法。而属于姜姓的齐统治者则较为和缓，“因其俗”而“简其礼”，采取了变通和怀柔的办法。三代时期的所谓“礼”，内涵极其丰富，举凡制度、礼仪、风俗习惯，大至君位继承，小到婚丧嫁娶，无不包括于“礼”的范围之内。而且上古的人们，种族间与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采取极为激烈的形式，具有狂热的、宗教冲突的性质。因此，史家所说的“变其俗，革其礼”，看似轻描淡写，其后面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却是残酷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清人入关以后于“发辫之争”中采取的“留发不留头”的手段，便不难想见“变其俗，革其礼”后面所隐藏的极为酷烈的、血淋淋的历史悲剧。

　　周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断然的方法，主因当是出于政治上的敌忾。周人本是西方小国，由于自身的努力及种种偶然因素，才得以取代原本雄踞中原的诸侯盟主“大邦殷”，并且在代殷之后以截然不同于殷人的制度，以宗法维系为纽带，从诸侯盟主一变而为天下共主（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述）。取天下之后时时防范的，便是殷人势力的死灰复燃。就东夷而言，他们与殷人本来同出一源，尽管在整个殷代，东夷人与殷王朝屡有冲突，帝纣时候由于殷王的倒行逆施且矛盾十分激烈，不断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但一旦殷王国灭亡，殷人与东夷便同属于被统治者和被征服者，其共同的种族与文化渊源便必然会起一种互相靠拢、联合反抗周人的作用。倘若我们由此去考虑，就不难发现：所谓“变俗革礼”，实际是一种断然的文化征服措施，目的在于力图迅速果决地切除东夷与殷人之间原有的文化联系，分化其力量，消除东夷与殷人联合抗周的可能性。鲁国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的确比较成功，鲁境成为周礼盛行的区域。

　　而作为姜姓集团的齐国统治者，政治上的敌汽便不那么鲜明。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姜尚到达封国后，修明政治，顺应东夷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允许他们保留，只是适当地做了削减和修改。这一方面反映了，在姬姓集团与姜姓集团的联盟中，姜姓虽然是盟友，但毕竟与直接和殷人正面冲突的周人有所区别，所以无必要对和殷人同源的东夷族过份戒备。另一方面，这一怀柔的措施也从侧面反映出东夷人势力的相对强大，及其对于固有文化传统的顽强维护。实际上，直到春秋时期，东夷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礼”，并且屡屡因此而与鲁人激烈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例如公元前710年，东夷的杞国国君到鲁国朝见鲁侯，杞是小国，且近鲁，但杞侯却坚持在朝见时用东夷的礼仪，因此而被鲁国视为大不敬。杞侯返国之后，鲁便出兵征战，攻破杞都，讨其不敬之罪。杞在鲁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暂时顺从，但决未真正屈服，其保存故礼的意志反而更为坚决，并且总要顽强地表现出来。77年之后，杞又朝鲁，上述事件再次重演。杞国的国君桓公坚持用夷礼，鲁僖公认为不恭，于数月后发兵攻杞，责其无礼于鲁，鲁史官因此于《春秋》中称祀君为“子”而贬之⑩。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东夷族人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和鲜明的文化传统，而且性格坚强勇悍，不畏强敌。我们在后面适当章节中将要说明：所谓“东夷落后”的议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周人的宣传。周人视东夷为潜在的敌人，而东夷（特别是其中的淮夷）则用奋勇的反抗来回答周人，愈挫愈奋，抗争不止。在周人的强大武力镇压下，相对弱小的东夷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其富有特色的文明和文化传统始终未被消灭，而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到了战国时期，残存的东夷族和东夷文化与戎狄苗蛮一起，随着氏族血缘国家的消失而融合为一个整体，成为统一的华夏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令人回味和值得深思的是：正如灭亡于陈国却张大于齐国的田氏一样，被周人欺凌压迫于故土的东夷，却由其辗转西迁的一支崛起于西土，在周统治的核心地区强盛壮大，并最终取周室而代之，从而狠狠地报复了周人。尤其使人惊异的是：灭周的秦王朝的直系祖先，恰恰是于殷周之战中被周武王杀死的殷纣宠臣恶来！这究竟是“天道循环，昭然不爽”呢，还是历史所开的无情玩笑？

　　◆玄鸟的子孙

　　公元前525年，即鲁昭公十七年，东夷小国郯（音谈）的国君至鲁朝见。这个郯国与同属东夷一支的秦人都是少皞氏的后裔，最初当源于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11）。鲁国的执政大臣叔孙昭子因此向他请教少皞氏的历史，问他少皞氏为什么用鸟的名字作为官名？郊君回答说：当我的祖先少皞挚即位的时候，恰好有凤鸟来临，因此便以群鸟之名作为官名。如以凤鸟氏为“历正”，以玄鸟氏为“司分”，以祝鸠氏为“司徒”，以爽鸠氏为“司寇”，等等。

　　郑君所说的官职分配情况，未必确有其事，但其中折射反映的，却是原始东夷族人图腾崇拜的真实史影。图腾崇拜是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人类所普遍具有的一种宗教信仰，简单地说，就是把本氏族的产生之源，与某种动物或植物相联系，并以此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祖先、保护神乃至标记。从郯君的话中可以知道，东夷人是以鸟为图腾的。而所谓凤鸟氏、玄鸟氏、祝鸠氏、爽鸠氏等等的区别，其实便是东夷人氏族部落中的不同氏族或部落联盟中的不同部落。

　　在玄鸟氏繁衍出的后代中，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邦国，一个是被后人称为“三代”中的一代——殷商，亦即周人所说的“大邦殷”、“大邑商”；另一个便是后来崛起于西方的秦。

　　秦人由于很早就居于周人之西，所以过去的人们一般认为秦是西方的氏族部落。直到近现代，还有一些学者持此种看法。例如蒙文通先生便认为，秦人本系西方戎族。吕振羽先生则认为，秦人是夏族“留在关中一带者”（12）。但是现代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无论从图腾崇拜、世系传说、宗教信仰、经济基础乃至政治依属看，秦人都不可能与周族同源，也不可能是戎族的后代。秦人的确与戎族和周人发生过密切关系，但那是迁徙到西方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秦人作为东夷族的一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海岱地区一步步走到西方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林剑鸣先生已在《秦史稿》（13）中做过充分论证，我们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即秦原属于东夷这一事实，直到战国晚期还并非已完全不为人了解，例如《春秋公羊传》就明确指出：“秦者，夷也。”其中直接透露出秦来源于东夷这一久远的信息。秦人西迁之后，与戎狄杂处，所以人们又对其戎狄视之。严格说来，这两种说法都不为错，但秦人的族属则无疑是源自东夷。

　　按照传说，远古时期，东方夷人领袖帝喾高辛氏的次妃名叫简狄。一次洗澡的时候，有玄鸟的蛋从空中坠落，简狄吞而食之，因此有孕，生子名契，这就是殷商的先祖（14）。

　　另一个传说则讲，远古时期有个叫女修的女子，于织布的时候吞食了玄鸟坠落的蛋，后来有孕，生子名大业，为秦人的祖先（15）。

　　玄鸟，就是今天所说的燕子。上述两个传说几乎完全一样，后人曾因此而怀疑是后者抄袭自前者，即女修的传说源自“因简狄事附会”（16）。实际上，这恰恰反映出商人与秦人同出一源的事实。商族与秦族不但同出自东夷，而且均属于东夷族的玄鸟氏，是血缘近亲，最早当属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根据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研究，秦人与殷人从经济生产到宗教信仰乃至墓葬形式上均有着共同的一致性（17），当我们了解了殷秦同源且为血缘近亲这一事实后，这些惊人的相似性便自然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并且，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秦人在夏代末年便坚决拥商，协助商人反抗夏人；又何以秦人于有商一代屡蒙赏赐，备受荣宠。

　　秦为嬴姓。根据刘节先生的研究，燕、嬴实为同类双声，“燕”即是“嬴”（18），所以，嬴姓也就是燕姓。以本族图腾为姓，是先秦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嬴姓”与“玄鸟氏”，意义是相同的。殷周时期，凡嬴姓邦国，都是玄鸟氏的后裔。由此我们亦同样不难理解：何以在殷商时期“嬴姓多显”（19）；又何以西周初年商纣的儿子武庚叛乱时，徐、奄等嬴姓邦国皆随之而叛。无他，血缘亲近而文化相同而已。

　　正是由于秦人以玄鸟为图腾，所以在秦族的祖先传说中，与鸟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传说在夏禹的时代，秦人的祖先大费（又名伯翳、伯益）曾经辅佐禹治理洪水，又替舜调训鸟兽，鸟兽十分驯服。大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其族称为“鸟俗氏”，其后代子孙孟戏和中衍身体是鸟而口能说人的语言（20）。这些传说自然不过是远古先民的神话，但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即秦人来源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若干世代以后，秦人早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其久远的圈腾崇拜史影仍不难窥见。例如，秦人称神圣的祭祀神灵场所为“畤”，“畤”与“埘”在古代通用，本指在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窝，《诗•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即此意。秦人何以称祭神之所为畤？意味是深长的，显然与其原始的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因为燕子（玄鸟）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喜欢筑巢于人的居所，所以“鸡栖”之“畤”无疑亦可供燕子栖居。这便是秦人称祭神之所为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