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并没有停止。窝阔台汗即位后，南下攻灭金朝，占有了中国北方的半壁江山。其后，又有旭烈兀的西征，及建立伊尔汗王朝；蒙哥汗的南下亲征宋朝，及忽必烈的远征大理。当然，这些武功业绩不可谓不盛。但是，若统而论之，上可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西征花剌子模国的功业相颉颃者，则唯有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壮举。

　　中国政局之统一，其源远矣。早在夏、商、周三代，已发其滥觞。至秦灭六国，废除封建，代之以郡县，一统格局基本定型。汉承秦制，少有变更。然自汉末纷乱，三国鼎立，始肇分裂之端。及西晋分封诸王，纷乱复起，乃有大批少数民族入迁中原，各自建立政权。

　　此后，历经前秦苻坚南伐，企图统一全国，淝水一战，而以失败告终。鲜卑拓跋氏崛起，建立北魏，与东晋划江为界，南北分裂，遂成定局，历时长达数百年之久。及隋朝南下灭陈，全国再次出现一统之局。唐朝取而代之，再现大一统盛世。到唐代中期以后，藩镇割据之势已成，统一则名存实亡。及至五代，少数民族再次大举进入中原。先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辽朝，后是女真族完颜氏建立金朝，历史再次重演了南北分裂的悲剧。

　　如果说，第一次南北朝的出现，是由于东晋与北魏之间的力量对比大致趋于平衡的话，造成这种分裂局面并不奇怪。那么，第二次南北朝局面的出现，就已经有所不同。与辽、金二王朝相抗衡的宋朝，其总体实力是远远超过对手的，但却又总是处于下风，双方较量，宋朝屡屡失败。不论是主动收复燕云失地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还是被动挨打的处处防御，皆是如此。岂不怪哉！假如没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大概等不到蒙古帝国的崛起，宋朝就早已被女真人灭掉了。

　　纵观蒙古帝国崛起以前的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不难看出，凡是在出现南北大分裂的时期，对峙的双方中，必有一方是曾经以游牧生活作为主要方式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而其一旦进入中原，建立王朝，就很快被农耕文化所同化。不久，又会有新的游牧民族崛起于北方草原，然后重新开始向南方的迁徙。这种现象周而复始，蒙古民族的南下，就是这个循环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窝阔台汗灭金，是蒙古等游牧民族向南迁徙全过程中的第一步，其势力已进达淮河一线。蒙哥汗的大规模伐宋，是这个过程的第二步。他的伐宋方略，是照搬老祖宗的那一套办法。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迂回包抄的出奇制胜之术。这种方法，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争霸战争中，屡奏奇效，多次以少胜多，转败为胜，起了极大作用。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战争中，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故此，蒙哥汗出军伐宋，自然也要采取这一惯用的方略。

　　为了实施迂回包抄的战略，他派皇弟忽必烈率奇兵，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去攻灭远在西南边陲的大理。这种孤军深入的战术，本是兵家之大忌，也只有蒙古人才会想出这种办法。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战略进攻还算顺利，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假如沿途受阻，而大理又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久攻不下，蒙古远征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个战略步骤顺利实施后，蒙哥汗乃亲率大军，攻向川蜀之地。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放着一马平川之地不去攻打，却要选择这种令人头痛的地域作为主要战场呢？其实，这正是蒙哥汗为避开宋军严密设防的长江天险，而采用的迂回包抄战术的战略思想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做法，却是他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也使他吃了大亏。

　　当时一些熟悉中原情况的人们，就已经指出他的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身为国君，而轻率地深入险恶之地，一旦有什么不测，其后果不堪设想，此一不智也。蒙古军之特长，就在于骑兵的进退神速，机动性极强。但是，川蜀之地山壑纵横，坚城棋布，易守难攻，正好限制了骑兵的作用，令其无法施展特长。弃己之长，而久处难攻之地，此二不智也［16］。

　　历史的发展果然不出预料，蒙哥汗率重兵在蜀中苦战一年多，进展十分困难，付出的代价却极大。最后，连蒙哥汗自己，也在坚城之下，被宋军击伤，命丧异乡。统帅阵亡，攻宋之战遂以失败而告终。蒙哥汗虽死，统一全国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其重任则落到随后即位的忽必烈头上。

　　比起蒙哥汗来，忽必烈算是幸运得多。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使他避免了重蹈蒙哥汗错误的旧辙。有这样一句名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在这时，在南宋这个大堡垒内，由于矛盾激化，而出现了一个叛徒——大将刘整。由于有了这个叛将的指点，才使忽必烈能及时调整了进攻江南的主攻方向，经过重新部署，放弃攻蜀的老办法，而将重兵都集中在敌方的防御要害之处，江防要塞襄阳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

　　从这时开始，南北的统一已经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了。忽必烈调动大军，自至元四年（1267年）始，迄至元九年（1272年）止，对襄阳、樊城发动长期围攻，终于将其攻克。从此，长江天险已不足恃。不久，蒙古大军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由此渡江，正式发动攻灭南宋的战役。又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即击溃宋军主力，攻占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并将宋朝的皇太后及小皇帝俘获，北上押往燕都。

　　中国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自汉、唐之后，再次出现大一统的局面。所不同的是，前两次的一统王朝，乃是由汉族地主所建立。而这次的元王朝，才第一次由少数民族首领所建立。这种变化，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其诸帝对于占有燕云十六州已经心满意足的话，那么，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其诸帝的奢望就不仅仅是如此了。特别是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由东北南迁到中原的中都（今北京），并大举率军南下，扬言要“立马吴山第一峰”，这种统一的愿望，已经表现得极为强烈。只是因为受挫于长江天堑，又有众叛亲离的政治危机随即爆发，才使统一战争最后归于失败。

　　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正是在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迁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达到全国的统一。辽朝时，少数民族的势力，已经由长城以北向南扩展到黄河以北地区，这可以拿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标志。长城屏障一失，就只有以黄河为其屏障。当然，北宋王朝在三关一带，广开河泊（今白洋淀等处），实际上也是起到一种屏障作用。

　　金朝时，少数民族的势力，又由黄河以北向南推进，达于淮河至长江一线的广大地区。这可以拿金军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册立刘豫伪政权为标志。黄河既然已不足为凭，农耕民族的宋王朝就只剩下长江这最后一道屏障了。

　　在这分裂割据的几百年中，也不是没有反复。辽王朝灭亡时，宋朝大有收复燕云十六州、恢复长城屏障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遂导致更大的失败。金王朝灭亡之时，宋朝已不可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却可以将防线推进到黄河一线，但是这个机会又没有能把握住，于是一错再错，终致坐以待毙。

　　对于统一全国这样一个雄心大志，辽朝自其创立之始的太祖阿保机，直至辽末败亡之天祚帝，诸帝连想都未曾想过，他们安心于草原的游牧生活。这是由他们的参照系所决定的。契丹人世代生长在北方草原上，对于农耕文化很少接触，能够利用中原的战乱而得到燕云十六州，而又时时面临宋朝为收复失地而发动进攻的威胁，故而能够保有这些新占之地，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在辽朝诸帝看来，宋朝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

　　女真族崛起之时，其参照系已经有所不同。在攻灭辽朝后，竟然轻而易举地又攻灭北宋，俘其二帝，故而已把中原大地视为囊中之物。从金太宗直到海陵王，都在为一统江山而征战不休。然而，却都因无法克服长江天险的阻碍而屡告失败。金世宗篡位后，对于南北力量对比重新加以估量，明智地放弃了为一统江山而采取军事进攻的总战略。

　　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宋朝，自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就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失地，一统江山。因为他的参照系是汉唐盛世。此后，直到宋徽宗联金灭辽，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也无非是为了收复失地。再到高宗仓皇南渡，建立偏安政权，其实力已是每况愈下，却仍然念念不忘收复失地。这种一统江山的观念，不仅是帝王的愿望，而且也是许多大臣、武将，乃至民间百姓的愿望。当时著名诗人陆放翁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正是这种愿望的集中体现。

　　为了收复失地，一统江山，南宋政权重蹈老祖宗的覆辙，采取愚蠢的联蒙灭金的错误战略。其结果，不但没能收复失地，反而招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敌人。灭金的同盟者在分配战利品不均的情况下，旋即反目相向，兵戎相见。

　　作为蒙古统治者而言，其参照系又与辽、金，甚至宋朝不同。从太祖起兵，南伐西讨，驰骋万里，气势如虹。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其视野比起农耕民族来，自然要宽阔得多。故而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其势头之迅猛，其范围之广阔，确实使惯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望尘莫及。

　　忽必烈在夺得大汗之位后，也不满足于现有的疆域。特别是，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和白热化，使得成吉思汗时分封的诸汗国，这时已经各自为政，不再听从大汗的指挥，甚至刀兵相见，一争雄长。

　　另外，忽必烈在被封为藩王之时，即已“思大有为于天下”［17］，在藩邸广罗人才，收为己用，志在统一江山。也就是在此时，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到中原的农耕文化。对于早在汉代就由大儒提出的“大一统”政治学说，因与他的大志不谋而合，故而受到赞赏。忽必烈这时已经开始自觉地用儒家的学说来治理中原。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他将帝国的统治中心——都城，由漠北迁到了漠南，表现出继续向南扩张的意愿，并旋即加以实施。

　　这时南北分立的双方，一方是军力十分雄厚、又有众多贤才幕僚辅佐的元王朝；另一方则是君王软弱偏安、大臣奸佞弄权的宋王朝，其强弱之势，相差天壤。平衡的均势一旦被打破，剩下来的问题，只能是统一的时间而已。正如当时江南人作诗所言：“江南无谢安，塞北有王猛。”［18］政治局势，确实如此。

　　在元朝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由忽必烈派往南宋的国信使郝经。郝经，字伯常，山西陵川人，为忽必烈幕府中的重要谋臣之一。中统初年，受命出使南宋，被奸臣贾似道囚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前后长达16年之久，而宁死不屈。最后，被宋廷放回，时人比之为被匈奴囚于北海牧羊的汉朝使节苏武。唯一不同的是，这时历史的大背景正好颠倒过来；前者是中原王朝的使臣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扣押而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后者则是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节被中原王朝所囚。

　　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前，少数民族即多次在中原建立政权，其规模虽然越来越大，却始终无法打破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在割据并存的多个政权之中，“正统”的头衔，一直是由中原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所享有。但是，到了元朝统一全国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由少数民族政权独占天下的局面。中原的农耕民族，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从心理上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对于生活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广大民众而言，因为已经度过了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数百年之久的岁月，对于蒙古民族的入主，尚能予以接受。那么，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广大民众，因为度过同样长时间的激烈对抗的岁月，又是第一次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故而一时之间，很难消除敌对情绪。特别是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元朝军队烧杀抢掠，带给江南人民的巨大劫难，更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由此而发生文天祥大都就义、谢枋得绝食而死的事件，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反映。

　　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及江南的民众而言，这些由漠北草原大规模迁入的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是与自己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习俗，道德伦理观念，乃至于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异类”。自古以来，就对之抱有极大的成见，贬称之为“胡”、“虏”、“夷”、“戎”等名目。如今，这些少数民族不仅闯入境内，而且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仅此一点，就已经构成极其不安定的社会潜在因素。一旦略有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

　　对于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而言，众多的农耕百姓，同样是“异类”。用金戈铁马的强大军力将其征服，已是很费了一番力气，而要令其服服帖帖地顺从自己的统治，必然更加困难。当然，这绝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自从忽必烈的祖先成吉思汗伐金、窝阔台汗灭金开始，这个课题就已经摆在了蒙古统治者的面前。用中国古代的名言来说，就是“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怎样来统治一个人口如此众多、文化高度发达、地域极其辽阔的国家，确实比领兵攻略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个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好，又直接关系到蒙古统治者自身的安危。统治方法得当，即可长治久安；否则，将会国无宁日，自己也有随时被推翻的危险。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蒙古统治者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成功，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而导致失误的根源，又是其很难改变的。故而自元朝建立，不足百年，其统治即土崩瓦解。人民的反抗力量，再次将其抛回到大草原之上。一个由定居的农民建立的新王朝取而代之，遂使，历史又回复到原来的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