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初次率军攻略中原大地之时，对于将来进占中原之后的统治方法，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思考。在他的脑子里，蒙古帝国的版图，只是以大草原的面积为界线。对于漠南的金王朝，从政治上来讲，是“世仇”的关系，他要报祖先世代受到欺压凌辱的血海深仇，故而必欲灭之而后快。从经济上来讲，是“财物库”的关系，他要从这里随时不断地掠走巨额财富。

　　在成吉思汗看来，他所需要用心加以统治的，只是草原上的部众们。对于这些不断游徙迁移的部众而言，万户、千户等简单的组织机构，已经完全能够起到管理作用。至于怎样从中原民众那里搜括财富，他并不关心。而对于如何去管理这些民众，他也没有采用新的方法。

　　在他看来，赐民与赐土同时进行的分封之制，就足以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中原民众的身份，大概与草原上的牛羊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赐给臣下，由臣下岁时进贡财物，这种草原上惯用的方法不被破坏，也就是“天下大治”了。至于他的蒙古部下怎样去管理中原民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这时的蒙古帝国，其统治集团，基本上是由军人组成的。成吉思汗的得力助手，有号称“四骏”的木华黎、赤老温等大帅，有号称“四狗”的哲别、速不台等武将［19］，其地位，相当于三国时期蜀主刘备手下的关、张、赵、马、黄等五虎上将。若用其征伐敌国，则勇往直前，每战必胜。然而，若用其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却非其所长。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中，所缺少的正是像诸葛亮这样的胸怀谋略、能够经邦治国的文臣。

　　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展，对于治国文臣的需求也就愈加迫切。就在这时，一个胸怀经邦韬略的杰出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金朝留守在中都城里的大臣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晋卿，原意是出于《左传》的一个典故，即“楚材晋用”。而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这种巧合，生长在中原的耶律楚材，在金王朝中没有能够发挥其才干，却反而得到金朝的宿敌蒙古帝国的重用，正应了这一典故之原意。

　　蒙古军攻取中都后，他被成吉思汗征召，随侍左右，时备咨访。一次，同是在成吉思汗幕下任职的西夏制弓名匠常八斤，在与耶律楚材闲聊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耶律楚材道：“我蒙古帝国崇尚武功，可是您却想以文才受到重用，岂不是背道而驰吗？”耶律楚材对于工匠常八斤的提问，并未恼怒，反而借事加以比喻，声称：“制作弓箭，尚且需要弓匠，难道治理天下，就不需要治天下匠吗？”［20］

　　就是这个以“治天下匠”自居的耶律楚材，在他仕途的前半段历程中，只不过充当了一个中原巫师的角色。这从几件小事中即可看出。其一，太祖十四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准备亲率大军出征花剌子模国。临行之际，按照“萨满教”的规矩举行祭祀仪式，忽然天上降下大雨雪，深达三尺。盛夏之时发生这种怪异之事，使成吉思汗对于出军西征的举措产生动摇，认为此乃不祥之兆。耶律楚材为大力促成西征，声称：“此克敌之象也。”［21］此后，西征的顺利进行，为耶律楚材的预言作了很好的证明。

　　其二，翌年冬，在西征途中，天上忽响大雷。对此异常之事，成吉思汗又不知老天爷对他发出的是吉兆还是凶兆。于是，再次向耶律楚材请教。耶律楚材回答说，这是回鹘之王当死之征兆。这次居然又被他言中了。有了这种预知未来之事的本领，耶律楚材当然要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

　　其三，太祖十七年（1222年）夏，天上出现彗星。成吉思汗又向耶律楚材征询吉凶之兆。而这次的回答简直是不可思议。他说，远在中原的金国皇帝将要出现易位。西亚的彗星与中原的帝王难道真的有什么联系吗？当然，这个预言总会兑现的。因为乱世之时，国君自然要频频易人。而耶律楚材的这个预言，却一直拖到一年以后才总算得到兑现。

　　由于耶律楚材所作的许多预言，大多被事实证明无误，故而成吉思汗对他更加宠信，“于是每将出征，必令公（指耶律楚材）预卜吉凶。上（即成吉思汗）亦烧羊髀骨以符之”［22］。这里所言之烧羊髀骨，乃是蒙古民族世传之“萨满教”预卜吉凶的一种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法术”极为灵验的中原的“萨满”而已。成吉思汗凡遇军国大事，必令其卜算之，并同时用蒙古巫术加以印证。

　　在成吉思汗一朝，因为耶律楚材充当的只是预卜吉凶的巫师，这一地位，使其在蒙古帝国的政局中，不足以起到重要的决策作用，只能对政事发表一些有益的见解，起到一个高级参谋的作用。而与他自诩的“治天下匠”的身份，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当然，由于耶律楚材的渊博学识，给蒙古帝国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其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使蒙古民族能够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被称为“历法”的知识。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对于气候的变化及其预测，较之一个农耕民族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众多的蒙古牧民，由于文化较落后，只知道用“草儿青，草儿黄”来分辨一年四季的变化。而作为中原的农耕民族，对于季节的变化，即使是很小的变化，也都给以极大的重视。因其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进行，以及农业收成的丰歉。故而早在远古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历法知识，并有专门的书籍对其加以记述。

　　不仅中国的农耕民族是如此，大概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对于天文历法都会给予特别的重视。蒙古草原西面的信奉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诸国，因其文化渊源的差异，而自有其不同于中原的、独特的历法系统。及至蒙古帝国四出扩张，中原及西域的一些历法专家，也被蒙古统治者罗致幕下。这种代表农耕文化的历法知识，乃被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接受，并将其融入到草原文化之中来。

　　一次，西域的历法专家用其独特的方法加以推算，向成吉思汗奏报，5月15日的晚上将会出现月食。而耶律楚材同时用中原的方法加以推算，认为并无月食发生。到了那天，果然没有出现月食。翌年，耶律楚材又奏报，10月15日夜晚，当有月食。而西域的专家则认为没有。到时候，果然出现月食。成吉思汗对于耶律楚材的本领乃更加佩服，赞赏说：“你连天上的事情都无所不知，更何况人间的事情呢？”［23］

　　在成吉思汗执政时期，治国的法令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为成吉思汗即位前即已世代相传的蒙古民族习惯法。主要表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相互间的交往过程中。其二，是“萨满教”的各种禁忌之律，主要表现在人们的宗教活动中，当然，也扩展到世俗生活之中。其三，则是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所颁布的各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法令。

　　这三部分又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蒙古帝国及继之而起的元朝帝国的法律基础。因为蒙古民族之风俗崇尚白色，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故而时人又把蒙古帝国的法令，形象地比喻为“白道子”［23］。对于这些法令，作为蒙古民族而言，已是习以为常，奉行之时并无多大困难。但是，对于其他民族的人士而言，有许多规定就很难让人认同。特别是那些具有“萨满教”之宗教色彩的禁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稍不注意，就会触犯其禁忌。而蒙古帝国又从来没有规定过有关赦免的法令，凡触犯禁忌者，皆被处死。

　　这种状况，直到太宗窝阔台即位后，才有所改变。而首倡之者，则是自诩为“治天下匠”的耶律楚材。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才真正充任了治天下匠的角色。当然，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是与蒙古帝国高层人物之间为争权夺利而拼搏直接相关的。

　　是时，拖雷以监国者的身份及雄厚的实力，觊觎大汗之位。耶律楚材这时却采取了对窝阔台全力相助的立场。一方面以选定“吉日”为名，堵住了拖雷迁延时日的借口，加快了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的仪式的举行；另一方面，又动员皇兄察合台亲自主持并带头行朝拜之礼，从而抬高了窝阔台的地位，使其得以顺利接掌大汗之位。

　　自此，窝阔台对耶律楚材言听计从，乃使他得以施展久贮于胸中的政治抱负。观其政绩之重要者，首先，是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委任著名的儒士出任课税使，主持其事。其重要意义有二：一是使蒙古帝国的社会结构出现部分的改进，即在中原地区得以继续行用封建的剥削方法，而基本除去了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和强占百姓为奴隶的现象。这在中原地区本不足奇，但是对于蒙古帝国而言，却是社会形态的一大进步。二是使蒙古政权的组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武将占绝对统治地位，转变到任用文臣来治理国家。这种官僚组成结构的变化，也为巩固蒙古帝国的统治，带来显著效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窝阔台汗时开始，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制的剥削方式，已经直接对草原游牧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蒙古帝国的中心部位草原地区，也开始行用这种封建的剥削方式。窝阔台汗下令：“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羚羊一，为永制。”［25］

　　其次，是进一步改进蒙古帝国的官僚机构的职能。经耶律楚材奏请：凡地方官吏，州郡之长官，专理民政；万户、千户等军官，专掌军务；课税所官则专门负责财政，虽权贵要员，不得私自侵吞钱财。遂使蒙古帝国的军、政、财三权分立，各有所统，不再混杂。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能，而且除去了许多贪官污吏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弊病。

　　此外，在窝阔台汗即位的“忽里台”大会上，经耶律楚材制定的“皇族尊属皆拜”的大朝会礼仪，也完全是从中原王朝的旧模式中套搬来的，是农耕文化中封建等级观念及皇权至上观念的集中表现。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民风淳朴，人际间的关系也十分简单，家族共有财产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而没有更多的繁文缛节。凡遇“忽里台”等大朝会，与会众人全无尊卑、贵贱之别，高歌酣饮，为所欲为。经耶律楚材奏行“朝仪”之后，蒙古旧俗不分尊卑的情况受到了约束，而中原王朝的封建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则又进了一步。当然，中原农耕文化对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窝阔台汗即位后的许多重大举措，都已经反映出农耕文化的浓重色彩。

　　蒙古帝国都城的设立，即为明证。自古以来，凡游牧民族，皆逐水草而居，四时无定所。故而就连作为居住之处的家，也以便于移动的毡帐、毡车为之。即使是游牧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十分强盛的时期，也很少有首领采取建立固定的居所的举措。

　　当然，除了生活上的需要之外，这里也有军事上的考虑。公元8世纪初，突厥可汗默棘连曾经打算在草原上兴建自己的都城。时唐朝正当强盛之期，屡与突厥发生军事冲突。故而谋臣暾欲谷劝其不要建造固定的都城，认为：突厥之所以能够和唐王朝相对抗，正是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26］。

　　当游牧民族比与其同时的农耕民族弱小之时，流动性确实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一旦他们变得强大起来，建造都城的愿望还是会产生，并加以实现的。时隔不久的唐末，契丹族崛起于东北，建立辽王朝。对于中原的五代王朝及割据藩镇，军事上处于优势，所谓“强则进取”，乃建立都城，并不断向中原攻掠。

　　这时，辽朝疆域日广，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日深，但其因长期游牧而养成的四时游荡的习性并没有改变，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不同于中原王朝的都城制度。即设立多处都城，以供四时巡幸［27］。与此同时，辽朝诸帝又仍保留着自己居处的大帐，称之为“捺钵”。

　　女真族继起，建立金王朝，因其经济已经受到农耕经济的影响，故而极易接受中原文化。但是，在都城建制方面，却又沿袭辽朝多京之制，以作为四时巡幸之地。自海陵王南迁中都之后，金朝统治机构基本上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其都城之制，虽然仍保留有多个名目［28］，但实际上，真正能够名副其实的，则只有中都（今北京）一处。

　　蒙古帝国建立之前，各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有自己的大帐，随着岁时的变化而不断移动。蒙古帝国崛起之后，成吉思汗当了众汗之汗，却仍然保留着传统旧俗，没有建立都城，而是以自己所居处的大帐，作为帝国的统治中心。这个中心，也是随着成吉思汗的四处征战而不停流动着的。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迅速扩张的蒙古帝国的政治需要。

　　为此，窝阔台汗在即位之后，开始筹措兴建都城之事，并且在攻灭中原王朝——金朝之后，正式着手兴建蒙古帝国的第一座固定的都城。在确定都城的位置问题上，窝阔台汗着实费了一番斟酌。

　　按照常理，帝国的都城应当设立在整个帝国的中心位置，即成吉思汗赖以起家的斡难河畔的大本营。但是，成吉思汗在生前大行分封诸子侄、兄弟之时，已将这块沃土赐给了他最宠爱的幼子拖雷。而窝阔台汗，虽然已被立为大汗的继承人，却也只能分得西部蒙古的封地。当然，窝阔台汗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统治中心放到别人，特别是曾经有意篡夺大汗之位的幼弟拖雷及其子孙一系的势力范围之内的。

　　于是，另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被确定作为都城所在地，那就是哈拉和林。第一，这里仍不失为蒙古帝国的中心部位。第二，这里距原来的斡难河畔的大本营也不远，可以有效地监视拖雷子孙们的各种活动。第三，这里曾经作为成吉思汗的大帐驻扎之处，将其定为都城，是有渊源可溯的。

　　一座新的，特别是固定不动的都城，就这样出现在蒙古大草原上。它不仅表现出蒙古帝国的强大，足以战胜任何对手，而不再惧怕敌国的进攻。而且也表现出，在草原文化的中心地带，已经受到中原农耕文化的日渐强化的影响。

　　这座新的都城之中，不仅有为蒙古帝王居住而修建的皇宫，而且还有大批来自草原之外的各地居民，他们各自建有居室。除了政治人物、手工工匠之外，也有一些宗教界人士，陆续在这里建有寺庙、道观、清真寺及基督教堂等。从而表现出这座新都城乃是各种不同文化汇集的一个中心。

　　而这时在蒙古统治者的眼中，帝国的版图，其疆界已经不仅仅是大草原了。它由三大部分组成，除了大草原之外，还包括南面的汉族文化的世界，以及西面的伊斯兰教文化的世界。既然这两大块疆域已经被蒙古统治者牢牢地占有，那么，它们的文化，也就自然要融会到蒙古传统的游牧文化中来。

　　耶律楚材，以一个精于中原占卜之术的巫者高手的身份而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却又以一个“治天下匠”的角色而在窝阔台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发挥其重要的政治作用。这种变化，也同时表明了，中原文化开始在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蒙古帝国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耶律楚材一个人的“幸运”，而且也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