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民族，直到12世纪前后，仍然处于一种较为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中。即使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13世纪之初，蒙古民族也还没有完全从原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于他们而言，祖先流传下来的许多传说，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关于那个金甲神祇的传说，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人们的愿望，特别是某些强烈的愿望，总要通过种种方式表达出来。而世代相沿的传说，正是表达一个民族强烈愿望的重要方式之一。据传，就在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先孛端叉儿时，有一金色神人降临，孛端叉儿由此而生［1］。这个神人究竟象征着什么？当时人的解释，是有大贵者将要产生。而这个“大贵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略加了解，答案并不难寻找。是时，蒙古大草原上，各部落之间正处于一种敌对、混战的状态之中。漠南的金王朝，利用这种部落间的混战而坐收渔利。由于分裂和由此产生的内耗，使得女真统治者不仅能够强迫这些游牧部落定期向其进贡各种财物、牲畜等，而且时时出兵草原，大肆抢掠，即使年幼的儿童，也不能免于劫难［2］。

　　对于金王朝用强大武力作为后盾所施行的种种暴行，蒙古民族恨之入骨。但是，一个处于分裂之中的民族，本身尚且自相残杀，又怎能抵抗外敌的侵扰呢？只有出现一个“大贵者”，来统一分裂的各部落，才能共同抗击外敌的暴行。这个极为简单，又很正当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呢？又由谁来充任这个“大贵者”的角色呢？

　　自从这个梦中的金甲神祇降临以后，又经过了十代人的生息，在漫长的混战之中，蒙古民族的各个小部落开始被不断兼并，而一个个更大的部落联盟，就在这种“内耗”中产生出来。到了12世纪中叶，草原上已经形成若干个势力基本平衡的强大部落联盟。即蒙古部、塔塔儿部、乃蛮部、克烈部、篾儿乞部及汪古部等联盟。

　　这些联盟的首领，都有着不约而同的愿望，那就是做一个“大贵者”——众汗之汗。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争夺大汗之位的实力，如草原西部的盟主，乃蛮部首领太阳汗，草原中部强盛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等。还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军事人才，如塔塔儿部的兀剌黑，札只剌部的札木合，乞颜部的薛扯别乞等［3］。

　　这些草原上的枭雄们，在兼并战争中都表现出了超群的才干，然而，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暴露出自身的缺点。如果说要想做一个割据一方的盟主，这些缺点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要想做整个草原的霸主，这些缺点就将成为致命的要害了。

　　札只剌部的首领札木合，这个成吉思汗的结拜兄弟，以富于心计和才干而著称。但是，他的残暴个性，甚至使他的朋友都为之胆寒。虽然几次被推举为众多部落的总首领，最后也还是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而且他的种种口是心非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更多人们的鄙视，也对他的威望损害极大。

　　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曾经与成吉思汗结成联盟，战胜了许多敌手，使自己的威望不断提高。但是，他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明断，遇到重大事情，需要立刻作出决断时，却又总是犹豫不决。这不禁使人想起东汉末年的袁绍，其力量之雄厚，足以击败各路豪杰，称霸中原，却由于优柔寡断，而最后败在了曹操的手下。王罕的命运也是如此。

　　作为草原西部盟主的太阳汗，实力亦足以争夺众汗之汗的大位，却又生性狂傲，胸无大志，贪恋酒色。且兄弟不和，互相牵制，也使之无暇东向争霸。

　　然而，当时的草原，正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那个梦中的金色神人变成现实的时代。而这个应运而生的大贵者，乃是成吉思汗。“只有这个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具有称王称霸的相貌、气派和魄力。他毫无疑问，定能成就霸业。”［5］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初起之时的成吉思汗还很弱小，不得不借助王罕及札木合的力量以打击敌手。并且，几经沉重失败的考验［6］。但是，他却越挫越勇，将一个个争夺众汗之汗大位的有力竞争者消灭掉，终于实现了做一个“大贵者”的夙愿。

　　公元1206年春天的斡难河畔，草原上的群雄都聚集到这里，召开一个最大的“忽里台”，来确定众汗之汗的人选。成吉思汗，依靠卓越的军事才能，超凡的政治手腕，令这些桀骜不驯的枭雄们俯首称臣，终于登上了大汗之位，实现了蒙古先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

　　当象征着统一的、强大的蒙古帝国产生的标志——九旄大白旗高高飘扬起来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了。部众的欢呼声，仿佛使如此辽阔的大草原也随之而震荡，数百年来，中原王朝（包括金王朝，甚至此前的辽王朝）依靠武力而强加给游牧部落的屈辱和劫难，将从此一扫而光。

　　地球虽然不会倒转，人们的位置却在不断发生变更，有些人由腰缠万贯变得一无所有；也有些人，则从默默无闻，变得名声显赫。铁木真，这个在草原上不太显眼的小人物，转瞬之间，就变成了整个大草原的主宰者，这从他的尊号“成吉思汗”一词的含义，即可看出［6］。但是，又是谁将这一尊号赐给他的呢？

　　当整个蒙古民族都拜倒在成吉思汗这个英雄的脚下之时，居然有人敢于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与之对抗。他，就是假借萨满天神的旨意而赐给成吉思汗尊号的大巫师阔阔出。当然，他也有一个尊号，那就是“帖卜•腾格里”［7］。

　　因为蒙古民族对“萨满”天神的无限崇拜，因为在“忽里台”大会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使得阔阔出飘飘然起来。他似乎已经忘记当众曾对成吉思汗发布的宣言：“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8］却想违背天意，自己取而代之，变成普世君主。至少，是想成为凌驾于大汗之上的太上皇。

　　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统一的蒙古帝国里，又出现了新的分裂危险，那就是君权与神权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手中握有君权的成吉思汗，还是手中掌有神权的帖卜•腾格里谁更强大呢？蒙古部众是迷惑不解的。成吉思汗的统治才干固然让人心服口服，但是，他如果要和威力无穷的萨满天神较量，结果又会怎样呢？不仅民众，就连成吉思汗自己也无法预料。于是，在冲突面前，他采取了忍让的态度。

　　与此相反，阔阔出则好像丝毫也没有把成吉思汗的权势放在眼里，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干预蒙古帝国的各种事务，甚至欺辱到成吉思汗兄弟的头上。一次，他当众痛殴成吉思汗的兄弟拙赤哈撒儿，这个身怀神力、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竟然不敢还手。这还不算，阔阔出又假借天神的预言，诬陷拙赤哈撒儿有接掌国政的逆谋，遂成吉思汗兄弟之间的长期不和［9］。

　　不久，阔阔出得寸进尺，又诱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的部众转而投靠到自己的麾下。当帖木格派遣侍从去追回那些部众时，竟遭到阔阔出的痛打和羞辱。随后，帖木格自己亲身前往，不仅没能要回部众，也同样遭到了羞辱。这一切，自然都是成吉思汗对“神权”一再忍让的结果。

　　当拙赤哈撤儿向他哭诉所受到的羞辱时，成吉思汗没有动心。当帖木格再次向他哭诉不幸的遭遇时，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是，当他明智的妻子孛儿帖向他发出忠告以后［10］，他终于拿出了决断。就在阔阔出前来谒见之时，迅速将其处死。事后，又向部众宣告，这一举措乃是上天的旨意。并重新选定了一位萨满巫师，以取代阔阔出的地位。

　　一场君权与神权之间的争斗，就这样结束了。当然，掌有神权的阔阔出虽然被处死，但是萨满教神灵的威力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新选定的萨满巫师已经懂得，唯有服从君权，乃是安全可靠的办法。而成吉思汗对于萨满天神所表现出来的尊敬，丝毫没有减少。他非常清楚，正是通过“天神”的昭示，他才获得“成吉思汗”的尊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萨满巫师能够起到他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新崛起的蒙古帝国，疆域已经极其辽阔，从东到西绵延数万里；军力也十分雄厚，铁骑十余万，所向披靡。然而，它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状态。

　　从政治方面来看，帝国既无健全的官僚行政机构，也无完善的法律制度。原始的、军政合一的万户、千户、百户组织，仍然是帝国最基本的政治结构。

　　从经济方面来看，帝国也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税收体制。成吉思汗用于皇室消费及犒劳部下的财物，主要是依靠对外的掠夺。与此同时，游牧经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发展，故而也就不可能给帝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从文化方面来看，帝国的文化发展程度，更是远远落后于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如南面的金王朝、西面的花剌子模国，乃至西南的西夏、吐蕃等等。它的主要宗教——萨满教，也十分原始。就连它所行用的文字，也主要是借用西邻畏兀儿族的文字。

　　即使如此，它却仍在不断地向外扩张，日益强盛，在近于原始的、落后的社会结构中，却产生出了如此强大的社会能量，以至于令那些文化发展程度更为发达的邻国，居然无法抗拒它的进攻。对于这种现象，又应该怎样予以解释呢？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并非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种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威胁，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而农耕民族为进行防御，由此引发多次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从齐桓公的北伐山戎，到秦朝蒙恬的出击匈奴；从汉高祖的白登之围，到霍去病的立碑穹庐。尽管农耕民族竭力抵御，而游牧民族的南下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遏制。文化落后的民族多次战胜文化发达的民族，这种情况屡屡发生。

　　此后，从五胡进入中原，到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从唐代后期的“安史之乱”，到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大举入侵，建立辽、金二王朝，农耕民族的抵御正在逐渐失去其效力。与此同时，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农耕化”（这种现象，往往被人们称为“汉化”），不久，却又被新的游牧民族所侵扰，所击败。一幕幕历史剧正在不断重演，而游牧民族的势力，也就在这不断重复之中，而日益向南扩展。

　　不仅中国是如此，纵观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野蛮落后的民族侵扰、攻灭文明发达的国家，其事件亦比比皆是。如因蛮族入侵，而导致的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明证。只是到了近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变。陆续出现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服与掠夺，如欧洲列强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施行的殖民政策即是。

　　当然，不论是野蛮民族对于文明民族的征服，还是发达国家对于落后国家的侵略，都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发达国家较之落后国家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这不难理解。那么，野蛮民族对于文明民族而言，其军事力量的对比，有时并不一定处于劣势。

　　较为著名的事例，如宋太宗率领几十万大军进攻辽南京（即今北京）的战役，辽天祚帝率几十万大军进攻反叛的女真族的护步答冈战役等，就其力量对比而言，文明较为发达的一方，虽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争斗的结果，胜利的天平却又总是向蛮族一边倾斜。

　　成吉思汗崛起之时的情景，也大致类似。就总体实力而言，虽然蒙古帝国的统一使其力量大增，但是，比起南面的金王朝，或是西面的花剌子模国来，也仍然处于劣势。他却能够百战百胜，攻无不克。

　　是因为有那个金色的“萨满天神”在保佑着他吗？绝对不是。是因为他深深精通于治理天下的“王霸之道”吗？也不是。是因为他有着预知未来的超凡之术吗？更不是。对于这个复杂而又奇怪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成吉思汗自己，就曾多次对人说过，他的成功，是得到“萨满天神”的保佑［11］。当然，蒙古的萨满巫师们也一致这样认为，并加以鼓吹。他的这种解释，当时的广大蒙古部众是信以为真的。甚至一些后世的著名学者，也这样认为［12］。但是，今天的读者，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个解释。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自从人类产生贫富分化以来，就存在着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地租。商人倒卖货物，并放债取息。王公贵族，则依恃政治特权，以国家的名义征收全体臣民的赋税，等等。这种富人对穷人的掠夺，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

　　与此相反，也存在着穷人对富人的反掠夺。而这种掠夺，则是一种违背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就是这种反掠夺的重要表现。它必须通过暴力手段才得以实现。

　　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掠夺，从形式上来讲，其实也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掠夺。在蒙古部众眼里，成吉思汗是一个世袭的“贵族”。但是，若与金王朝的诸位皇帝和花剌子模国的国君们相比，他只不过是一个穷光蛋［13］。同时，又是一个统率着一大群穷光蛋的“强盗头儿”。成吉思汗率领着他们东征西讨，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穷人对富人的掠夺。

　　依此类推，所有蛮族对文明民族的侵掠，都可以从整体上看作是一场穷人对富人的掠夺，一场财产关系大转换的残酷游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剩余财物以来，也就同时带来了抢夺财物的战争。如果说，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大多是采用渐进的、合法化的方式而进行，那么，穷人对于富人的掠夺，则往往采用突进的、非法的方式。究竟是穷人对富人的掠夺更合理，还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更合法呢？这事情看来很难说清楚。

　　多数人会认为，应当是穷人对富人的掠夺更合理。但是，如果这样认定，那么，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一旦穷人的头儿打倒了富人的头儿，并且取而代之，他的这种掠夺还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吗？特别是当他依靠暴力，通过掠夺而占有大量财富，反过来又要保有这些财富，从而对以前的穷人和现在的穷人加以残酷镇压的时候，他对以前富人的掠夺，其合理性又何在呢？

　　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头儿。当他带着部众对富有的邻国进行掠夺时，谁会承认他的掠夺是合理的呢？通过掠夺，并且是成功的掠夺，成吉思汗变成一个富人的头儿。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士们，有一些人，也由穷人变成了富人。作为他们个人来说，“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生产力也没有因此而获得进步，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由穷人变富人的游戏，又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金朝的帝王被打倒了，花剌子模国的国君也被打倒了，而换上来的，仍然是一副旧面孔。这种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中常常能够见到。不禁使人想起元朝诗人所作的一首小令。其辞曰：“……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4］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重新回顾帖卜•腾格里的那句宣言时，“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