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化武器发明以前，很少有哪个帝国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武功奇迹。就是在这些武器发明、生产之后，也很少有哪个帝国的武功盛举，能够与之相比。蒙古帝国的铁骑，在13世纪震撼了包括亚、欧、非等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假如没有大洋的阻隔，没有汗国的内部分裂，他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世界。

　　一朝鼙鼓揭天来［1］

　　当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金军统帅完颜襄把“札兀惕忽里”的卑微官号（意为“群乣统领”）赏给协助他讨平塔塔儿部叛乱的蒙古部族首领铁木真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鞑子”，在短短的10年之后，就一举扫平了整个蒙古辽阔草原上的桀骜群雄。再经过10年，又占领了金朝设防坚固的中都城。此后，其势力愈加不可遏止，竟然势如破竹，将中亚最强大的花剌子模国攻灭，从而成就了一代帝国的基业。

　　公元1206年春，在蒙古大草原的中部，斡难河畔的大帐前，铁木真召集了所有臣服于他的草原各部落之酋长，隆重举行“忽里台”大会，用这个草原各部落都通行的方式，来确定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萨满教大巫师阔阔出的主持下，铁木真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封号［2］，竖起九旄大白旗作为标志，并由此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他的部众，被封为数十个千户［3］，既包括了先后降服于他的各个不同部落的贵族首领，也包括了从他起兵开始，就紧随其后、为之出生入死拼搏的“伴当”们［4］。而这些“伴当”，乃是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核心力量。如时有“四骏”“四狗”之称的木华黎、博尔术、哲别、速不台等人皆是。

　　自古以来，散处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各部落，很难统一在一个帝王（匈奴时称为“单于”，蒙古时称为“汗”）的麾下，原始的家族共有财产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贵族首领们为了平分财富（而这种完全的平分是根本不存在的），经常发生争斗。这种争斗，使各部落（即使血缘关系十分亲密）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强者为王，弱者为臣，完全凭借实力来决定主从关系。而随着强弱势力的不停变化，也就不断发生着王（汗）位的变更。游牧民族善于游击，长于攻略的特性，完全湮没在这种相互争斗的内耗之中。而中原农耕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控制北方民族的主要手段，除了修筑长城的消极防御外，就是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令其互攻互灭。一旦草原各部落消除了这种分裂，统一在一个大汗的权威之下，就会对与之相邻的其他各民族构成强大的威胁。两汉时期的匈奴族是如此，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是如此，唐末宋初的契丹族是如此，金末的蒙古族也是如此，鲜有例外。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即位之时，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亚欧大陆上的、甚至远在非洲大陆上的许多民族，都很快就感受到强大的威胁已经来临。

　　首先，是位于蒙古帝国西南面的、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早在宋、辽对抗时期，李元昊即割据于河西一带，建立夏朝，宋、辽虽都曾出兵相攻，但却互有胜负，对它无可奈何。到了宋、金相持时期，仍是如此。然而，自蒙古帝国崛起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成吉思汗在征服草原西部霸主乃蛮部之后，就曾出兵攻略西夏，但未及深入而还。到成吉思汗即位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又连续两次出动大军，入侵西夏，擒杀其大将高逸及鬼名令公，进围夏都兴中府（今宁夏银川）。西夏经此惨败，遂纳贡求和，对蒙古表示臣服。即使如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20年后，蒙古西征大军回师之际，又将其攻灭。

　　接下来的，是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想当年，阿骨打兄弟灭辽破宋，半壁河山，转手而得。海陵王南迁中都（今北京），大有一举荡平江南之势。世宗、章宗也都可称之为贤君，近半个世纪的治理，使金朝国力臻于极盛。然而，就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准备大展雄才之时，金王朝的嗣位者却换上了昏庸无能的卫绍王。从而使早就对中原怀有觊觎之心、却又畏惧迟疑的成吉思汗疑惧全消。公元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打着为祖先报仇的旗号（因其祖先曾被金朝处死），直奔中都杀来。在关外的要塞乌沙堡与金军主力相遇，金军未能固守，退至野狐岭，准备据险顽抗。蒙古军穷追不舍，迫金军决战，并尽歼其主力。这一战役的胜负至关重要，蒙军获胜，其南下之势已不可遏止。假使金军获胜，金王朝的溃败，将不会如此迅速。两年以后，成吉思汗再次率大军倾巢南下。首先，用包抄迂回战术，一举攻破了金朝重兵固守的要塞居庸关，直逼中都城下。然后，并未强攻都城，而是兵分三路，大掠中原。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为中军，由河北、河南，转攻山东等州县；其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为右路军，由河北、河南，转攻山西、陕西等州县；其余为左路军，由中都向东，攻击河北、辽东等州县，然后三路回师，再会合于中都城下。这次大掠，蒙军之铁骑，已深入到黄河以北的整个中原大地，攻破州县近百座，所掠金帛、百姓、牲畜等不计其数。金王朝的创痛固然极为严重，而广大人民所受到的劫难，更加严重。多少田园化为草莱，多少家园妻离子散。面对蒙古铁骑的侵略，金王朝被迫纳贡求和，迁都南逃，以图苟延残喘，其败亡之势已经昭然。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预定的历史进程。位于蒙古帝国西面的强国花剌子模，由于激怒了“一代天骄”，而遭致严厉的攻击。本来，对于素以富有和强盛著称的花剌子模国，成吉思汗尚没有觊觎之心，并准备与之友好相处。他的猎物，是腐败而又不堪一击的，但却十分富有的中原金王朝。因此，他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国进行商业交往。如果这支商队受到了平等的礼遇，那么，东西方之间的交往［5］，就不会是刀矛之间的厮杀，而是财物之间的交换。然而不幸的是，当作为友好使者的商队到达花剌子模国的边城讹答剌时，这里的长官海儿汗［6］为了贪图财物，而将这些商人杀死，并夺占了他们的财宝。当然，如果这些财宝只是商人们的私产，也还罢了。但它们却是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们的财宝。当个别幸免于难的商人逃回，并叙述了所发生的惨案后，成吉思汗大为震惊，他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耻辱和损失，他只有用铁和血的复仇来消除已经到达极点的愤怒。正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给腐朽的金王朝延长了20年的残命，而且给花剌子模国的民众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从公元1219年开始［7］，蒙古大军（约有15—20万人［8］）向花剌子模国发起猛攻。在到达讹答剌城后，蒙军分为四路。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一军，直取不花剌城。其长子术赤率一军进攻毡的。诸子察合台、窝阔台率一军，留攻讹答剌城。第四路军则由大将阿剌里那颜、撒黑秃等率领，进攻别纳客忒。蒙古军所到之处，遇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如讹答剌城，蒙军强攻长达5个多月，才将其占领。该城长官海儿汗率众拼杀到最后一个人，自己被生擒，送到成吉思汗那里，然后被处死。由于蒙古军队的大举入侵，到处采取的野蛮抢掠政策，使得许多文明、富有的城市遭到毁灭。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剌城后，将其居民驱至城外，纵军大掠，拷问富豪，搜括其财富，奸辱妇女，屠杀丁壮，焚烧宫室、民居，一座著名城市，转眼变得残破不堪。成吉思汗攻占撒麻耳干城后，杀其守军数万人，掠其工匠等3万人，以分赐部下。又尽驱其居民出城，勒索金钱20万底纳儿，作为赎金，方许其归城。后又驱其丁壮随从蒙军出征［9］。当然，对于那些敢于抵抗蒙古军队入侵的城市，则彻底予以毁灭。

　　成吉思汗在占领撒麻耳干城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于1220年秋开始，派遣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诸子率军向花剌子模都城乌尔犍赤发动猛攻。经过半年多的苦战，蒙古军才攻破城池。又经过7天的激烈巷战，逐个街区、逐个院子的争夺，才占领了全城。除了10万名工匠被押回到大草原去为蒙古贵族服役之外，剩下的100多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被杀死［10］。然后，蒙古军引阿姆河之水冲毁全城，就连那些侥幸躲过屠刀残杀的居民，也都被大水所淹死［11］，无一生存。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在蒙古军队的西征全过程中，到处可见。就在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君摩诃末的途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时成吉思汗之军路经忒耳迷城，由于受到居民的抵抗，城破之日，蒙古军尽将居民驱至野外，进行杀戮。有个老妇人哀求蒙古军不要杀她，愿意交出一颗大珍珠，“（蒙古人）向她索取。她说道：‘已被我吞下了！’他们立刻剖开她的肚子，取走了这颗珍珠。”为了搜刮更多的珠宝，这些蒙古军士竟然又剖开了所有受害者的肚子［12］。

　　直到公元1225年春，成吉思汗在消灭了摩诃末算端［13］，征服了整个花剌子模国及中亚、东欧的许多地区之后，经过6年的转战，才回到蒙古大草原。就在成吉思汗率军西征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帝国南面的宿敌金朝，并且派遣手下猛将木华黎率一支偏师，继续经略中原。木华黎不负所托，以燕京（旧金中都）为中心，连年征战，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已经多半归降到蒙古帝国的名下。大批中原地区割据一方的豪强地主武装，也都转而为蒙古国效力，参预攻灭金王朝的征战。但是，对于已经腐朽的金朝，若要将其彻底消灭，也并不容易。它的垂死挣扎，使中原的战争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即使如此，这个时候蒙古帝国的版图，也已经有了空前的增长。东到日本海，西邻维也纳，西南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广阔地区，都被蒙古铁骑的威力所慑服。

　　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后，不久即死去。但是，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窝阔台汗袭位后，继续出征。向南攻灭金朝，将其疆域扩展到淮河一线，与宋朝为邻，并准备进一步的对宋战争。向西再征钦察、斡罗思，进讨孛烈儿、马札儿等各地，势力扩张到东欧。蒙哥汗即位后，一方面派皇弟忽必烈率大军远征大理，灭其国。兵锋直指安南（今越南），迫其俯首称臣。然后，自率大军攻入蜀中，打算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攻灭南宋。另一方面，则派皇弟旭烈兀为统帅，向西亚扩张，先后攻灭木剌夷、黑衣大食，进占报达（今巴格达），又占大马士革，叙利亚的纳昔儿算端出逃埃及，所属诸城，多半归降。蒙古帝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西亚的南端。如果不是大汗蒙哥在攻宋战役中身亡，蒙古铁骑掀起的狂飙，将很快就扫向西南方的非洲强国埃及。

　　就在13世纪上半叶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蒙古铁骑驰骋万里，所向披靡，将与之相邻的一个个腐败、分裂的王朝摧毁，并取而代之，从而建立了一个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创造这个世间奇迹的，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自古“马上得天下”，蒙古铁骑的盖世武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忽然占有了许多文化更为先进的地区，他们将怎样巩固其统治，则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严峻的问题。帝国基业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14］在他看来，似乎只要他的子孙们能够保持强大的武力，也就能够使其帝国传之万世。就这一点而言，成吉思汗倒是与相距1000多年前的秦始皇一样，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都不懂“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已经被历史发展所多次证实了。如何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以维持庞大帝国的长治久安，只有靠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去努力了。

　　众神汇集斡耳朵［15］

　　面对揭天而来的鼙鼓，不同的王朝，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社会阶层，自然会有不同的反应，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即以众多与蒙古为邻的王朝统治者而言，那些祖先也曾有过辉煌战功的人们，如花剌子模国、金国等的帝王，他们依恃表面上的强大和富有，对于蒙古国的崛起，先是以无知的藐视而报以极端的狂傲，未能充分估计敌手力量的强大。及至鼙鼓四起，烽火遍地，连遭败绩，却又惊慌失措，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抱着侥幸的心理，苟延时日，最终还是难免国破身亡。那些原来就是强国附庸的人们，如介于蒙古草原和金王朝之间的汪古部首领，原来依附于金朝，眼见成吉思汗的强大，遂转而投靠蒙古。而蒙古帝国又急需其效力，故而待之为座上之宾。这种人，对于蒙古统治者而言，乃是降臣；而对于其他被征服者而言，又是统治者。还有另外一种人，对于蒙古帝国的崛起以及将要构成的威胁，视而不见，反而要利用其势力以对付自己的宿敌。如南宋君王，对于蒙古铁骑的南下侵扰，不思其害，重蹈老祖宗与女真人“海上结盟”、同灭宿敌辽朝，而最后却导致“靖康之难”的错误做法，居然与蒙古军联手，共攻金朝，从而充当了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帮手。其结果，所得微薄之利，不足与道；所受其害，却是没齿难忘。金朝灭亡后，蒙宋之间的连年交战，给宋朝带来无穷遗患。及至忽必烈大举南下，赵宋王朝的基业，就全部交到元帝国的手中了。孤儿寡母，亦为阶下之囚，重演“靖康”之悲剧。

　　从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竖起九旄大白旗开始，几十年间，蒙古帝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相邻敌手一个个击倒，消灭。人们在惊魂甫定之时，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作为长期屈从于金朝武力压迫的“鞑子”小部落，竟然一转眼间就变成了茫茫世界的统治者。就在成吉思汗西征大胜而回时，整个帝国连个像样的京城都没有，甚至连蒙古民族自己独立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成吉思汗借以行使其权力的官僚机构，仅仅是简陋的、军政合一的万户、千户等组织。然而，就是依靠这个简陋的组织，成吉思汗有效地发挥着他的组织才能，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当然，对于新占领的辽阔疆域，必须要采用其他不同的统治方法。为此，必须迅速吸取其他民族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兼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以获取被征服地区不同民族的民众所给予的认同。也只有如此，蒙古帝国才能够长治久安。

　　与此同时，那些被蒙古铁骑征服地区的、尚未被消灭的统治阶层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眼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虽然十分残酷，却又无力改变的事实。并且，他们开始寻找自己在这个新世界中的新位置。当然，这个新位置的选择，是与他们对待蒙古统治者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如果采取合作态度，他们仍能保存一部分既得利益，享有一些特权。而如果不采取合作态度，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自取灭亡，如同那个已经消失的旧的世界一样。对此，大多数的人们都会采取相应的合作态度。

　　在蒙古帝国向外扩张之初，成吉思汗及其部众们对于周边各国的文化，还一无所知。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和明确，用成吉思汗的著名言论来说，就是要“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16］而当时成吉思汗能够用来犒赏其部下的财物，也只有那些从别的国家掠获到的金银、布帛、美女、奴婢、牲畜等。至于被征服地区的民众有哪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如成吉思汗在攻占不花剌城时，对于这里居民所崇奉的伊斯兰教（俗称回教），就根本没放在眼里。神圣的《古兰经》被抛在地上，任战马践踏。而把装经书的大箱子用来做喂马的食槽。那些深受当地居民尊重的圣族、教长、法师和司教，则被驱使去充任马夫的卑贱职役。而蒙古骑士们却在大清真寺里饮酒作乐，甚至找来一些歌舞乐人，为之唱歌跳舞，供其娱乐［17］。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所占疆域的越来越大，征服者与被征服地区的原有统治者们，都感到有相互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合则互利，斗则两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不同民族的原有统治阶层，开始不断汇集到成吉思汗的身边来。这些人，主要是以两种身份，通过两种形式，来到蒙古汗帐之下。所谓的两种身份，一种是以原国君及文臣、武将的身份，作为降臣，也就是政治人物而前来投靠。他们或是被留在成吉思汗身边，出谋划策，或是被派往故地及其他地区，出任行政首脑之职。如果他们是回到故乡掌权，为了便于控制，成吉思汗遂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嫡子送到汗帐来，表面上委以重用，充任贴身侍卫，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防叛乱。故而这支由各地归降君臣的子弟们所组成的侍卫军，又被时人称之为“质子军”。

　　另一种汇集到汗帐来的人物，则是神职人员。就这些宗教人物而言，因为他们往往都具有较为高深的宗教修养，或是具有某种神秘的法术，故而在各地的居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影响之大，有的甚至超过了国君、宰臣等政府要员。特别是，他们号称代表着深不可测的上天的意志，故而蒙古统治者对其不敢怠慢，多半是以贵宾的方式请到汗帐来，加以笼络，以求为蒙古帝国祈福。这些宗教人物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其对蒙古帝王的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归降君臣，乃至于许多蒙古亲信旧臣。

　　即使像成吉思汗这样杰出的草原领袖人物，也无法摆脱“神”的束缚。当时，在蒙古草原上广为流传的，是与较为落后的文化相适应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有的书又写作“珊蛮”等，为对音之词）［18］。在该原始宗教中，存在着各种偶像神灵，大到上天、日月、山水，小到飞禽走兽，皆为崇拜之神。成吉思汗每逢有重大军事活动之时，如伐金、攻花剌子模等，都要登上高山，向苍天祈祷，求萨满神灵保佑蒙古铁骑的胜利。就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出对萨满神灵的敬畏。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建立蒙古帝国之后，向部众颁布的最高法律——《大札撒》［19］，其中除了治国、征战等大政方针外，还包含了许多萨满教的禁忌。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这些禁忌，即使是无意的，乃至无知的人（如蒙古部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士），也都会受到严惩，直到杀头。

　　在大草原上，当时也开始传入了一些外来的宗教流派。如成吉思汗的西邻克烈部的牧民们，因其资财、畜产等较为丰富，文化水准较高，已经转而接受由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聂斯脱利派”的宗教信仰。而生活在西域的畏吾儿人，除了信仰聂斯脱利教外，已有更多的人开始信仰佛教。当然，这仅仅是蒙古帝国向外扩张之前的状况。由宗教传播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现象，在社会中的影响，还是十分微小的。而大规模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由于这种文化交流而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则不能不说是从蒙古帝国的向外扩张开始的。成吉思汗在对外发动掠夺战争之时，大概也决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蒙古铁骑在对外进行扩张的过程中，曾经订立过一条十分残酷的规矩，凡所到城镇，如果遇到当地民众的顽强抵抗，城破之日，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时人称之为“屠城”。唯有一种人可以例外，那就是掌握各种手工技艺的工匠。对于这些人，蒙古统治者极为重视，在进行大屠杀之前，先将其析出，然后，或是分赐给随军的有功将士，成为其个人的私产，并为之服务，或是押送到漠北草原，为统治者服工役，生产各种日用工艺品及武器装备等。这些侥幸活下来的工匠们，虽然免于一死，但却失去了人身自由，沦落为奴隶，比起那些被杀害的人们来，很难说谁更不幸。然而，正是这些工匠们，把蒙古草原之外的、各民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之不可分离的先进的文化，带到了大草原上来。可以说，他们乃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当然，就其交流的形式而言，是十分悲哀的。但是，由此带来的实际社会效应，却是无法否认的。它对于推动蒙古草原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对于提高蒙古民族的文化素质，对于整个蒙古游牧社会的结构之进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帝国的疆域日益扩大，蒙古统治者的眼界也随之愈加宽阔，开始对草原以外的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这时，他们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不仅搜求掌握各种生产技艺的手工工匠，而且开始搜罗那些具有其他各种专业知识和特长的人才。在这些人当中，包括了文臣、武将、医师及宗教领袖等。其中，宗教界人士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一方面是出于蒙古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主观因素，在崇奉“萨满教”的蒙古诸帝看来，上天神灵的威力是神秘莫测，不可抗拒的。而在蒙古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界人士那里，通过种种法术，也与上天的神灵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代表着神灵的意志。而“萨满教”又是一个多神的宗教，所以蒙古统治者对于其他民族的宗教，没有采用排斥性的禁毁手段，而是采用了兼收并蓄的方针。这一点，对于蒙古帝国能够很快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宗教信仰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重要。假如蒙古统治者当时所崇奉的宗教是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那么，就会由此而发生大规模的“圣战”，把其他民族所信奉的宗教视为邪教异端，从而采用暴力毁灭的方法，将其除去。

　　另一方面，又是出于对新占领的地区的统治的客观需要。因为各民族的宗教人物，都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当政权变更之后，新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对于巩固统治，安定社会，抚平百姓等，其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统治者本身对于这种合作不感兴趣，凭借武力，要除去这些宗教人物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改变一个民族对崇奉已久的宗教的信仰，却是极为困难的。在这一方面，武力则是软弱无能的。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引进另一种更加“高明”的宗教派别，并加以大力扶植，才有可能。当然，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如果利用原有的东西就能达到目的，那么，决没有必要再费一番手脚。况且，对于那些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而言，蒙古统治者也根本拿不出更“高明”的东西以改变其信仰。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就远远地落后于众多的被征服者。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比起被征服者所信仰的一些宗教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有许多都转而信奉那些更加“高明”的异民族的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去了。

　　自从成吉思汗建立庞大的蒙古帝国之后，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连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系统，就陆续随着军事征服而汇集到大草原上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即从克烈部人那里了解到了基督教支派聂斯脱利派的宗教学说。在降服畏吾儿部人时，又开始接触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南侵中原时，又进一步了解了中原佛教、道教的有关内容。及至西征花剌子模国，又对伊斯兰教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些不同宗教派别的领袖人物中的许多人，在武力征服的事实面前，有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的为了保护信仰该教的广大民众，而开始和蒙古统治者合作，陆续被召到成吉思汗的大帐来。对于那些坚持不与蒙古统治者合作的宗教人物，成吉思汗也决不手软，一律格杀。

　　到窝阔台汗即位后，蒙古帝国的声威已经远扬欧洲，作为正宗基督教代表的罗马教廷，对之日增忧惧。于是，派遣传教士为使臣，前来蒙廷。一方面，是借出访为名，来刺探蒙古帝国的实力强弱，特别是其军事力量的状况，以便能预先采取有效的措施，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入侵。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与蒙古统治者达成协议，以便共同出军，讨伐异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进行新的圣战。故而，在贵由汗即位之初（公元1245年），有传教士柏朗嘉宾的蒙古之行。在蒙哥汗在位时期（公元1253年），又有鲁布鲁克的东游。罗马教廷企图与蒙廷联兵攻伐异端——伊斯兰教国家——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的文化开始传到东方来。以后，又有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更多的西方使者东来，为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窝阔台汗即位后，对蒙古帝国的政权体制，进一步加以完善。经济上，制订了中原、西域及蒙古草原等地的不同的赋税制度及其税额。政治上，创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军事上，确定了驿站的规模及其职能。由于蒙古帝国有了自己的都城，各地区、各宗派的宗教领袖人物，又都会集到这里来。新都城中，为此而修建了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教堂等等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说：世界上的各主要宗教派别，连同他们的尊神，如佛祖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真主、上帝基督以及道教的三清四御等诸神灵，第一次聚集到了蒙古帝国的都城。这种多元文化的大汇集，不能不说是古代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这奇迹的创造者，则是成吉思汗及其驰骋万里的铁骑。

　　“忽里台”与中书令

　　当公元1206年的斡难河畔飘起九旄大白旗的时候，踌躇满志的成吉思汗，如初展丰翼的雄鹰，准备猎获四邻的美味。而对于帝国的接班人问题，这个虽不迫切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尚未予以考虑。到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的狂傲给他带来莫大的耻辱之时，他虽然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似乎对出征并不害怕。然而，他对继承人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意向。直到西征之前，他的宠妃也遂不顾忌讳，当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仍然没有成算。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新崛起的庞大帝国，应该是他的四个嫡子以及其他亲属（时称为“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为此，他在登上大汗宝位之后，就已经把漠北草原分封给了手下的亲贵与功臣们。当然，获益最大的，自然是他的兄弟、子侄们。这种做法，在中原王朝早有先例，西周初年的分封即是如此。其后，汉、晋立国之初，也多行之，然而已是弊大于利，往往由此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导致家破国亡的悲惨结局。成吉思汗虽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对外攻伐无往不胜，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不能体察分封制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危害。他实行分封制的初衷，是为了消除诸嫡子之间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激斗的弊病。然而，事与愿违，却又正是这一制度，带来了帝国的分裂，和“黄金家族”子孙们的不断争斗。当然，成吉思汗之所以实行分封制，由其诸弟、诸子各自建立独立性较强的汗国（时称“兀鲁思”），不仅是已经看到诸子之间的不和，而且也是受到历史观念的制约。自古以来，家族共有财产的观念在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中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信条。谁要是不遵照这一信条去做，将会受到整个家族的反对。因此，“分封制”的实行，又是蒙古传统习惯在政治体制上的直接反映。

　　而对于大汗之位的继承权问题，成吉思汗更是受到了传统习惯法的制约。就连他自己在依靠强大的武力、血腥的征服，登上众汗之汗的大位，尚且需要召开贵族大会（时称“忽里台”），得到其他贵族的承认。那么，他的继承人，自然也要遵照这一祖先世世代代行之不辍的方法，来予以确定。这种由“忽里台”大会共同推举大汗的体制，实际上也是家族共有财产习惯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不仅成吉思汗无法破除这一惯例，就连他的子孙们，也很少有人敢于废除这一旧法。因此，当也遂皇后向成吉思汗提问，如果在西征花剌子模时，大汗不幸遇难，继承权将由谁来接替时，成吉思汗无法作出答复。然而，此时问题的提出，确实是个十分重要而又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

　　成吉思汗召来了他的四个儿子，共同商议此事。长子术赤与次子察合台立刻为此发生激烈争吵，甚至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对于两个积怨已深的人来说，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人继承大汗之位，都是不明智的举措，这将意味着帝国的迅速分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经过协商，三子窝阔台被共举为帝国的继承人。甚至连最受宠爱的幼子拖雷，也表示要辅弼窝阔台，共保帝国大业。大汗之位的继承人虽然经过争斗最后确定，暂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但是，帝国贵族之间的矛盾，却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解决。它就像地底下蕴藏的烈焰，一旦遇到地震，地表出现裂缝，就会冲腾而出，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果然，当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根据事先的约定，准备登上大汗之位时，矛盾又一次暴露出来。不过，这一次不是长兄术赤与二兄察合台的争斗，而是已经得到即位许诺的他自己和幼弟拖雷之争。按照蒙古人的财产观念，家族之中，只有嫡子可以继承父业。而在诸嫡子中，又只有幼子分得父亲的财产为多，其他嫡子大多出去另立门户。成吉思汗在按照这种财产观念来“分封”蒙古帝国的财产时，自然也就把帝国的中心部位，他自己赖以起家的丰茂的大草原留给了幼子拖雷。当然，还包括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兄弟、叔侄的军队。遂使拖雷掌握了足以起到重要威慑作用的实力。而任何一个其他受封贵族的实力，都无法与之相抗衡［20］。就连已经取得继承大汗之位特权的窝阔台，其封地也被分到帝国新扩张的西部草原上去了。由于成吉思汗的这种“分封”办法是完全按照传统的观念实施的，故而窝阔台等人即使不满，但却也只能窝在心里。

　　此外，当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还没有召开新的“忽里台”大会以行推举新大汗之礼的时候，作为长年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的、极受宠爱的幼子拖雷，居然暂时行使大汗的职权，时人称之为“监国”。而在这段非常时期中，拖雷又以卓越的政治才干，受到众多蒙古贵族们的拥戴。对于这样一个人，拥有雄厚的军力，占有辽阔的草原，具有极高的才干和显贵的身份，谁最能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呢？当然是即将要登上大汗之位的窝阔台。是时他受命出征在外，当听到成吉思汗的死讯后，自然要赶回来参加新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以便接掌大权。

　　1229年秋，在斡难河畔的成吉思汗大帐旧地，众多的蒙古贵族们汇集于此，时隔20余年，再次召开“忽里台”大会。在这20余年中，蒙古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疆域更加宽广，四邻强敌皆被扫除，其声威已经传遍大半个世界［21］。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一代伟人成吉思汗，却已经离开人世，他似乎也带走了帝国的勃勃生机。虽然此后的蒙古帝国仍在不停地对外进行扩张战争，并且取得节节胜利。但是，成吉思汗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多次告诫子孙们的事情，却终于在这次大会上初露端倪，那就是帝国开始萌发了分裂的征兆。而帝国的分裂，也就意味着它将开始走向死亡。当然，由这端倪而最终演变到分裂的现实，也还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也许是窝阔台为人极其谦和，也许是他有着超人的心计，就在“忽里台”大会上，面对着万人垂涎的众汗之汗的大位，他居然提议，要将本该属于他继承的大位让给幼弟拖雷。这一举措，不能不说是看似愚蠢（谁又能出让如此巨大的权益呢）、实际却极为高明的一着棋。倘若拖雷已经决定恃其实力来争夺汗位，那么仅凭窝阔台的力量是不足以与之相抗衡的，反而不如得一个“让贤”的美名，往后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倘若拖雷正在犹豫不决，这一相让，实际上是堵住了拖雷的嘴，让他不好意思再行争执，起到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效果。而对于那些正在驻足观望的其他贵族而言，这一相让的举措，又可以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与支持，使窝阔台“宽宏大量”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既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窝阔台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而是时拖雷，确实也有觊觎大汗之位的野心，故而在“忽里台”大会上，一拖再拖，不行推举大汗之礼。但是，面对窝阔台“让贤”的表演，确实使他十分难堪。如骨在喉，吐也难受，不吐也难受。对于“大汗”这块肉骨头，本心是想吞到肚子里，但最后却不得不吐出来。窝阔台与拖雷在“忽里台”大会上的表演，比起西征前术赤与察合台之争，更加精彩。它不是外在实力的硬碰硬，而是一场内功的较量。结果，实力较弱的窝阔台，却以深厚的“内功”战胜了拖雷，终于登上了大汗的宝座。但是，正像成吉思汗虽然确定了接班人，但却没有最后确定承袭制度一样，窝阔台虽然争到了大汗之位，但却也没有能根除继续争夺汗位的隐患，即由“忽里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的制度。故而，蒙古帝国汗位的争夺，就在此后的“忽里台”大会上多次重演，并且最终导致了由拖雷一系的子孙，取代了窝阔台一系的子孙，而出任大汗的结局。拖雷想要做，却没能做到的事，终于被他的儿孙们做到了。

　　当公元1251年，拖雷之子蒙哥利用“忽里台”大会的支持，而从窝阔台的子孙那里将大汗之位夺到手后，蒙古帝国的分裂已经公开化。窝阔台的子孙们，连同支持这一系的察合台的子孙们，被加上“谋叛”的罪名，而受到严厉的惩处。蒙哥汗（即元宪宗）则依靠与术赤一系的子孙结成联盟，而巩固了他的统治。但是，大汗之位的继承权问题，因为仍然没有确立固定的制度，也就无法得到解决。及至蒙哥汗在攻宋的蜀中战役之中阵亡，又没有预先设立储嗣，故而使拖雷一系的子孙们，为争夺大汗之位，竟然又自相残杀起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俩，几乎在同时，各自召开了有一部分贵族拥戴的“忽里台”大会，宣布登基。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大汗对立的局面。而这两个争立的大汗，居然又是亲兄弟。成吉思汗当年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演，从而给蒙古帝国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元世祖忽必烈在依靠武力击败幼弟阿里不哥后，开始对帝位的继承制度问题引起重视。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要沿用旧的“忽里台”大会之制，显然不行。因为这时已经是“家天下”的局面，帝王之位只能传其子孙，而不能由众多贵族共同讨论所决定。要维持“家天下”的局面，当然也有现成的办法，那就是中原王朝行之已久的“立储”之制。忽必烈在中原大臣的一再劝说之下，乃行其法。中统三年（1262年），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表明“立储”之意向。至元十年（1273年），乃正式册封真金为皇太子，并在《册书》中明确指出，太祖（指成吉思汗）时，已经有立嫡子之制，太宗之后，“为不显立家嫡，遂起争端”［22］。为了汲取这个教训，避免内讧，乃从儒臣之议，定立储嗣。不久，又为皇太子真金设立宫师府，选一时名臣为其辅僚。同时，为了表示对皇太子的重视，仍命真金兼任中书令及枢密使之职，以掌握军、政要枢。从此，有元一代，凡册立皇太子，必命其兼任中书令及枢密使之职，乃成定例。而其他的大臣，再也无人敢出任是职。所以，中书令一职，也就变成了“皇储”的代名词。

　　然而，“忽里台”与中书令之区别，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册立帝王（汗）之制，而且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一种是中原农耕文化的产物；另一种，则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中原王朝的“立储”之法，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嫡子中夭，则传之嫡孙。而继承大位者的政治才干如何，却很少予以考虑。帝王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乎没有人敢于违抗其旨意。而草原部落的“选汗”之法，则是以实力的强弱为其标准。只有实力最强之部落的首领，才能被推举为大汗，受到其他各部的拥戴。成吉思汗的即位，即是明证。一旦新的部落崛起，实力及威望超过了大汗所在之部落，那就要召开“忽里台”大会，重新选举新的大汗。当然，即使大汗的位子传之子孙，其方法也与中原不同。其一，是以才干作为主要标准，可以是父死子继，也可是兄终弟及。大汗死后，如果其子尚幼，则由其兄弟中最有才干者继承汗位。其二，各个部落的贵族们拥有选举及更换大汗的重要权力，即最后表决权。即使大汗死前已经指定继承人，但在继承人即位时，必要取得诸多贵族的认可，如果众多贵族群起反对，或是拥立新的继承人，也可能由此产生新的大汗，其三，是继承观念的不同。按照蒙古之俗，是由幼子继承父亲的大部分家业，这是和中原的嫡长子继承父业正好相反的习惯。

　　以上所述的种种不同之处，给世祖忽必烈及其后人册立皇储的做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两种不同文化在相交之后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一直没能很好解决。众多的蒙古贵族决不甘心自己的“忽里台”特权被取消。他们凭借手中所掌握的雄厚实力，以及顽固的传统习惯对人们的束缚，仍然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发挥作用。因此，自世祖忽必烈死后，虽然预立皇太子的制度一直在实行，但是，与之相矛盾的“忽里台”大会，也并没有被取消。从而出现了双轨并行，两种文化很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维持到元朝的灭亡。它给蒙古贵族们带来了极大的恶果，他们为了争夺皇位，互相残杀不已，迅速削弱了统治力量，并最终导致了蒙古帝国的灭亡。

　　成吉思汗是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忽必烈也是不可多得的治世明君，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解决皇位的继承权问题。此后，从成宗的争立，到大都的宫廷政变；从武宗、仁宗的兄弟相授，到明宗西逃；从文宗与天顺帝的两都之战，到明宗的被弑，可以说，几乎元朝所有帝王的即位，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甚至骨肉相残。这种争夺皇位的互相残杀，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帝国的兴亡。究其原因，却又不能不说是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相互矛盾、无法交融的结果。依靠强悍的铁骑而征服天下的统治者们，却又在铁骑的自相残杀中灭亡。

　　像焰火般辉煌而短暂

　　当公元1206年，斡难河畔飘扬起九旄大白旗的时候，仅仅是草原上的枭雄们尝到了成吉思汗的厉害。当1227年，成吉思汗因病老交加而死于贺兰山下的时候，大半个世界都已经尝到蒙古帝国的苦头。当1276年，忽必烈攻灭南宋的时候，蒙古铁骑的威力已经发挥到了极点，数大汗国横跨亚欧大陆，创造出了一个举世公认的奇迹。面对这一如此辉煌的奇迹，不论是古埃及的法老，还是古罗马的帝王，乃至于中国历史上横扫六国的秦始皇、荡平群雄的唐太宗，与之相比，都不免逊色许多。确实，若仅以武功而论，元朝之盛，空前绝后。自成吉思汗起兵，南征金朝，西讨花剌子模国，到世祖忽必烈出军东征日本，南伐安南，历时近百年，而其兵势仍不衰。后世史家，竟有元人用兵多得天助之感叹［23］。元朝之兴，是否得之于天助，姑且不论，然而，未及百年，社稷遂灭。其国祚之短，比之汉、唐，乃至赵宋等王朝，所差甚远。即使将其比之辽、金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亦多有不及。其武功之盛与国祚之短，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自元朝立国后，因其所占疆域之辽阔，包容民族之众多，遂使其文化呈现出极其绚丽多彩的局面。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固然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地处边陲的吐蕃文化，盛行于西域及中亚各地的伊斯兰教文化，甚至远在欧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里来。元朝统治者对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宗教派别，一概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从而使各种文化都能在中国有所发展。这种多元文化并存且相互之间不断斗争、不断融合的情况，是在元朝以前很少见到的局面。然而，从元朝帝王，直到诸多的蒙古贵族，却又不肯接受不同民族的先进文化，而是固守着传统的草原旧俗。他们在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方面，甚至还不如辽朝的契丹贵族与金朝的女真贵族。其顽固坚持旧俗的做法，与对其他不同系统文化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倏然崛起，又倏然消失，就像一场狂飚，当其来时，拔树掀屋，势不可挡。当其去时，又草木不惊，威势已尽。它又像一簇焰火，燃起之时，光彩灿灿，火花绚丽多姿。熄灭之后，却给人们留下更多的黑暗。而那短暂的辉煌，虽然逝去，却又给人们留下了无边的遐思。大凡曾经辉煌的王朝，都会给后人留下不灭的遗迹。古埃及的法老们留下了金字塔，古罗马的帝王们留下了斗兽场，秦始皇则留下了万里长城和庞大的兵马俑群。然而，叱咤风云的蒙古帝王们，却仅仅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就连他们的葬身之处，也秘而不宣，踪迹杳然，无人知晓。世祖忽必烈虽曾在中原大地上兴建起了庞大的都城及宫殿，如今却也只剩下寥寥几处土墙，而其皇宫，竟被拆得七零八落，遗迹全无。面对塞外的离离荒草，遥想当年成吉思汗跃马扬鞭的雄姿，给人们留下的只能是更多的惆怅与遗憾而已。

　　面对这个倏然崛起又倏然消失的帝国，后世史家的评论褒贬不一。基于它的向外扩张行径，以及由此给各民族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以往史家之论，多为贬抑之词。然而，却又有为之大唱赞歌的，认为：“他（指成吉思汗）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24］蒙古帝国（及元王朝）的对外扩张，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结果，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被它征服的一个个王朝，其统治之腐败黑暗，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有些情况下，蒙古军队又成了解除黑暗统治的救世主。如蒙古大将哲别在奉命征讨逃到西辽的政敌残孽古出鲁克时，“蒙古人被城市居民当作解放者迎接，由于古出鲁克缺乏行政上的经验曾将他们苛待，被他迫害的伊斯兰教成员也这样迎接蒙古军，由于被迫害，因此八剌撒浑、喀什噶尔和和阗都自动来归附蒙古人。”［25］

　　由征服战争所带来的残酷史实，是很难令人忘怀的。同样，由此而带来的帝国的统一，多元文化的大融合，也是很难令人忘怀的。元朝灭宋，改变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由此，在经济上造成漕运、海运的空前发达。在政治上，新创立的行省、行台之制，设立宣政院等等，给中国的行政体制带来较大的进步。在文化上，除去正统儒学的传统观念外，文化宗教界空前活跃。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而强大的中国，正是以元朝帝国强盛的武功为前提而产生的。没有强盛的武功，也就没有大一统的天下，也就没有远扬异域的国威，也就没有对外的开放与文化交融。这个历史事实向我们表明，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没有单纯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善与恶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不可截然分开的。暴力在带来灾难性恶果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历史的进步。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当朱元璋的起义军在推翻蒙古统治者日益黑暗的统治之时，却连同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一起抛弃了。开放的中国，又回到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短暂而又辉煌的元朝帝国，其兴亡将给世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而其谜底，大概又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吧！

　　注释

　　［1］ 鼙鼓，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常用的乐器之一。后人多以此来比喻少数民族的入侵，故又含有战鼓之意。元朝江南名士在所题《杨妃病齿图》上，就以“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为例，表现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这里是否也隐含着对蒙古铁骑进占江南的沉痛回忆，则不得而知了。其事，见《南村辍耕录》卷5。

　　［2］ 据《史集》一书的解释，“成吉思”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汗”则是蒙古首领的通称。成吉思汗，就是最高的君王，或是王中之王的意思。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四〕”及“编年纪要二”。而据宋朝人的说法，“成吉思”则是天赐的意思。而后世学者则认为“成吉思”是海洋的意思，形容成吉思汗像海洋一样广大。

　　［3］ 据《元朝秘史》称，时受封者有95个千户。而经后人考订，当以65个千户之数更为妥当。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第五个注释之文（第84页）。

　　［4］ “伴当”，又称为“那可儿”，意为伙伴。是依附于蒙古贵族的亲信侍从，出身较为低贱，多为门户奴隶及投靠贵族的游散牧民。对统治者而言，他们是侍从奴才。而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又是统治者的直接代表。

　　［5］ 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现代意义的西方世界，而是泛指蒙古帝国西面的那些国家。包括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各地的国家。

　　［6］ 海儿汗，名叫亦纳勒出黑，是花剌子模国国君摩诃末的母舅。见《史集》。又见《世界征服者史》，则称之为“哈只儿汗”。

　　［7］ 是年为元太祖即位之14年，回历616年。

　　［8］ 见（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译本第三章第十五节：花剌子模国的毁灭……（龚钺译本）及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二章第三节“蒙古西征”。

　　［9］ 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六〕”。“底纳儿”为钱币的单位之一。

　　［10］ 据《史集》所载，5万多蒙古军士，每人被分配杀死24个居民，合计为120万人。

　　［11］ 参见《多桑蒙古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七章（冯承钧译本）。

　　［12］ 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六〕”。

　　［13］ 算端，是国君的称号，或称之为“沙”。相当于蒙古帝国的大汗。

　　［14］ 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第三部分。

　　［15］ 斡耳朵，是指蒙古帝王居处的大帐所在之处。

　　［16］ 见《史集》第二编第三部分“他（指成吉思汗）的足资垂训的言论”。

　　［17］ 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六〕”。

　　［18］ 萨满教，因其教之巫师被通称为“萨满”而得名。含有激动不安及占卜之意。古代广泛流传在亚、欧北部地区的各民族中。中国历史上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皆崇奉之。

　　［19］ 札撒，为蒙古语之对音，汉语意为法度或是法令。“大札撒”即是最高法令。成吉思汗所颁布之《大札撒》，今已佚，而散见于有关的史书之中。

　　［20］ 其分封之数，各史书所载颇有出入。今据《史集》所载之数可知，术赤等诸皇子，各分得军户4000户，而拖雷一人，独得1.1万户。由此可见其实力之雄厚。各史书所载分封之数，其详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子弟、贵戚的分封”中所列之表。

　　［21］ 此处所指，不是自然属性的世界范围，而是指当时人类活动的世界。

　　［22］ 见《元史》卷115“裕宗传”。

　　［23］ 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初用兵多有天助”条。

　　［24］ 见《史集》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弁言”。

　　［25］ 见《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十二节“蒙古人征服东突厥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