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说文》的解释，作为单字的“宾”的意思是“所敬也”；“客”的意思则是“寄也”。对“宾”与“客”的这一字义诠释，点明了“宾客”阶层的社会特性：他们寄身于主人的门下，并且得到主人的尊敬。

　　在春秋战国的动荡岁月里，自由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贵族成员，顺应着时代大潮，摆脱了旧有的血缘宗法关系的束缚，他们把改变自己命运的砝码，压在新崛起的贵族身上，纷纷走入这些正在“当红”的权势者门下，他们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宾客。在当时除去被称作宾客外，他们还常常被人们称做“食客”，更为显白地点明了这个人群与其主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权贵者们也需要宾客的扶掖帮衬。这两种情形的合流，使得豢养宾客成为重要的时代风尚。

　　差不多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宾客依然是汉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并且更为广泛地渗入社会机体中，一个诸侯王，一个政府官员，甚至一个虽无官爵却在地方上有些影响的人物，都可能在自己的身边聚集起一批“宾客”。这是使自己增重的需要，而且也在事实上为自己的增重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于是，有权势者或者渴望成为更有权势之人“卑下”宾客，成为时代的风尚。［187］历史为后人开列了长长的一串名单：

　　跟随“泗上亭长”刘邦打天下的“客”，知名者包括萧何、王陵、张苍、任敖、吕释之等十余人；

　　公孙弘在武帝朝担任丞相后，专门修建了一所“客馆”，招纳来自四方的“贤人”；［188］

　　汉武帝为太子刘据建博望苑，“使通宾客”；［189］

　　西汉后期历任郡守九卿的朱博“宾客满门”；［190］

　　东汉前期，光武帝郭后之弟郭况家中“宾客辐辏”；［191］

　　东汉后期，宗慈“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192］

　　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宾客与家主的关系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联合，尽管主人身份高于宾客，但后者对前者不存在人身关系上的依附性。家主为宾客提供生活来源，宾客则在家主需要时挺身而出。宾客可以随时离开家主，“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193］是战国时期的例子，这种情形在汉代同样存在。大致从东汉开始，宾客越来越居于受主人役使的地位。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马援在北地“役属”数百家宾客为其从事畜牧业。［194］到了东汉末年，大多数宾客已与宗族、部曲混合为一，成为世家豪族的私家势力。［195］

　　宾客是一个来源庞杂的社会复合体，它所囊括的范围从衙门中的小吏和官员（如刘邦宾客任敖是狱吏、周昌兄弟是卒史、张苍是秦御史），到社会上的各种游民（如吴王刘濞的许多门客是“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196］）；从术士（如霍光女婿赵平门客石夏善于观测星象［197］），到商人（如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的宾客田甲是商贾［198］），到文士儒生（如枚乘、邹阳、司马相如都曾在诸侯王门下为客）。来源的庞杂，使得宾客本身也有了高下的区别。由于社会地位和才能的差异，地位较高的“客”被称为“上客”、“重客”、“贵客”、“上宾”等，而具有奴仆身份的人则被叫做“奴客”或“私奴客”。［199］

　　在汉代绝大多数岁月中，宾客仿佛是主人家中的一个职责广泛的小“内阁”，他们对主人所作的事情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还是让我们撷取几个历史片段，看看宾客们的作为吧：

　　他们或者为主人的“大业”出谋划策，成为主人的幕僚。在汉景帝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叛乱的诸侯王身边都有不少宾客谋士，为诸侯王的政治号召与军事部署献计献策；

　　他们或者为主人奔走说陈，成为主人的使者。如西汉初年，陈豨的宾客先后为主人求助于韩王信和匈奴；［200］

　　他们或者在动荡的年代里，护卫主人的安全，成为主人的卫士。王莽末年，南阳新野人来歙被关入牢中，他的宾客联合起来，把主人救了出来；［201］而钜鹿昌城人刘植则在兵荒马乱时，带领宾客和宗族据守昌城；［202］

　　他们或者与主人一起东征西讨，成为主人的私人武装力量。王莽新朝时，南阳人岑彭率领宾客协助官军攻打汉军，“战斗甚力”，是政府军中一支名副其实的劲旅；［203］

　　他们或者按照主人的意旨著书立说，成为主人供养的写作班子。据《汉书•淮南王传》，挂着淮南王刘安名义的《淮南内书》21篇，《外书》23篇，《中篇）8卷，以及《离骚传》，都是由淮南王的门客们为之操笔的；

　　他们或者为主人居间调停，成为纠纷的调解者与平息人。汉武帝时，地位江河日下的颖阴侯灌夫与新发迹的丞相田蚡有隙，两家的宾客在其间调解，矛盾得以缓解。不过，宾客的调解作用并非总是见效，当主人与他人的矛盾达到剧烈程度时，宾客们也无术回天，灌夫醉骂田蚡后，被押人牢狱，灌夫的好友窦婴通过宾客为灌夫说情，都被田蚡地拒绝了；［204］

　　他们或者受主人的唆使大打出手，成为主人豢养的打手。横霸成性的汉昭帝姊盖主和其情夫丁外人的“奴客”们，在主人的指使下，竟用弓弩放肆地射击执行公务的官吏；［205］

　　他们或者为主人求利谋财，成为主人经济活动中的得力助手。从汉代的历史实际看，官吏、贵族和豪族的门客，大都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财物，这种情形无疑是与主人的地位和权势有着直接联系的。如汉宣帝朝京兆尹赵广汉的门客违反政府禁令，在长安制作销售酒类；［206］成帝时，朝廷为皇帝大兴土木，修建昌陵，贵戚近臣的宾客趁机为主人牟取私利；［207］

　　他们或者陪同主人外出游玩，是地地道道的帮闲和随从。宣帝时，冠阳侯霍云时常带着众多的宾客，在长安附近的黄山苑中张围捕猎。［208］

　　对于宾客而言，主人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政治与经济的强大后盾．来到丞相公孙弘门下的宾客，把这位收入颇为丰厚的朝廷大官当做自己的衣食父母。［209］汉哀帝倖臣董贤的门客靠着董贤的权势，都成为钱财满门的富人。［210］投入骠骑将军霍去病门下的宾客，都得到了官爵。［211］而西汉后期的外戚史高所荐举的官吏，都是自己的“私门宾客＂。［212］在有权有势的主人的庇护下，许多宾客在日常生活里气势逼人，甚至不把政府官员放在眼里。《后汉书•刘玄传》李贤注引《续汉书》记载了一桩发生在东汉王朝建立者刘秀家族中的故事：王莽时期，南阳大族刘玄请负责管理当地治安的游徼来家中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得意忘形的刘家宾客们竟肆无忌惮地唱道：“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

　　宾客有着自己的价值观，正像他们来源的庞杂，他们遵循的道德规范也不是等齐划一的。相当数量的宾客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始终用亮闪闪的眼睛，注视着那些交上红运或是前途似锦的人物。然而，一旦这个人物的地位或影响衰落，他们便改换门庭，另寻高枝。宾客的脸色是主人地位的晴阴计。窦婴在平定吴楚叛乱中立下功劳，受封魏其侯，一时间，各类人物蜂拥而至他的门下，争作窦氏的宾客，而当窦婴失去皇帝与太后的宠幸后，很多原本热皮热脸的宾客，对主人马上换上一幅冷冰冰的面孔，有的干脆摔腿走人。［213］卫青失势，“青故人门下多去，事（霍）去病”。［214］家中的喧闹声是主人命运的扬声器。武帝时廷尉翟公在做官时，家中到处都晃动着宾客的身影。一当他被罢官，家中立时变得冷冷清清。后来，翟公再次出任廷尉，离他而去的宾客又想回来，这次翟公拒绝了家中的喧闹，他挥笔在大门上写下了二十四个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215］

　　另一些宾客则与自己的主人以“义”相系，虽然他们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以利择主的宾客，但他们翘楚不凡的举止却赢得了时人的高度评价。齐相主父偃在炙手可热时，府上的宾客人数以千计，他被处死后，宾客们躲避不迭，只有孔车一人为他收葬。汉武帝听说后，赞扬孔车为有德的“长者”。［216］主父偃门下的千名宾客也只有孔车一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

　　上面这些勾勒，只是一幅简略的汉代社会的静态图景。事实上，两汉风气并非始终如一，时代越走向东汉，质朴的色调便越发减弱，“崇尚儒学，怀经协术”的贵文之风也越吹越劲。由“粗朴”而“精细”，从尚武到重文，大概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发展中走过的共同道路。不过，倘若把汉代400年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和衡量，人们只能用微弱一词来定义这个变化。这就是说，汉代在总体上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时代。汉代的游侠就是在这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气候中发育着，成长着。

　　对于侠者来说，前而所说的社会风貌有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有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喜好歌舞并且用歌舞作为重要的交际手段，松弛的两性交往，尚义的交友之道，炽盛的宾客潮都是属于社会联系的行为系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交往途径的增多说明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联系的密切，反过来也说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们对人际往来的重视。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游侠正是通过社会交往确立起自己的价值。许多侠者同时也是贵族、官吏、豪族乃至其他侠者门下的宾客，为主人恪守侠者的志操，履行侠者的义务。如西汉前期侠者周丘投身吴王刘濞府中，为吴王的军事活动攻城略地。东汉末年割据江东的许贡的宾客中也有不少侠者，其中的三人在许贡被孙策攻灭后，刺杀孙策，为主人报仇。［217］游侠是尚义的交友方式的履践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义”这一抽象的伦理观念得到了具体展开，也丰富了“义”的内容。汉代人冲动和质朴的性情，尚武好斗的习俗，自尊的品性，流入侠者的血脉，滋养出侠者的精神。复仇的风气，则使得汉代游侠的社会职责得到重要定位，见于史书记载的两汉时期百余例复仇事例中，有一半以上是侠者所为，或者与侠者有关。前面所述的发生在东汉时期那场凉心动魄的报仇事件中，苏不韦便邀请了一些剑客从地道进入仇者家中。

　　汉代社会给予侠者生长的适宜的时代空间。游侠在这个时代空间里写下了无数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为后人展示出汉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