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的人格是汉代精神风貌中引人注目的又一特色。然而，自尊所蕴涵的意义却颇为复杂，其核心内容既包括对个人价值的认定，也包括对自己“面子”亦即自我在群体或团队中形象的维护。相形之下，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对个人价值的认定，集中表现为对于自己能力及对自己承担社会角色的高期待，以及为实现这个期待所付诸的积极努力。重才敬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其源头，汉代承袭这一传统，并注入了汉世的特点，这就是才能不仅在政治领域中有其重要价值，而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才能也相应趋于多元化。不妨看看“人之大伦”的婚姻构成吧。尽管这一时期社会等级仍对男婚女嫁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但才能的意义也举足轻重，且不时弱化着等级性。汉代人对才能的理解是宽泛的，农民普遍希求的是“力穑”，即勤于和善于耕作者；手工业者们看重的是工艺制作能力；商贾阶层侧重的是经商的本事；仕宦者强调“精吏治”；士人们十分重视学识以及致力学业的品质，如此等等。《汉书•隽不疑传》记载，京兆尹隽不疑在处理突发的“假卫太子”事件中表现出干练的才能，“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看中其才干，主动提出与不疑结亲。经学大师挚恂十分欣赏学生马融的才华，将女儿嫁给了他。［151］汉末称雄一方的公孙瓒，自幼家境贫寒，在辽西郡府中作一个打杂的小吏，他聪明伶俐给太守留下深刻印象，很快成为太守之婿。［152］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女子身上。《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收录了一则东汉时轰动广汉（今四川广汉地区）的事情：

　　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阳）姬……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退告郡县，为出其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

　　显而易见，曾任朝廷高官的杨涣之所以不顾及门第之间的差异，与出身低贱的阳姬结亲，是看中了这位奇女子拦马告状的勇气。

　　每个社会都以它的时代精神，塑造着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个体。汉代的男性以散溢着雄强气息的称谓语辞― “大丈夫”自励自强。曾在汉武帝朝风光一时的主父偃宣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153］立志建功异域的班超认为，大丈夫即使没有更大的志向，至少也应效法张骞等人立功西域，求取封侯。［154］赵温声明“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155］年仅15岁的东汉人陈蕃自幼便立“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大志。［156］张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157］他们虽出身不同，志向各异，但对人生目标的掘进则完全相同，这就是成大功，建大业，与科举取士后无数富有才华的人埋首于故纸中，徘徊在时文间，这该有多大的不同！

　　能力的自我展示和角色的自我推荐成为风靡汉代的习尚，是时被称为“自衒”和“自鬻”。这两个通行于汉代的语汇在后人眼中已显得有些陌生，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专门对此进行解释：“衒”和“鬻”都是指贩卖［158］。汉代人理直气壮地自我推销，理直气壮地显示才华。其中，虽然有“假冒”的成分，也不乏“伪劣”的个人，但却在总体上，激活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并非偶然的是，把汉王朝推向强盛顶峰的武帝对这种风格极为欣赏．他即位之初，广招天下有才能的人，前来“自衒鬻者”多达千余人。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让皇帝了解自己，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辞来打动圣上。东方朔在自荐奏章中写道：“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159］如此“大言不惭”的上书，如果是在后代，不把皇帝的鼻子气歪了才怪，但武帝读后，却十分欣赏这股傲气，东方朔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了。干练的女性也同男性一样受到人们的敬重。汉诗《陇西行》以赞赏的笔调，叙写了不俗的陇西女子：

　　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

　　却略在跪拜，然后持一杯。

　　谈笑未及竟，左顾救中厨。

　　……

　　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

　　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

　　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

　　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160］

　　内在的自尊是外在开拓的重要心理驱力。在汉代，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自上至下，“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161］陈胜、项羽、刘邦分别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代”和“大丈夫当如此（指做皇帝）”的呼声中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162］张骞请缨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以及丝绸之路的拓展，在他的努力下，走入全新的阶段。后人赞曰：“此非坚忍磊落不屈不挠之概，其孰能排万难、犯万险，以卒达其所志者耶！”［163］班超孤悬异域数十载，守土驱敌。他们这种“坚忍磊落”的气概，正是汉代世风的进现。

　　对“面子”的维护集中于拒绝忍受屈辱。从根本上说，“面子”感是在他人心目中强化自我的心理活动，因此，越是稠人广众的场合。维护“面子，的努力便表现得越是激烈。《汉书•周勃传》记载，景帝在宫中赐食周亚夫，但食案上却只有一大块未切开的肉，也无筷子。周亚夫认为受到侮辱，让礼官取筷。景帝揶揄道：这还不够君所使吗？言外之意显然是，你不过是一个赳赳武夫，只配用手抓肉吃！周亚夫怒不可遏，竟不顾君臣礼节，掉臂拂袖而去。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事例发生在西汉末年，太原人周党受到地方官吏乡佐的当众侮辱，周党找到乡佐，约日决斗。虽然周党在白刃搏斗中身负重伤，但却赢得人们的敬重，甚至与之生死相搏的乡佐也对周党大为敬佩，用车送其回家养伤。［164］这说明维护“面子”的行为得到时人的高度赞扬。

　　为了尽可能全面了解汉代人的这种气质，这里对人生终极的一个特殊现象稍稍多花些笔墨。

　　在汉代历史上，自杀者数量众多，自杀事件层出不穷，自杀方式五花八门。自杀者或以刀剑等锐器割颈自刎而死，或服毒而亡，或自缢于路边户中，或自沉于江河井里，或绝食，或跳楼，甚至还有剖腹自杀，各种生活场景中的冲突—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都能引起自杀现象。数量众多的人不拒绝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人生。西汉中期，河东太守申屠公与都尉周阳由争权，要下狱受刑，他“义不受刑，自杀”。［165］王莽扬州司命孔仁兵败汉军，发出“食人之食死其事”的慨叹，言毕自杀。［166］是什么原因使汉代人容纳首肯自杀行为？并不是由于汉代人蔑视死亡，也不是因为汉代人相信来世而轻生，更不能以近代以降一些人用自杀探寻人生终极比照汉代。大量事实显示，萦绕于汉代人心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悲哀：“人死一去何时归”，［167］“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168］；是对现世生活的深深眷恋：“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169］是对轻生的谆谆劝阻：“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170］

　　汉代自杀现象的浩浩之流有着多重的源头，源头的主脉是汉代人维护自尊的内心世界。这种气质滥觞于春秋中晚期，但只是在汉代才形成了时代风气，而且，在汉代血缘宗亲社会结构中，尊严的意义在外显行为方面通过自尊，扩至对亲族、再扩至对主人和师友的尊严的维护；在内隐心理方面通过对自身“面子”的维护，扩至对表征自己形象的家庭、家族“面子”的维护，并在与忠孝伦礼思想混融一体后，进而扩展至对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方面代表自己形象、象征自身存在意义的先祖、上司和师友“面子”的维护。根据两汉史籍的记载，汉代共发生了200多例自杀事件，这些自杀事件可以被概括为自尊、尽忠、恐惧、绝望、利他、愧疚、悲痛等类型。其中，自尊与尽忠型的自杀者的数量最多，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所有群体——从皇亲贵族到文武百官，从士人宾客到普通百姓。［171］对于这些自杀者来说，选择死亡实际上意味着选择了更为辉煌的生命，选择苟且偷生则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意义。汉建甫始，田横部下500余人在得知主人不愿降汉而自杀后，全体自杀身亡，［172］这是汉代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自杀事件。汉宣帝朝的汝南决曹掾周燕由于得罪太守被判宫刑，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自杀前面无惧色道：我是周平王后人，“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173］元帝老师萧望之把忍屈受辱“苟求生活”，视为可“鄙”之行，在下狱（尚可活命）与保全清名的抉择中，断然选定后者。［174］他们坦然与凛然的情绪，与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身遭宫刑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极为痛苦的心理，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司马迁为自己的“苟活”寻找出种种原因：家贫，无钱赎罪；往日的好友纷纷作旁观者；皇帝周围的近臣不替他缓颊善言；尽管司马迁坚定地认为，这是他为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而付出失去“面子”的惨痛代价；但笼罩在他心灵上自伤自悼自卑的浓浓阴霾始终没有消散。有的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在完成《太史公书》后，自杀而死。［175］从汉代人的价值观念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有人在自杀前不无酸楚，但惧死者并不多。西汉末年身居高位的冯参在自杀前不恐惧告别人世，只是对“被恶名而死”、“伤无以见先人于地下”［176］即虽自杀也不能洗刷家族“面子”上的尘埃遗憾不已。其落脚点仍然是维护自尊。

　　自尊既由自己来维护，也由别人的评定来证明。人物品评风行于汉代，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折射。品评的形式之一是绰号。绰号“各有所因”，［177］异于常人或常事的表现，构成了绰号的要素，包括肯定能力、才华和品行，如少年张堪受学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178］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被称为“贾氏三虎”。［179］第五伦“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180］江革有孝行，“乡里称之曰‘江巨孝’”。［181］

　　“语”、“号”、“谣”、“谚”是另一种舆论鉴定的形式，它们语言凝练，生动准确，每每一针见血。黄留珠指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创造。［182］这个说法并不过分，请看：“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的“号”，［183］言简意赅点出谷、楼二人的才能特征。“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184］把对社会上几个重要阶层生活状况的品定，十分精当地浓缩于寥寥二十字中。“德行恂恂召伯春”的“号”，［185］突出了召伯春的品行。在对东汉后期政治有很大影响的“党锢”事件中，“品评”被3万多名太学生徐抹了一道浓厚的政怡油彩，“品评”达到了顶峰。李膺、陈蕃、王畅的人品才识，被“学中语”分别评为“天下模楷”、“不畏强御”和“天下俊秀”。［186］汉代人为了自尊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通过品评的肯定，得到了心理上的最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