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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有仇不报非君子

 

  交友尚义和报恩的另一极是复仇,但这种行为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与前者互为支撑,展开了汉代人的一种重要人生态度。
  复仇现象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仇杀行为在汉代以后中国历朝历代也屡见不鲜。但正是在汉代,复仇行为的如下表现更为突出:
  第一,社会诸阶层中都存在浓郁的复仇风习,皇族贵戚、文武官员、豪族地主、文士儒生以及普通百姓中,都不断出现复仇的故事;复仇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作品如诗歌、绘画、画像砖刻和石刻乐于表现的题材。由西汉入东汉的学者桓谭给光武帝刘秀的上疏中特别指出这一社会风尚:“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135]
  第二,在不同比别和年龄群中都存在复仇习俗,除大量的“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的中青年外,[136]还有某些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女性复仇者的人数虽不及男性,[137]但她们为复仇所显示的决心和勇气绝不亚于任何男子。在单打独斗的个人复仇外,还有规模颇大的群集报仇―参与复仇的人数有时可达十数人。
  第三,在地域分布上.复仇行为在各地均有所见,同时在关中(今陕西关中地区)、太原(今山西中南部)以及南阳、顺川、河内(今河南中南部)特别突出,形成“面广点显”的格局,这种情形展示了汉代地域文化的某些特质。
  第四,复仇者所杀对象的社会属性十分广泛,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也有豪族地主,还有政府官员和皇族成员,有时甚至皇帝也受到复仇者的“关照”。
  第五,复仇的范围集中在三种类型上:为亲族血恨的宗亲类,为主人及上司复仇的主从类,为老师和友人报仇的师友类。复仇行为聚焦于这三类,体现出伦理纲常思想与下面就要谈及的汉代人自尊性格的结合。父母之仇是各类仇恨中强度最大的,汉代人用“不共天地”的激烈措辞强调子女的这项责任。在存留至今的汉人为父母复仇的事例中,或见仇奋起,拔刃搏斗;或邀聚他人,群起复仇;或历尽坎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东汉人毋丘长见母被辱,立即斗杀寻衅者。[138]另一东汉人苏不韦之父为大司农李暠所杀,李是朝廷大官,出入戒备森严,又早有防备,不韦先埋伏路边,后掘地道到其住所,均未能报仇。于是,他星夜兼程,赶往李暠家乡,挖开李父之坟,断其父尸之头,祭奠己父。随后,又把李父首级扔于人声喧杂的闹市中,李暠羞愤交加,一年多后吐血而死。[139]主人、上司、老师及朋友是血缘关系的放大,主与师具有与父母相近的血缘意义,复仇的程度也相应上升到与父母相近的程度。西汉初年,高祖刘邦路过赵国,对赵王张敖态度极为傲慢无理,赵国大臣决心为王复仇,集体组织了谋杀刘邦的“柏人事件”。[140]东汉末人许贡为孙策所杀,许的门客便杀了孙策为主人报仇。[141]另一位东汉末人夏侯惇在就师习经期间,适逢有人侮辱其师,夏侯惇怒杀仇人。[142]报仇的范围甚至超过了主、师本人,东汉人谢褒之子为人所杀,他的学生张钳挺身而出,为谢褒的儿子复仇。[143]为朋友复仇是对友情忠诚的一个标志,为友报仇的事迹不绝史册。东汉人董子张父仇未报自己却染病不起,他面对前来探视的友人郅恽唏嘘不已,郅恽看出朋友的心事,在最短的时间里为其杀了仇人,并把仇人的首级带到友人病榻前,让其欣慰离世。[144]
  复仇行为是广泛的,对于复仇行为的同情和支持也同样是广泛和普遍的。《公羊》学和《春秋》学都肯定复仇行为,为复仇的合法性奠立了法理基础。[145]后人有“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作高楼致其上,有急则上楼,击以告邑里令救助也”的说法,[146]虽不准确,[147]但汉代四百年,许多地方官员不顾法律约范,从宽从轻处理甚至释放复仇者。郅恽为友复仇后,只经短期拘押便被县令释放。钟离意任县令时,上奏朝廷,恳请减免为父复仇者防广之刑,最终防广被免去死罪。[148]社会舆论也明显倾向报仇者。上述的赵娥报父仇后到官府自首,围观者人山人海,都赞叹她的勇敢复仇,也为她的不幸而同情惋惜。当地父母官表示,宁可罢官也要释放赵娥。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和山东莒县东汉墓画象石刻绘有七女为父复仇图。[149]七女为父复仇的故事已不可考,但从图像资料上推想,复仇的对象可能是长安令。这个事件在当时应当引起了轰动,并作为传奇故事流传下来。画像的描绘者是以赞扬甚或敬仰的态度绘制这个故事,而墓葬主将这样的图画埋藏在地下也应持类似的态度。和林格尔与莒县相距数千里,人们的态度却如此相近。东汉学者名士中盛行品评人物之风,在评价时人的善恶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复仇视为是正义合理甚至神圣的行为。苏不韦复仇事件发生不久,大名士郭林宗就站出来为其说话:苏不韦为了报父仇,不俱权贵,百折不挠,这是一个普通人作的惊天动地的伟业![150]复仇行为俨然成为个人价值的显示屏。在复仇光荣的民风支持下,许多复仇者主动投案,就连力主以严刑制止复仇之风的张敏也承认不为父母复仇便丧失了做儿女的资格。这反映出在汉代这种社会风气弥漫下,反复仇者不仅身单力薄,而且他们心中也充满了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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