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两汉史籍，可以突出地感受到汉代人是那样容易落泪，从皇帝、贵族、官吏，到普通百姓，从老人、青壮年，到少年儿童，地位、经历、教养、年龄的差异，并不影响人们在冲动性格驱使下涌动着泪水―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情形。这些情形或许是史家特意而为，如果是这样汉代人就不比后世中国人人更易动感情。但汉代的史家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如此措意于泪水，将其记录在史书中，也能说明汉代人的性情特点。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汉代，不独女性，男子也不以哭泣为羞耻。虽然这时已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说法，但正像历史上许多说教的命运一样，汉代的男人们依然我行我素，任情落泪。叱咤风云的项羽不是后代那种“有泪不轻弹”的英雄，部下生病，他流着眼泪把食物分给他们，在与虞姬生死诀别时，这个刚烈的汉子更是泪流满面，他的对手刘邦虽远比他圆滑内敛，但功成还乡，悲喜文集，也禁不住在大臣和百姓面前泣不成声。据说，避免哭泣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事物冷漠无情，［31］但是在汉代，有那么多的动情人，伤情人，痴情人和纵情人，这个“最好的办法”也就成了最无效的办法。“泪汍澜而雨集兮”——东汉初人冯衍《显志》［32］中的这句赋文，形象地点出了汉代人的泪水是何等剧烈。从国事到家事，痛苦、思念、恐俱、怨恨、债怒、欢乐，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能让汉代人泪流不止：来自洛阳的年轻政治家贾谊对国势维艰“痛哭”“流涕”，不能自已；［33］人过中年的韩安国流泪告诫梁孝王刘武遵守法度，骄横的国王也随之泪如雨下；［34］宦官赵谈被大巨爰盎赶下御车，赵谈脸上挂满了羞辱的眼泪，［35］身处异域的李陵目睹苏武的坚贞不屈，泪珠打湿了衣襟；［36］曾得成帝宠幸的张放，在听到成帝死讯后，思念哭泣而死；［37］东汉人蔡顺的母亲生时最怕雷声，她亡故后，每当天上隆隆雷起，蔡顺便绕墓呼唤母亲，哭泣不止。［38］

　　如同所有的时代，悲哀也是造成汉代人哭泣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汉代人悲中落泪的剧烈程度，却让我们感叹不已。“一别无会期，相去三千里。绝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隶释》卷九《费风别碑》中的这段押韵文字，倘在后世也许是应景之作，但在当时却正是实情实景的忠实摹状。西汉前期人石庆去世，其子石建一直不停地哭泣，以至不能行走；［39］西汉末年，12岁的鲁恭在父亲死后昼夜痛哭；［40］东汉时，有的人在诀别亲人时昼夜哭泣，“憔瘁毁容”；［41］有的人哭泣吐血数升；［42］还有人竟哭泣长达20余日而死［43］。这的确是人类哭泣史上的奇观。

　　根据当代美国学者弗雷（William Frey）的研究，女人平均每月哭泣5.3次，男人为1.4次。［44］弗氏的统计自然不涉及古代，而事实上今天的研究者也无法对汉代人的哭泣作准确测量。但是，今人仍然能够感受到汉代人泪水的频繁，毕竟有那么多需要他们动情的事情在等着他们。

　　在汉代，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容易发生转换，笑与泣仅是一线之隔。《后汉书•周举传》载：安帝永和六年（141年）三月上已日，大将军梁商在洛水边大宴宾朋，酒阑之际，忽有人奏起哀乐。没有斥贵和不满，听悲声，望流水，座中宾客无不落泪。人们的情绪是如此易受环境的暗示和感染，即使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能催其泪下。西汉后期，长安令尹赏活埋数百名恶少，死者家属号哭于途，目睹此情的路人们也都泪流不止。［45］

　　如同其他许多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对哭泣的最高价值定位，是伦理层面。明代陈洪绶在《娇红记》第一出眉批中写道：“昔人云：‘读《出师表》而不泣下者，必非忠；读《陈情表》而不泣下者，必非孝。’吾谓读此《记》而不泣下者，必非节义之人也。”清末文人刘鹗则把人的哭泣分为两类，他在《老残游记•序》中写道：“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骇女，失果则啼，遗簪亦啼，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之哭泣也。”从历史上看，这种感受实在汉代已颇为常见。在汉代400年中，人们的情绪与善恶观息息相关，大量的泪水是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洒。名将李广忍屈自杀，得知此事的百姓，无论是否认识李广，都为之垂泪。［46］西汉末年，密县令卓茂治县有方，离任之际，全县的男女老幼都流泪为他送行。［47］与宦官外戚黑暗势力相抗争的志士，赢得广泛同情的泪水。李固被处死，其弟子郭亮年仅15岁，他不顾政治高压，在恩师遗体边哭泣不止；李的另一学生董班星夜赶赴刑场，为老师“哭泣尽哀”。［48］著名党人范滂赴刑，路边行人无不垂泪。［49］见载于史的汉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众哭，也正是刘鹗所说的“有力类哭泣”，时当宣帝年间。以为政廉明、打击豪强著称的京兆尹赵广汉在官场倾轧中败北下狱，被定为死刑，京城官吏百姓数万人围住官府，为赵广汉失声哭泣，呼喊：“愿代赵京兆死！”［50］这些今天读来还令人为之怦然的画面在汉代的反复出现，无疑是汉代人气质与灵魂中值得咀嚼的重要内容。

　　翻阅两汉史籍，还能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即汉代人的脾气火爆倔强，一桩小事就能让他们怒火中烧，恣意宣泄。文帝时，吴王太子与皇太子刘启因下六博棋发生冲突，吴太子与其老师不仅不肯在棋盘上相让，而且出言不逊。刘启也一样急躁暴烈，竟用棋盘砸死了吴太子。这大概是见诸史载的中国第一例因下棋而发生的人命案。［51］灌夫不满丞相田蚡的骄横跋扈，在田蚡婚宴上火气十足地吼道：今天无非是砍了头剜了胸！［52］汉人还把这种秉性带到境外。据《汉书•西域传》载，汉通西域后，武帝派使者携金赴大宛购取宝马，大宛王不肯予马，汉使大怒，辱骂大宛王。而许多汉使被匈奴扣押，也缘于他们与单于会谈时话不投机，便言辞粗鲁，被拘押在异域。汉昭帝时，乌孙王泥靡与夫人解忧公主失和，驻扎在乌孙的汉军卫司马魏和意等人招泥靡饮酒，在宴席上让部下拔剑砍杀泥靡，泥靡带伤狂奔，才逃得一条性命。［53］不逊的言辞甚至也挂在文人的嘴边，汉宣帝时鲁《诗》宗师江公与另一学者王式在为宴会选择曲子上意见相左，江公竟然破口大骂《礼记•曲礼》是“狗《曲》”。［54］后世中国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种幽默与讥刺，在汉代似乎是有限的。［55］

　　由于脾气刚烈，一种被现在民间叫作“气死病”、被现代医学归入与情绪剧烈波动有关的“心因类疾病”的致命急症屡屡见诸汉代文献，其症状是心情郁愤，突发背疮或吐血，在短期内死亡。楚汉战争时，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怀疑谋士范增，范增怒火中烧，辞职返乡，在途中背发疮而亡。［56］汉景帝丞相申屠嘉与内史晁错争权成隙，在一次建议诛杀晃错被皇帝否决后，气愤难平，在从朝廷返家后的短短时间里吐血而死。［57］汉成帝朝丞相王商在政敌的联合围攻下下野，但其时皇帝仍然对他怀有好感，王并无生命之忧，且东山再起的可能依然存在，然而，王商却无法遏制愤怒和郁闷，免相仅三天，就吐血而亡。［58］

　　性急如火容易招致口角，口角升温容易引发殴斗，这样的事件在汉代屡见不鲜。西汉长安城中，就曾发生清道者争吵群殴之事。［59］居延汉简也收录了类似的案例，简13.6原文是：

　　戍卒东郡畔戍里靳龟

　　坐乃四月中不审日行道到屋兰界中与戌卒函何阳争

　　言斗以剑击

　　伤右手指二所地节三年八月己酉械系［60］

　　这是发生在汉宣帝时的一个事件，来自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的戍卒靳龟违反规定，不按日期进入屋兰界，与另一戍卒函何阳争吵。结果靳用剑砍伤对方右手。在逆境中，人们采取的往往是“外倾型”的反应方式，当时的文学作品也提供了形象的描述。《东门行》把这种景象投射到历史的幕壁上：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

　　白发时下难久居。”［61］

　　妻子的苦苦哀求在“白发时下难久居”的急躁心情中变得无足轻重，拔剑出门便成了这个男子的唯一选择。

　　骂誉语言是情绪的重要衡器。如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时期，骂人行为也是汉代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不过，汉代骂语却表现出时代的独特性。与后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相比，汉代的骂誉语言显得更为率直质朴。概括而言，汉代骂语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侧重于非人化贬詈，但只是简单将人比作“猪”、“狗”、“驴”、“鼠”等，如东汉人应劭说：“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骂曰‘孤豚之子’是也。”［62］“凡人相骂曰死驴，丑恶之称也。”［63］“猪”、“狗”、“驴”用来斥骂卑鄙无耻，“鼠”则用来责骂胆小怯懦。其表达虽远不如后世那般比喻丰富（在明清时期，用于詈骂的动物有34种，除龙、凤等极少数被认为具有吉祥含义的动物外，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动物都难以幸免），但却质朴地显示出较为单纯的价值取向，并凸现了骂誉语言的力度。第二，侧重于对他人进行血缘性誉辱，但也仅是自称“而公”、“乃公”，即自称为他人之父，以及蔑呼对方为“儿”而已。如刘邦多次对臣下自称“乃公”。［64］西汉景帝时，丞相申屠嘉骂晁错道“为儿所卖”。［65］这与后代斑斓多姿的性詈骂语言形成鲜明对照。［66］第三，侧重于道德性贬置。如汉初钟离昧斥骂出卖他的韩信道：“公非长者。”［67］这是遥责韩信不是忠厚有义之人。汉末射声校尉沮怒骂参与叛乱的将领是“乱臣贼子”、“凶逆”之徒。［68］这些情形从一个有趣的侧面折现出汉代人粗直和重信义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