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克己奉公，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见义勇为和他们的视死如归，在战国士人中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他们只能够使自己独自忍受那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够使天下之人乐于听从他们的教义而甘于清贫、自苦、郁郁寡欢和瘠陋无文。这，就是墨者集团最终走向式微的原因。

　　在古代及现实生活中，以自苦为生活方式的人是不多见的。有之，则大多是些佛门中的苦行僧。不过他们的苦行，仅只是为了求得自身来世的解脱。而在战国士人中，却有那么一批既非为了自身解脱，亦非为了来世的轮回报应，专门为了他人扶危仗义，甘愿忍受苦难生活折磨的苦行者，他们便是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学派。

　　像战国多数士人一样，他们也具有对于自己道术的追求，尤其具有在艰苦环境中守志不移的品行。如果说，贫贱生活对于包括儒门学者在内的其他士人来说，只算是一种对其操守的考验的话，那么，在自称为墨者的守道之士那里，则是他们自身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道义的组成部分。

　　他们和战国士人一道崛起，且活跃于整个战国历史舞台。不幸的是，在战国以后，其他学派都有自己的传人能够将各自的教义传之后世，墨者却断绝无后。这使得关心社会历史的人们不禁为之引起深深的思考：他们到底是些什么特殊的人物，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既具有博爱胸怀、又具有舍己精神的士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竟至走向式微的下场！

　　特殊的士人团

　　公元前381年，七国中的楚国发生了一起贵族作乱的事件。当时在楚国执政的吴起由于对贵族的权益进行克剥，一帮贵族便乘这一年楚悼王病逝之机起来攻打他。吴起逃到悼王的灵堂上，伏在曾经支持他的悼王的尸体后面躲避贵族的追杀。贵族用箭射杀吴起，并中悼王，由是触犯了楚国的刑律。

　　作乱的贵族中有一位阳城君，听到即位的楚肃王收治他的消息，赶忙逃之夭夭，楚人即将他的封邑收归国有。

　　不想这个事件却引发了一群墨者的死难。原来，墨者不仅是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政治社团，他们往往在被称作“巨子”的首领的率领下，从事于某项自认为合乎教义的举措。那位造反的阳城君与墨者巨子孟胜私交不错，事前便将自己的封邑托付给了孟胜，令他与其弟子代为守卫，还与之毁璜为约，即将一片玉磺剖分为两半，各执其一，约定再见面时，将两半信符合而为一，才算实践了盟约。而今楚人前来查收阳城君的封邑，孟胜既不见阳城君那一半信符，又无法抵御楚国朝廷的收治行动，他感到这是没有完成对方的嘱托，出于内疚，他想到了死，认为只有死之一途才能显示墨者的信义。弟子徐弱劝谏他说：“若是死而有益于阳城君，死也是可以的，但现在这样死去并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反而使墨者自绝于世，似不可行。”然而孟胜想到的却是维护墨者的信义，他说：

　　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于是，孟胜、徐弱以及其他183位弟子一齐引颈自杀。

　　死前，孟胜为了将墨者的衣钵传承下去，令两位弟子带着自己的口信，将巨子的职位传授给在宋国的田襄子。这两人传完口信后，也自动回到楚国原地追随他的师父自杀身亡。

　　这位孟胜应当是墨子亲自教授出来的学生，大约正是墨子将自己担任的巨子的位置传给他的。从这则故事看来，墨者第一个重视的便是自家的信义。如孟胜所言，这一大群墨者之死，仅仅是为的“行墨者之义”，他们的舍生取义，较孟子停留在口头上的这样的宣言更具有实践精神。

　　在战国各类士人的价值取向中，“义”无疑是墨者最为强调的道德观念。墨子在给学生讲授的教义中就指出过“万事莫贵于义”，“义者，天下之大器也”。他们所谓的“义”，不像孔子所说的，仅仅是个人行为的合乎时宜，而是指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害，能够为天下百姓带来“公利”之举。

　　那时的社会，虽然出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可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却更加深刻，人们为追求财富和权势而引起的彼此间的倾轧、争斗和残杀也更加剧烈。加上各国的兼并战争，造成社会秩序的空前扰攘与混乱。在墨子眼中，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满了大攻小，强辱弱，众贼寡，诈欺愚，贵傲贱，富骄贫，壮夺老，“以水火毒药兵刃相贼害”的不仁不义的丑恶现象。他感到一个以拯救天下苍生百姓为己任的士人，必须站出来挽救这颓乱的世风，除了大声向社会疾呼，劝人兼相爱之外，最直接的，就莫过于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为民兴利除害的实际工作。

　　他之所以比别的士人都更主张行侠仗义，大约与他的出身有关。人们考证，墨子出身于一个手工业者，是一个以下层庶人的身份通过求取知识而跻身于士阶层的学者。这使他比较多地了解“农与工肆之人”等社会下层在混乱社会中的困境。同时下层群众在困难时期相互接济的品性也较多地影响着他。他的学生也大多是这样的出身，因而他们能够组成一个以扶危济难为宗旨的士人团体。

　　作为士人，他们还是要出仕的。但是在以墨子为首的士人团里，行义比求得仕禄更为重要。一位叫高石子的墨家弟子经墨子介绍在卫国做官，卫君待他甚厚，俸禄超过了卿相。高石子铭记着墨子的教义，在朝廷上尽量反复申明墨子的主张。可是这些主张却未被卫君付诸实行。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卫君给他的职位。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对高石子很是赞赏，说他这样做是“倍（背）禄而乡（向）义”，把他列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相反，对于那些把官职看得比仁义还要重要的“禄胜义”之辈，墨子认为是没有资格留在自己的团体里的。一位叫胜绰的学生受墨子的委派，在齐国将军项子牛手下供职，恰巧碰上了齐国对鲁国发动的战争。项子牛三次带兵侵伐鲁国，胜绰竟也三次跟从在他左右。墨子闻知，当即派人前往齐国解除胜绰同自己的师生关系，等于把他清除出了墨者集团。

　　墨子本人一生也在为义而奔走，为之席不暇暖，操劳得头发都早早脱尽而谢了顶。他的面目黧黑，双腿也因为到处奔走而不长汗毛。和孔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张相反，他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曾想到为个人的“独善其身”而过清闲自在的生活，只要是义之所在，必义不容辞地前往实行之。孔门72弟子之后有一位叫公孟的儒者曾在墨子面前宣扬自己的处世哲学：“君子应当使自己恭恭敬敬地等待时机，有人前来请教，便向他阐明自己的主张；无人请教，便不必多言。譬若一口铜钟，人叩之则鸣，不叩就不鸣。”

　　“不对！”墨子旗帜鲜明地纠正他：“君子之言与不言当视具体情况而定。若是遇到执政者滥施淫暴，根本听不进劝谏，当然可以不必去理他；若是遇到国家有寇乱盗贼，或是执政者为了广辟土地增加税收而去攻伐无罪之国，那么做君子的就必须要去加以劝阻。要是一定将君子比做一口铜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不叩也要鸣的。”

　　然而公孟有自己的理由，他说：“一个人只要真正是位善人，世人谁会不知道呢？譬若一位有真本事的巫师，虽然足不出户，人们也争着前来请他；又如一位美女，虽深居闺中，人家也争相前来聘娶她。相反，那些喜欢自卖自夸的人，大家反而不买他的账。”他用揶揄的口吻对墨子说：“像先生这样四处奔波游说，岂不是不胜其劳吗？”

　　“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墨子批驳他说：“方今这样一个乱世，是求美女者众而求善道者少，所以美女虽不出户，大家也争着去求她。可是面对着求善者稀少的情况，要是不主动走出去游说当世，谁能知道你的救世主张呢？”

　　因为身处乱世，才要努力去干预世道。这确实显示了墨子与一般儒者不同的追求。一位故人劝告墨子：“方今天下，谁也不肯为义，您却独自为之劳苦不息，不如就此撒手罢！”墨子告诉故人：“这世界好比一个家庭，其中只有一个人在埋头耕作，其他九人都靠他养活，那位耕者不疾耕怎么行呢？今天下莫有谁肯行义，您应当劝我更努力才是呀！”

　　墨子想到的是带头拯救这个世界。或许他已意识到个人的努力并无济于事，但出于道义，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孜孜以求。不少人对他不理解。儒者巫马子甚至当面讽刺他“有狂疾”，并挖苦地说：“您这样地兼爱天下，未见得给天下带来多少利益；我不爱天下，也未必给天下带来什么损害。可以说，我们彼此都没有做出什么功效，您何以单单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呢？”墨子说：“这道理很简单，譬如一个地方失火了，一人赶紧去提水救火，另一人却拿了助燃物往火里扔，帮助火势蔓延，虽然两个人功皆未至，请问人们将以谁的行为为是呢？”

　　在墨子的熏陶下，所有墨者都具有其师那种为义而献身的精神。据说“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前面提到的孟胜及其弟子的视死如归精神，实是墨者集团向来具备的素质。他们非常勇敢，而且具有一般士人难于做到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墨子周围，弟子们一个个都身着粗布短衣，量腹而食，日夜劳作不息，甘与下层社会的“贱者”为伍。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为社会和为他人扶危济难。他们也读书求仕，但求仕的目的只在于行道。有所收入，或是用来周济穷人，或是用来维持墨者集团低水平的生活用度。一位墨子的学生耕柱游仕于楚，挣得的俸禄不敢随便花销，同学到他那里去，他也只招待他们每食三升的饭食。古量三升当今一升，“三升”尚不及当时刑徒所食，以至这几位同学吃不饱饭，回来在老师面前发牢骚。但是不久，耕柱却将积攒的十金俸禄全部寄回给了墨子，那用意自然是供应墨者集团大伙儿的开销。

　　与耕柱子同时，墨子还曾送另一个学生曹公子到宋国去做官。然而这位曹公子在为官期间却只知道个人的发家致富，结果遭到了墨子的批评。凑巧宋国流行疾疫，尽管曹公子一家不断地祈求鬼神保佑，可是仍然感染上了疾病。他不解鬼神为何要降灾到自己头上，为此向墨子请教，墨子回答他说：“鬼神所希望于人的，是他在身处高官的时候能够想到让贤，在积攒了钱财之后能够想到周济穷人，你是既不让贤又不分财予穷人，仅只做做祭祀鬼神的过场，自然免不了疾病的降临。”

　　使人对墨子为首的士人团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内部铁面无私的纪律。所有墨者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巨子的分派：“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而巨子则带头执行墨者的纪律。《吕氏春秋•去私》记载：

　　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以此听寡人也。”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以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常人道，老年丧子为人生一大不幸。腹年老，又只此一子，但仍为执行“墨者之法”而杀掉违法的儿子，连秦王的恩准也不听，这使《吕氏春秋》的作者也不禁赞叹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吕氏赞扬的不是腹一人，而是赞扬巨子，亦即赞扬整个墨者集团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战国之世，人欲横流。与人们的利己主义潮流相适应，社会上曾有一位叫杨朱的士人出来宣扬利己主义的哲学。他专门讲不利他人，独以自己为贵的道理，据说也拥有不少信徒。在价值观上，杨、墨两家形成尖锐的对立：“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杨朱墨翟之言遍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看成一个刚迈入文明的社会必然的趋势呢？看来，墨子及其弟子的行侠仗义，虽然可叹可敬，但实在只能算作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抗争。

　　“夏道”与“周道”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其创始人大禹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广泛称颂的圣人，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民族公而忘私的榜样。在战国时期为人传扬的众多古代先哲圣人中，墨子及其学派只选择了大禹作为自己唯一崇敬的偶像。

　　墨子宋人。这个地方离着儒家发祥地的鲁国只有一条泗水之隔。墨子年轻的时候，为着立身应世，曾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到这个学术荟萃的近邻向孔门72弟子之后求取学问。他学习很用功，饱读了《诗》、《书》等儒家经典及各国的《春秋》，又接触到儒学的精要部分——礼乐。那时鲁国有一位专门讲习周礼的专家，是周桓王的史官史角之后。当年史角受鲁惠公的邀请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事后就留在了鲁国，子孙世操其业。大约孔子师徒也都在史角子孙那儿领受过礼乐，墨子自然也很恭敬地求教于这个礼乐世家。靠着自己的聪敏，墨子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礼乐知识，还学会了吹笙，并由此做过一段时间的“乐吏”。如果他愿意继续干下去的话，他一定是一位很好的儒者。

　　然而对道术追求十分认真的墨子不久却发现所学的这套儒术不合乎自己的初衷。他想的是要济苍生，救乱世，这套繁琐的礼乐却既不能“兴天下之利”，又不能“除天下之害”，更不能给他所出身的下层平民阶级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他听儒者给他介绍说，礼乐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王，可是他分析历史的结果，却发现自尧舜以来的虞夏商周“其乐逾繁，其治愈寡”的反常现象。他对一位兼治儒墨的学者程繁说道：

　　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即南巢，今安徽巢湖），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天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其治逾寡。

　　以此为据，墨子得出了“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的结论。为了表示自己与这种“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中万民之利”的玩意儿的决裂，他从此不再与闻音乐。其时与宋鲁相毗邻的卫国是一个音乐盛行的国家，常有一些新的乐曲在它的旧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翻造出来。许多人，包括各国的国君、贵族都喜欢听卫国新造出来的音乐。可是墨子却不仅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连朝歌的城门都拒不进入。他对自己的学生列举乐事给社会造成的弊端：

　　一是制造乐器，包括“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类，必将“厚措敛乎万民”，是乃亏夺民衣食之举。

　　二是使用大量乐舞之人，他们又都不是老人与童稚，而皆出自青年男女，这就既“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又“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三是为保持乐舞之人的美好形象，还需供给他们锦衣美食，这又将进一步耗费从万民那里厚敛而来的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