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有另一位与阳虎结盟的公山弗扰据费邑（今山东费县），起兵叛变季氏，派人来招孔子做助手，孔子出于同样的情愫，也准备前往一试。

　　这两件事情都深深反映了孔子盼望入仕以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急切心情。他明知二位招募他出山的实力人物的行为都属于以下叛上之举，然而他现在确实太需要一次这样的机会了。或许他想通过自己的满腹经纶引导事情顺着个人意志朝健康方向发展，当子路对他的打算表示异议时，他说：“那招我去的人，难道是没有一番考虑的吗？如有用我者，我将使过去文、武、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起来呢！”

　　这句话，与以后孟子所说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简直如出一辙。

　　后来还有一位晋国的实权人物佛肸来招孔子，孔子也有应招的打算。他对子路解释说：“我岂是中看不中食的瓠瓜？岂能总是挂在那儿而做不了实用！”

　　当然，孔子最终权衡利弊，还是放弃了这几次受招募的机会。但是，对于出仕和实践自己理想的愿望，他始终没有放弃。不久以后，他就在鲁国找到了几年从政的机会。遭到挫折后，又率领学生周游列国，干说世主。他的这份苦心孤诣和实际行动，都深深地影响到以后的孟子。

　　对于孔孟之间承上启下的曾子，我们知道的不多。他大概因为伺候双亲的缘故，出仕的机会也很少。现存《论语》里面留下了他的两段豪言壮语，使我们仍能体会到曾子慨然以道义及国家使命自任的远大抱负。一是言“君子”的人格，曾子说：“可以接受六尺之孤的委托（指辅佐国家幼主），可以肩任百里之命（指国家重任），在国家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而不失其志气，那便是君子。”

　　另一段言士，实际也是“君子”的品格：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种自尊自强的用世精神，影响到孟子，使他更具有高过其前辈的自信心。在《孟子》书中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他俯仰历史，点评过去一两千年的圣贤豪杰，俨然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继承人自居，其平治天下的志向真是跃然纸上。

　　至于孔孟治世理想的具体内容，不外乎便是人们所称道的上述圣贤所施用的一套治术。其中尧、舜的治术被称为“帝道”，禹、汤以下三代君主的治术被称作“王道”。所谓“帝道”或“王道”，说起来海阔天空，实际上也就集中在“保民”二字上面。孔子尝论所谓“圣”的标准，即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倡导行“仁政”，将“博施于民”、“济众”的主张具体化，主张“制民之产”，保障人民的产业（即所谓使民有“恒产”）；取于民“有制”（有限度），减轻民众的赋税徭役；重视社会的道德与教化；制止不义战争，等等。这些，都包含在“保民”的范畴之内。在儒者的心目中，“帝道”比“王道”更高一层，大约还因为它包含了一些“大同”社会的理想成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诸如此类。

　　以上这些，似乎都属老一套，并且如上所述，在战国社会激烈兼并的社会环境中，常常不受当权者的重视。然而认真理论起来，它们又确乎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尤其是以民为本的原则，在我们这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里，可以说是社会最基本的理性准绳。因而孔孟所维护的这套治世原则，实际便是维护社会基本的价值观，维护理性的原则。我们国家之所以从古到今都有人在不断地提倡和维护民本的原则，不断地为民请命，其原因盖在于此。

　　可贵的是，我们的孟夫子对于“民本”的阐述比他同时代，甚至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思想家的认识都更深刻。他的一句名言：“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称得上是古代思想库中的经典。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对古往今来那些残民以逞的君主无不加以严厉的谴责。一次，齐宣王向他问道：“听说商汤曾将夏桀流放，周武王也曾起兵讨伐过商纣，有这么回事吗？”

　　“是的，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然则，臣下起来伐灭他们的君主，可以吗？”

　　孟子大义凛然地回答道：“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把残贼民众的桀、纣比作独夫民贼，诛杀他们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简直是在解民之倒悬。

　　之后，孟子又借此事向齐宣王引申谈到如下的道理：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番话谈君臣关系，“臣”实际包含了所有臣民在内。孟子说此话的时候，他正任为宣王的卿。那时包括齐国在内的所有七雄都已确立了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孟子敢于当面向宣王说出这些刺耳的话，真得需要一股勇气。幸亏宣王还算比较大度，加之战国时期尊贤的社会风气，孟子没有受到怪罪。否则到了以后，例如明代朱元璋统治的时候，他的性命就难保了。据说这位极端专制独裁的皇帝看到这一段文字后十分震怒，当即下令删去《孟子》书中的有关章节，还命令将孔庙中的孟子泥塑撵出庙堂。

　　话说回来，孟子的重民主张，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他并不主张大家都去种田织布，而是认为社会应当有分工：“或劳心，或劳力”，并且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社会的等级秩序还是要的，对于食人者，也就是老百姓们，孟子主张他们还应该交纳一定的赋税，以养活他们上面的“劳心者”，并且这项税收应当占一定分量，不是越小越好。当时魏国有一位叫白圭的执政大臣主张实行二十税一，孟子大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实行“貉道”，即没有文明制度的落后民族的做法，“中国”的制度应当是什一之税。这也可以归之于“尧、舜之道”，因此说，“欲轻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指桀、纣所实行的重税盘剥）也”。

　　总之，致尧舜，平天下，这便是孟子慨然自任的社会理想，它在孟子整个人生旅途中，未尝有过丝毫的动摇。

　　三宿出昼，犹以为速

　　孟子的政治生涯是在周游列国中度过的，他一生都在寻求着实现自己理想的王道乐土。然而他最终还是难免重蹈先师孔子的故辙。

　　公元前312年，已经60来岁的孟子在齐国政坛上进行了一番这样的努力之后，终于怀着十分怅惘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他曾经对之寄托着很大希望的国家。一路上，他走得很慢，因为他并不情愿离开齐国。仅仅在齐都郊外附近的一个小地方昼（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他就徘徊逗留了三天。他的弟子拿他过去兴冲冲地前往干说齐王的情形与现在相比，怪他离去的行动何其迟缓，他坦诚地告诉大家：“我过去不远千里来见齐王，那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现在，我不为齐王所了解而被迫离去，岂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真是不得已才走的呵！在昼这个地方逗留三天才离去，我心中犹以为太快了哩。我是在盼望齐王能回心转意追我回去呵！”

　　孟子所企盼的齐王是齐宣王。孟子拿他与同时代的七国君主相比，认为只有他还算比较开明，“犹足用为善”，只要他肯始终听取善言，庶几可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他回忆起自己到齐国之前与梁惠王交谈的情景，那位老眼昏花的魏王（魏国又称梁国，以魏都大梁的缘故）张口闭口只知道向孟子问：“何以利吾国”，或者问如何为他在战场上所遭到的失败报仇雪耻（此前魏在兼并战争中一再败于齐、秦、楚等国），孟子向他阐述施行仁政和仁义的道理，犹如对牛弹琴一般，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使孟子早早地对他产生失望：“不仁哉，梁惠王也。”之后，他又曾对嗣位的梁襄王进行观察，然而这位年轻的嗣君情形更糟，“一看就不像个人君，与他交谈，感觉不到他有人君的威仪”，孟子如是说。所以孟子仅在魏国呆了一两年便转身到了齐国。

　　孟子是在齐宣王厚招游学的背景下来到齐国的。他第一次与齐宣王交谈，便发觉宣王有向善的苗头。当孟子向他谈起王道的时候，宣王作为国君第一个当孟子的面表示出对王道的兴趣。他向孟子追问道：

　　“要具备什么样的德行，才可以行王道呢？”

　　“能够‘保民’，便可以行王道了。”

　　“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做到‘保民’吗？”

　　“可以，可以。”孟子连忙回答。

　　“先生怎么知道我可以‘保民’呢？”宣王不禁奇怪。

　　“我听您的侍臣胡龁说过，有一次您在堂上高坐，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您问这牛牵往何处，答曰将被杀掉衅钟（一种宗教仪式，以牲血涂在新铸成的青铜钟的缝隙上，以求吉利），您赶紧指示将牛放了，还说‘我不忍看到它害怕发抖的样子’。”孟子向宣王提起这件往事，并向宣王反问道：“有这么回事吗？”

　　“有的。”宣王回答。

　　孟子郑重其事地对宣王说：“有这样一种不忍人之心，那就足以达于王道了。”

　　凭着对宣王的信任，孟子在齐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齐国是一个大国，当宣王在世的时候，他的实力和影响在七雄中是数一数二的。孟子设想，只要这位尚称贤明的君主能够始终对他言听计从，那么，在齐国实现“王道”，就将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因而他在各种场合下想方设法地开导齐王。他告诉宣王应该以仁道来交接邻国，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开导他说，好勇并不妨碍实行王道，只要学习周武王那种勇武精神，“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那么众民反而会唯恐您不好勇。他又告诉宣王应该像文王治岐时那样发布一套仁政措施，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他复开导说，好货也不要紧，只要像公刘（周族祖先，著名的贤德之人）那样，拿了财货与百姓共有，于王道也不妨碍。宣王最后提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仍说：“不碍事，只要能与百姓同欲，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岂不正是好事吗！”

　　大致孟子劝宣王施行的，仍是过去向梁惠王进说的那些内容，其中包括孟子津津乐道的一幅王道乐土的图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白发老人）不负载于道路矣。

　　孟子说，像这样，老年人可以衣帛食肉，普通黎民不饥不寒，要想不成其王道，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孟子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想到，他所憧憬的这幅图画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期才是有可能实现的，而当今之世则是有如韩非所说的“争于气力”的时代。他更没有想到贤明的宣王周围多是与他意见相左的谋臣，他们也在时刻影响着宣王，往往是宣王左边耳朵听了孟子的，右边耳朵又装了其他人的，并且其他人的意见往往胜过了孟子对宣王的影响。没有多久，孟子就感觉到了宣王对他的态度不甚专一。他在下面发牢骚说：“别怪宣王不明智呵，即令有一种很容易生长的作物，使它一天晒太阳，其他十天受寒潮的摧残，那也是难于成活的呵！”

　　执著于自己理想的孟子只怪宣王耳根子软，没能对自己专一（为此，他还用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隐喻宣王对自己道术的“不专心致志”）。实际上，根本的问题仍在于孟子的一套主张对宣王缺乏吸引力。身在庐山中的孟子不识问题的症结，倒是后人看得很清楚，其中司马迁对孟轲即有如下评论：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这等于说孟子主张的是过时的东西。难怪时人批评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也难怪宣王对他的意见不采用了。

　　不过宣王终究是位贤主，虽然不照孟子的话去做，却仍对他待若上宾。别的文学之士，宣王给以大夫的称号，唯独对孟子给予上卿的待遇。可是孟子要的不是这些。对于宣王这种“礼貌未衰，言弗行也”的态度，他感到是对自己精力的白白耗费。终于，在一次他向齐王的进言未被采纳之后，他向齐王提出了辞去的请求。

　　自然，宣王对他进行了挽留。就在孟子徘徊于昼地的时候，宣王还派使者追上孟子，恳请他不要离开齐国。孟子靠在案几上，半闭着眼睛听对方唠叨，末了，却向使者说：“您要是真为我考虑，就应当劝王使我得行其道，否则，等于仍在拒绝我这个老头子。”宣王没办法，只好让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