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在齐国任齐宣王的卿相时，他不为富贵浸淫而动摇自己守道不移的气节，常为针砭齐国政治说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当他退处林下，仍不忘自己是一个君子，要求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以此自得其乐，并作为傲视王侯的资本。

　　如果说，在战国士人中，以吴起、商鞅辈为最善于弄潮的时代宠儿，那么，给予以后中国社会影响最大者则非孟子莫属。除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儒宗地位之外，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气质，他的禀性，都像烙印一般深深地印在了他以后2000多年不断传承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上。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孟子那些精警的话语中汲取做一个士君子的知识营养，甚至许多士人起名字都习惯于从孟子书中摘取现成的字句。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以从孟子言行中领略到不少新意，可以从中把握住包括战国在内的所有过去时代的士人的脉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一介醇儒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崇拜圣人的习性，尤其是在读书人里头。其中，最常被人提起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孔子教导学生，就把尧、舜、禹比作有如宇宙天空一样巍然高大的圣德之人，并称禹、汤、文、武、周公为“三代之英”。从孟子开始，又将孔子列入圣人的名录，他称，由尧、舜至于汤，再至于文王，再至于孔子，都是500年才出现一个的圣人。没想到又过了几百年，孟子也成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早在汉晋时期，人们就已称之为“亚圣”。唐代学者韩愈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他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原道》，谈到所谓“道统”的传授：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道”，大致是人们对于古代圣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及崇高思想境界的一种抽象。韩愈说这种思想境界在孟子之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达得到了。也算是儒学宗师的韩愈能够如此地称道孟轲，说明孟子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孔子之后独步我国思想界的一位巨子，是孔学的嫡系传人。

　　孟子生当孔子去世之后100来年的战国中期，是孔子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传人。今天的人们循着孔孟之间的师传关系把孟子继承孔子的遗产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战国群雄兼并那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社会动荡引起的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争鸣的特殊条件下，要能严守住孔子的遗教，不为环境和各种杂说所左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醇乎又醇的儒者，并不是十分容易之事。

　　当孔子在世的时候，私学刚刚兴起，社会上还没有出现后来那么多纷繁的学派，加上孔子渊博的学识和修养，所以孔子的学生基本上都还能够遵守师说，他们在孔子逝世后自觉来到孔子灵前为他服丧守孝，诀别痛哭，便是证明。但是在72弟子以后孔门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孔学博大精深，固然令人景仰，但“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学起来实在费力气。更要紧的是，各国取士，多以权谋为先，儒学在社会上已不那么吃香。这使许多弟子不耐寂寞改学了刑名之术，以求干说世主，尽快地博取功名，如吴起、商鞅等是。也有的弟子对孔学的道义产生了怀疑，发生了“信仰危机”，转而树立起新的学派的旗帜，如墨翟、禽滑厘等是。据说像庄子这样的隐士，在其未出世之前，也是学过孔学的，然而到后来，他也抛弃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信奉了绝圣弃智的哲学。

　　实际上，就是未曾抛弃儒家旗帜的孔门弟子，多数也未见得领略了孔子学说的真谛，或者他们竟然就是主动对孔子的教义有所修改。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总结战国学术的源流，提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些儒门之派，都自谓是真正的孔子嫡传，可是各派之间对于孔子的取舍却全不相同，到底谁是真孔子，连韩非也都表示怀疑。

　　拿子张来说，他在孔子学生中可以说是比较知名的一位，可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对他的思想方法有所批评，一则说“师（子张的名字）也辟”，再则说“师也过”，都是批评他不能谨守中庸，思想行为未免偏执和过激。他大概不太注重礼仪，说话随便，连头上的帽子也往往戴不端正，又好勇尚武。这些都不符合孔子“仁”的要求，难怪以后有人责骂他是“贱儒”，他自然成不了孔子的传人。

　　漆雕氏名开，也是孔子亲自教授的学生。他的脾气不像子张那样偏执，但却很矜持。他敢于正视险恶的环境，在威胁面前不变颜色，要是觉得某件事情做得不对，他连奴隶也可以避开；要是觉得行为符合正义，他甚至敢于向诸侯发怒。这种脾气勇则勇矣，却未免刚毅太过，涵养不足。他后来受到刑法而致残，大约便是刚毅太过而导致的恶果。总之他是位缺乏温柔敦厚气质的儒者。

　　所谓“仲良氏之儒”无考。“颜氏之儒”自是指的颜回一派。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却不幸早夭。他的学生看来过多地受到他淡泊自守的影响，而接近于隐士的作风，所以颜氏之儒也是很难将孔学发扬光大的。

　　至于“孙氏之儒”，指的是荀子门下的儒者。他生在孟子之后，有许多门人，也算是一介大儒。然而他的教义显然超出了孔学的范围，变得混同于法家的主张，所以韩愈称他是“大醇小疵”，即认为他的儒的大观内蕴涵着一些小毛病，那当然赶不上孟子的“醇乎醇者”了。

　　剩下的“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属于一派。孟子是子思（孔极）门人的学生，乐正氏（名克）又是孟子的学生，人称他们为“思孟学派”。比较起来，这一派最切近于孔学的本义。其所以如此，与他们的师传有很大关系。子思作为孔子的孙子，不得亲聆于孔子，但却拜了另一位深得孔子赞许的弟子曾参为师。曾参以忠孝的品德著称，特别是他的孝行，几乎受到他以后的诸子士人一致的称道。现存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就是设以孔子与曾子相互间答的方式编写而成的。孟子书中也记载有曾子事亲的故事，说曾参对于他的父亲曾晳，不仅能够做到口腹之养，每食必有酒肉，而且还善于颐养父母亲的性情，使之恬适而无所挂碍。如每食之后，总要间及父母喜欢些什么，假若父母亲问及自己吃的还有剩余没有，则一定回答“有”，以免父母心里有所惦记，云云。另外，曾参还特别具有孔子提倡的反躬自省的功夫，他的一段名言：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几乎成了以后每位士人的座右铭。

　　所有这些修养，都是孔子学说的要义。以此之故，曾子能培养出子思、孟子一系孔学的传人。当然，在这一系所有传人中间，毕竟还是以孟子所修的道行最高，故而孔子以后的儒家八派里面，也就只有孟子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纯粹的大儒了。

　　孟子出生在鲁国旁边一个很小的国家邹国（今山东邹县）。邹原来的名称叫邾，曹姓，是一个比鲁国历史还悠久的东夷古国。不过孟子的家庭并不属于邹的土著，而是从鲁国迁移过来的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如果再往上追溯，我们还可以知道孟孙氏是鲁桓公的后代。当年鲁桓公生下四个儿子，嫡子继承了君位，是为庄公。庄公的庶兄庆父，便是孟孙氏之祖。他和桓公另两个庶子繁衍的后代，成了鲁国最著名的三家贵族，合称为“三桓”。由于鲁国公室是周公旦的后代，因此说孟子是文、武、周公的后裔也没有错。

　　孟子专心于孔学，大概与他的祖上就同孔子保持着良好关系有关。当孔子还年轻的时候，鲁国贵族中最先发现孔子是人才的即是孟僖子。他还叫自己的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孟懿子）与仲孙阅（南宫敬叔）跟从孔子学习礼仪。此外，孟氏另一支系中的子服景伯亦曾师事过孔子。

　　孟子幼年丧父，他几乎全是在慈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又与孔子相似）。孟母姓仉，是一位很懂得教子之方的妇女。据说她早先带着孟子住在一处坟场附近，年幼的孟子常去坟墓丛中玩耍，看到人家埋葬死人，也跟着学做挖坑垒坟的游戏。孟母感到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便将家搬到集市旁住下。然而孟子又学着集市的商人吆喝叫卖。孟母看到这样仍会对孩子起不良影响，就再次将家搬到了学校附近。于是孟子便模仿着学生们做起了礼拜和揖让进退的游戏。就这样，年幼的孟子终于在母亲的引导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个贤惠的母亲还特别注重培养孩子诚实守信的品质。一次，孟子看到东邻的人家杀猪，便返回家向母亲问道：“东家杀猪何为？”孟母回道：“要给你吃肉。”这只是一句随口而出的搪塞话，然而孟母转念一想，孩子吃不到肉，岂非表明我是在欺骗他吗？这是在教孩子不诚实呵！为了弥补前愆，并不富裕的孟母毅然将邻居家的猪肉买了回来为孟子煮吃，以明不欺。

　　上述这类故事还有不少，虽出于稍后一些人们的追记，我们也不必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因为孟子确实是在按他母亲所希望看到的成才之路成长起来。长成的孟子衷心推崇孔子在思想文化上独一无二的圣贤地位。有人问他，过去的伯夷、伊尹是否能够与孔子相比，孟子断然回答：“否！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谈到自己的愿望，孟子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他常以未能亲自聆听到孔子的教诲为憾：“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又高兴自己仍能受业于孔门嫡系：“予私淑诸人也”——他所私善的仍是子思门下的贤人。

　　孟子孜孜以求，既得真传，又擅自揣摩，在道德学问的修养上逐渐超过了他的前辈老师。孔子泉下有知，也会为他身后有这样一位全身心地继承他学说的贤德之人而感到欣慰的。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现代文化学者指出，古代西方的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士人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西方学者往往偏重于纯理性的分析，追求所谓“思辨的理性”；中国古代掌握知识的士人们则更加注重发挥知识的社会功用，注重对于社会的参与。

　　当孟子运用自己的道术参与社会一度受挫时，他曾经这样对学生进行解释并同时对自己进行激励：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说自己道术之不遇乃是因为上天还未下决心治理天下。如果老天爷有治理天下的决心，则此担子非己莫属！

　　这话表现出孟子的自信，更表现出孟子强烈的济世思想。

　　汉初，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论及战国时主要学术派别的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皆务为治者也”，指出战国诸子的学术都是以治世为目的的。此话诚然不谬。不过在战国诸子中，最具有积极的入世思想，且最执著于自己治世理想的，还要数以孔孟为代表的一批儒者。

　　我们的孔圣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得志，这实在是令他扼腕叹息的。他虽然寓志于教，却也时刻盼望着挂云帆济沧海的一天。他袒露自己不得志的心情说：“吾不试，故艺”——因为找不到一试身手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埋头于学术。他的学生子贡找话题探求老师的心迹：“假如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贾人把它卖掉好呢？”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卖掉它，一定卖掉它。我自己也在等待识货者来用我哩！”

　　在孔子50岁左右，确实遇见过那么一两位识货者找到他头上，令他心中翻起了好一阵子波澜。当时，鲁国政局正发生着一些不大不小的变化。原来数代把持鲁国政权的季氏，由于长期让他的家臣阳虎（阳货）操持家政，致使大权旁落，连自己也落入阳虎的控制之中。阳虎则通过季氏在鲁国公族中的地位，不仅掌握了鲁国政治的实权，还企图进一步除掉以季氏为首的“三桓”的势力。为此，他看中了正在成为鲁国“闻人”、且又拥有一大批能干而忠实的弟子的孔丘，想把他拉进自己的圈子中来。一天，他在路上碰见了孔子，未加寒暄，便直截了当地对孔子说：

　　“一个人怀着一身本领，却找不到效力的地方，能说是仁吗？当然不能。一个人非常愿意从事于治国安民的事业，却屡屡错过机会，能说是智吗？当然也不能。”阳虎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时光正在流逝，岁月可不饶人呵——请为您自己想想。”

　　这位当年曾经将孔子拒之于季氏门外的原季氏管家的一番话戳到了孔子心中的隐处，孔子不由得应声道：“我是这样想的，我打算从此进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