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的接见看来是孝公主动安排的。那时人们居住的房屋里还没有以后常见的桌椅板凳之类，屋子的地面上铺上席子和皮褥，大家都席地而坐。所谓“坐”，不过如同以后跪的姿势：两膝着地，两小腿朝后，而臀部坐于脚后跟之上。孝公就这样与商鞅膝盖对膝盖地坐着交谈起来。商鞅细细地为孝公剖析他的致秦富强的治术和宏图，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知不觉，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靠商鞅一面的席子前边。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

　　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的迈出，应当首先得益于他的机敏和识时务，同时也来自于他在学术上的兼收并蓄，否则，他死守着自己最初从儒门那里学来的一套“帝道”或“王道”，他可能早就被打发回老家了。所谓机遇，也只是白瞎！

　　商鞅向秦孝公所谈的一套“霸道”，后人将它归之于法家的治术。其实儒法两家，在开始并不那么水火不容。早期的法家，多数都与儒门有些瓜葛，或者是从儒家阵营中分出的，如李悝、吴起、商鞅皆是。商鞅之所以要另学一套“刑名之术”，或另外总结出一套如春秋霸主那样求取霸业的治术，其目的不外乎就是要适应当时各国纷争，以富国强兵取胜的政治需要。他大概也看到了像孔子一类的醇儒，因为固守仁义道德而不被世人所重，最终只落个像瓠瓜那样“系而不食”的结果。要参与社会，要在当世建功立业，就只有调整自己，走与儒门祖师爷孔子正统教导的一套不同的道路。这条路，他是认准了。

　　后来，商鞅为答复景监向他提出的“你到底用什么方法使得我们的国君对你那样感兴趣”的问题时说：“我开始劝说君上行帝王之道，并说这可以使秦国的治绩盖过禹、汤、文、武、周公时的三代治世，然而君上回答我说：‘那样的治世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待。一个聪明的君主，应当现实地考虑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做出成绩来，好使自己扬名天下，怎能寂寞地期待数十百年以后才得以实现的帝王之业呢？’所以我改用强国之术说君，才说得他十分高兴。不过此类强国之术所达到的成就比起殷周盛世来，可就有些差距了。”

　　事情很清楚，是秦孝公宁愿求取现实的富国强兵的霸业，而不愿“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的态度，决定了商鞅在术业上的选择。秦孝公的这种心态，认真说，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身上，恐怕都存在着秦孝公的这种心态。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毕恭毕敬地拜子夏等儒者为师，大约也并不是真的对儒术感兴趣，要用儒术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从他手下任为将相的具体人选和他实行的内外政策来看，他走的仍是图取霸业的道路。既然如此，凡是想要适应形势而真正做出些成绩的士人，也都不得不作出像商鞅一样的选择。

　　就拿当年魏文侯手下的主要谋臣李悝来说，他也是通过对自己的积极调整，才得以在魏国施展他的才能的。作为子夏的学生，他并没有把从子夏那儿学来的经艺拿来做行事的准则，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他大概只记取了子夏的某些功利主义的言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尽地力之教”，即要求农民努力生产，尽量发挥土地肥力的主张。至于其他方面的主张，就全与其师相违。其中一项是把握刑赏之柄，他主张“使有能而赏必行、罪必当”，对于那些仅仅依靠父辈功劳而安享荣华的“淫民”，要毫不客气地剥夺下他们赖以养尊处优的爵禄，用以招募四方真正有学识的士人。更具有离经叛道意味的是，他竟然亲手制定了一套刑罚条款，称之为《法经》，明白地要以刑罚来治理国家。这种做法如果让孔子来作评判，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主张“为政以德”的孔子曾公开声明过反对以刑法作为治理国民的手段。与孔子同时的晋国赵鞅铸造过一个刑鼎——铭记有刑法条文的鼎，孔子闻知此事后，径直批评赵鞅的做法将导致晋的灭亡，理由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李悝的做法直接违反了师训，但却在魏国取得了成功。古往今来的人们谈论魏初的富强，无不首先归功于李悝进行的社会改革。

　　另一位也曾在魏国施展过才能，以后又在楚国担任令尹（楚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吴起一生的选择更多。他本是卫国人，第一个拜从的师父是曾参。这是一位在孔门72弟子中以德行和善于反躬自省著称的先生。按照曾子的训导，首先应当遵守的是孝道，但吴起为了求仕，一直在外游学，以至母亲死了也没顾得归家。曾子知道此事后大为反感，一怒之下，与吴起断绝了关系。于是吴起到了鲁国，改学兵法，以其谋略一度任为鲁将。但因人进谗，他又为鲁君谢绝，不得已来到魏国，担任魏文侯的将。据说他在魏国再拜子夏为师，但从他的行政及驭兵方法来看，他所崇尚的仍是执刑赏那一套。他待士兵如亲子，与最下级的士兵同衣食，行军不坐车，宁肯背着干粮与士卒同行。有在战斗中受伤化脓的伤员，吴起甚至亲自为之吸吮伤口。这使得士兵都乐于为之效死。吴起指挥的大小数十次战斗，没有一次遭到败绩的。然而他仍然遭到他人的谗毁，继文侯之后即位的魏武侯开始疏远吴起。最终，吴起选择了使他的事业达于顶峰的楚国。他在那里厉行与李悝变法同样性质的改革，明申法令，节财练兵。加上他的用兵才能，使楚国在短时间内，就“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强大到使诸侯畏惧的地步。

　　综观吴起的一生，不仅在术业上多有所转移，而且不忌讳不断地转移自己建功立业的地点，选择最适宜于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虽说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是个特点，但像吴起那样不断孜孜以求地在四处谋取仕进者，还是少有的。这一点无疑也给了以后的商鞅以很大的启发。他选择秦国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早就说过“良鸟择木而栖”的话。

　　商鞅和吴起一样，都是卫国人，只是他的出身更高贵些，属于“卫之诸庶孽公子”，所以他本名叫卫鞅，又称公孙鞅。“公孙”即表明其贵族的家庭出身。“商鞅”的称呼，乃是因为他以后在秦国被封于商的缘故。可能经过战国初期的社会分化，王公贵族的诸庶出子弟已不再享有许多特权了，故而年轻的卫鞅也不得不投入士的行列，自学些本事，以求出路。

　　他学了些儒术，又学了些“刑名之术”，便西游到了邻近的魏国，投身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并受他的推荐暂时担任了“中庶子”的职务，管理魏国公族子弟的学习等事务。公叔痤很快发现了商鞅非同寻常的才能。他已经年老，为魏国的前途着想，他思谋着要把商鞅推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

　　一次，他病倒了，魏惠王亲自前往问候。看到他病重的样子，魏惠王不禁关切地问道：“您老的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将这个国家交谁管理？”

　　“我门下任中庶子的公孙鞅可担任此事。他虽然年轻，但有奇才。愿大王举国听他的安排。”公叔痤支撑着病体，全力为商鞅担保。

　　魏王没有说话。

　　公叔痤看出了魏王的意思。待他将要离开时，公叔痤把旁人支开，对魏王说：“您要是不愿起用公孙鞅，那就请把他杀了，不要让他出境。”公叔痤的意思是不要使商鞅为别国所用。魏王答应而去。

　　随后，公叔痤又赶紧把卫鞅找来，实话告诉他说：“今天王向我征询继任宰相的人选，我已推荐了你。但看王的样子像是不应允。我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告诉王说，如不打算用你，就应把你杀掉，免为别国所用。王已答应了我后提的这个建议。现在你赶紧逃跑，否则将被抓住。”

　　没想到商鞅毫无紧张的神情，更没有逃跑的打算，他冷静地对公叔痤说：“王既不能用您的建议任用我，又怎能用您的建议来杀害我呢？”

　　魏王果然如商鞅预料的那样，没有对商鞅采取任何行动。他对左右说：“公叔痤的病真使人悲哀，他建议我举国听商鞅的安排，岂不是病糊涂了吗？”

　　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魏惠王。商鞅看出此时的魏国已没有了从前的朝气，自己的前途不可能再寄托在这位志大识浅的魏惠王身上。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别国。刚好这时邻近的秦国传来招贤的消息，他分析了秦国潜在的实力，特别为秦孝公真诚的求贤精神所感动。正巧公叔痤也已经去世，他一身毫无牵挂，便在接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之后不久，离开魏国，只身叩响了秦国函谷关的大门。他立志要在西部的黄土地上实现自己宏伟的抱负。

　　赢得了朝廷辩论的胜利

　　商鞅到秦国后，很快就向孝公提出一系列致秦富强的建议。

　　这些建议，有的直接就是给秦孝公的上奏，有的则是用论文的方式，对某些问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它们都保留在商鞅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商君书》里面。

　　总的看来，建议的风格朴实而具有针对性。他首先强调的是“农战”，即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这两项基本国策，以之作为富国和强兵的基础。农业发展的具体体现，在于尽量垦辟土地；而强兵的具体途径，则在严厉的立法和提倡勇敢精神。而要达到驱民农战的目的，关键的一环是要实行刑赏：赏要赏得“厚而利”，刑要刑得“重而必”，否则不可能发挥效力。其次，还要做到刑赏一律：既要做到“壹赏”，使所有利禄官爵都出自军功，“无有异施也”；又要做到“壹刑”，使所有臣民，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只要触犯刑律，都同样受到无情的追究。此外，商鞅还提到了整齐制度、禁止奸邪、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对人民进行编制等各项具体措施。

　　看了这些建议，秦孝公很是鼓舞。但是他同时清醒地估计到，建议的实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然会触及到过去秦国施行的法令，更要改变秦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担心遭到朝臣的议论和反对。于是，他把商鞅及两位守旧的大臣甘龙、杜挚同时召来，让他们在朝廷上展开辩论。自然，他是希望商鞅说服他们的。

　　“现在，我已继承了先君这份家业。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打算变更法度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改革礼俗来教导我的臣民。然而这是否会引起天下人对我的议论呢？”孝公首先向大家发问道。

　　商鞅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听说过，行动迟疑不决，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做事犹豫，就不会取得成功。请君上及早定下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他接着说：“况且有高出常人之行的人，总是会遭到别人的非议的；有独到见解的人，也难免会遭到别人的嘲笑。过去郭偃（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谋臣）就曾说过：‘谈论至为高尚的道术的人不附和流俗，能成大功的人也不必同众人商量。’法度的订立本来就是为了爱护人民的，礼制也是为了便利行事才设立的。因此对于圣人来说，只要能使国家强大，就不一定非要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众民，就不必要遵循旧的礼制。”

　　一番话说得孝公连声赞好。

　　“不是这个道理！”甘龙忍不住站出来反对，“我听说过，圣人不变革人民的习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也不用更改旧法去求得对国家的治理。依照人民已经养成的习惯去施行教化，不用费事就能取得成功；根据现行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熟悉，百姓也相安。而今如要变法，不守秦国旧制，甚至要变更过去的礼俗来教导人民，我怕天下真要批评我们的国君哩，请君上仔细斟酌！”

　　商鞅冷笑了一声，答道：“你所说的，不过是世俗之言。平常人总是安于旧习惯，所谓学者也多局限于个人见闻。这两种人只可以奉官守法，而难以与之讨论现行法律以外的大事。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各自称王那么长的时间；春秋五霸的法令各不相同，却也都成就了霸业。看来只有智者才知道不断地创制新法和改革旧制，而愚者却死守着不变的礼法作茧自缚。那种拘泥于旧礼制法律的人是不足以与之商讨宏图大计的，请君上不必有什么疑虑。”

　　这番带有讥讽意味的话语使甘龙哑口无言。可是杜挚仍不甘心，他呶呶不休地对孝公申辩道：“我听到的道理是，不带来上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法；不造成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的器具。我还听说过，效法古人总不致有过错，遵循旧制便不会有奸邪。请君上再好好想想。”

　　“请问，古代历朝不同政教，你到底要效法哪一个古代？列位帝王走的路子不同，你到底要循哪一位的礼呢？”商鞅再次问得这位迂腐的大臣张口结舌。

　　他掉过头来对孝公继续剖析道：“伏羲、神农时对人民实行的管理方法是只教诲而不诛杀（不设死刑）；黄帝、尧、舜时虽判处死刑，但不叫妻子连坐；到周文王、武王之时，也根据当时形势而制定更新的礼法。所有历朝历代的礼仪法律，都是随着时代适应不同需要而制定的，就像兵甲器用都只适用于各自的具体场合一样。”

　　商鞅环顾了一下左右，为自己的话作结论说：“所以，我认为：治理社会不能死守住一个法子，发展国家更不必效法古人。过去商汤和周武王的兴起，正由于他们抛弃了旧礼法；夏桀与殷纣的灭亡，则是他们不改革旧制造成的过失。如此而论，推翻古法者未必遭到非议，遵守古礼者亦未必值得人们表彰。请我君不用再犹豫了。”

　　“好呵！”商鞅的层层剖析使孝公再次点头称是。他已判出了辩论双方的贤愚。最后，他宣称：“寡人不再拘泥于世俗的议论，变法之事，不用再有所怀疑了。”

　　这番辩论之后，商鞅才算真正赢得了孝公的支持，他的济世之才，也才真正开始散发出光热。

　　这篇记载在《商君书》书首的题名“更法”的辩论词，表现了我国古代改革者所向披靡的气质，也反映了战国士人昂扬进取的精神。后来的历史上，曾有无数思图改革进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中汲取过思想营养，甚至清末光绪变法的诏书中还提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这个出自商君的论点，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不过，人们在这篇辩论词中也同时看出商鞅的某种脱离民众的倾向，这为他个人将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