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商鞅投奔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内侍宠臣景监，曾三次用不同的道术进说孝公。第一次用的是“帝道”，第二次用的是“王道”，然而这两次进说都提不起孝公的精神，坐在对面的孝公竟“时时睡，弗听”。第三次，商鞅改说孝公以“霸道”，立即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自知地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商鞅一边。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成功的第一步。

　　建功立业，无疑是绝大多数士人憧憬的目标。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环境，给了有理想抱负的士人一显身手的机会。在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面前，确实充满了机遇。

　　然而最终能够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的，仅仅是其中少数佼佼者。商鞅，便是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士人。他导演的使秦国臻于富强的变法，不仅使他博取了卿相的位置，更使各国无不为之侧目震恐，使以后的战国社会格局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商鞅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机遇。

　　黄土地上的渴望

　　商鞅的事业，是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

　　这是片古老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二帝就诞生在这里，古老渭水的两条支流——姬水和姜水分别孕育他们长大成人，至今，陕北黄陵县桥山上黄帝的陵墓仍俯瞰着哺育他成长的这片黄土。

　　其后，在黄帝出生的地方又相继兴起了著名的姬周族和嬴秦族人。他们和祖先黄帝的氏族一样，都曾在这里生息繁衍了无数个世纪，然后以之为根据地，将势力发展到全国其他地方。这片厚实的土地似乎特别能够培养古代部族的尚武精神。她将这种精神赋予给了黄帝，使他从黄土高原东下，一直顺利地征服到东海之滨，并将东夷部族的首领蚩尤一举擒获：“黄帝战涿鹿，杀两皞（即太皞、少皞，传说中同是东夷首领）、蚩尤而为帝”，其势何等威武！她又用战神武装起周人，使他们在文、武、周公的率领下，一浪接一浪地向东方涌去，摧毁了立足于中原已有数百年之久的殷商王朝，又接着征服了人数众多的东夷人的部族，最终建立起了版图空前广大的西周王朝。而当周人的王朝离开这片土地东去之后，她又把这种勇武精神落实到了秦人身上。

　　周人是为躲避从更远的西北方突入渭水流域的戎狄族而东迁的。当周平王在东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安顿下来以后，曾对参与武装护送他的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岐山与丰京，此处泛指宗周“王畿”），秦能逐戎，即有其地。”这番话，使刚被列为诸侯的秦人如同得到“尚方宝剑”。他们大刀阔斧，在短短的七八十年间，就从老家西垂（今甘肃天水一带）向东一直打到关中平原东头的华山脚下，一路上将这一带的大小戎狄尽行剿灭或驱逐至远方，从而牢牢地控制住了整个渭水流域。再过二三十年后，到秦穆公统治时期，又掉头西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陇西的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他还同时插手东邻晋国的内部事务，发动了旨在逐鹿中原的东征。一时间，竟使秦成为与齐桓、晋文相提并论的春秋霸主之一。

　　然而在这之后，秦的发展势头却戛然中止。

　　而且这一中止就是二三百年！直到战国中期秦孝公统治时期才重新崛起。尽管这一时期秦的政治经济仍在缓慢地起着变化。

　　是什么力量遏制了秦人进一步的发展？

　　有人说，是强大的晋国阻塞了秦人东向发展的门户，企图长期保住霸主地位的晋国不愿意秦人染指中原。

　　确实，在秦人一再发起的企图打通东进道路的战役中，都是晋人给秦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其中最惨烈的一次是秦穆公在位的末年，秦乘晋文公新丧之机，远道偷袭位于晋国以东的郑国，新继位的晋襄公以“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为由，出兵在殽山谷地（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设伏，截击回国途中的秦军，致秦全军覆没。这就是有名的殽之战。

　　但这只是影响秦人东进的外部原因，根本的原因并不在这里。

　　实际上，在记载春秋史实的《左传》中，我们的古人早就明确指出过秦人不复东进的内在原因。

　　公元前621年，武功赫赫的秦穆公去世，临死前竟然决定用177人为自己殉葬，其中包括秦人平素爱戴的“三良”。《诗经》中，秦人如此哀悼这三位勇敢的武士：

　　交交黄鸟，交交叫着的黄鸟，

　　止于棘。落在小枣树里。

　　谁从穆公？是谁从死穆公？

　　子车奄息。子车氏的奄息。

　　维此奄息，呵，这一个奄息，

　　百夫之特！可与上百个人匹敌！

　　临其穴，面临他的墓穴，

　　惴惴其栗，就抖抖地战栗。

　　彼苍者天，那青青的天呀，

　　歼我良人！杀害了我们的良人！

　　如可赎兮，假如可以赎出呵，

　　人百其身！吾人一身百死也成！

　　诗三章，除哀悼奄息外，还分别哀悼子车氏的另外两位武士仲行与虎。《左传》作者借君子之口，批评秦穆公此举是“死而弃民，夺之善人”，并为秦以后的发展下断语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说秦穆公抛弃了自己的人民，夺去了他们所爱戴的“良人”，因而失去了再度组织东进的能力。这话虽有些道理，但终究只揭出问题的表面现象。应当说，由此体现出的秦国野蛮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才是阻碍秦人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采用这种野蛮的人殉制度的，不仅是秦穆公，还有秦的其他统治者，乃至一般贵族。考古发掘出的凤翔（即秦雍都）秦公一号大墓，据称为秦景公（穆公以后的第四代秦公）墓，其墓穴的椁室、侧室四周及上部填土中，密布着182个人殉、人牲的棺椁，比秦穆公所用的殉人还多！另据凤翔八旗屯一处墓葬群的资料，这处春秋时期的秦国中小贵族的墓葬，使用人殉的竟将近一半！

　　人殉，不过是秦国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缩影。那时，东方各国虽尚未实施战国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整个社会却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人殉现象作为野蛮时代的残留，已普遍地遭到人们谴责。与秦穆公同时的宋襄公在一次祭祀社神的仪式上打算用人做祭品，便遭到臣下司马子鱼的反对，他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享之！”以后孔子更咒骂那些发明用木偶人做殉葬品的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连用木偶代替活人殉葬也遭到严厉的谴责。可是，社会变革之风却难于吹进秦国这片黄土地，仅是人殉这项陋习，就一直维持到秦孝公以前仅20来年的秦献公时，才被明文取缔。

　　如果说原始的野蛮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尚可以赋予古代部族以勇武精神的话，那么到了文明逐渐成熟的社会，它势必会转化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而影响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单凭原始尚武精神，已难以战胜东方物质文化先进的大国了。

　　与人殉制度同样体现秦人的落后习俗的，还有同室而居的大家族制度。商鞅曾经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即是说秦人的家族还都像戎狄那样，父亲与诸子兄弟之间始终维系在一起，固守着不愿分家。这不仅造成财产上的大家族共有的关系，还造成家族内部的男女关系的混杂。这种状况，甚至在商鞅以后很长时间仍遗风难泯。昭王母宣太后在其父死后，公然与义渠国君“乱，有二子”。又爱魏丑夫，以至临死前还要指名让丑夫与她一起到坟墓里去。

　　此外，民间私斗之风也是一项陋习。所谓私斗，又称“邑斗”，即同邑人之间的械斗。它自然也是秦人好勇尚武习俗的另一个方面的表现。

　　再者，即是从上到下的人们的不懂法制。“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这是后来韩非对秦国早期社会停滞的一项分析。不讲法制的负效应，便是贵族勋戚的“服私”，国家没有集权，政令难行，结果自然是“国乱兵弱而主卑”。

　　一方面落后的陋习长期不得打扫，另一方面文明进步之风却吹不进关。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成熟的标志。其他国家早已实行按地亩征税的新制，秦国至公元前408年，才步履蹒跚地开始“初租禾”（征收农产品税），比别的国家晚了一二百年。商品制度也是文明的象征。东方各国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初步建立了商业网络和货币体系，许多大商人，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之徒结驷连骑，行贾于各诸侯之间。秦国僻处西北，到商鞅至秦前十余年，才“初为市”，允许设立商业市场，而到商鞅以后的惠文王时期，才“初行钱”，开始发行金属货币，也比各国晚了二三个世纪。最糟糕的是，战国初年吹遍各国的礼贤下士之风，竟然也没有影响到秦国。商鞅赴秦以前，秦国内部几乎看不到士人活动的踪迹。“孔子西游不到秦”，尚可以有别的解说，孔、墨那么多弟子和再传弟子，竟也没有一个涉足秦的黄土地。秦国政治舞台上，依旧是贵族的一统天下，国家大权掌握在以庶长为首的大贵族手中，自秦厉公（前476—前443年在位）至秦献公（前384年即位），七八个国君的废立，都几乎由庶长一手操纵。

　　总之，秦人的保守、僵化、故步自封与跟不上时代步伐，已使它与东方各国拉开了距离。秦国的大片土地得不到开发，政治、经济、文化落后，被山东诸国视同夷狄，甚至不愿与之在一起举行会盟！它过去一度炫耀的武力，也成了昨日黄花。邻近的通过改革强大起来的魏国屡次用兵于秦。尤其是公元前408年，魏将吴起受文侯之命伐秦，接连夺取了秦国在洛水以东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郃阳东南）等城，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秦只得退守洛水以西，沿洛水修建防御工事，“不敢东向”。

　　盲目自矜而又保守颟顸的秦人实在是应当重新认识自己了，古老而干涸的黄土地更需要获得新的生机！这一步，终于由秦的第28位国君秦孝公迈出，他在公元前361年，自己刚继位的元年即发布命令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之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此令谈到了往日秦穆公时代的辉煌，也谈到了近代自秦厉公以来的不景气。抚今追昔，痛感秦国今日之落后；环顾邻国，复以诸侯的卑秦为奇耻大辱。秦孝公决定打开国门，招贤入关，革除弊政，使秦国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

　　择木而栖的良鸟

　　众所周知，秦人是靠商鞅变法才重新走上强国之路的。

　　众人也相应地推知，商鞅是一位主张法治的改革家。

　　但是却少有人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儒门出身的士人。

　　当他投奔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内侍宠臣景监的关系，曾三次用不同的道术进说秦孝公：第一次用的是“帝道”，第二次用的是“王道”，第三次用的是“霸道”。这里的“帝道”和“王道”，便是儒家师传的托名“五帝”、“三王”的以仁义道德手段的治国安邦之术。

　　然而无论是“帝道”还是“王道”，都引不起孝公的兴趣。虽这两次进言，商鞅都说得头头是道，攀谈的时间也不算短，可坐在商鞅对面的秦孝公就是提不起精神，“时时睡，弗听”。下来后，孝公更是气恼地责备景监：“你推荐的客人真是无知，根本就不堪使用！”惹得景监也不停地埋怨商鞅。

　　不过商鞅并不慌张，原来他前两次进说都是试探性的，或许他早就预料到秦孝公会有这样的反应，因而他徐徐地对景监说：“请您再安排一次我与君上的见面，我已知道如何说动他了。”

　　果然，第三次会见下来，孝公便高兴地对景监说：“你推荐的客人不错，我完全可以和他说到一起去。”

　　景监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商鞅。商鞅实话对他说，他这次讲的是“霸道”，即春秋五霸使用的富国强兵、谋取霸业的治术。看来，孝公已有意任用他了，下一次谈话，他将更知道如何中孝公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