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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卷首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周之际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一代知识者群体——士阶层,并且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尊贤任能的社会环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200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显示了自身的价值,更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公元前446年,历史刚进入战国,地处七国中心位置的魏国便发生了一件开战国风气之先的新鲜事:刚刚即位不久的魏文侯在总揽万机之余,竟然寻得一位布衣出身的儒者子夏为师,并颇为专心地跟他学起经艺来。
  这位子夏先生姓卜,本是卫国人,年轻的时候曾就学于孔子,是孔子当年的得意门生之一,被列为孔门下面文献学科的佼佼者。孔子去世后,他回到老家西河(约今河南浚县和滑县一带的古黄河沿岸地区)教授,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却培养出像段干木、李悝这样的名士来。于是,他的名声传进了文侯的耳朵里。当文侯在西河访得他的时候,他大约已是六七十岁的一介老儒了。
  那时的魏国甫由晋国分出,文侯年轻而富有朝气。他拜子夏这样的人为师,大概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得一点儿知识,更不是要给自己沽名钓誉。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借此机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中寻找些辅佐的人才。不久,他就打听到了段干木的住处,并前往拜访。可是段干木竟越过垣墙逃走,不愿见他。为了表示诚意,文侯每次坐车经过段干木家门口的时候,都特意从车中起立,扶着车轼表示尊敬。终于,段干木为文侯礼贤下士之举所感动,他和另外一位名士,也是孔门高足之一的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一起,成了魏文侯的朋友。据说田子方也是一位高尚其身的人物,他坐在魏文侯身旁,连太子来了也不愿起立示意,但文侯仍然礼之若素,这使得子方不得不倾心服事于魏。不久,田子方又引来自己的学生翟璜,翟璜又引来吴起、乐羊、西门豹、李悝、屈侯鲋、翟角等一大批人物。这些人在魏国出将入相,不只是分别担任角色,而且各自建功立业:或如李悝那样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臻于富强;或如西门豹在邺兴修水利,引漳河水造福一方人民;或如吴起为魏西河(今陕西境内华阴以北、黄龙以南的黄河以西地区)守,使秦兵不敢东向;或如乐羊为魏北伐,拔取中山……由于他们的活动,一时间,竟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独霸中原的霸主。
  这出由魏国君臣际遇演出的战国历史上的第一幕,自然给人们留下许多启示,但是首先引起我们思考的,却是造成这种风云际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仔细考察一下魏文侯手下这些智能之士的出身,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自孔门:或为孔子弟子,或为孔子再传弟子甚至三传弟子。除上面提到的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翟璜以外,李悝亦为子夏弟子,吴起则是曾参弟子。他们作为孔门七十二子之后,论学问、道德乃至其他方面的才能,不见得都强过孔子,孟子就曾说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兼之”,可是他们却一个个比他们的老师在社会上混得有出息。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可以说是“王者师”,翟璜、李悝先后担任了魏国的卿相,吴起在魏虽只任为郡守,可是以后到了楚国,仍然做到了令尹(楚国的最高长官)。而孔子在鲁国最高只做到司寇(司法官),并只做了不到三年光景就被迫去职。之后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也同样不被见用。这样一种反差,就连当时的人们也不免发生感触,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曾为孔子抱不平:
  孔子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
  他说孔子有那么多能干的学生,每一个都足可以做王者之师,而他自己辛苦游历的结果,才当上一个小小鲁国的司寇。作者将此现象归结为“遇合”,即个人偶然的机遇。他说得比较含糊。东汉王充对此问题的理解就更深刻一些,他说: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
  说到机遇的遭逢是由“时”,即天时决定的。不过他对“时”的具体解释却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孔子和孟轲的不遇,他认为是由于孔、孟碰到的君主“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的缘故。而像战国商鞅那样的游说之士之所以见遇,则是因为他们所持的议论投合了时君的胃口:“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这种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将事情归结为具体的人事,看来也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在战国初期,对于包括孔门弟子在内的所有知识者阶层来说,他们都面临着与魏国那几个走运的知识分子同样的机遇。也就是说,不仅是在一个魏国为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的好机会。比魏文侯稍晚,邻近的赵国也传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任贤故事:赵烈侯喜好音乐,问相国公仲连道:“我喜欢两个人,可以让他们尊贵吗?”公仲连说:“让他们富起来可以,尊贵之则不可。”烈侯说:“那好,我喜欢的歌唱家枪、石二人,请赐给他们各万亩良田。”公仲连当面答应下来,暗中却拖着不办。烈侯催了好几次,公仲连都用托词敷衍过去。但在私下里,公仲连却访到了三位真正的贤士牛畜、荀欣和徐越。他让他们依次去觐见烈侯。结果牛畜说烈侯以仁义和王道,荀欣说烈侯以选用贤能,徐越则以节财俭用进说烈侯。这些都说到了点子上,使烈侯感到要言妙道确实比歌唱者的声音悦耳,因此他主动中止了给歌者赏田的决定,同时拜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也赐给相国两领衣裳以示表彰。
  在过去孔子曾遭冷遇的鲁国,也一改往日的态度,对孔子的孙子子思格外地尊崇起来。鲁穆公为使子思能留在鲁国,不断地派人问候子思,又不断地给他送去鼎肉(装在鼎里面的肉食),结果反而惹得子思不高兴。他最后干脆将来人拒之门外,说穆公这样给我送吃的,无异是拿我当犬马一样地喂养。后来穆公自己前往求见子思,告诉他说,自己要像过去的千乘之君那样和士交朋友。没想到这更引起子思的不高兴,说你要是真拿我当贤人,就应当讲如何侍奉我,怎么可以与我以朋友相称呢?这位穆公礼贤下士做到了家,竟使得子思有点自高自大起来。据说鲁穆公也召得一批贤人,如曾参的儿子曾西、子张的儿子申详,及公仪休、泄柳等,甚至吴起仕魏前也一度在鲁待过。惜乎战国时的鲁国已地小国弱,不能像魏国那样有大的作为。
  还可以讲出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它们说明,刚刚进入战国的整个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尊贤任能的大环境,只是这个大环境的出现,才导致了战国众多士人的风云际会。孔子之不遇,就是因为他没赶上这个社会环境,虽然他作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班士人,距离这个时代也就只有数十年的光景。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之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有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楚白公胜之乱等一系列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昔日顾炎武作《日知录》,就已感到春秋与战国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许多巨大差异,他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言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顾氏所论虽只涉及春秋及战国社会风俗的某些现象,但亦显示出这两个时代之间确实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其中与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有较大关系者,一是他指出了七国时代“士无定主”,即广大士人游说四方,为建功立业,各择明主而栖之的现象;二是他发现七国时代已再无有“论宗姓氏族”,即讲究贵族出身,以血缘亲疏论身份高低的现象了。这后一种现象,正是造成前一种现象的首要原因。
  老实说,孔子在鲁国之所以不得任用,固然有他的学说过于理想主义而不太切合实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他不属于鲁国贵族圈子里的人物。不然,为何日后子思仍操持其祖旧业,却受到鲁穆公那样的器重呢?我们的孔圣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好学之士,一次,他打听到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举行招待士的宴会,便兴冲冲地前往参加。没想到还未进得季氏家门,便被季氏管家阳虎喝住:“季氏宴请的是士,不是请你!”那时所谓“士”,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读书人”这个概念,而是指下级贵族。孔子的祖先虽说是逃到鲁国来的宋国公族的后代,父亲叔梁纥又曾当过一段时间的陬邑宰,但由于他是其母颜氏与叔梁纥“野合”的私生子,打一生下来就未曾被孔家承认过,而由颜氏带着他在贫民区长大,故而在传统的鲁国贵族的名单上没有年轻的孔子的名字,这使他连贵族家的大门都进不去!后来孔子发愤努力,又教授出一些学生,人们逐渐知道了他的身世,开始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即令如此,他也仍然进不到传统的鲁国贵族的圈子里去。当他好不容易当上鲁国的司寇时,一帮贵族竟然讽刺道:“这岂不是鹿皮袍子配蔽膝吗!”]那时鹿皮袍子为普通人常服,蔽膝(一种绘有文彩的皮制围裙)则是贵族礼服的一部分,二者自不般配。贵族以此讽喻孔子不该为司寇,因为他还不是贵族。
  西周以来的规矩,周王室及诸侯国内执掌政权的卿士,例由贵族世袭担任,是即所谓“世卿”制。任为“世卿”的贵族又世代享有封土以为俸禄,是即所谓“世禄”制。西周初年,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辅政,号称“二公”。到了西周末年,宣王继位,扶他上台的仍是周公和召公,他们二位便分别是周公旦及召公奭的后代。到了春秋,见于史乘的周公后代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等人;召公后代则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诸位,他们都长期世袭担任着王朝卿士。在孔子父母之国的鲁国,自春秋初年起,便有“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世袭执掌鲁政。在孔子周游的列国中,齐有国、高二氏,宋有六卿,郑有“七穆”,卫有孙氏、宁氏,皆为世掌各国政权的大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设想有哪一家贵族会把卿的位置让给普通人出身的孔子,岂非咄咄怪事!尽管孔子发出了“举贤才”的呼喊,可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呼喊的影响实在是太微弱了。
  孔子大概也看清了这种形势,就像后来许多在仕途上碰到不如意的士人那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授学生上。他希望把政治理想和才能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在将来去实现自己未实现的愿望。好在那时虽然政治上的贵族专政未见松动,旧的教育制度却已出现了转机。由于国君在与贵族的争权夺势中处于劣势,一直由官府操办的学校也难以维持下去了,民间开始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这给了孔子设帐授徒的机会。当然孔子没有想到,他在事业上的这一转变,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作为真正伟人的地位,也为他以后非常生动的战国时代奠定了广泛的人才基础。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孔子是战国士人的先驱,也是他们的培育者。
  公元前479年,一代宗师孔子在他的故乡鲁国曲阜逝去。因为孔子生前已有些名声,前来参加丧礼的人倒有不少。甚至鲁哀公也赶来吊唁,还在丧仪上朗读了他的诔文(悼辞)。但这里面真正对孔子抱有无比痛惜之情的,则莫过于长期在他身边受到他朝夕教诲的学生。当孔子下葬以后,他们都自动地穿起了粗麻布做的丧服,为孔子守丧三年。这种为周礼所规定的最重的服制,一般只是孝子们为亲生父母才服用的,然而弟子们感到孔子对他们恩重如山,比过了亲生父母,也都采用了。三年服满,大家又相约来到孔子墓前,再次哭祭一番,才相互诀别而去,也有继续留下为孔子守墓的。其中为孔子最钟爱的子贡在墓旁结庐住了三年,才最后依依惜别而去。
  就是这样,也难以排遣大家对孔子的哀思情怀。有位叫有若的学生,声音相貌颇似孔子,几位日夜思念孔子的学生竟异想天开地要拿他当老师一样侍奉。只因曾子的反对才作罢。曾子说:“老师高尚的人格如江汉,如秋阳,是根本不可比拟的,岂是有若的资质能等同得了的吗?”
  弟子们对孔子的感情,是孔子生前对他们慈父般地关怀和培育的结果。他对学生诲之不倦,没有一丁点儿保留。他的学生赞美老师学间的深广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是说老师的学问,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感到深奥,简直不可捉摸。
  又赞美老师的贤德如日月:“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对弟子们循循善诱,尽心引导他们向善,其中最感人的莫过于对子路的教诲。这位“野人”出身的子路比孔子小9岁,本是一位好勇斗狠、性子粗鲁的无业青年。他与孔子初次见面,便显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头插公鸡毛,身上佩戴着用猪骨头穿成的饰物,言语粗俗,还常拿话顶撞孔子。孔子问他喜好什么,他说喜欢舞长剑。孔子劝他学习,说:“以你的资质,加之以学问,就没有谁能赶得上你了。”子路反问道:“学习果真有益吗?”孔子说:“人而无学,就像人君失去了谏臣,士失去了教友,驭狂马而无鞭策,使弓箭而无弓檠(正弓之器)。木受绳则直,人受学问则无不顺欲成功。”子路又问道:“南山上的竹子,未尝受到人的扶持,不是也照样长得挺直吗?把它砍下来做竹箭,不是照样可以射穿犀甲吗?”孔子回答:“如果在箭杆上插上羽毛,再把箭头磨得锋利些,岂不射得更深么!”子路终于折服,表示要接受孔子的教育。
  这之后,子路专心习礼学文,进步很快,但仍有急躁冒失的缺点,有时还免不了对孔子发生些误解。孔子总是耐心而宽容地对之加以引导,使之在迈向君子的殿堂上登堂入室。终于,子路被培养成孔门中有政治才干的优秀人物,先后在鲁国季氏手下及卫国担任宰的职务。他后来死于卫国的内乱,临死前还不忘“君子死,冠不免”的古训,要把头冠上被人砍断的缨带系好,才从容死去。
  孔子对每位学生都如此尽心照拂,学生们自然也把孔子当作父辈爱戴。像子路、颜回、子夏、子贡这些学生,都长期跟随在孔子左右,随身服侍孔子。他们之间,既是师徒,又如父子,并兼有主仆关系,所以才有孔子死后,弟子为之服丧的情节。
  孔子大概在30岁左右开始设帐授徒。他一生到底培养出了多少学生,尚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多数人的说法,他的弟子一共有3000人,其中出类拔萃,以至能够在青史上留下名字的有72人。这些学生中,有的来自鲁国,有的来自周围各国;有的出身贵族(包括没落贵族)及官宦之家,更多的则出自下层民间;有年龄较大,仅比孔子小三五岁的,也有的年轻,少孔子四五十岁;还有父子两代同为孔子学生的,如颜路、颜回父子及曾晰、曾参父子。孔子能够这样兼收并蓄,接收如此众多的学生,是与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分不开的。这句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话的含义是:对于任何人,都应当对之施行教育,而不应该究其出身、社会地位和国别。那时人们初次见面,讲究由宾客送给主人一点儿见面礼,一般就只有十来条干肉,称作“束脩”。孔子说,只要人们主动送给我束脩的,我从来不拒绝给予他教育。以此之故,孔门子弟的出身最为芜杂,尤多贫贱人家的子弟。据统计,在已知的有名姓及家庭出身的孔门子弟中,出身下层者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官宦人家的子弟。如前面提到的为魏文侯所师事的卜子夏,便出身于卫国一个贫寒之家,他年轻的时候,甚至穷得“衣若悬鹑”(衣服短结,捉襟见肘,如鹑鸟之羽毛不被其体)。孔子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及其父)也是穷苦农民出身,家中只有五六十亩地(小亩,当今不到20亩),居住在曲阜城的陋巷中,饮食条件很差,以至29岁不到即头发尽白,41岁即先孔子而死去,死时连棺材也置办不起。还有一位来自齐国的学生公冶长,不仅家境贫穷,还不幸坐过牢。孔子经过调查,确知他本人是清白无辜的,不仅收他做学生,还将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他,说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据说,在我们中国,正式的学校教育起源甚早,并且三代的学校皆有各自不同的名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实际上,“庠”不过是周代地方学校的称呼。西周天子的学校称作“辟雍”,是一个像璧一样的水池及由水池三面环绕的高地上的建筑。还有诸侯设立的学校,称“泮宫”,其制仿辟雍而规模略小。无论辟雍、泮宫还是庠校,都不是单纯用于教学的机构。如辟雍,常用作天子举行大射礼的场所,又有许多乐师常在那里演奏颂乐。鲁国的泮宫,则堂而皇之地被用作献俘的典礼之所,凯旋的将士要在那里献上斩获的敌人的首级或左耳朵。至于乡里的庠校,也同时是国人常聚集在一起议政的地方。因而所有这些学校,全是由官府主办的。其中的教师,例由国家各级各类官员兼任,如所谓师氏、保、傅之类。也有一些被称作“畴人子弟”的专业人员,不过他们也都是由国家豢养的。至于受教育者,则是来自国中的贵族子弟,即所谓“国子”。他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得一些礼乐射御之类的本领,便可以去接替父兄继续担任贵族的职务了。
  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天子、诸侯政权一级级的衰落,上述官办的学校相继都失去了依靠,竟难于维持下去了。学校废弃,师生分散,动如参商。各处一方的老师学生难免相互思念,他们唱道:
  青青子衿,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我心,悠悠不断的是我的爱心。
  纵我不往,纵使我不往你那里去,
  子宁不嗣音。你难道就不寄给我音讯?
  虽然如此,教育总还是要继续办下去的。官学维持不了,私学便相继兴起,这就是孔子所办的一类学校。有考证说,孔子不是私人办学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还有邓析、壶丘子林、詹何、王骀等人当过私学先生。但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私学先生的杰出代表,却是不可否认的。他的教学成就及理论超过了所有同时代人。十分明显,这类私学具有和官学完全不同的格局,仅从接受教育者这方面来说,他们来自各国、各社会阶层,接受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像孔子这样的学者兼教师的教育。他们从四方辐辏来到自己倾心崇拜的师父(他们称之为“先生”或“夫子”)的门下,具有十分明确的学习目的,那就是要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好立足于社会。正好那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在发生变革,正在各国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政体要求有一套新的官僚体制与之相适应,以取代过去那种由贵族分权的世卿世禄制,贵族身份不再是人们仕进的唯一资本,进入仕途主要依靠个人的智识和才能,这就促使莘莘学子不懈地追求学问。“学而优则仕”——这句也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口号,最明确不过地反映了新的教育体制下大多数求学者努力的方向。
  从此,我国就有了一个专靠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阶层,人们仍旧称他们为“士”。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批私人办学者的杰出代表,当之无愧地是新兴知识者阶层——士的培育者和先知。士人们不仅肩负起将中国文化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的使命,而且以他们的才华影响着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首先是影响到战国历史的进程。
  正因为如此,后代的人们奉孔子为“至圣先师”,对他进行隆重的纪念。这种纪念至少从汉代就开始了,当孔子逝去三四百年后的汉武帝时期,太史公东游至鲁,在孔子的遗迹前追思先圣的遗风,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的地位高过了许多“当时则荣,没则已焉”的帝王将相,因为他受到历代士人一代又一代的崇奉敬仰。由此看来,孔子所培育的,又岂止是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而已!
  黄金台的故事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知识者阶层刚一诞生,就碰上了适合于他们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正如本书前面已经提到的,从战国初年开始,社会上就已形成了一个尊贤任能的大气候。魏国的富强,为各国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自那以后,社会上下尽是一片举贤任能的呼声。所谓贤能之人从哪里来?自然来自有着良好教养而又充满着开拓意识的知识者阶层。因而,出生在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翟在他著作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亲士”的主张,他说: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平心而论,任用贤能治理国家之事,我国古代是早已有之的。墨子在论及自己的尚贤主张时,就提到了过去“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等任贤故事。战国诸子提到的其他著名的古代贤人,还有为商王武丁所举的傅说、为周文王和武王所任用的姜太公、为齐桓公所任用的管仲、为秦穆公所擢用的百里奚、为楚庄王所任用的孙叔敖等。然而仔细研究这些流芳千古的古代任贤故事,却发现他们与战国时的尚贤之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我们那些受人尊敬的古代圣贤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自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从他们的出身、来历看,却可以看出他们多数实际都是古代贵族圈子中的人物,有的本身就是古代族邦的首领。如受到尧禅让的舜,实际上便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为禹所推荐的伯益,是东夷族的首领;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器重的姜太公,则是与周结盟的姜姓族人的首领,他同时还是周武王的岳丈;闳夭、泰颠也是周初贵族;管仲号称仲父,实际也是贵族出身,有记载说他是“姬姓之后”,说明他的家世也是有些来历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参与政治,除了自己的才能外,大约也仰仗了各自的实力和社会地位。
  我们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人的选举制度时还说:“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这已是春秋时的情况了,可知古代的“选贤”不过如此。
  同样可以说明问题的,是“贤”这个字的古义并非如后世所谓的“德才兼备”的意思,《说文》云:“贤,多财也”,似乎表明古代的贤人应是具有一定财力地位的人。
  当然也有像伊尹、百里奚那样出身于小臣甚或奴仆的贤臣,他们之被拔擢,主要是因为常服侍在君王左右,因常进言而受到宠信的缘故。传说伊尹为了接近商汤,曾使用了自己善于烹调的技术,即所谓“以割烹要汤”,便是证明。
  无论何说,那些旷世英才的古代贤臣们都绝非出自当时的一个智识者阶层,他们只是古代社会固有阶级中的个别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与战国时期大批智能之士活跃于各个角落,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战国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把“贤”与“士”放在一起或相提并论的情形。在人们的心目中,贤就是士,士即是贤,或干脆称之为“贤士”、“贤良之士”。其他诸如“知士”、“俊士”、“秀士”、“谋士”、“察士”、“智能之士”等称呼,无不反映社会对新产生的知识者阶层的关注和肯定评价。总之,历史到了战国时期,才真正出现了一个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环境,这也正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先辈得以崛起的首要条件。
  不过,要论战国士人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尊崇,则又多少有些特殊性。细说起来,除了旧有的贵族专政被破除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剧烈的兼并战争造成的对人才的需求。
  昔人论战国兼并战争的酷烈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国用兵动辄十万、数十万。比较起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不仅规模更加巨大,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七国间更进一步地抛弃了宗周“共主”这面旗帜,也没有了对付入侵的戎狄的共同需要,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和兼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为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住脚跟并获得发展,各国无不注意实行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及谋求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的有利地位。而这一切,都首先要建立在各种士人的智能发挥基础之上。因此,各国间展开了对人才的激烈竞争。人们自觉地认识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甚至提出“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在此形势之下,士自然成了为世所崇的宝贝。
  事实上,那时各国明智一些的君主,都是爱惜人才胜过爱惜珠玉黄金一类宝物的。继战国前期的魏文侯、鲁穆公后,战国中期的齐威王也是这样一类明君的典型。
  一次,齐威王会同魏惠王在齐魏交界的野外打猎,兴之所至,魏惠王不禁向身旁的齐威王问道:“贵国中可藏得有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说:“没有。”魏惠王不大相信,说:“像敝人所在的魏国,尚有径寸大小的珍珠镶嵌在我车队的十二辆车子的前后,每车各十枚,贵国以万乘之尊岂能没有宝贝呢?”威王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便回答道:
  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东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这则记载类似战国游士的说辞,不过基本精神是可信的。魏惠王并非等闲之辈,可是他在位日久,长期安受着祖、父辈为他造就的魏国霸业的成果,未免自高自大,对事情漫不经心;齐威王则是一位后来居上的英主,彼时正在国内外雄心勃勃地延揽人才。他把他手下的贤臣都看成是照耀千里的明珠,因而招致许多著名士人,如邹忌、田朌、淳于髡、孙膑等人投在了他的麾下。由齐、魏二国君主在对待人才态度方面的差异,很快导致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结果是魏国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地败于齐、秦两国,而其中最厉害的一次失败,竟是败在由魏国投奔到齐国去的孙膑手下。最终,不仅魏国手中的霸权落到了齐国手中,连魏惠王也不得不屈尊到齐国去朝见威王。
  战国时期的形势,基本上是七雄并立。虽有各国间势力的消长,但限于外交的格局,兼并战争一时还难以最终判定结局。这使得战国时期的士人不仅可供各国统治者选择任用,他们自己也可以游弋于各国,主动选择明主和选择自己认为可以发挥才能的地方栖息之。并且这种选择不是一国定终身,视情况不妙,他们还可以抽身到其他地方去:“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用今天的话说,即是所谓“双向选择”。如果说到“人才流动”,大概也只有战国时期可称得上是典型了。凡此,更增加了战国士人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士人的流向,成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焦点。后人曾论及此情形曰:“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前面的叙述,已略为提到士人的流向对魏国霸权的影响。而这种情形最典型的例子,则是这句话中提到的稍后时期发生的齐燕斗争中士人向背所起的作用。
  齐国自威王崛起以后,历威、宣二王,国势臻于极盛,齐宣王在齐的首都临淄稷门下建造学宫,广泛延揽士人,一时间成为天下士人的渊薮。齐国国力强大,同时又是精神文化的中心,举世无不为之瞩目。但是继宣王之后登上王位的湣王却仗恃国家的强盛,狂妄自大,“矜功不休”,盲目地与周围许多国家轻启兵衅。对于臣下们的反复进谏,则置若罔闻。渐渐地,士人们对他失去了信心,包括慎到、接子、田骈、荀卿在内的许多著名士人一个个离开了齐国。
  与此同时,与齐紧相毗邻的燕国却在暗中聚积实力。由于此前齐人曾趁燕国内乱出兵侵入过燕国,杀死燕王哙并占据了燕的大片城池,新即位的燕昭王处心积虑地要报这个仇恨。为达此目的,他向臣下郭隗请教延揽士人的方法。郭隗说:“大王如果真要招致贤士,那就从我开始吧。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不才之士都受到大王的尊崇,那么比我更贤明的士人,何愁不远千里地跑来归附呢?”昭王认为很有道理,便为郭隗筑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尊敬地奉他为师。结果真的如愿以偿:“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一时间,偏远的燕国人才济济。终于,以燕国为盟主的诸侯联军在乐毅的指挥下,一举击败了失去人心的齐湣王,齐国从此走向衰微。
  据说,昭王除为郭隗筑宫外,还在易下(今河北易县东南)建筑了一座高台,上置千金,延聘天下贤士,名之曰“黄金台”。历代以此作为国君招贤纳士、礼聘人才的象征。千百年来,人们来到这里缅怀昭王和各位先贤的遗风。但是也有不少失意的士子文人来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唐代的陈子昂及李白二位,其中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可视为千古绝唱,诗云: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撇开陈子昂的遭遇不说,他所回忆和眷顾的战国尊贤任能的风尚,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少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如此。
  一代精英
  昔人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二百多年的战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更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战国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它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封建法制,它培育出的精神文化,以及它最终奠定的中华统一的格局,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体现了战国士人的参与。没有他们的活动与创造,就没有这个时代辉煌的一切。
  《史记》记载,当李斯学成,告别老师荀卿西游时曾说道:“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李斯所言虽仅及于战国游说之士,其实在当时所有政治文化领域中,士人皆是各项活动的主角。所谓“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也是士人在整个政治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另一种说法。
  战国士人的独领风骚,加速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从宏观角度考察,士人通过其所起的主导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功能。
  一是通过对各国社会改革的指导,尽快地确立了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封建法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士人为导演兼主角而出演的。事前,他们向所在国的国君陈说利害,分析形势,促成变法的实行。之后,又是他们亲自筹划,布置具体事宜。如战国初期魏国以李悝为相实施的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明审法令”,对楚国陋俗的改革;战国中期秦国商鞅制定的富国强兵之法;申不害在韩国倡导实行的刑名之术,等等。其他如牛畜、荀欣、徐越之在赵国,邹忌、淳于髡之在齐国,乐毅等人之在燕国,都曾起到推动这些国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近人论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将其归结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普遍的封建化运动。虽然各国变法时间有早晚,程度有深浅,但总的说来,都是推动各国向封建法制化迈进的重要步骤。如此而论,正是战国士人扮演了我国2000年封建政治制度最初设计者的重要角色。
  二是通过参与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促使中国迅速走向统一。我国自远古以来诸侯林立的局面,经过春秋数百年的争霸战争,到战国时期,已逐渐实现了地区性的统一。战国中期以后,列国兼并实际已具有大规模统一战争的性质。是时魏、齐、赵、楚、秦等国,无不希望由自己来实现对全国的统一,因而对战国士人来说,无论其通过什么手段参与各国的兼并战争,实际也都体现了他们对于天下一统政治的向往。事实上,如墨子主张的“尚同”,孟子鼓吹的天下“定于一”,荀子倡导的“王制”和“一天下”之法,韩非设计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莫不是在为天下统一制造舆论和制定蓝图。最后,当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落到秦国身上,我们即看到天下士人纷纷投向秦国效力的局面。如楼缓、张仪、魏章、公孙衍、寿烛、司马错、胡伤、陈轸、范雎、甘茂、甘罗、蔡泽、韩侈、李斯、蒙骜、蒙恬、尉缭、姚贾、李信、王绾、冯劫……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各类士人,都是促进中国统一局面及早出现的功臣。清人洪亮吉曾论及战国秦所用大臣“类皆异国人”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岂不正表现了战国士人看清了大势所趋而采取的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吗?
  三是通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有人说,战国诸子的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也有人说,战国200多年间所创造的思想财富,比其后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积累的总和还要多。斯言并不为过。所谓战国诸子,即士人中的思想卓越者。他们在当时社会处于大变革的特殊环境中,冷静观察历史与社会现实,利用社会提供给知识者阶层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包括对知识、人才的尊重和学术自由,通过相互辩难、著书立说,提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设计,及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独到看法。这些设计的博大精深及各种哲学意蕴的隽永醇厚,曾经倾倒过后代无数的学者与思想家,也给过为政者及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们以深刻的启发。诸如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术、势”,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名家的“循名责实”,无不作为传统文化的基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于这个时期在文学、史学及其他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创造,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屈原的《楚辞》,左丘明的《春秋左传》,孙膑、尉缭的兵法,扁鹊的医术,甘德、石申的《星经》等等,皆长期彪炳于各学术领域。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士人的发明创造,就更毋庸列举了。
  最后,士人群体在战国的形成本身也是对历史发展的一大贡献。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士阶层2000多年来一直是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并且是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体现者。其所以如此,是和这一阶层刚一诞生时就被赋予的特殊气质分不开的。就战国士人的主体而言,他们一则具有追求知识与追求理性的禀性,“通古今,决然否”,“上下求索”,在宇宙、自然、社会与人生面前不懈地探求,使他们自然成为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再则具有追求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谓“士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们关注民生,忧国忧民,是社会道义和基本价值观念的维护者。为此,他们注重气节与个人的操守,孟子称“尚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宁肯“曳尾于途中”,子路死不免冠,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皆表现了这种高尚的节操和气质。我们看日后士人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显示出他们维护社会道义的作用,其原因盖在于此。
  以上所论,乃是就孔子以后士阶层的整体状况而言。至于这个阶层的内涵,细说起来,则是十分芜杂的,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及其所起的具体作用,都各自有所不同。前人以及时贤曾有过种种对于战国士人类型的划分,按其运用智能的手段及社会存在的方式将其分为纵横捭阖的策士、著书立说之学士、高蹈远遁的隐士、使性任侠的侠士、占星问卜的术士以及鸡鸣狗盗的食客等类,实际上还有一些没能包括在内的士人。此外,人们常常称道的“诸子百家”或“十家九流”,则是指其时士人所操持的道术而言。本书将要向读者展示的,不过是战国各色各类士人中的一些典型,或可从不同侧面展示仪态万方的战国士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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