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唐、秦争战的大败给了急躁冲动的李世民以极大教训，秦军精骑阵后迂回冲击战术和唐军溃退时如狼奔豕突的惨状，使他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失败是会给人经验的，自此李世民开始冷静下来，不仅大量招揽军事顾问，而且四处征集骁勇精骑；前者研究战略战术的布置运用，后者有益于大规模部队攻坚、解围、迎战和追击。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他在临战前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而唐军骑兵的扩展趋于精锐，更使他以后战无不胜，对方墨守步骑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不灵活的溃退与失利，骑兵的运用成了李世民扫荡北方群雄的制胜法宝。

　　在弓箭大刀长矛装备的“冷兵器时代”里，除了武器和人们组织运用战略战术方式外，个人勇敢无疑是更重要的因素。这方面李世民可说是弓马济济的军界里少有比肩者的人物，他自戎马征战以来踏遍北方主要争战的土地，十年平定全国战争里，他横刀跃马创下一系列传奇式的“英雄业绩”：

　　——618年11月，他利用薛仁杲恃胜而骄心理，与秦军相持60余天，审时度势猝然袭击，而且他亲率2000名精骑杀入敌阵，直断秦军退路，迫使敌方万余精兵投降，夺得陇右大捷。

　　——619年11月，他率军乘黄河冰冻东渡，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与刘武周、宋金刚联军主力对峙5个月，切断敌军粮道迫其北撤，他率骑兵追击三天三夜，俘斩3万人，大获全胜，不但收复河东失地，还占据晋北一带。

　　——620年7月，他率大军东征出关，与西域胡人后裔王世充会战洛阳以西。经过多次拉锯战、包围战，而且李世民3次被敌包围险遭不幸，最后在第二年三月攻到洛阳城下。恰逢窦建德率师10万人援救王世充，被李世民在虎牢用骑兵打败，生俘窦建德，王世充出城投降，唐军占领洛阳。

　　621年12月，他出征河北、山东进行外线作战，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刘黑闼双方相持两个多月，李世民使用决水打败刘军，并乘势打跑徐圆朗，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

　　这成串的赫赫战功，使李世民对骁勇善战、智谋盖世的光辉形象当之无愧。

　　令人惊异的是，他前后参战数十次，几次单枪匹马陷入敌阵，居然连一根毫毛也未被箭刃所伤，这就更增添了他武艺精湛无双的传奇性。应该客观地承认，李世民在整个唐统一战争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敏锐的战略头脑和当机立断的魄力，具有当时第一流军事家的指挥才能，就年龄来说，也不过就是21—26岁之间，不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更是少年出英雄呵！

　　凯旋回到长安的李世民，受到朝廷的隆重表彰，他身披金甲，威武雄壮，在1万穿盔甲的铁骑和3万穿军服的步兵随同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场面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传喝之声震屋裂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唐高祖李渊认为儿子功高盖世，古代的官号不足以称呼，经过一番文人琢磨，最后给他加号“天策上将”，并领司徒、尚书令之衔，地位高于王公，增加邑户至3万，一次就赐给黄金6000斤，在他武人生涯的功勋簿上画下了重彩的一笔。

　　李世民本人对这些战功也是很自负的，以后多次提起他光荣的功勋簿，常常自称“功德圆满”。为了树立军人的楷模和自诩驰骋疆场骑射的生活，他生前营建自己的陵墓时，就令工匠用青石凿刻了六匹骏马的浮雕，以歌颂自己南征北战的武功。比如“白蹄乌”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李世民与薛仁杲决战时的坐骑，因长途疾驰力竭累死。“特勒骠”是一匹毛色黄里透白的骏马，是突厥送的，曾在山西进攻宋金刚时乘危腾空，立下功绩。“飒露紫”为纯紫色骏马，即传说出自大宛（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的汗血马，与王世充作战时前胸中了一箭，仍猛踏敌阵冲出重围。“青骓”则是苍白色杂毛马，与窦建德决战时飞奔陷阵身中五箭。“什伐赤”是一匹波斯纯赤色马，在虎牢关袭击中臀部也中五箭。“拳毛騧”是与刘黑闼作战时的坐骑，这匹黑嘴黄马身中九箭仍凌空飞驰。这不同姿态的六马史称“昭陵六骏”，被民间列为“神畜”，成为绥靖国疆征服世界的象征。自然，闯遍世界的西方人也发现了六骏的价值，1914年一个叫毕士博的美国人通过古董奸商买走了“飒露紫”和“拳毛騧”，现收藏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过了4年他又来图谋另外4尊浮雕时，被自发的中国百姓所阻拦，他们不愿也不许最受景仰的唐代伟人李世民的爱骑被牵入远乡他国。

　　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的李世民，一回到长安就陷入庆功喜悦背后所隐藏着的悲剧，一场兄弟之间的残杀开始了。

　　同根相煎急

　　先让我们从头说起，过程比任何结论都丰富多彩。

　　据史书称，李建成性格宽简仁厚，他比二弟李世民大9岁，自太原起兵到平定全国的战争期间，一直与李世民同领左右统帅，李渊对他非常器重，留在长安熟习朝政大事，作为接班人培养。建成开始与世民也没有什么过意不去之处，自己已确立了太子身份，也没有必要去和一名将来是他臣子的弟弟计较。可是李世民由于功成名就后而越来越不安分了，他有着上将声威又身兼丞相之职，地位在当时相当特殊，这对太子建成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东宫府的幕僚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提醒太子建成赶快加强功名实力，防范李世民有政治野心，但这已是正月十五送门神——晚了。

　　李世民封秦王后，就开始罗致了大批人才，据统计至少有52人。招抚的武将有尉迟敬德、屈突通、公孙武达、段志玄、钱九陇、樊兴、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张公谨、戴胄等，引用的文人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牧、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号称“十八学士登瀛洲”，实际上组织了一个羽翼丰满的秦王府智囊团。如果说武将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那么文士则显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深深懂得夺权斗争重要性的房玄龄，早在李唐政权刚刚建立时，就向李世民建议，如果不想久居人下、甘当臣子，就必须收揽笼络“经营四方”的有用人才，李世民对此言听计从，他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个得力的谋士班子必然难成“鸿鹄之志”。而那些文士武将也替他擘划步骤，不时煽惑着他无止境的权势欲。为了有一个应付不测之变的根据地，李世民占领洛阳后将这块风水宝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设置了陕东道大行台，不许任何人插手干预，不仅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与张妤好之父争地的事，而且四处安插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明眼的李渊也看到秦王府与东宫明争暗斗的端倪，为了缓和弟兄俩的微妙关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洛阳与长安之间的距离正好可以将他们暂时隔开。但后来实践证明这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高明办法。

　　史籍上多处记载李渊有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许诺，但大都是后来史臣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而编造出来的。李世民既然心存异志，在言行上也必有失检点，至于他怎样违忤顶撞父亲，旧史百般为他遮掩，使后人难明其详情。

　　说起齐王李元吉，他是一个胆汁型性格的男人，争强好胜，主动进攻，不甘寂寞，表现欲望相当强烈。据说他的如意算盘是先伙同太子干掉秦王，再取太子将皇位夺到自己手中。因此，“大郎”与“二郎”的争斗，由于“四郎”的介入，火势骤升。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和秦王世民一样都有自己的官属，他们也积极培植私党，东宫谋臣魏徵、王珪、韦挺等都是既有政治才干又尽心效劳的亲信。而且双方都预测到一般和谈的办法已无法消除矛盾，最后必然要兵戎相见、诉诸武力，所以都私募大批勇士充任王府侍卫，人数达到几千人以上。从史料上来看，太子建成似乎不愿让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表面化，因为双方争斗目的是抢夺皇位继承权，关键要看李渊交权于谁的态度，所以太子的策略是在父皇身边寻找支持者，讨好拉拢影响父亲决策的人。像李渊最信任的宰相裴寂和后宫妃嫔们，都替太子说好话，夸奖太子慈厚宽容。心急的李世民眼看太子在宫廷内部占据优势地位，也派自己的妻子长孙氏进入宫廷贿赂妃嫔，以争取唐高祖的同情与妃嫔们的支持，他把占领洛阳后所取得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带入长安，以便长孙氏在后宫周旋。不过李世民的贿赂活动奏效不大，他的夫人交际能力似乎不强。当然史书上美化李世民“每总戒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仿佛他是个凭贤良才干超于世故的正人君子，不知道女人耳鬓厮磨对男人的影响。

　　有条材料称李元吉“凶戾”。有一次高祖与李世民赴齐王府第，他让护军宇文宝带兵器埋伏寝室，想趁机刺死李世民。太子担心父亲在场事难成功，就劝住了元吉。姑且不论这是否后来专案组捏造的罪状，单就太子建成来说，他并不一定要采取使李世民死于非命的极端手段。倒是李世民咄咄逼人执意要取而代之，双方策划与实施的阴谋都紧锣密鼓地敲开了。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唐高祖离开炎热的长安到仁智宫（今陕西铜川北约40公里处）避暑，这里林木葱郁、群峰叠嶂，又是南北交通要冲。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千在当地发动兵变，有人怀疑是太子李建成指使的阴谋，企图夺取帝位。李渊接到报告立即派李世民率兵前去讨伐镇压，并答应他回来就立为太子。但10天后李世民得胜回来，李渊竟像没此事一样，反而以兄弟失和为名对双方部下进行了处理，各打五十大板。其中奥妙恐怕是太子谋反的人证物证不足，但李渊对废立储君这样的大事信口许诺，不仅出尔反尔，极不负责，而且使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兄弟关系更形同水火。

　　这年秋天，突厥铁骑侵扰关中，李渊自仁智宫赶回长安，他害怕猝不及防，想迁都以躲避，建成、元吉与裴寂都赞成，唯有李世民坚决反对。建成趁李渊发怒而借题发挥，中伤李世民外托抵御虏寇，内欲篡夺兵权。李渊对这种带有恶意的话倒是听进去了，以后李世民领兵出击寇盗，每次事平之后猜忌愈多。

　　有一次出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指望马蹶能摔死世民。但几次马蹶都被机警的世民跳开，居然无恙。李世民讥讽说：“死生有命，靠此何能伤人！”建成派人到高祖跟前添油加醋，变成秦王李世民自称“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听了勃然大怒，把李世民叫入宫中，痛斥他“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你想做天子是不是太急了！”。这话说得很重，直接道出了李渊对李世民窥测皇位之心的戒备。

　　传说还有一次李世民被邀请到东宫夜宴，建成和元吉在酒里下了毒，席间李世民心中暴痛，扶回家后“吐血数升”。这大概又是以后那些御用史家编造的，一个人能吐血数升而不死，恐怕不是事实。而且还说李渊去看望时不着边际地说：“秦王平素不能饮酒，从今后就不要夜饮了。”当场又决定让李世民去洛阳居住，免得兄弟之间互不相容。据说李世民心中暗自庆幸，表面上却涕泣悲戚。建成、元吉听到这个消息后不觉大惊，放虎归山将来必然不可控制，于是极力阻挠说，秦王左右部下听到要去洛阳，无不喜悦，恐怕将一去不返。李渊听了也有道理，改变主意又不让李世民走了。但李渊心中还是想缓和儿子之间紧张的关系，做出一些弥合兄弟之间裂缝的努力，因为自己毕竟是他们的父亲啊！

　　但在权力斗争面前，人性与人情都是软弱无力的。唐高祖李渊想使儿子们两全，却拿不出解决争执的办法，自己也陷入儿子们尔虞我诈的火网中不能自拔。正史说建成、元吉几次密奏李渊请速杀世民，只是没有借口不好下手，因而采用釜底抽薪之计，让父皇将房玄龄、杜如晦等秦王谋臣放外任，用重金收买尉迟敬德等武将，恰逢突厥兵侵入塞围乌城（今陕北横山一带），李渊不用李世民，而命令李元吉率兵抵御，准备将秦王府中骁将精兵交元吉督领，这对李世民不啻是个灭顶之灾。这一非同寻常的决策，令人颇费思量。

　　此事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一日，兄弟双方都已处在刀出鞘、弓在弦的紧张关头，李渊此时却明显地表现出对李世民的不信任，害怕李世民利用曾与突厥深交结盟的关系来里外勾结颠覆自己，这大概是他一味袒护建成、元吉而防范世民的主要原因。据说建成与元吉秘密商量好在昆明池为出征大军饯行时刺杀李世民，同时全部坑杀秦王府将领。这一绝密消息被太子宫丞王晊知道后立即通报给李世民，原来王晊和东宫宿卫将领常何早被李世民用重金暗中买通。

　　紧急之中李世民召集妻兄长孙无忌、心腹尉迟敬德等人商量，并召房玄龄、杜如晦伪装成道士潜入秦王府定计。但李世民这时反而下不了决心，因为他不仅顾忌骨肉相残的后果和对方兵力的强大，而且顾虑父皇的态度。不反李渊就不能消灭太子其党，反了生父李渊就会落下十恶不赦的“不孝”罪名。如热锅上蚂蚁的长孙无忌主张抢先下手干掉对方，尉迟敬德大嚷再不行动就窜身草泽散伙算了。颇有心计的侯君集看出了李世民举棋不定的心事，他举例说：圣君舜的父亲瞽瞍几次想害死他，一次要把舜封死在井里，一次又要把舜烧死在粮仓，舜不肯听命，设法逃出去，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不失为万世帝王之表，儒家经典还盛赞他的孝悌之道。侯君集的意思是对要害自己的父亲，不必恪守什么“孝道”。这一席话后来史臣有所掩饰，但确实促使了李世民下定决心与自己的父亲兄弟作一殊死斗争，发动政变。

　　引发政变的导火索，是一桩被史学家忽视的小事。六月三日，太白星出现于白天，太史令傅奕解释这属于灾变凶兆，由于太白星见于西方秦分，因而是秦王当有天下的星象。李渊一听，立即召李世民入宫讯问。李世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给他一个当皇帝的“天意”喜讯，而是谋反大逆、面临审判的罪证。李世民在父皇严厉目光的审视下，沉着地辩解自己无丝毫对不起兄弟之处，今天要杀我，那就是替敌人王世充、窦建德报了仇。但这番摆功喊冤的话并没有打动父皇，于是他灵机一动，以攻代守，反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与妃嫔有暧昧关系。这一下触到李渊痛处，决定第二天一早当场对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李世民从“枉死”险境中好容易脱身，有了喘息的时间，这点时间用来发动酝酿成熟的政变是足够了。

　　六月四日黎明前，李世民在玄武门守将常何、敬君弘等配合下，一行9人全副武装入门埋伏，秦王府800卫兵则隐蔽周围树林。毫无思想准备的李建成、李元吉大模大样地进宫参加审问，到临湖殿时发觉情况异常，急忙返身回归，但为时已晚，退路被堵，瞬息间双双死在李世民与尉迟敬德的剑下。闻讯赶来的东宫侍卫和齐王府兵猛冲玄武门，打死守将敬君弘，但终因群龙无首，徒有优势兵力，只好溃散四逃。

　　听到玄武门喊杀声的李渊慌乱中逃到海池边的游船上，随即被穿甲持矛的尉迟敬德劫持监视起来，名义上则是为他“宿卫”。惊魂未定的李渊在武装挟持下，只好下敕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大小国事全部由其处理。夺得一切权力的李世民却亲昵和好地抱住父亲跪下号恸大哭，在手刃兄长、逼退父皇的胜利时刻，也不忘记保全仁孝的名声，这位政治家的心机真是够可以的。

　　几天后，李渊无可奈何地提出自己退位的问题。八月正式传位，李世民登基，历史开始进入唐太宗时代。而作为创立唐帝国的高祖李渊，则以太上皇身份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这年他刚好60岁，正符合现代人的退休标准。

　　史称“玄武门之变”的重大事件结束了。李渊提前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直到贞观九年（635年）69岁去世，政治上再也不见他有任何作为，只是偶尔出席宫廷礼仪时露一下面。但这次政变所造成他们父子之间的伤痕似乎再也无法治愈，尽管那些用心良苦的史臣们借李渊之口，虚构出他交权于李世民时说：“善！此吾之夙心也。”实际上这种伪造李渊禅位于李世民夙愿的假象，早有明眼的学者揭穿。李渊临去世的前二年，监察御史马周就指责李世民居住太极宫离高祖李渊的大安宫近在咫尺，但他很久不去看望他年迈的父亲。当唐太宗到离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忍受炎夏的煎熬。为了避开大臣的批评，唐太宗只好在离宫城不远的龙首原建造大明宫为其父避暑，只是还没修好，高祖就死了。意味深长的是，李渊的献陵比李世民妻子长孙皇后的昭陵要小得多。据说有一次李世民邀请魏徵登高远眺，指着长安西北方向的昭陵再三比划，魏徵就是看不见，李世民问他为什么看不见，魏徵话中暗含讽刺地回答：“你要说昭陵，尽管我老眼昏花，也早看到了，我还以为你指献陵呢！”意思是讥讽太宗不孝，只思其妻不念其父，李世民只好苦笑两声掩饰掩饰。

　　后世史学家们大都对玄武门事变给以过高的评价。不过，作为今人，以我们能够有的历史心态重新翻检众多原始材料的时候，或者有可能使那些参与这场政变中的人物面貌变得更为清晰一点。那次政变以后，李世民赦免了所有逃散在外的东宫、齐王府将士，还录用了包括王珪、魏徵在内的对方僚属，后来对他们的提拔甚至比秦王府旧属还快，想通过这些名曰“宽容”“开明”的笼络措施迅速消除政变造成的消极影响。实际上李世民的内心，一直翻腾着这次惊涛骇浪，终生不能平静。他始终担心留下这场杀兄逼父、夺权恶斗的不光彩记录，给后人留下违背礼法道义的话柄，所以他后来多次索取《实录》，要亲自看看史官们如何记载这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

　　中国史学传统的精华便是毫无忌讳的“据事直书”，特别是记载皇帝每天言行的《起居注》和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务大事的《实录》，都由在宫廷朝堂值班的史臣原始记录，从赏罚除授、群臣进对、祭祀宴享、临幸引见到天文灾祥、礼乐文化、户口增减、州县考绩等等，皇帝都不得随意干涉和翻阅删改，据说这种惯例是由南朝史臣开始的，它不仅成为官方修史的重要依据，而且成为使用历史褒贬对皇帝专权的奖惩制约。但李世民违反这种惯例，不听劝阻，执意要翻看《起居注》。他先向负责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索要，美其名曰是看看自己的得失以警戒善恶，但遭到有点书呆气的褚遂良婉言拒绝。他后来又向最忠实自己的房玄龄索要，借口还是自看国史可以使自己“惩恶劝善”。深知李世民底细的房玄龄只好把起居注删略成“语多微文”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进。李世民一看到六月四日政变之事，就让房玄龄“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他这种言不由衷的命令，迫使那帮吃皇粮的史臣只好重新精心改写。“玄武门事变”的作伪尊讳自然不言自明，只有留给后世分析破绽去恢复真貌了。

　　在政变的16年后，李世民忽然又追谥哥哥建成为隐太子，弟弟元吉为巢剌王。当年他曾把他们俩的10个儿子全部斩尽杀绝，这时却又为他们立后过嗣，以继香火。看来他无论如何忘不了那场家庭与皇位交叉的悲剧。令人惊异的是，他立为继嗣巢刺王元吉的后代李明，其母亲竟是当年元吉的正妃、如今的唐太宗杨妃！封为曹王的李明是唐太宗与杨妃合生下的儿子。追谥兄弟这件名分大事，究竟是李世民应曾是自己弟媳妇杨妃的要求，还是需要用安慰亡魂的办法来安慰自己，我们不好进一步推测，但起码表明了他没有忘掉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我们能说他没有一点点扪心自愧吗？

　　至于在玄武门事变前长驱北来的突厥铁骑，究竟是他们要来兑现太原起兵时双方订立的利益条约，还是秦王府甚至就是李世民本人秘密招来突厥引为外援的自安之计？这一点没有直接史料可证，精明的唐太宗君臣也不会留下这样的话柄。只是以当时情势推论颇发人深省，因为政变成功后登上龙墩的李世民心中有数，他亲自驰骑只带几个心腹赶到渭水边，先是隔水“责备”颉利可汗（姑且不论隔着几百米的哗哗渭水是否能听见），后两天又在便桥之北搞了一个“白马设盟”，于是突厥既不战又一无所得就悄悄退走了。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单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话？突厥害怕唐朝大军为什么却停留两天才撤退？双方“盟约”的内容是什么？唐军为什么不提前到武功、泾阳、高陵一带防御突厥？为什么刘著《隋唐嘉话》记载渭水之役与后世官方史书截然不同？这一切史书上都没有正面记载，事实真相被作为永远的秘密封锁起来，以致迷惑了后世千余年间的无数读者。

　　怀疑，是一切哲学家与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但作为史学家，还是让我们回到古籍中的字里行间，看看时势与史书共同塑造的英雄主角。

　　贞观景象

　　尊称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上台以后，小事上，处处约束与修正着自己的形象；大事上，则时时显得生气勃勃又干练洒脱。他似乎永远是英明帝王的象征，帝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他亲垂关注，因而在他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贞观元年到十年（627—637），出现了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社会进步景象。

　　他精力充沛、事必躬亲，有着辛勤忘我的工作天赋，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废寝忘食，那帮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班，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确定国家大事。当呈报奏本太多时、他就把奏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时时审查和考虑，直到夜深三更还伏案疾书或接待侍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精简机构，定朝廷官员为730人，大刀阔斧裁减父皇在位时的几千名冗官，大大节省了国家行政开支，自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他求贤纳才，知人善任，有着伯乐识千里马的眼光，并且当有些小心眼的大臣不能及时推荐能人奇才时，立即遭到他的奚落和批评，使这些臣僚面红耳赤，惭愧而退。一旦发现人才就破格提拔，像备受侮辱艰辛的州学教师马周被任为中书令的要职。地方都督、刺史的姓名，他都一一书写在卧室屏风上，善政恶事都统统记其名下，以便褒贬黜陟进行监督。

　　他不信天命，厌烦祥瑞，屡次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以求长生的帝王。有不少官员不时的奏报全国各地吉祥征兆和灾异凶兆，他都一一驳斥，认为“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有两只白喜鹊在他的寝殿上筑巢，左右以为祥瑞，一起祝贺，他说得到贤才为祥瑞，这有什么可贺？下令毁巢赶鹊，表示厌烦。后来皇太子举行冠礼，臣下建议二月有吉日，他担心妨碍农事，命令改在十月秋后，还劝告大臣吉凶在人而非阴阳。

　　他提倡俭省，戒奢从简，时时注意克制个人的生活享乐欲望，不仅下令削减各地的大型宫殿楼阁工程，还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水灾的居民修缮房屋。他严令制止勋戚之家实行厚葬，害怕以行孝为名过于浪费铺张，并让地方官员检举治罪。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进宫，想制一套木偶戏道具供他玩乐，不料未给奖赏，反而免去了官爵。各地官吏进贡的珍奇宝物，他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他宽刑简法，删改旧律，一再声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平恕无滥”。他下诏天下诸州在执行死刑之日前必须上报5次，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对功臣犯罪他不宽宥，对执刑过重他马上改判。据说有一次他读《黄帝明堂针灸书》，了解了人体五脏全附于背，认为旧律中肉刑笞背过于残忍，便下令除去这条酷刑。特别是他知道“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这种法治大于人治的思想，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他刻苦读书，手不释卷，常常是通宵达旦，在书房点灯学习儒家经典，读到兴头处还挥毫赋诗畅叙心得，如《赋尚书》就写道：“寒心肉林，飞魄看沉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下令文臣修纂《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并经常阅览评论这几部史书。

　　他多才多艺，知识丰富，由一个征战沙场的军人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君王，不仅喜爱诸如《秦王破阵乐》之类的音乐舞蹈，还擅长创作文辞华美、论理深透的诗文，现存他的文7卷、赋5篇、诗1卷69首，大都带有以文载道的政治色彩，被誉为“初唐文坛第一花”。至于他的书法，更是一手漂亮的“飞白”书，丝丝透白而苍劲老练，经常赏赐给大臣以作礼物。他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已到了视若至宝的地步，派人骗来的《兰亭序》珍品一直伴随他进入陵墓，至死不舍。

　　他闻过则改，虚心纳谏，使得整个朝廷直言切谏蔚然成风。他甚至有意树立刚直无私、敢于批评朝政的榜样，像魏徵、王珪、刘洎、岑文本、马周、刘仁轨等都以进谏尽忠为己任，即使他一时大怒接受不了一些尖刻的意见，最后仍以大度豁达表示自己的诚心诚意。在这方面他说过许多千古名句：“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君暗臣谀，危亡不远”。1000多年前的帝王就能意识到国家决策人物不可以独断专行、自以为是，更不能只听好话不容批评，这种思想应该说是极为了不起的。

　　他居安思危，兼听博采，经常召集大臣进殿举行类似后代的学术专题讨论会，从隋朝的灭亡到唐朝的兴起，从隋炀帝的失误到新政府的鉴诫，从君主贤明到良臣辅佐，从偃武修文到清静无为，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君道人事与百姓之间关系，从天命神授到人定胜天，凡是涉及上层统治集团政治领域的问题，几乎都讨论遍了。他再三向大臣们指出：“人心所见，互有不同”；充分讨论才许“奏行”。尤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一个人说了算不是件好事，讳疾忌医只能导致病入膏肓。言路畅达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民族的悲哀。这是多么不同凡响的历史名理啊！

　　也许再用10万字的篇幅也写不尽这位伟人的精英思想。他已经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未来。当他死后70多年的时候，一个名叫吴兢的修文馆学士在编撰国史同时，着手又编撰了一本《贞观政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政治完人的唐太宗，这本书从此也就永垂不朽。被后世史学家尊称为“贞观之治”的那样一种统治策略，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后世如忽必烈、朱元璋、乾隆皇帝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至今犹如洪钟大吕，惊听回视。

　　自然，成为伦理道德、社会良心向往的天才完人，是注定要被不知不觉地再生一次。那些藏在唐太宗形象背后的历史，似乎脱离了当时发生地而包含了太多的、太直接的感情成分，使后人看到的伟人影像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侧面。

　　贤妻良佐喜相依

　　在一些本来不该忽略的史料中发现，唐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有件这样的佚事：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北苑亲察灾情，当着群臣的面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百姓以谷为命而你们偷吃，我要吃掉你们这些坏肺烂肠的小家伙”。说着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群臣们赶快阻止他，说吃了会生病。唐太宗正儿八经地回答：“为了百姓不受灾，有病也不害怕！”说完把蝗虫一口吞吃了。就在这年九月，唐太宗又放还宫女3000多人，加上前二年放出宫女3000多人，一共有6000多人，假定放出去的是一半，那么后宫还有三千佳丽，这类毫不珍秘史料的数字当然不会夸大，淘汰出去的宫女自然也是年长色衰的，但他偏要作出自己不好色的样子，套上一个“正人君子”的金环。实际上，唐太宗是非常好色的，有一次他设宴招待黄门侍郎王珪，让一名漂亮的美人在自己身旁侍候，他得意地告诉王珪这位美人原已出嫁，庐江王李瑗杀了她的丈夫，霸占她为姬。庐江王卷入建成一党后被杀，这位美女又分赏给功臣王君廓，唐太宗知道后单把这美人要来充当自己近侍，现在当面夸奖她美貌无双。王珪听后当即批评太宗明知杀人夺妻不对，还把这美人留作自己享受，这是“知恶不去”的坏事。太宗当时非常尴尬，表面上称赞王珪说得有理，实际上仍将此美人留在自己身边。

　　唐太宗喜好女色，广占淑媛，十几个妻妾为他生了14个儿子和21个女儿，还有徐惠妃、王美人、武才人等不知多少没有生育的妃嫔宫女。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似乎并不计较，也无妒意，当她听说郑仁基有个十六七岁的女儿，长的容色绝姝、丽质非凡，就立马亲自访求，要为夫君收纳为嫔妾。平时那些娇媚艳娆的妃嫔们有了病，长孙皇后立即亲自探视，拿出自己的药膳资助她们。豫章公主的生母早丧，长孙皇后一点也不妒恨这个抢走夫君之爱的下嫔，反而收养其女，慈爱还超过亲生的子女。有一次唐太宗无端迁怒于一名宫女，长孙皇后也假装对宫女发怒，要求自己来处理，命人将她关起来。等到太宗怒气消了，她和风细雨地向丈夫申述宫女的冤枉，使之解脱后没受什么处分。据说由于长孙皇后母仪风范可存，又从善如流，宫中刑无枉滥，没有一件冤案发生，后宫里的人全都爱戴她。

　　或许读者还记得隋宫里那个妒性刚烈的独孤皇后，一身大漠女人的野性。而同样是鲜卑族拓跋氏后代的长孙皇后，却温文尔雅、道德高尚，完全符合儒家礼教的规范，被那些满脑子男尊女卑的史家捧为“贤良内助”的典范或楷模。传说长孙皇后自幼以书为友，就是整容梳头时也不停止看书，而且不读闲情逸致、吟风弄月的诗词歌赋，专读扬善弃恶的正宗儒史经典。她13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做秦王妃时为自己的丈夫竭力活动高祖李渊的妃嫔，玄武门事变时又亲自慰勉将士，鼓励士气。当了皇后更是处处以夫君为重，宽容仁爱体贴入微，即使夫君寻花问柳沉迷女色她也不闹不妒，忠心耿耿的“爱情”何等真纯！平时她生活俭朴，按例供应的衣冠车马够用就算了，还经常教育儿子们要品德谦逊，不要奢靡。她亲生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让准备比她姑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有人认为这逾越长幼礼制，长孙皇后听说后就取出40万钱和400匹绢重赏敢于直谏的人。她对唐太宗说：“我同陛下结发为夫妇，承蒙以礼相待，情意深重，但说话还要看您脸色，根本不敢轻犯威严，何况以义制主的谏臣，他情疏礼隔都直言忠诚，真可称得上是正直的社稷之臣了”。太宗听了蛮高兴，就把夫妻闺房里的这段话告诉了史臣，让他们赶快记载下来。     有一年，太宗特别喜爱的一匹骏马突然无病暴死，气得太宗大怒要杀宫中饲养人，长孙皇后就劝太宗读点古书，那个齐景公曾以马死杀人，晏子就故意指责养马人使马死不仅让百姓知道怨恨国君，而且使诸侯看不起国家。这例善谏故事使盛怒之下的太宗清醒过来，饶恕了养马人的性命，并告诉房玄龄自己的妻子真是志合道同的良佐。

　　我们不知房玄龄听后是什么感想，据说他的妻子可是个“母老虎”，有人因房玄龄妻子不生育无后而劝他再娶，房妻大发雷霆，坚决反对。唐太宗想帮老友一把，就在两仪殿上严厉质问房妻，毫不畏惧的房妻慷慨陈词：夫妻恩爱不能容忍再有人插足。唐太宗大怒，拿起一把酒壶说：“我不能因你妒忌而绝我大臣之后！你如果再坚持就把这壶毒酒喝下去！”房妻为维护夫妻感情宁肯一死，毫不犹豫地拿过酒壶一饮而尽。壶中装的是醋，酸得房妻龇牙咧嘴，唐太宗一看只好对房玄龄说，你的妻子刚烈如此，连我都感到畏服，你只好不再娶了。这就是后世把妻妒比喻为“吃醋”的来历。史书没记载房妻是否大漠的后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孙皇后与房妻之间在夫妻爱情上截然不同的看法、做法。

　　被那些文人塑造成贤妻良母的长孙皇后还有一件在政治上众口皆碑的大事：有一天唐太宗气呼呼地罢朝回来，嘴里发狠说：“会须杀此田舍翁！”要杀一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他杀谁，唐太宗说魏徵每次上朝侮辱自己，老是在朝廷大众面前伤他的面子，搞得自己下不来台。长孙皇后听了以后，回到寝室换了一身朝服，穿戴整齐后肃立在殿堂，唐太宗忙赶去询问原因，长孙皇后说：“我听说主明臣直，现在魏徵能够直言，是因为您英明伟大的缘故，我敢不祝贺吗？”这番温情脉脉、明颂暗谏的软语香言，自然使太宗转怒为喜，那个直臣魏徵也转危为安，贤内助真是功德无量，因而成就了古代皇后表率天下的佳话。

　　如果说正面歌颂、善谏君过是长孙皇后的母仪风范，那么保全自己、维护家族更使她的形象完美无缺。她的哥哥长孙无忌是玄武门政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被唐太宗任命为宰相。有人密表攻击外戚弄柄擅权，长孙皇后知道后内心恐惧，坚持要已任宰相半年的长兄长孙无忌辞掉了相职。她一再同夫君明确表示，要以汉代吕后、霍光为戒，不许滋长裙带风，别让她的兄弟子侄布满朝廷升迁高官。有时她和太宗一起读史书论古事，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官员升黜赏罚等具体人事安排，她从不多言，遇上太宗征求她意见，她就引用《尚书•牧誓》中的谚语回答：“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预闻政事。”意思是公鸡报晓的事如果让母鸡叫了，这一家就预示要破败了。所以唐太宗怎么说，她也不肯表态，反而亲自撰写了规范女子道德的10卷《女则》，直到她死后，太宗才发现，翻阅后非常感动，并让大臣传阅这部“足可垂于后代”的好书。

　　遗憾的是，她30岁刚过就患有“气疾”，大概是肺部有疾病，当时的医疗水平自然是无法治愈的。但她每逢夫君有病，就不顾自己身体昼夜不离殿阁，还常常把毒药系在衣带上，发誓“若有不讳，义不独生”。这的确是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使人死、使人生的爱情。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儿子们想请和尚做道场替她祈福保佑，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存佛弘道是太宗对外域做的宽宏样子，“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如果你们硬要求神拜佛，不如让我迅速死掉。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曾因高颎说了句“一妇人”而勃然大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长孙皇后现在却谦虚地以“一妇人”自称，反衬出她越高尚，越完美，越可亲可敬，以至成为帝后的不朽榜样。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不幸逝世，年仅36岁。据官方史料说，她临终不让儿女们前来吊唁奔丧，免得悲哀，只是与伴随了20多年的唐太宗诀别，从衣服中取出毒药给夫君看，说自己早有准备，万一陛下有不测之事，便以死相从，绝不当擅权蠹政的吕后。拳拳之心，深深打动了相濡以沫的丈夫，这位“百代英主”泪流满面，心如刀绞。长孙皇后临终遗嘱四条：一是贤相房玄龄终生无大过，愿陛下勿弃而不重用。二是长孙家族姻戚，为保全永久，勿授权要高位，只给名誉即可。三是自己的丧事不许厚费，因山为坟，器用皆以瓦木便可，薄葬节俭。四是“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这些临终遗言究竟是长孙皇后亲口说的还是后来正统文人精心修补的，似乎没有考证的必要，反正史书上一丝不苟地塑造着一个女性的伦理道德追求，这样才更符合传统社会的本质。

　　不过从长孙皇后留下的一首《春游曲》七律诗来看，她也不全是正襟危坐、言近旨远，《全唐诗》卷5中记载：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这无疑是首典型的齐梁宫体诗，春天桃花盛开时，兰闺中那位艳妾也动了春情，如此入微描写不敢说是冶荡淫艳，起码也有点色情挑逗吧。这自然有些不合正统道德信条，但给人留下了一个合乎人性的联想。如果长孙皇后真像史书上形容的那样耽悦经典、忧君守礼，没有一点儿女情长、喜怒哀乐，为了贤惠良佐的名声而活得很谨慎，很累，她心里肯定是苦涩痛苦的，自己给自己唱起了灵魂殉葬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