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虽然撒手西归，但她曾竭力营救过的那位强项诤臣魏徵却还在不懈地履行他的职责。

　　不朽的谏诤者

　　魏徵出身山东寒族，从小孤贫，出家当过道士，又加盟反隋主力瓦岗寨，为李密典书记。后随李密降唐，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东宫中重要谋臣，曾劝建成及早除掉颇有野心的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时魏徵被捕，李世民一看见他就劈头责问：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在场的人都以为李世民宿怨未释要杀他，魏徵倔强地回答：“皇太子如果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了。”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犟坦率的人将来大有用处，于是不仅不怪罪，反而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并让他任太宗私人的使节，到山东宣慰安抚建成残余的同党。魏徵感激皇帝以国士厚待自己，决心以忠心报答，他以自己亲身经历表明新皇帝对从前的各类敌对分子均可既往不咎，一样任用，所以出巡山东很快平息了反叛隐患，并招抚了大批豪杰之士，胜利地完成了安抚使命。贞观二年（628年）魏徵49岁，被提拔为尚书右丞，第二年50岁又升迁秘书监，从而开始了他与唐太宗之间“诤臣”与“明君”的交往史。

　　魏徵与比他小18岁的唐太宗共事长达17年，他在贞观政治舞台上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国家和忠诚于皇帝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重视儒家圣经贤传培养下人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并根据自己的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为了使唐太宗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为了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他不管在什么场合都直言君过，有时还干涉到皇帝生活的细节，毫不吞吞吐吐，这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里成为朝廷官员批评对抗君主的罕事，当然可以算得上“犯颜敢谏”的特行卓识，为此他声望大增。

　　据史书记载，他在任职前三年中就上谏200多次，几十万言，显示了非凡的胆略。他提出了著名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论断，认为一个国君如果向人们表示愿意倾听自己的过错，他的国家就可以兴盛；如果老是希望人们恭维附和自己，他的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他经常列举隋朝短命的原因和隋炀帝晚年拒谏的教训，使得唐太宗不寒而栗，常以为诫，生怕犯下大错。于是当时宫廷内外洋溢着一种近似现代“民主”的气氛，太宗经常和大臣们讨论拨乱反正、偃武修文、清静抚治、树立礼制、教化百姓、创基守业、居安思危、封邦建国、教育子女等等国家政策或路线问题。集体的智慧促使唐太宗最终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真理，意思是舟比喻人君，水比喻百姓，要想做长久皇帝，必须先照顾天下黎民，否则就会覆舟亡国。

　　在唐初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社会环境下，贞观君臣之间形成一种共商国家大事的局面，自然是开明的，唐太宗虚心求谏，也诚心纳谏，成了“贞观之治”这幕开明戏剧的天才编导和主演，确实有着一般君主所不具备的宽容胸怀，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以魏徵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进谏议政，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希望太宗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魏徵每次进谏都有儒家理论的依据，这种儒生所擅长的修辞技巧，常常使没读过多少圣经贤典的唐太宗哑口无言。

　　长此以往，唐太宗对魏徵这些满口经典语录和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谏臣”的确有些惧怕之意了，因为谏诤这种舆论传播力量关系着一个君王开明与否的衡量标准，是一个王朝正常统治轨道的合法形式，有着服务于整个统治集团长远利益的功利性。据说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猎，正要起驾，魏徵从家乡扫墓回来了，太宗听说马上传旨：大驾停发。魏徵得知此事，就问皇帝为什么不去了，太宗不好意思地回答：“当初确有这个打算，因怕你非议，只好中途作罢了。”

　　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凶猛健壮的小鹞子，这是军人打猎时的胡风遗存，所以他爱不释手，经常放在臂膀上调驯，正遇上魏徵入宫求见。太宗生怕魏徵看见，又批评他玩鹞子荒误朝政，便下意识慌张地把鹞子藏在怀袖中。魏徵进来后长篇大论地奏起事来，太宗表面神态镇静，内心焦急如焚，又不便发作打断，只得硬着头皮听完。等魏徵滔滔不绝说毕出殿后，怀袖中的鹞子已被闷死了。

　　魏徵直谏的执拗更多地表现了儒生狷介之气，由于他极端的忠诚国家和坚决信奉伦理道德，声望已为整个朝野所公认，身为皇帝的唐太宗自然也不敢公开把他怎么处置，两人矛盾冲突之处也不时出现。比如有人说朝中三品以上的大臣看不起太宗第四子越王李泰，而李泰是长孙皇后所生，又聪明过人极受太宗宠爱。太宗听到此话后非常气愤，召集三品以上高官到齐政殿，对他们大发雷霆：你们瞧不起我的儿子，就是眼中没有我这个一国之君！从前天子的儿子可以傲视臣僚，现在天子的儿子就不行了吗？太宗震怒的目光使殿内两旁的大臣们惶恐万状，魏徵却毫无惧色，沉着郑重地说：“请陛下息怒，臣以为当今大臣并没有人敢于轻视越王，古书上说过大臣与王子同等地位，现在三品以上官员列为公卿，都是陛下大臣，即使对诸王有不是，也不能这样训斥大家。隋文帝放纵儿子多行无道，结果他的儿子都身败名裂，难道陛下能效法这样的人吗？”魏徵引经据典的论争，弄得太宗自觉理亏，他转怒为喜地对群臣说：“言出有理。我的话只是出自儿女私爱，魏徵的话却本于国家大法。”当下赏赐魏徵绢1000匹。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贞观五年（631年），林邑国（今越南）献来几只毛色艳丽、能学人语的五色鹦鹉，新罗国又献来别有异域风姿的两名美女。唐太宗对这种“能言鸟”和两名美女非常喜欢，当即纳入宫中。魏徵知道后就先奉承太宗节俭不淫的名声遐迩皆知，现在玩物丧志又动心美女会损坏明君的威望，劝他不要接收。太宗的情绪自然显得很矛盾，为了符合伦理道德，他只好言不由衷的点头道：“林邑的鹦鹉犹会自诉苦寒，想回到它的家乡去，何况远别亲人的两位少女呢？”于是，将鹦鹉和美女分别退还给所献国家的使者。

　　这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正月各地朝集使进京考查政绩结束后，返回时上表请求唐太宗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古代有作为皇帝举行的一种颂扬自己功德、威服海内外各族的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通过祭祀天地表明代天统治群民，讴歌国家隆盛升平景象。以前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举行过隆重繁杂的封禅大典，耗费巨大，百姓怨恨。因而，正统的儒生们都将封禅视为好大喜功、浪费钱财之举。唐太宗自然想象秦皇汉武那样带领万乘千骑东封泰山，成就一番帝王盛事，但又担心魏徵一班大臣的反对，于是决定在两仪殿进行讨论。果然，魏徵首先表示反对，但其他大臣则认为时机不可失，天意不可违，千万不要再耽搁下去。已经心活的唐太宗气呼呼地问魏徵：“你不同意我封禅，难道认为我功业不高？德行不厚？外邦小国不服？祥瑞不出？年成不好？”魏徵争论道：“陛下功业虽高，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多；德行虽厚，但恩泽未遍及全国；国家虽已太平，但物质还经常缺少；外国虽表示臣服，但还未满足他们要求；祥瑞虽多次出现，但国家法网还嫌繁密；年成虽然不错，但国家仓库还嫌空乏。因为国家元气还未恢复，就急于向上天报告功成业就，这是欠妥当的。”这番话几乎是逐条反驳唐太宗，经过一番协商，太宗终于向魏徵低头，暂时打消了封禅的想法。但封禅盛典对太宗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0年后当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前来请婚结好，唐太宗答应送宗室女文成公主赴吐蕃后，感受到外邦朝贺的快慰，得意之中又想封禅泰山，最后因天象不吉利而取消。封禅之事可谓三起三落，应该说这也反映了唐太宗追求的“圣贤之治”，魏徵反对封禅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忽略了一个帝王朝思暮想的另一面，这就使得他的进谏意见也常常有被遗弃不用的结果。

　　其实，魏徵那套实现“君明邦盛”的儒家伦理道德理想，只适用于对皇帝个人品格的约束，并不能补救帝国政治制度上的某些措施。例如魏徵按照儒家经典“偃武崇文”去看待边疆安定问题，就容易发生失误，因为边疆扩展与民族冲突绝不是温文尔雅谦谦君子所能解决的问题。公元638年唐太宗命令大将侯君集率军横越沙漠戈壁远征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东约20公里哈拉和卓堡西南），因为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曾到过长安，受到唐朝盛情接待，但他回高昌后联合西突厥封闭切断“丝绸之路”，使中西方贸易通商无法继续，高昌以西各国的使者也被截留。唐太宗决心把高昌合并为唐朝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主张却遭到魏徵的极力反对，他认为这个绿洲王国离中原太远，征集戍兵和驻守供应都有困难，唐朝不会得到任何实利。具有战略眼光的唐太宗对魏徵的劝谏置之不理，唐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跋涉一年多，终于迫使高昌举国投降，并在那里设立了西州，其后不久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治理西域地区，管辖了疏勒、于阗、莎车、焉耆、龟兹等重镇，从而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直到伊塞克湖周围（今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碎叶城（托克玛克），不仅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而且也使中亚的印欧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有了更广泛的接触融汇。

　　唐太宗内心对魏徵那种清教徒式的唠叨不休的道德伦理说教并不佩服，呆板而又缺乏幽默感的魏徵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可以激动大多数观众，但这种正统说教的精神在实际社会中的作用至为微薄。我们可以看到，魏徵一生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升秘书监、参豫朝中、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晚年还任太子太师，但实际上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与房玄龄、杜如晦等讲求实效的政治家相比，魏徵主要工作是参与了朝廷的制礼作乐活动，编制了《贞观礼》，费尽数年功夫才于贞观十年（636年）把这部礼制典书呈献给太宗。以后他又花了七八年时间主持几个学术项目，与其他史官一块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代的史书，如《梁书》、《陈书》、《齐书》、《隋书》等，但这些史书经当代学者考证，有许多阉割改窜歪曲历史事实之处，特别是《隋史》不敢直面历史，菁芜混杂，回避删节了很多实质性、关键性的历史真相。或许是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他的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欲删削各家《晋书》未成，他的父亲魏长贤在北齐时改撰《晋书》涉及时政被贬，他的同族长兄魏收在北齐撰述《魏书》更是饰润史事，露骨地徇私褒贬人物，被当时人骂为“秽史”，死后还被掘墓抛尸。我们不能凭家庭出身来降低魏徵的学术人品，但作为文人的魏徵无疑在他主编的史书中有许多曲笔不实之词。

　　魏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始终认为魏徵是唐太宗时期最杰出的人物，因为他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作用，成为贞观之治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交换意见，这使后世无数知识分子尤为羡慕。如同毒品给人以幻想的安慰一样，唐太宗那种被夸张和渲染了的“求谏”、“纳谏”则起了“望梅止渴”的作用，成为现实生活中安慰人们“虚幻的花朵”。所以许多古今文人对唐太宗纳谏总是不厌其烦地交口赞誉。其目的，无非一是聊以自慰良心，二是希冀帝王们以史为鉴具备点唐太宗的气度和胆识。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读书人们更希望抬高些魏徵的名誉地位，肯定魏徵那种直谏作用很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观。如果中国历史上多几位像唐太宗、魏徵那样的君臣，那么文人们也绝不会用如此多的笔墨去赞美他们了。

　　仔细分析魏徵的那些直谏，不难发现他有时也是揣摸圣意，一些奏疏措辞并不是像后人形容的那么极端尖辣，而是始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有的奏疏谏言唐太宗看了表面上点头称赞，实际上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魏徵也清楚孤军奋斗以个人去对抗皇权不会带来好结果，贞观十年（636年），他多次提出由于视力有病请求退休，唐太宗虽然挽留，但魏徵自言“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懼满盈”，坚决辞去现职。太宗批准解除他侍中职事官职务，保留散官。这年魏徵才56岁。

　　借病辞官的魏徵只是以免自己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急流勇退，这时期也有人密告他谋反，还有人进谗言从中挑拨离间，幸亏唐太宗没有上当，仍拜他为特进，并负责门下省的一些封驳之事，太宗一度还想让他复出，担任宰相，但颇懂政治精微深奥的魏徵以病体缠身坚辞不受，当然，魏徵毕竟是一个效力朝廷的忠臣，他继续屡陈奏议，针对唐太宗开始的蜕化，接连上了著名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期望唐太宗“居安思危，有始有终，孜孜不怠”，其中有不少切中要害的警世之言，唐太宗似乎对这种繁琐细碎的进谏已习以为常，尽管他手诏答复表示要知错改错，实际并不理睬。魏徵看来对皇帝是否能够改过也信心不足，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他又上奏《十渐不克终疏》，分10个方面对太宗提出婉言批评，采取了借古喻今、注重节操、苦口婆心等语句修辞方式，明为规劝暗为责备，再次提醒太宗加重自我的道德责任。从流传到现在的奏疏文件看，主要有这样几条：

　　从前陛下不烦扰百姓，教化远至边区。如今却派人到万里之外搜求良马和珍奇异宝。特别是奢侈欲望越来越严重，体恤百姓的话常挂在嘴上，实际上四处营建宫殿，大兴土木使百姓劳苦不堪。

　　以前陛下近君子远小人，现在只是礼貌上尊重君子而实际上敬而远之，对一些小人却日益亲近起来。贞观初年求贤心切，信任忠臣，近来却疏远笃守道义的君子，甚至怀疑君子弃而不用。

　　过去希望仓廪丰实，不追求那些铺张浪费的奢侈用品，现在却巡游狩猎没有节制，还让远近四夷贡献鹰犬。经常无故兴师动众，问罪夷狄，这样下去危害不小，会有不测之乱。

　　以往君臣之间没有隔阂，人人都想尽职为国，现在不仅官员奏事见不着陛下的面，而且他们稍有缺点就盘问那些细小过失，许多人不敢倾吐真言，更不敢择善进谏。怪不得天灾流行，全国大旱，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圣明的君主再也不能错下去了。

　　魏徵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否定了唐太宗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他以前诤谏都是针对一种政策措施，这次却是全方位的了。这也反映魏徵鞠躬尽瘁毕生精神之所寄的儒家匡君兴道的理想。唐太宗看了这些篇章，据说心灵极大震动，并作了深切反思，愧疚自己的缺点，让下属把魏徵的奏疏写在宫殿的屏风上，以便早晚都能看到自省，还下令史官抄写一份存档留给后世为鉴。魏徵还得到了10斤黄金与两匹骏马的奖赏。皇家文件当然没有记录唐太宗是否真的改正了魏徵所说的那些错误，但有足够的迹象推想唐太宗仍是置若罔闻，他又一次施展了自己善于巧言令色、文过饰非的手段，即使当时翻阅奏章感动一时，事过之后又我行我素了。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初七，一辈子注重伦理道德节操的魏徵，还没度过他的64岁生日，就怀着对皇帝由失望而终于绝望的遗憾与世长辞了。一生廉洁的他临死连间正寝的房屋都没有，有关衙署连干五天抢建了一所正房，以便让他“寿终正寝”。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没有写完的谏疏，字迹虽然潦草但仍可辨认：“天下事有善有恶，用好人国安，用坏人国败。如果对自己喜爱的人能了解他的短处，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能清楚他的优点，最后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国家就一定兴盛……”唐太宗看到此表章，自然免不了恸哭一场，让大臣们抄在笏板上以便随时进谏，不忘魏徵榜样。史书记载唐太宗废朝五日，赠赐给魏徵一系列荣誉和死后待遇，但遭到魏徵妻子裴氏的拒绝，她认为丈夫平生俭朴，不愿过分铺张毁掉他一生谏臣的名声，这好不容易挣来的“直臣”英雄荣誉累了他一辈子，无论如何也要善始善终。太宗只好派布车载枢陪葬昭陵。据说太宗还登苑西楼望丧而哭，亲自撰制了石碑文记，表示追思不已。

　　就在这一年，太宗在皇宫三清殿东侧建立了凌烟阁，由本朝最著名的画师阎立本画上了24位大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给世人树立了功臣良佐的“光荣榜”。太宗曾经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联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历史塑造的魏徵这面镜子，成了至今令人心怀敬慕的形象，我们能否从这面镜子背后找寻点什么更深层的思索花纹呢？期望未来能有慧眼来看顾吧。

　　不过，魏徵的死，无疑使唐太宗心中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再也不用忍受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喋喋不休的责怪了，他最终从犯颜直谏又不得不“纳谏如流”的点缀里解脱了出来，从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任何合乎自己口味的事了。

　　蜕化扭曲了治世旋律

　　关于唐太宗后期可悲的蜕化和降下了“治世”的帷幕，已有学者论述，并把他“渐不克终”的蜕化划定为贞观十七年（643年），即魏徵去世的这一年。也有文人替他掩饰遮盖，说他到了老年更年期容易固执偏信、意骄志满。实际上唐太宗当时不过40多岁，除了有点“气疾”病外，正是精力旺盛的壮年的时期。按照魏徵临终前对他的批评，唐太宗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就在万国来朝的颂扬声中下滑倒退。

　　在一个人拥有的天下就有这样的特性。专制君主取得被那些奉迎官僚吹嘘的“至高无上”、“辉煌灿烂”成绩后，必然志满意得、骄恣矜伐，登基之初那种“进谏”、“纳谏”，那种不耻下问、虚怀若谷也必然被搁置脑后，束之高阁。唐太宗对自己的才能和业绩由欣赏变为陶醉，自以为功高古人，无与伦比。唐军征服大漠南北之后，他曾在朝堂上对群臣夸耀：汉武帝穷兵黩武向朔漠进军30余年，所获成果也不就是用几根竹简就写完了，而今天我所造成的国泰民安、百业兴隆，四夷宾服局面就是用尽布帛也写不完。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不妨先从他最擅长拿手的“纳谏”说起。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大兴土木修建洛阳宫，规模与豪华程度都超过了隋代，一个小小的八品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很不满意皇上这样铺张攀比，就向朝廷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谏表，批评大修宫殿是劳民伤财、盘剥百姓，而且说社会上许多妇女流行招摇过市的高发髻，这种浮夸风尚是由皇宫中传出来的。唐太宗阅毕谏章，气恼异常，对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这小子真是可恶至极，国家不征徭赋，不盖殿阁，宫中妇女都不留头发，他才称心如意呢！”欲治皇甫德参诽谤中伤罪，后经大臣们劝说，原谅八品小县丞的耿直性格，这才勉强接受没有治罪。

　　同历代帝王一样，唐太宗对宫殿建筑有着特殊的爱好，这倒不是他喜欢建筑学，而是在提供豪华舒适、装饰宏丽的住房同时，借宫殿巍峨壮丽形象来显示天子四海为家的威风和歌颂自己震慑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这真是“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基于摆谱显威的思想，一座座离宫别馆相继竣工，631年整修洛阳宫，632年扩建九成官，634年新建大明宫，637年建筑飞山宫，640年建成襄城宫，646年建造翠微宫，647年建设玉华宫。其中在汝州（今河南临汝）新建的襄城宫，建好后不像唐太宗想象的那么好，周围景色也不幽美，他大为恼火，下令将整个宫殿废止，免除了将作大匠、著名建筑师阎立德的官职，甚至因一时激怒产生杀了阎立德的念头。而建于宜君（今陕西铜川西北）凤凰谷的玉华宫，耗费数达亿万。当时服兵役的士兵和服徭役的工匠期满仍不得回家，有的民夫不堪劳累自残肢体以逃避，唐太宗下令对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他甚至扬言“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活脱脱暴露出他所谓“体恤民众”的真实面目，连那些曾经狂热崇拜他的一些大臣也认为太宗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挥霍浪费。

　　草原民族后裔的血液和军人出身的兴味，又使唐太宗特别喜爱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尽管带些军事演习的含义，但对狩猎地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这位“马上天子”每次围猎都动用大量的禁军，在玄武门担任宿卫的士兵，一年中有两个月充当他的围猎助手，如遇见猎物逃跑，就会遭到他暴躁的各种处罚，所以贞观十五年（641年）他去怀州（今河南焦作）游猎，卫士崔卿、刁文懿等人企图以兵变恐吓太宗，夜射行宫，有5支箭射进寝室，结果被以大逆罪处死。当时士兵不满频繁狩猎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还上封事说他是“骄逸之主”。

　　善于掩饰自己奢侈荒淫行为的唐太宗，也不时会作出一些表演的姿态，例如637年洛阳水灾淹死6000多人，许多百姓无家可归，他马上命令把刚修建的飞山宫玄圃院让灾民去暂时住几天，还把修整洛阳宫剩下的大批木材发给居民去修房舍。又例如玉华宫耗费巨大，但他口头传旨要“务令俭约”，结果茅草盖顶下竟用的是琉璃瓦。于是那些文臣武将又认为太宗毕竟还是有去奢从俭的思想，上表进书又歌颂他一番，无形中又增加了一份道德形象的号召力。

　　不倒翁

　　令人奇怪的是，曾被誉为贞观之治中有才干的一些重臣，也有对自家天子说谎吹捧的兴趣与爱好。比如被列为凌烟阁上第二号人物的房玄龄（第一号人物是太宗妻兄长孙无忌），他屡出佳谋，办事认真，勤勤恳恳，但他日日放在心头上的并不是怎样一个系统的儒家思想或主张，而是在不露声色中保全已经到手的地位和尊荣，时刻留心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上，这才是他的政治目标。

　　有一次，房玄龄上朝经过皇宫北门，见北边大兴土木正修建宫殿，心中纳闷自己怎么不知，于是询问迎面走来的主管建筑少府监窦德素，没有回答的窦德素却将此事告诉唐太宗，皇帝很生气，责备房玄龄只管朝廷的事就行了，北门外的建筑与你何干？吓得房玄龄非同小可，赶快道歉拜谢，表示再不敢打听朝外之事，后来还是别的大臣替他解了围。

　　还有一次，唐太宗欲聘已经订婚的郑仁基女儿入宫为自己的小妾，这本是一件强夺人妻影响皇帝声誉的事情，可房玄龄不仅不制止，反而固执地主张只要未举行过公开婚礼，聘娶郑女也未尝不可，而且天子聘选诏书已下发，不能中途改变。直到太宗在别人劝阻下也同意停聘，房玄龄才见机放弃自己的逢迎意见。

　　安州都督吴王恪因经常游猎骚扰百姓，被侍御史柳范弹劾免官。唐太宗借此想惩罚吴王恪的僚属权万纪，责怪其不进行匡正。柳范冷冷地反问：“房玄龄奉事陛下尚不能制止皇帝游猎，怎么唯独要定权万纪的罪呢？”唐太宗一听竟恼羞成怒，险些将柳范治罪贬逐。可见房玄龄无原则顺从太宗在朝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臣们对他的滑头中庸做法也不满意。

　　房玄龄是贞观时期担任宰相职位最长的一个“不倒翁”，他如果没有顺从迎合的本领，断然不会如此长久。唐太宗本人也深有感受：“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至于房玄龄监修国史将“起居注”删改为所谓的“实录”呈献给太宗，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丑闻。因此，房玄龄在大事情上极少先于群臣说话，即便必须表态也要揣度皇上的心思，他69岁临死前才对自己儿子说“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也算是一个自我鉴定吧。

　　如果说贞观十年以前唐太宗臣僚阵容强大、素质良好，那么随着杜如晦、戴胄、王珪、李靖、温彦博、高士廉等人死的死、退的退，特别是魏徵、岑文本、马周的相继去世和侯君集、刘洎等人被杀，贞观后期宰相班子的主要成员已频繁更迭，带有一种随和顺从、与世无争的色彩，许多官吏善于依附，意尚怯懦，抱着多一言不如少一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迎合圣意不犯君颜的暮气笼罩了朝廷，唐太宗也觉得见风使舵、献媚取悦的人太多，就请长孙无忌等人直言君过，最会察言观色的长孙无忌连忙说：“陛下无过失可言。”唐太宗不相信，找机会又请大臣们提点意见，长孙无忌说得更加肉麻：“陛下武功文德，卑臣们紧跟都来不及，哪有什么过失可言！”这种逢迎阿谀之状，简直有失宰相身份，连太宗本人也觉得不大自在，说他“曲相谀悦”。

　　大臣们会出现希旨顺情的状况，反过来说责任自然在唐太宗身上，他的自高自大、疑神疑鬼、独断专行、性暴偏执都使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尤其是他对功臣高官的贬谪治罪，更使人们如履薄冰，忧心忡忡。比如在平定天下和玄武门之变立下汗马功劳的尉迟敬德，有次出席宴会不满别人座次排在他之上，怒问同席官僚，李道宗上前劝阻，竟差一点被尉迟敬德打瞎一只眼。唐太宗沉着脸提醒他想想韩信、彭越这些汉朝功臣怎么会被刘邦杀掉，警告他不检点会后悔莫及，吓得尉迟敬德再三请求守职，表示不敢居功自傲，以后致仕退休。唐太宗准备亲征辽东时，闲居的尉迟敬德劝说他大军东去，京城空虚，恐怕出现杨玄感兵变的事，太宗一听反害怕其有异心谋反，硬逼着60岁的尉迟敬德披甲上阵，随大军出征。

　　唯唯诺诺的房玄龄留守京师，掌握暂时的军政大权，恰逢有人来告密，声称告的就是房玄龄，因事涉己身，不敢擅自处理，房玄龄派人送他到太宗处。唐太宗闻知喝令腰斩告密者，接着亲自写信责备房玄龄为何不能“自信”，为此将他解职归家，经别人解释才官复原职。

　　唐太宗的儿女亲家杨誉触犯了法律，被执法部门留身勘问，太宗大怒，认为是有意刁难他的亲戚，将有关官员统统免职。内侍宦官出使途经川县，住在官舍，正碰上大臣李靖、王珪路过这里，县吏赶快把官舍让给二位宰相住，把宦官移宿他处。太宗知道后认为轻视宦官就是看不起自己，要追究宰相和县吏责任，幸亏当面解释才了结。

　　像唐太宗这样猜忌臣僚、任意好恶的事例还有许多，沧桑横变，星移斗转，被那些文人讴歌赞美的“贞观之治”已经变了主调。

　　接班人选择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也就是魏徵死后3个月，宫廷发生了一场重大“谋反”事件，从而引起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废立太子、清洗臣僚等等大事，在朝野上下乃至唐太宗本人心理上都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成为唐太宗由“治世明君”走向“独夫霸道”的转折点。整个事情过程是极端令人失望和乏味的。

　　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在长孙皇后调理下曾和睦安宁，太宗14个儿子中，长孙皇后所生的有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但有传闻承乾是另一妃子所生，太宗开始对他十分喜爱，年仅8岁就立为太子，并让他从小学习处理朝政，以便将来能继承帝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教唆，他染上了许多有失体统的坏习气。大约因为他几代祖先都娶北方女子为妻，有着游牧民族血统的关系，他倾慕突厥的生活风俗，平时说突厥语，穿突厥服，打突厥旗幡，玩突厥游戏，假装突厥丧葬习俗，喜欢身边貌似突厥的人，总之，一切都突厥化。他还发誓一旦当上天子，就率万骑到金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大黑河）狩猎，然后解发去做突厥单于。身为大唐帝国皇太子，却甘当番邦的部属，在他的正统老师看来肯定是不可救药的愚狂。但承乾公然蔑视熟读礼典的老师，和他的小叔叔汉王元昌一起玩突厥游戏，终日在一起各率一队侍从列阵交战，有时打得头破血流，还幻想做天子后，在宫苑设置万人营，与汉王各分一半看他们打仗开心。

　　长孙皇后去世后，就更没人管束承乾了。他整天沉溺在犬马声色中，虽然他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脚跛走路艰难，但他却找了一名太常乐童，和这位美姿容戈、善歌舞的10余岁男孩搞起了同性恋，还起了个名字叫“称心”。但他很害怕父皇知道，千方百计地遮掩，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明一套、暗一套的把戏，每次临朝与宫臣在一起时，高谈阔论忠孝之道，说到慷慨激昂处声泪俱下。转过脸回到宫中继续和那群小鬼胡闹。东宫里一些负责教育他的官员看到不少蛛丝马迹，便进谏劝说，他机警地恭敬迎拜，正襟危坐引咎自责，文过饰非的漂亮话一大套，所以许多大臣都以为他忠孝贤明，是父母的优生儿。

　　不过，纸里很难包住火。承乾的荒唐行为遭到东宫任职的一些官员严肃批评，他竟指使刺客去暗杀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可他定下决心：“我若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进谏者就杀，杀他几百个，众人就老实了。”汉王元昌同他沆瀣一气挺合得来，迫不及待地鼓动承乾谋反，告诉他皇帝身边有个会弹琵琶的美人，希望事成之后能送给他，承乾愉快地答应了，俩人异想天开的打起如意算盘来。

　　唐太宗后来发现了太子的丑行，大怒之下杀了那个娈童称心，严厉地斥责了承乾。承乾对称心怀念不止，设灵堂命宫人早晚奠祭，又起冢赠官竖碑表示哀悼，徘徊痛哭数月不朝。太宗嫌长子不争气，厌恶之中有了易立太子的打算，便把期望的目光转向四子魏王李泰身上。李泰聪敏绝伦，文辞华美，以好士闻名，太宗便让他像当年秦王府一样设置文学馆，汇聚有才之士。李泰长的肥胖，趋拜礼仪不方便，父皇便让他乘坐小舆入朝，给予特殊的恩宠，目的是想抬高魏王李泰的地位。聪明的李泰自然明白父皇的用心，他使出浑身解数表现自己，组织宾客文人编撰了《括地志》一书，全面描述了全国的行政地理区划。唐太宗看到此书后很高兴，赏赐钱帛，数量超过了太子。一些不明真相的大臣认为违反了嫡长子为正的传统，但唐太宗继续荣宠李泰，让他搬到皇宫武德殿居住，更加便于提高其地位。

　　李泰得宠之日，就是承乾冷遇之时。承乾为保住太子地位，也纠集人马展开明争暗斗，网罗了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唐高祖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平定高昌和吐谷浑中因贪财受处分的功臣将军侯君集等，他们割手滴血，和酒发誓，准备起兵杀掉李泰和父皇。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朝廷审理齐王李祐造反案时，查出了太子结党阴谋夺权的计划，结果幽废太子承乾，汉王元昌被赐自尽，其余人全部处死。据说唐太宗亲自审问侯君集，似乎要留他一条生路，但其他大臣都不同意，太宗只好挥泪与侯将军诀别，并把他的妻儿流放到岭南，不再加刑。史书记载没收侯府家产时抄出两个只吃人奶不吃食物的绝代美人，可见这位将军的好色与腐败。

　　魏王李泰这下自认为机会来了，他四下活动，未来的天子地位对每一个人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朝廷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坚决反对，认为有野心的李泰继嗣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安定和大臣之间的分裂，陷入儿女情长的唐太宗一时苦恼也没了主意。心急如火的李泰却误以为唯一的障碍是亲弟弟李治，于是亲自出马威胁李治，唐太宗发现李治终日闷闷不乐，问了几次终于知道李泰的谈话内容，不禁对最有希望的李泰失望了。他不愿又一场兄弟之间的火并恶斗拉开帷幕，也后悔宠信李泰酿成今日的矛盾。眼前的事件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惶恐，他似乎看到当年玄武门前自己兄弟间的那场厮杀又重演了，他伤感万分，痛苦异常。

　　一天退朝后，他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李四人，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指齐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和汉王元昌）都是如此悖逆不轨，我活着实在没意思了。”说完连气带愧的倒在床上，抽出佩刀要自杀。一个杰出的领袖竟在家庭问题上失去面对人生的勇气，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不多见的。因为我们的史书上从不过多记载皇帝的痛苦与忧愁，仿佛他们一生总是威风无比、英明伟大。

　　大臣们当然不能让“圣主明君”自杀，一拥而上扶抱夺刀，然后慢慢询问他的心思。哀叹了很久的唐太宗终于说自己想立晋王李治为接班人。李治性格懦弱，才能也不得太宗欣赏，但鹬蚌相争，晋王得利，李治做梦也没想到他拣了个太子。长孙无忌一听马上赞成，大声喝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然后召集文武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宣布为了社稷之计，割断恩宠保护两全，承乾、李泰都不得立储，三个嫡子中别无选择，只有晋王李治了。于是一场改立太子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魏王被看押在北苑，后又迁往均州郧乡（今湖北郧县），一个本来极有可能登上帝位的“明星”，就这样寂寂一生陨落了。

　　唐太宗心里清楚李治不是自己所理想的继承人，但皇权巩固是当务之急，其他一切条件必须放在次要地位，“用人唯才”也就顾不得了。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影响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过了一段，唐太宗又有些后悔自己被迫所作的错误选择，怀疑意志软弱、才能平庸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因而他又想立英武睿敏的吴王李恪做太子，这是他和隋炀帝女儿杨妃合生的儿子。但遭到长孙无忌强烈的反对，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坚持李治会擢升为一个卓越无比的帝王。长孙无忌这样拥戴李治，心里的小九九自然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成为拥立新皇帝的功臣。

　　圣明的唐太宗只好硬下心肠为优柔寡断的李治扫平道路，要在他离开人世后使太子能有利的履行皇帝的职责，为此他开始了“清洗”运动，作出了令历史学家感到既惊讶又荒谬的一件件事情。

　　太子承乾被废时，唐太宗以叛逆罪杀死了列名凌烟阁功臣侯君集，这是贞观以来第一次诛杀如此功高位崇的大臣。被牵连者还有一个秦王府文学馆的老秀才杜正伦，唐太宗曾因他尽心尽职而格外器重，并因他不怕触犯龙颜逆鳞进谏言而多次赏赐。以后杜正伦屡次被提拔至中书侍郎，还特别选配他去东宫任职以便督诫太子。在承乾我行我素不听劝阻的情况下，杜正伦将太宗的密谕泄漏给承乾，目的是让这位皇子哥儿收敛些，但由此引起太宗愤怒，把他贬为谷州刺史，继又远调交州都督（今越南河内）。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有人揭发侯君集曾将自己金带赠送给他，于是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荣市），最终坠入死亡的深渊。

　　清洗运动如火如荼，不可遏止，又牵涉到已死的名臣魏徵，因为侯君集和杜正伦都是魏徵推荐给唐太宗的，当时认为他们“古今难匹”，有宰相之才。现在唐太宗把他们三人联在一起，怀疑魏徵“阿党”。出身南方士族的褚遂良见风使舵，出卖密友，告发魏徵“自录谏净言辞”以求荣誉。太宗盛怒翻脸，魏徵所有的好处顷刻之间化为轻烟，下令推倒他曾亲作碑文的墓碑，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叔玉的婚约。一位生前被太宗自己誉为“镜子”的忠臣，竟落到如此结局，九泉之下魏徵有知，定会痛心无比。

　　忠直敢言的刘洎也是唐太宗清洗的对象，原因是他和中书令岑文本、崔仁师等都卷入易立太子的纷争，由于支持过魏王李泰，所以被列为同党。崔仁师先以欺骗皇上之罪被配黜龚州（今广西平南），接着刘洎以“小人巨猾”、图谋不轨之罪被赐自尽。不久，刑部尚书张亮又以“谋反”罪被斩于西市，籍没其家。

　　最荒唐的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是“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里有“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十分疑惑，常常猜测“女主武王”是个什么人。有一次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参加宫中宴会，行酒令时输者说出自己小名，恰好李君羡输了说“小名五娘”。唐太宗一听马上联想起那个不祥的图谶，暗忖李君羡守卫玄武门，官称“武卫将军”，封爵“武连县公”，又是洛州武安人，全部带有“武”字，正合“武王代有天下”图谶，“娘”字又为女称，所以很快将他贬为华州刺史，又借口他与妖人勾结，查抄全家送上了断头台。

　　猜忌丧失理智的唐太宗还不罢休，采取“莫须有”的手段继续清洗，不管臣僚有过多少功劳，有过多少荣誉，都不能绝对信任。他整天思索谁有可能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谁不大容易驾驭，似乎要识破一切潜在敌人。朝野上下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岑文本曾吓得不敢接受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升官，马周吓得临死前焚掉自己起草的一切文件。直到太宗病重时，他还处心积虑地作了最后一次精心安排，将誓死效忠的中书门下三品宰相李世借故贬到叠州（今青海东南），以考验李世是否听话。机敏的李世揣摸到太宗用心，连家也不回即离京赴任，这才躲过了杀身之祸。

　　天可汗扩疆拓边与低调告终

　　唐太宗身居九五之尊已20多年了，他再也不用像登基之初那样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的“圣明”形象是可以流芳百世了。他曾被迫虚伪地下过杜绝各项奢靡浪费的禁令，这时全都抛到九霄之外。他派使者赴域外求购珍玩奇宝，派人修苑凿池装饰离宫，派宦官四外觅求有姿色的美女，派兵镇压四川农民抗捐纳庸的反抗，暴露出贪婪和专制的本来面目。如果说他曾慷慨激昂的批判隋炀帝劳民伤财三征高丽，那么这时他也急不可耐的步其后尘，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亲自策划远征高丽的战争。

　　东北亚朝鲜半岛上三个独立的小国高丽、百济和新罗，都是中国的藩属国，都承认唐朝的宗主权，但隋末中国的大乱使高丽乘机占领了辽河西岸的大片版图，并花费了大约10年的功夫建造了一条用堡垒联结起来的防线，特别是公元642年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大将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了名义上忠诚唐朝的荣留王后，不仅采取了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而且向半岛南部的新罗发起攻击，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拘留了唐朝派去的外交官，企图统一整个朝鲜半岛。这自然是唐朝政府不愿看到的恶况，为了防止高丽与周围的靺鞨、日本联盟和阻止对唐朝友好的新罗侵略，以大将李世为代表唐朝政府官员主张对高丽采取强硬手段，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文职官员却反对远征，担心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唐太宗本人念念不忘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朝思暮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起码要恢复汉代的疆域版图，隋炀帝的未竟事业也使他对这个挑战性的问题难以忘怀，战略上保持朝鲜半岛上三国分裂有利于中国控制的利益，唐朝军队的勇猛无比也使他充满胜利的信心。如果眼光再放开点看，这时唐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欧亚大陆，中西伯利亚高加索骨利干族的身材高大黠戛斯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波斯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的太子卑路斯赶到长安请求中国帮助他们抗击阿拉伯帝国的侵入，至于吐谷浑的平定和吐蕃的请和更不在话下，准噶尔地域的薛延陀甚至跑到长安受降贡礼，远在叙利亚拜占庭帝国的拂菻使臣也来通好联络，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二世亲自派来的外交大臣，长安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不仅接待着一百多个官方或非官方的代表团，而且居住着上万名的各国留学生。作为一个泱泱超级大国的“天可汗”唐太宗，雄心壮志不难推测，他下决心与敌对的高丽摊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存在着后世文人那种在“正义”或“非正义”上兜圈子的纸上谈兵。

　　偶然一点的因素是，皇宫里太子易换的一层阴影和那帮文臣喋喋不休的说教，使唐太宗感到心烦意乱，他觉得有必要离开黄土地上的皇宫亲自到鸭绿江边散散心，在解决历史课题的同时捎带重温一下旧日铁马金戈的雄风。

　　公元645年春天，唐太宗亲自到达辽东前线，10万唐军兵分两路出敌不意直驱辽东城（辽宁辽阳），一个月内攻克了这个重镇。但在安市（今辽宁盖平）郊区与高丽15万军队展开了激战，围攻88天无效，到九月因气候转冷只好撤军。据说归途中遇风雪袭击冻死几千人和十分之七八的战马，这显然是有意夸大远征的失败，以证明儒臣们偃兵修文的正确。

　　唐太宗并不认为这次受挫是什么灾难性的大败退，他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不仅派遣敢死队从陆海两方面轮番骚扰袭击高丽，而且准备第二年征集30万大军一次性彻底粉碎高丽，但还未来得及出师，他的病情却突然地恶化了。

　　唐太宗据史书称得了“气疾”，似乎也有些精力耗竭衰弱的症状，从辽东返回京师途中还患了毒痈，回皇宫后又得风疾，传说他瘫痪在床，很多政务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但后来又奇迹般的病愈，隔三日还上一次朝。这时期他大量服用方士炼制的“金石”之药，虽然他过去曾多次嘲笑过执迷不悟去寻求长生灵丹妙药的秦皇汉武，现在自己也走火入魔的狂热迷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联合吐蕃兵击败中天竺（印度北部），一万多俘虏被押至长安，其中有一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印度巫师自称能配制金石秘剂，太宗服用后大加赞赏，认为是延年益方。可是好景不长，这回春壮阳之药很快使他病情加剧，只好到翠微宫静养。

　　他深知自己病入膏肓日子不长，对身后之事的忧虑也越来越沉重，他非常关心太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亲自撰写了《帝范》12篇，揭示自己为人之君的理想和所做的错事，要太子李治以古代圣王为师，不要效法自己。他濒临死亡历数自己当皇帝以来的种种“不善”，为自己的“深过”感到多愧，的确是语重心长，颇有自知之明的恳切。从这点上说，唐太宗到底是不同凡响的大政治家。

　　公元649年7月10日，52岁的唐太宗因金石药毒发作而结束了宝贵的生命。光照史册的贞观之治在历经23年后终于以低调告终。然而，随着时间在历史长河中的流逝，他的威信和荣誉却日益增长，并被那些写书人精心粉饰成一个近乎套有金环的完人、神人，因为他毕竟是唐代第一个鼎盛期的皇帝，留给后人一笔无与伦比的遗产：从精神上的“纳谏”，高效能的行政官署，广阔无垠的国土，以及清平繁荣的社会治理，这一切都使那些在不安定年代或动乱不已日子里供职朝廷的官员们产生深深地追思与怀念，尤其是在昏君庸主专横跋扈时，太宗那种接近儒家民本为治和君臣水乳交融的关系，就更使那些惴惴不安的臣僚们越发想恢复他那文治武功的理想，所以在后世人眼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就愈显得空前绝后的强盛和成功，而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反而被过滤淡化了，一个被史学家隐恶扬善的理想君王形象最终树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