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子军

　　公元617年8月5日，红日西坠之际，关中户县平川边缘的柴家庄园门前火把烈烈，尘烟滚滚，一支提剑持戈的数百人马簇拥着一个高挑颀长、英姿勃勃的女子，举起反隋的大旗。她就是唐国公李渊的三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这位青史留名的巾帼英杰，毅然响应其父在太原起兵的号召，不仅动员丈夫柴绍北上助力，还亲自离开长安府邸到南山脚下，散尽家财，招募兵士，与京师附近的造反者结盟，聚集了7万精兵攻城略地。她严禁骚扰百姓，很快赢得人心，威震八百里秦川，号称“娘子军”。

　　一个多月后，平阳公主与父亲李渊会兵渭北，独置幕府，分兵攻入京师长安，为李唐大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古代女性史的华章谱下一个优美漂亮的音符。

　　然而，平阳公主的辉煌很快就黯然失色，官方史籍在她200字的简历中只说她6年后就死了，破格按军礼给予埋葬。倒是她坐龙墩的父亲李渊有着丰富的历史材料，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既深谋远虑、稳重果断，又好色嗜欲、沉溺后宫的形象。

　　关于李渊，正统史书上精心给他编造一份世系家谱，吹捧其祖先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家族，曾建立过西凉王室。善于考证的史家还得出李渊原是汉代抗拒匈奴名将李广的后裔的结论，世代为名门望族。唐皇室以后自订家谱时始终坚持这个说法，其实，李家与陇西望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河北赵郡（今赵县）一支无名小家，定居在拓跋氏北魏统治下的地域。从其先祖中的两个名字——李初古拔和李买得——可以看出，姓氏袭用了汉族，名字则完全是鲜卑族的，因此不难断定，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

　　和多数王朝的创建者一样，李渊也不是出身于一个平民百姓之家，他的祖父李虎是和宇文泰齐名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名次与声望都高于当时还只是大将军的杨忠（杨坚之父）之上。作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高门之间的联姻，杨忠儿子杨坚娶了突厥贵族独孤信的七女儿，李虎儿子李昞则娶了独孤信的四女儿，并在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和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与北周、隋室两朝皇帝有着亲戚关系。

　　众多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笔下的李渊，被描写成一个平庸无能的凡人。他6岁时就承袭了他祖父传给的唐公爵位，仅凭门荫就可以老子英雄儿好汉。其实，50岁以前的李渊既长于心计，又武功高强。传说有一次他领兵去龙门镇压叛乱，冲锋陷阵时一共射出72支箭，结果箭无虚发，打扫战场时全部从敌军尸体上找了回来，一支不少。

　　凭着这一身好武艺，早年还赢得一位名门闺秀的青睐。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也出身于鲜卑军事贵族世家纥豆陵氏，她的母亲是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父亲窦毅为驸马上柱国，封神武公任定州总管。窦氏虽为将门虎女，但容貌动人，一头乌黑秀发拖至脚跟，据说周武帝宇文邕（即她的舅舅）对她这位“长发女”特别钟爱，当杨坚夺取北周帝位改朝换代时，她倒地痛哭，气愤地捶床叹息：“恨我不为男子，以救舅氏之难！”吓得她爹妈赶快捂住她的嘴不让漏风。

　　这样血性的女子自然别出心裁，要通过比武觅夫寻婿，一群翩翩公子闻风而来，窦姑娘在门前屏风上对称画了一对孔雀，宣布凡是两箭能射中孔雀眼睛者就嫁给他。一个个年轻人试射以后都垂头丧气地走了，只有李渊上场后，两支白雕翎箭如流星闪电直钉孔雀左右眸子上，于是窦姑娘与李渊结了婚，后来被追尊为国母，史称太穆皇后。

　　窦氏才貌双全、抱负非凡，她擅长著文与书法，写的字与李渊相同，一般人不能辨认。隋炀帝大业年间，窦氏曾多次为李渊保全官身出谋划策，颇有政治眼光。她又为李渊生下了出色的儿女，其中就有唐太宗李世民。不幸的是，她还没实现夺回娘家皇帝宝座的夙愿，公元614年就死于涿郡（今北京蓟县），时年45岁。不过她身后的窦家仍很有势力，出了一个皇后、六个王妃、八个驸马和三十余名高官显贵，这将在我们后面的叙述中陆续出现。

　　李渊按照亡妻的自安之计，不断讨好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又加上独孤皇后的外甥关系，备受杨隋王室的恩宠。他从15岁时就做隋文帝的侍卫，后来做过许多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召还京师还任过其他朝廷要职。公元613年他43岁时担任卫尉少卿，主管首都武器装备和负责向远征高丽的军队运送军需，曾亲自到怀远镇（今辽宁朝阳）督运粮秣。正巧这时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北临漳）起兵反叛，结果一败涂地，身首异处。李渊控制的粮秣军需是一张王牌，但他未敢贸然行动响应，反而庆幸自己的沉着慎重。隋炀帝对这位姨表兄长——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是挺信任的，不仅派李渊去弘化（今甘肃庆阳）掌握陇右十三郡兵权，而且第二年又升任他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后为太原留守。太原当时叫晋阳，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争夺成败、兴替存亡的关键重心，隋唐时期一直是防御突厥的前方基地，炀帝三次北巡都驻跸晋阳宫。李渊能在隋末叛乱此伏彼起的时刻，得到行使河东（今山西）军权的新任命，至少是他表面上的忠于隋室蒙蔽了隋炀帝。

　　然而，这时与历史有直接关联的重要人物，都在用尽心思逃避着历史：隋炀帝南下跑到江都（今扬州），这就对北方地区失去了有效的军政控制；另一方面，李渊的所作所为也似乎颇不合潮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各地反隋的风雨激荡朝野已历二年，叛乱警报频频传入李渊耳朵，他的朋友、下属和顾问们纷纷认为隋朝统治已危如累卵，都劝他趁机起兵另创新朝。李渊对此沉默不答，或者申饬他们不许乱说，因为他清楚政治领域里“天降大任于斯人”，往往是有盲目性的。对于一个在官场经历过半生的人物来说，终生难遇的机会和前途莫测的困境常常是同时戛然而止的。对此，他必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虽然他所处的是一个信息流通非常困难的年代，长安到太原就有近一个月的路程，实际上他一直了解着朝廷动向，关注着各类信息。更重要的是他处在一个有成功把握的理想地位，归纳一下有这样几条：

　　——他的家世和人望都无可挑剔，既是北周、杨隋皇室的姻亲贵族，又是关陇军事精英集团的重要成员，而且在50年中侍奉过杨坚、杨广两代皇帝，宦途虽然漫长但很顺心。

　　——他所留守的太原有着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既可以北退塞外，又可长驱直入南下对长安（隋大兴城）和洛阳这些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快速进攻。

　　——他有着赢得人心的民谣舆论，因为三年前就有“李氏当应图”、“兴起为王”的预言，这一说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隋炀帝为此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一些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姓高级将领都被大规模的清洗或流放。李密所领导的反隋武装便是受了这一预言的影响，李渊也一定知道此预言的作用，他曾说：“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

　　——他自认为有天意帮助，能激起举兵反隋的雄心。因为传说圣君唐尧曾在“唐”住过，这个地方就是太原。而唐又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虽然国公爵位没有统治领土的实权，但他“私喜此行，以为天授”；认为爵位与职务任命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的好运。

　　但李渊毕竟是凡人，他顾虑重重，既有心腹之患，又有后顾之忧。

　　心腹之患指的是隋炀帝从禁军将领中选了二名亲信王威、高君雅担任他的副手，实际上是安的眼线监督他，以防不测。

　　后顾之忧指的是随时南来骚扰的突厥，假如起兵后，前遭隋军反扑，后遭突厥进占，根据地太原丢失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所以李渊不愿早露形迹，不愿稀里糊涂地走向失败。公元617年阴历五月初，李渊密令在山西南部任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就地招募军队，同时传令次子李世民在太原招兵买马，借口对突厥作战，十天内就征募了一万人，驻扎在晋阳的兴国寺。年轻的李世民当时才18岁，他散财结客，接纳豪杰，网罗了一批逃避辽东征役的亡命之徒，并亲自将囚禁在监狱里的晋阳令刘文静营救出来作为谋主。在这批造反派的怂恿下，李世民迫不及待地一再催说其父李渊起兵。但李渊迟迟不肯行动，即使在他血气方刚的儿子面前也不动声色，以免因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慎而败坏大事。有一次被儿子说急了，甚至扬言要逮捕李世民送官治罪来掩人耳目。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能文能武的李渊并不比儿子欠缺举兵的勇气，他考虑更多的是全国的局势与举兵的时机。是否善于谨慎而又果敢地抉择最佳的行动时间，是对领袖人物素质最基本的要求和考验，因为这是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方面李渊要比儿子李世民成熟得多了。

　　但李渊暗地扩充武装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忠于隋室的人的警觉，有位深通文韬武略的精明军人李靖，看透了李渊散布的迷雾，偷偷潜回京城向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密告李渊图谋不轨。隋炀帝接到报告，立刻下令逮捕李渊进行审讯。不过远在扬州的炀帝又觉得仅凭一面之词就轻易撤换驻守北方重镇的高级官员，不利于全国形势的稳定，便又追发诏书免于追究李渊，让他官复原职。已经交代了后事的李渊，经过这场虚惊，知道自己已开始被炀帝怀疑，但他继续上演三国中刘备的韬晦之计。在这节骨眼上，比李渊小3岁的杨广不想稍一迟疑放纵，竟给这位表兄留下了成龙登极、改朝换代的机会。

　　历史哟，就是这样成就着人类的“命运”意识。

　　戏剧性的局面终于开始了。标志是李密领导的全国反隋第一主力瓦岗军，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完成了对洛阳的包围，并连续取得击破金堤关和消灭隋将张须陀的荥阳之战、占领洛阳外围的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等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反隋武装已达百万人，不但重创了隋军精锐嫡系主力，而且切断扬州与长安的交通，使王命不能下达，整个北方脱离了隋朝的控制。

　　李渊的机会来了。然而儿子还不摸父亲的底，心急火燎的李世民搬动深得李渊信任的裴寂去想办法，这位出身河东裴氏大姓的才子，常为自己家道中落又满腹经纶无人提拔而怏怏不乐，混了半世只得了一个晋阳离宫副监守的闲职。因而他和刘文静商量后决定利用他主管的晋阳宫中宛如仙女的宫人，对李渊施以美人计，使他陷入非分辱用皇帝宫人的死罪，将他逼上绝路，不得不反。

　　其实李渊心里很明白这场闹剧的圈套，过去不早发难是避免重蹈杨玄感的覆辙，这时已无须犹豫，因为李密瓦岗军攻占洛口仓已四个月了，他决心起兵呼应，在众多州郡高级将领中第一个举旗起义，把握住先占京城抢摘桃子的有利时机，一举成就帝王之业。起兵前既紧张又兴奋的部署准备已完成，只等“大郎”建成与“四郎”元吉回来，忙中偷闲何必违拂裴寂的“好意”，大胆地应邀前往晋阳宫赴宴，提前享用一下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艳福，不也是极有勇气的举动吗？

　　五月十五日，李建成和李元吉潜回太原，但小儿子李智云未能脱身，被晋南官府捕去杀了。李渊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在议事厅将皇帝派来的心腹王威、高君雅抓进监狱砍头，并指使人控告他俩勾结突厥来攻太原。正巧第三天突厥来侵犯，本来莫须有的罪名居然给应了，自然没人怀疑。这下李渊就更胆大了，一不做二不休，在清洗动摇分子的同时，派刘文静前去联络突厥，双方约定联兵反隋，攻下长安后，美女财帛全归突厥可汗，土地城市则归唐公。李渊实际订立了称臣于突厥的屈辱协议，但为了南下无后顾之忧，为了夺权称帝的长远利益，出卖点眼前利益也不在乎，大事临头的政治家是不讲什么伦理道德的，更不讲什么温文尔雅的人道文明，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建立时必经的冷酷无情的千年铁律。

　　当然，李渊内心深处是不愿留下任何臣属突厥可汗的证据，他既请求可汗给予实际的“援助”，又请求可汗体谅名义上的难处，这是智者不同于常人的反应。他派刘文静去谈判时，对突厥始毕可汗使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语气非常卑恭，自己亲自接待突厥使者康鞘利时，更是“敬畏不失蓄臣之礼”。但却十分婉转地谢绝可汗称帝的要求。操之过急的刘文静则主张与隋彻底决裂，要得到突厥的支持，必须一开始就一边倒，并唆使兴国寺里招募来的士兵声称哗变，鼓噪唐公再不接受突厥人的要求，就不跟他干了。李渊在胁迫压力下，只好暂时接受了对方提的条件，但埋下了恼恨刘文静的杀机。

　　刘文静还力主改用白色大旗，以与突厥的旗帜颜色保持一致，表示藩属，并得到李世民暗中的支持。李渊认为这是无知的浅薄，坚决不同意，只是为了互有妥协，才决定兼取隋旗的绛赤色和突厥旗的白色，制作成绛白二色旗。有“理智”的李渊不想大张旗鼓的公开暴露自己臣服突厥的屈辱，更不愿给历史留下把柄或自己不光彩的名誉。

　　思想上的某些分歧并不影响行动上的协调。李渊与李世民、刘文静在反隋夺权的大目标上毕竟是一致的，一旦处理完突厥人的问题，他们马上组建了大将军府。六月十四日，李渊正式宣布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建成和李世民担任左、右领军大都督，分统左右大军。太原周围的文武官员，原来都是隋朝鹰扬府的军官或政府官吏，现在只不过是把他们手下的士卒与军需装备转手交给李渊指挥就行了。突厥可汗又送来了两千匹马和五百精锐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一切举兵的条件都成熟了。

　　七月五日，李渊委派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和建成、世民率军3万从太原出发南下，直捣国都所在地。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这支意气高扬、雄心勃勃的“义军”，遭到沿途隋军的强烈抵抗，渡汾河时又遇夏季大雨，军队被阻。李渊接到情报说：被突厥册封的“定杨天子”刘武周，计划袭击太原，所以他忧虑腹背受敌，想放弃远征回援根据地，但被儿子和部下劝阻，气可鼓而不可泄。恰巧瓦岗军首领李密从洛阳送来书信，要求二李结成同盟。

　　李密也是关陇军事精英集团的后代，他的曾祖父李弼是西魏八大柱国中的一个，赐姓鲜卑徒何氏，据说也为胡汉混血种。李密祖父李曜、父亲李宽在北周、隋朝都知名当代，封为太保、上柱国等高职。李密从小袭爵蒲山公，长相又高鼻深眼，雄视异常，曾为皇帝御前侍卫，后受隋炀帝猜忌调离，他又成为杨素门生，杨素儿子杨玄感叛乱，李密自然积极参加，兵败后藏匿民间，从公元616年起他成为河南反隋武装联盟的领袖。这时他给李渊写信，笔墨酣畅，所述甚丰，中心意思是说咱们应以天下为己任，结为盟津之会，推论将来天下政权非咱们这些名门高官子弟莫属。

　　明智通达又阅历丰富的李渊，唯恐李密知道自己的夺权计划，阻止他进军京师抢摘桃子，于是他马上命令属下温大雅回复了一封信件，矢口否认自己有比做唐国公更大的野心，作为隋朝忠义臣民起兵只是为了重新稳定社会秩序罢了。他还假劝李密快取天下，治理天下民众非你不可。李密被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不仅不阻拦李渊进兵关中，还认为“天下不足定也”！这样就铸成了李密后来连哭也来不及的大错。

　　八月夏天雨季过后，黄土高原气候转入凉爽，李渊的部队连下河东各县，迅速跨过黄河，占领了华州永丰仓，会合平阳公主以及其他关中策应的反隋武装，全军扩大到20多万人。公元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率领士兵首先攻破城墙，夺取了整个京城。李渊进城后严令保护隋朝皇室的安全，虽然兵将们嚷着要拥立李渊自己为帝，但聪明的他俯视全国形势，不愿坐上各地正在燃烧的这个金字塔的顶尖。他巧妙地让炀帝年幼的13岁孙子杨侑做了傀儡皇帝，并称为隋恭帝；更绝的是，他给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遥送上一个太上皇的虚衔。他宁肯名分上受点损失，只要实际利益丝毫不让，何不塑造一个忠臣孝子的形象呢？何不给自己的姨表兄弟送上一缕不失体面的宽慰呢？

　　坐龙墩的新天子

　　公元618年5月20日，即李渊晋阳顺利起兵一周年之际，他废黜了傀儡小皇帝，因为前几天刚刚传来隋炀帝三月在江都的死讯，他已不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也不需要什么“大宰相”的自号。当然，他还是精心导演了一场“禅让”的戏剧，以证明自己坐龙墩当皇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李渊按其世袭封号改国号为唐，选年号为武德，变京城名为长安，立长子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秦王，四子元吉封齐王，还任命了一大批文武官员，自己则堂而皇之地登极坐上了新王朝开创之主的宝座，写下了他的人生最美好的一笔。

　　这年李渊52岁，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史称唐高祖。他当然想不到，大唐王朝胜利的到来，竟是如此迅捷。他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号称鼎盛的时代到来了。

　　一反常态的是，李渊在官方正统史书和当今各类开国皇帝传记中被贬低成一个碌碌无能之辈，不仅胸无大志，而且暮气沉沉，似乎是一个勉为其难没有主见的平庸之君。那些吹嘘“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们为了将李世民抬高成唐帝国的第一缔造者，在一些实质性、关键性的历史过程中处处夸大李世民的作用，本来“义师云举、首赞奇谋”的谀词已经是文学意味的美誉，但他们还要虚构出一幕幕离奇的剧本：

　　例如在晋阳密谋中，编造出李渊好色成性，沉迷在晋阳宫中灯红酒绿的风流阵中，私幸宫女捅下乱子，只好一切听凭儿子李世民的意见，被动地勉强起兵。并绞尽脑汁的编撰出李渊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儿子鼓动有道理，只得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

　　又例如南下进军隋朝国都时，李渊胆小如鼠惊慌失措，几次想溜回太原老巢，幸亏有英明气魄的李世民劝谏，李渊才没有下撤军令。后来攻夺都城的战斗中，也是李世民冲锋在先，才能和功劳都高人一筹。

　　然而，这些故事与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和参加者温大雅的记录差距太远。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告诉我们，李渊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和勇敢刚烈的战略家，正是他本人策划了晋阳起兵，而李世民只起到一些辅佐作用，他的贡献不见得多于其长兄李建成。

　　当时的可怜文人为了避免上台的李世民追究罪责，在重大问题上每每闪烁其词，篡改作伪，思想上也是够痛苦的了，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毕竟是少数文人所为。

　　建立大唐政权后的李渊，并不是当时唯一称帝的政权，隋末唐初全国有200多个造反组织互相争斗，问鼎中原和建立政权的就有10支人马。李渊要想控制全国平定天下，必须打败他的各路对手。为此，深谋远虑的李渊又大赦，又封官许愿，又特赏，不仅给原来的效忠者很多的荣誉，就是对投降的敌手一般也都给以宽大处理。

　　有这样一个事例：唐军攻克京城时，逮住了那个先前偷跑回来告他谋反状的李靖，当李靖被捆绑着推到李渊跟前时，周围人问他罪证俱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李靖并不辩解过去自己出首李渊的是非，只是高声喊道：“你如今想成就帝王大业，难道还要以私怨杀壮士吗？”李渊觉得此话非凡，桀犬吠尧，各为其主，顿时打消怒气，爱惜其勇武之才，当场开释，好言安慰，命他在秦王李世民幕府效力，不久又任命他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参与平定四方，北抗突厥，南收岭南，屡建奇功。李渊还亲笔手敇李靖“既往不咎，旧事吾已久忘了”。意思是说自己不计旧隙，让他大胆地建功立业。李靖果然回报以耿耿忠心，成为功勋卓著的国家栋梁。

　　每次大战之后，李渊都封爵授衔，犒赏军队。有人提出那些以奴身份从军的士兵，不能和一般人一样论功行赏，李渊认为这种说法荒唐，他反问当初刀箭之下冲锋陷阵犹不分贵贱，现在颁赏赐勋怎么能不同对待呢？这些话现在听来是小意思，在当时良人、奴婢界限区分严格的社会中，却导致了大后果，腾然鼓动起无数奴婢纷纷投奔于他，这无疑是很得人心的一项改革，也揭示出唐军战斗意志高涨的奥秘。

　　应该说，李渊在群雄纷争中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豁达大度，胸怀宽容和值得信赖的统治者形象，之所以有大量的人向唐朝投降，除了一定的军事力量优势外，收买人心与用人不疑的宽阔胸襟无疑是更重要的因素。在后人感情色彩涂饰过浓的记叙中，似乎单凭李世民走南闯北的匹夫之勇就可以平定天下，显然是一种不全面的偏见。

　　李渊在长安建立政权后，在对付削平各地敌对势力同时，沿袭北朝特别是隋代的中央政府制度，在土地分配、府兵征募、各级税收、三省六部、郡县管理、法典编定、学校考试、宗教控制等等方面，构筑起唐代前期的政治框架。当时行政最高层相对来说也不拘泥什么礼仪，因为最高层官员不是他在太原军事幕僚中的亲朋故旧，就是关陇军事精英集团的后裔子孙，或是在隋朝任过官职的有经验密友。李渊的12名宰相中，最少有8人同隋唐二朝王室有姻亲关系；45名高官显宦中，至少有27人曾仕宦于隋，4人先世曾为南朝效劳，大多数人历跨两朝，身居高位，所以现代史学家认为唐王朝是前朝各代军事贵族或叫做精英统治集团的延续，并不是对传统社会的挑战，更不是一次社会革命。

　　和李渊君臣关系最密切的是裴寂，他曾用晋阳宫女私侍李渊，还通宵连日一起玩赌博。晋阳起兵与长安登极，裴寂出了大力，任宰相后得到大量的钱财酬劳，李渊上朝时经常与他同坐，入阁两人一起睡卧，还每天赐赏御膳。两人以后又结为儿女亲家，朝廷大事都经裴寂过手。但同样为李唐政权创业立下大功的刘文静就命运不济，他点子太多，人太聪明，反而引起李渊猜忌，他又不服裴寂地位高于自己，两人经常在议事时面红耳赤、争论不休，尽管他和李世民私交很好，最后还是以“谋反”被杀，据说他临刑时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不虚传的千年至理！”

　　相比之下，其他参与最高决策的人就驯服得多了。如后梁明帝儿子也就是隋炀帝杨广的小舅子萧瑀，他归附唐室后忠心耿耿，与裴寂同为尚书省仆射，具有很大权势。另一宰相陈叔达，本是南朝陈宣帝的第十六子，参加唐军后为李渊幕宾，收揽和庇护了许多愿意投效唐室的南方文学之士。还有隋室成员做过隋吏部尚书的杨恭仁，北齐高官后代的封伦等，他们都以中庸温和见称，尤其是封伦常以“密计”赢得李渊欢心。但他们共同特点就是事无巨细都必须亲自向李渊请示。作为皇帝的李渊尽管也不时赞扬他们几句，可是每逢大事总要提防着什么事情不合朕心，万一哪个权柄在手的臣子生出点君王的心思，那可就是另一场改朝换代的大乱子了。

　　也许正是这些王朝守护者与效劳者的尽心尽力，政府的各项职能都由草创逐步走上正轨：

　　公元618年，官员俸禄的职分田和官署经费和公廨田被设置，调动了各级官吏效力的积极性。

　　公元619年，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颁布，同时向政府纳税的租庸调制也确定，有利于农业经济的稳定。

　　公元620年，沿袭隋朝的三省制再次恢复，中书议政、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宰相议事设立“政事堂”，颇有点“三权独立”的味道。

　　公元621年，奠定唐代一世的法定货币“开元通宝”开始铸造，国家财政权威由此树立。这年五月，李世民攻克洛阳，天下初定。

　　公元624年，初唐律令颁行天下。关中水利系统新修建成，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朝廷下令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

　　公元625年，保证京城物资供应和粮食调遣的漕河在关中疏通使用。

　　在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唐政府就取得了一大堆的成绩，似乎这个新王朝因此有着注定的幸福安宁前途。于是，李渊获得了无限的心理满足，他要好好的享受这一时的荣华，享受一下帝王所有的特权，尤其是性特权。

　　孟子曰：食色，性也。性作为人类不可取消的自然本能，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成为帝王一人独享天下女子的极欲产物。中国历代帝王的后宫佳丽成千累万，她们随时都是帝王合法的性猎物，但帝王并不满足于此，他时常将性特权强加于任何自己中意的女性身上。李渊刚进长安不久，他曾在太极宫中宴请王公高官，连他们的妻子也都请到后宫，由妃嫔主持招待。女人们在后宫聚首本没有他的事，可他撇下那群男人偏要赶回后宫去凑热闹，席间他看上了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当夜就没放她回家，强迫她留宿宫中。有的臣僚很看不过堂堂皇帝这样夺人妻子的丑行，当面直言劝谏，李渊才很难堪地放了那妇人回家。

　　后来李渊干脆名正言顺地广纳妃嫔。唐初规定，后宫女官的编制设六局二十四司，皇后以下设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以及宝林、御女、采女各27人，此外还有二十七夫人、八十一世妇，据说这是依据周礼确定的，合乎正统的儒家“人君之体”。要是依照胡人一夫一妻，碰巧那个妻子又不能生育，那尊贵血统的龙子龙孙不是没有了吗？我们的皇帝不也无处播撒龙种了吗？为了王朝的延续必须多有女宠。据不完全统计，给李渊生育过龙子龙女的妃嫔姬妾便有17个，如果连元配夫人窦氏所生计算在内，李渊共有41个儿女，成为历史上一人繁殖的可观记录。

　　不过李渊自元配夫人窦氏去世后，他再也没有扶立正妻，大概是吸取了北周那位荒唐的周宣帝立了5个皇后最后弄得身死国亡的教训。具有同样情调的是，李渊前面的隋文帝杨坚和后面的唐太宗、唐玄宗，都在正宫娘娘去世后，不再另立皇后。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稳定巩固几个嫡亲儿子的地位，首先是太子继承权的保证；也许是为了摆平几位宠妃的心理，免得打翻了醋坛子，闹得皇宫后院着火不停。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防范、限制妃嫔的权力，不希望有一个超过皇族的外戚家族势力，妃嫔以容貌色相的魅力取悦帝王，只要有些地位即可，不必有什么社会势力，如此既不辱皇家门庭，又不会对皇统构成威胁。而皇后与皇帝则是政治的结合，按照《周礼》的比附：“天子与皇后犹同日与月，阴与阳，相须而成”。皇帝治理前朝政务，皇后掌管后宫事务辅佐君王，他们外治与内治是相辅相成的。况且皇后可以参与政务，妃嫔则不许干政，妻妾之间的区别是不能紊乱的。

　　明白传统政治这些奥妙，也就不难理解隋唐一些帝王结发妻子死后不另立皇后的原因。李渊又是个聪明有心计的人，不可能不清楚这一道理。他在建国称帝前纳有一妾，即隋大将军宇文述的女儿，也是关陇军事贵族的后代，虽出身名门并为李渊生过两个儿子，但也只是封为昭仪。李渊即位后所宠爱的尹德妃、万贵妃、张婕妤等，名字、籍贯、家世均不详，正统史书上更没有为她们立传，这又说明她们门户不高，只是凭借美色淑质、幽闲娱乐才能笼络住李渊。而李渊对她们并无生死情义可言，也没有肯定过她们地位的高贵，只不过是将其视为自己放纵情欲的玩偶而已。

　　举两件传统史家认为李渊妃嫔横行不法的事例来看。

　　一件是出身贫寒的尹德妃因貌美柔顺被李渊宠爱，她的父亲尹阿鼠——显然是编造的丑化名字，仗着女儿显赫一时。有一次李世民心腹杜如晦路过尹家门口没有下马，被尹家奴仆数人殴打，认为这是蔑视皇妃之家。据说事后尹德妃向李渊“诬告”李世民部下不尊礼法凌辱妾父。李渊为此怒责李世民属下连妃嫔之家都敢欺辱，何况一般凡人百姓。按照古代上下见面礼仪礼法，显然是李世民部下不对，李渊闻后斥责有理，史家反说尹德妃骄横，恐怕没有什么“正理”。

　　另一件是武德四年（621年）洛阳初平，秦王李世民将一片好地奖励给宗室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远在长安的李渊不知情况，发下手敇又将这片良田赐赏给宠爱的张婕妤之父，结果政出多门，皇帝的敇令与秦王的教令发生冲突，引起一场纷争。就是秦王李世民有权论功行赏部下，也应以皇帝李渊的敇令处置，所以这块地被剥夺分给张父，结果激起将士不满，李渊因而重责李世民“领兵在外被书生教坏，不是以前的儿子了”。这件事也不难看出应该谁服从谁，文人们不敢批评李渊，归罪于张婕妤实在是没道理的。

　　费尽心思的文人为了替李世民后来逼父杀兄遮掩，又利用宫闱秘事不易泄露的特点，捏造出尹德妃、张婕妤都和李渊儿子建成、元吉偷情通奸的新闻，用淫荡悖礼的桃色行为故意来制造舆论，以此证明被杀对方的淫秽乱伦，自己是恪守伦理道德的正人君子。这类利用风流韵事丑化对手的低劣手法，竟蒙蔽了无数的人们，直到今天仍是进行人身攻击的杀手锏。

　　这里分析史事的纰漏，提出商榷质疑，并不是要搞什么简单庸俗的“翻案”，只是说在一个男性主宰专制的社会里，把一切大逆不道全推于“女娲”，确实不应是我们评判是非的准绳。对此，我们该有所领悟。

　　天神般的跨世纪人物

　　当然，在一千数百年中产生的历史著作中，唐朝的第一主角绝不是李渊，而是他的次子李世民。后者在古今史书里都留下了运筹帷幄、坚毅果决的故事，记载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天神般人物的无尽的传奇和“真实的神话”。

　　史籍中形容这位身材魁梧的男子汉是英光四射，声若洪钟，生而机敏，豪气逼人，他走的每一步都流溢出堂堂正气。公元599年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别馆，4岁时就有书生认为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将来必能“济世安民”，所以他父亲就取名“世民”，期望他重振门望，不同常人。

　　李世民自幼聪慧过人、机警灵敏。从文的方面说，他爱读书，喜好历史、文学和书法。从武的方面看，他所用的弓箭比一般人的大一倍，百步之外能射穿门板，用现在的标准尺度衡量就是150米左右。据说他对《孙子兵法》倒背如流，常和父亲谈论兵策。又传说他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骑兵，在山西北部长城脚下的雁门救出过被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史家看做是李世民第一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但恐怕极不可靠，一些史料则说是他父亲干的。

　　大概李渊子女众多，史书上没有记载李世民从小受到父母过分的疼爱，但母亲窦氏那种不同于金枝玉叶官家小姐的大漠女子顽强、执著精神，成为他最初的人生教科书。后来他母亲去世时，他光脚丫子走了20多里送葬，足掌流血不止，用佛教要求来说这无疑是最尽孝的表现。

　　像许多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后代一样，李世民强烈地受到北方民族那种强悍凶猛传统的熏陶。少年时在父亲膝前尽受武术骑射的教化自不用说，长大以后常以一个英勇善战、常胜不败的军事将领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但他的脾气暴烈，喜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胀，浓眉竖起，使周围的人皆不寒而栗。他自己认为这种性格表现了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太原起兵反隋时，李世民就表现得非常急躁，恨不得一口气打到长安，但这绝不是那种毛头小子的冒失冲动，而是18岁青年渴望驰骋天下建功立业的干劲。以后在多年的野外作战中，他的脾气和性格仍然没改，因而在民间传说和官方记录中，都留下了他许多不畏强敌、冲锋陷阵的传奇般故事。

　　公元618年6月，即唐朝宣布建立后仅一个多月，金城（今兰州）薛仁杲就领兵进攻关中西部，李世民率军救援，双方在高墌（今陕西长武北）进行大会战，当时叫做“唐、秦争战”。年轻的李世民没能利用秦军物资短缺的弱点，却仗恃人多急于求战，结果在秦军骑兵侧面迂回的冲击下大败于浅水原，唐军士兵损失十之六七，大将数名被俘，李世民带领残余兵马退回长安休整。那些史臣为了掩饰李世民急躁的过失，瞎编他在这次战役里患了疟疾，行军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坚壁不战的教令，因而致败。这样就把罪责归之于当时已死的刘、殷二人，无人对证，精心修补了李世民的军事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