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倾向性的史臣们继续编造杨广“弑父自立”的故事。仁寿四年（604年）夏天，隋文帝到长安西北100公里外的仁寿宫避暑时病倒了，陈夫人和太子杨广一同侍奉护理。杨广趁更衣之机调戏陈夫人，于是仓皇逃归文帝榻前的陈夫人哭诉太子无礼。文帝听后大怒，斥骂杨广是“畜生”，后悔独孤氏坏了自己大事，即刻召谕杨勇复太子位。杨广、杨素知道后封锁宫门通道，派卫士张衡闯入寝室，将宫女一律赶出，把文帝拖地刃杀，“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另一传闻是说杨素与张衡硬灌毒药使文帝“暴死”。

　　绘声绘色的详细描述如临其境，史家在这里倒舍得花费大量笔墨。且不说比文帝小36岁的陈夫人是否真的喜爱这个朽老头子，仅从官方编纂的前后矛盾史料中也可看到：隋文帝病重弥留之际，嘱咐杨广释放预言术士卢太翼，并抱着杨广脖子亲昵地让皇家建筑师何稠安排他的后事，还流泪与百僚握手辞决。阴历7月13日，64岁的隋文帝病死于仁寿宫大宝殿。

　　挤掉一些史料中太多的感情水分，我们就能有幸看到，隋文帝临死前半年，即一住进仁寿宫第二天，就决定一切国事均交太子杨广处理，包括皇帝一旦晏驾后的安置措施都由有关部门直接报告太子。修史者却颠倒黑白，反说杨素勾结太子密报书信，被宫人误送文帝手中，文帝阅后大怒。事实上是原为杨勇亲卫的兵部尚书柳述，长期与杨广、杨素不和，他娶文帝第五女兰陵公主，凭借自己驸马身份，策划政变废掉杨广，复位杨勇，但泄密被捕。陈夫人似乎清楚这一密谋，所以文帝死后，她与诸后宫相顾说：“事变矣！”吓得“皆色动股憟”。修史者却离奇的编造太子杨广在父死当夜，就迫不及待地“烝”了陈夫人，似乎不管国丧在身和诸事紧急。矛盾的是，杨广既然急不可耐地要占有陈夫人，为何反而将陈夫人出居仙都宫，不到一年病死，杨广还写了《神伤赋》来悼念她。用尽心思的修史者在杨广所谓“禽兽般”的污行秽史上大做文章，抓住宫廷秘事无人知晓的弊端，漏洞百出的编出了一幕幕带色情的荒唐闹剧。

　　话说回来，即使杨广占有陈、蔡二夫人，也符合当时北方“胡人”子娶父妾、寡妇改嫁的风俗习惯，两汉到隋唐的和亲公主奉命联姻遵循了这样的习俗，杨广之后的李世民、李治、李隆基不也都遵从了这种风俗吗？胡汉异族血统交融的隋唐皇室内，出现这样“乱伦”关系并不奇怪，虽然正统儒家先生对此非议汹汹，不过当时社会舆论是认可和容忍这类事情的，大可不必少见多怪。

　　抛开个人善恶的道德评价，注重整个社会历史的判断，不难发现隋炀帝杨广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形象。

　　大振伟业的时代

　　文帝死后8天，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史书贬称“炀帝”。他把年号改为“大业”，表明要“大振伟业”、“大兴宏业”之类的抱负。他本来从父皇那里接过了一个完整的华夏江山，完全可以坐享其成，谈情说爱，饮酒吟诗，顶多射猎野兔、跑马散心，落个慈眉善目、痛戏红颜的“风流天子”的印象。但他偏偏自讨苦吃，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四处挥洒，要从继承者变成创业者，一会儿骑着马徘徊于北方山林草泽，寻找祖辈崛起的事业依托点；一会儿又坐船炫耀于江南青山绿水，想对南方士民起一个威慑与安抚并存的作用。他不仅要使国内欣欣向荣，也要对外扩疆移界。在他下达的一系列诏书中，反复重申要以周代文王、武王和汉代刘邦、刘秀为先例，恢复汉帝国最强盛时的版图。史书也评论他追慕秦皇汉武，不惜动用武力征战边疆。

　　他的梦想当然不是狂想，如果说“功泽后世”与“好大喜功”是两个不易辨清的成语，那么他为此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

　　——防御突厥。公元604年11月，炀帝下令调发数十万男丁在洛阳外围挖掘长堑，以对付突厥骑兵的冲锋扫荡。长堑从龙门（今山西河津）至汲郡（河南浚县），过黄河向西由洛阳达上洛（今陕西商洛），并派兵设置关防，用意是拱卫长安、洛阳两京心腹地区。607年7月和608年7月，两次共征调120万人修建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长城。

　　——营建东都。公元605年3月，动用200万役工新建洛阳，跨洛河南北、瀍水东西，面积45平方公里，布局集中合理，建筑气魄雄伟，显仁宫、西苑超过了长安太极宫，内苑的规模，仅乾阳殿高170尺，面阔13间，进深29间，为天下之冠，唐以后宫殿没有超过它的宏大。整个新城竣工后，迁数万户富商与居民充实，并专设12个坊容纳能工巧匠。新都地理优越、经济布局合理，是水陆运输中心和仓储库藏要地，克服了关中西京人多地少、位置偏西以及粮食不足与不能及时遏制东部反叛的弊病。以后唐朝沿袭为东都，也是出于同一考虑。

　　——开凿运河。开始建设洛阳四五天后，又征发百余万民工修通运河，在6年内分段开掘，首次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长安、洛阳、涿郡（幽州）、汴州、扬州、苏州、杭州连缀一起，全长2500公里，加强了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大运河为后代开万世之利，当时就“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古代文明奇迹之一，但埃及金字塔、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以及秦始皇陵墓兵马俑，有哪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呢？只有也独有大运河造福后代、滋润大地。

　　不懂军事和经济的儒家学者们，最痛恨隋炀帝上述决策，他们鼓吹重农抑商，反对供应战略物资，所以官方史书中从不记载运河系统的优越性，也不笔录具体的工程科学技术，更不反映城市经济发展与繁荣。专谈经济的《隋书•食货志》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只是隋炀帝巡游扬州玩赏情景，列了长串征用物品、大造龙舟的清单，夸张开凿运河劳民伤财的害处，至于笔记小说敌意的层层渲染，更把运河作为隋亡的证据。倒是隋代有一个名叫杜宝的著作郎，在他的《大业杂记》中曾笼统地透露开运河“于时天下丰乐，虽有此差科，未足为苦”。他算是说了一点官样文章中没说的实话。

　　隋炀帝自然想做一位明智远见的君主，他自己说：“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在他执政的前五六年里，的确这样做了。他下令制订比文帝法典宽松的新律，暂停实行严酷的“十恶之条”，向全国宣布大赦。他对战乱中受害家庭免税10年，以后又面向全国屡次免税减赋。他继续兴建囤粮的仓库，比文帝时的设施更加先进与宏大。他大规模地搜集南北朝传统的乐曲民歌，精选西域胡音的华粹。他修复前代值得尊敬的帝王陵墓，还亲自到北岳恒山祭祀山川神祗，祈求帝国富强繁荣。他下令系统地收集流散各地的书籍，在洛阳建造了空前精巧的藏书观文殿，秘书有珍本图书达37万余卷。他恢复京师和地方学堂的讲学，大量招收学生，发出“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的重视教育通知。他选拔各类学有专长的人才，给予官职，享受朝廷津贴，吸引了无数儒生寒士涌向两京。他增设120名秘书省官员，全部由熟知儒家礼仪教化的学者担任，还授予孔子新的尊号，赐封孔门后裔。最使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他于大业三年〔607年）颁布了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规定、诏令按孝、德、义、操、子直、学业、文才等十科荐举人才，两年后（609年）又分学业才艺、骁壮超绝、官勤政事、正直不挠四科举人，不久又“试策取士”、设置明经、进士二科、打破了以门第高低任用官员的铁律，为各阶层人才进入国家机构开了先河，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带来了新的生机。

　　如果有人是炀帝的远年知音，就清楚他管理大帝国的“韬略”远比他父亲的“开皇之治”更有特点，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炀帝已认识到，儒生在武力夺取政权的战场上用处不大，但在帮助君王保持天下时却有着理想的作用。史家们对炀帝这些有特色的成就有意沉默不言，甚至搞了一套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的伎俩，把隋炀帝的成绩提前到他父亲的时代里。

　　公元609年，是隋朝历史上极盛的一年，就连敌视炀帝的修史者也不得不怀着喜悦的心情记录如下：

　　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 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 四千四十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咸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

　　所谓“极盛”就是最好最高水平的时候，依据郡县、户口、耕地、疆域四个方面标准来衡量炀帝执政5年多的政绩，不能不承认他的功劳。

　　人们还常常爱把大业五年（609年）作为隋炀帝功过转变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年后，他认为国内风调雨顺、民安物阜，而把全部精力贯注于对外万里天涯、拓疆扩土。这自然又引起正统史家的猛烈抨击。在宁静、封闭的大陆腹地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决不能主动出击，否则不是好大喜功，就是穷兵黩武。即使游牧民族的劫掠烧杀，也只要抵挡防御就行了，何必超越中原去对抗远征呢？然而，自找艰难的隋炀帝并不愿按这种传统思路去思考，他不欣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他不愿丧失做一个雄才大略、千古一帝的良机，他身上融合着胡汉后代的血液，要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公元608年，炀帝先遣自己最为赏识的大将宇文述进攻占据青海地区的吐谷浑，打通西域东西交通线。隋文帝时凉州（今甘肃武威）、金城（兰州）屡受吐谷浑袭击，隋军一直被动采取守势。炀帝不愿窝囊受气，他试图重振国威，积极谋求向西域发展，派人以张掖为基地招徕胡商，同时决心打破吐谷浑的封锁。609年，他亲自戎服出征，从长安经陇西入西平（今青海乐都），北上至张掖，途中合围吐谷浑，降其仙头王以下男女10余万口。在张掖，高昌王与西域27国来朝见，在有巨轮的活动“观风行殿”上，各国首领献西域数千里地，炀帝当即设立西海（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河源（赤水城、今青海兴海东）、鄯善（楼兰城、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随后又设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控制了通往西域的南、北、中三道通道，此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第二年元宵节，西域各国贵宾汇集洛阳，在热闹的欢庆活动中进行了市场贸易，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又走向了高潮。

　　后世修史者对炀帝亲征扩边最看不惯，不仅批评他“炫耀威仪”，而且有的说他西征归途翻越山口遭风雪袭击，冻死大半士兵和90％马匹；另一说是遭逢霖雨，死者20％。但深可怀疑的是时在6月，一年最热时节里即有雨雪也不至于逗留一夜山谷便冻死这么多人畜。假如夸大其词是为了全盘否定，那么这正是传统史家浅薄无知之处，我们闭目就能想象出那些御用文人是出于何种心理编造出来的。可惜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到过河西张掖的皇帝，当时不能够及时听到。

　　对于茫茫塞北外的突厥，炀帝除修筑长城防御外，还三次亲巡镇抚，他知道祖辈就是破长城进来的，因而更希望有一条无形长城建立保卫国家。突厥自6世纪中叶以来一直称雄漠北，多次侵袭中原，实为北部最大边患。607年，炀帝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到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随军工兵一夜之间搭成活动“行殿”，使前来参加宴请朝见的突厥可汗惊骇异常，认为这座城堡是天神所赐。表示臣服的可汗向炀帝贡献3000匹马，并要求改换华夏服饰。以诚相待的炀帝回赠12000段丝绸，亲自赴可汗大帐回访致意，使这次巡行交谊取得圆满成功。

　　公元608年和615年，炀帝又两次北巡边塞，特别是后一次，新继位的年轻可汗反复无常，突然率领10万骑兵奔袭雁门，激战紧急中箭头竟落到炀帝跟前，幸亏将士坚守32天，才迫使突厥骑兵撤走。如果以为炀帝光凭武力对抗突厥，那也是大错特错的。他的策略多种多样，诸如让可汗子孙到京城接受汉化教育，让部落牧民在中原领土定居，出遣和亲公主充当调解人，封赠可汗称号，回赠礼物和进行贸易等等。炀帝绝不是一个自大狂，在民族问题上他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的。

　　朗声利词的文人们所鄙视的武夫之事，却常常使炀帝引为自豪。夕阳下追击敌手的路途艰险，大漠无水刀刺马血解饮的士兵，天寒地冻士兵手坏足伤的惨状，他都亲自经历过。作为一个“天子”，他更喜欢听取部下汇报山川地理、异族风俗，并亲自研究军事战术。针对外族骑兵驰马偷袭，他改革原来那种设鹿角方阵和戎车步骑相参的保守战术，变化诸军骑阵结队冲锋，趁敌不备给予迅猛打击，并在实战中取得成功。在中国历代皇帝中，隋炀帝无疑是特别有军事学问的一位。

　　外交奇人

　　对于炀帝软硬两手的外交“冒险”政策，人们通常多归咎于裴矩的极力怂恿。山西闻喜县人裴矩，是一位对民族风俗、边疆交通、中外关系都非常精通的专家，也是一生不知疲倦走遍天涯海角的奇人。他曾参与平陈战役，南下广州、河内征服过20余州俚獠叛乱，北上塞外安抚过突厥启民可汗，炀帝对他的重用更使其一展才资，10年中他至少有4次来往于甘州（今张掖）、沙州（敦煌）、长安之间，搜集了西域各国地理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大量资料，绘画各国服饰仪形。我们不知道他懂多少种语言，反正他撰纂的3卷《西域图记》记载了44国情况，炀帝看了“远略野心”异常兴奋，从此委任裴矩专门“经营西域”。在裴矩的建议下，隋朝多次派出正式使节专赴波斯（伊朗）、罽宾（阿富汗）、摩揭陀国（印度）、史国、安国（乌兹别克），使“天朝大国”的声威远播欧亚，为此他还特意描述了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条贸易路线。令人半知半解的是，当我们今天大赞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朽业绩时，却往往忘记了裴矩为辉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裴矩本来杰出的形象被正统史家陡然贬低，其原因就是他担任了隋炀帝的高级外交“顾问”，煽动过炀帝“好大喜功”的一时冲动，所以他的传记里充满了他挑拨离间、欺骗外蕃、炫耀中国以及其他种种可耻的表演。但传记作者却忘了他在唐代仍受礼遇，仍然是唐高祖高级“咨询”，担任过民部尚书，直到他80岁去世时，仍然头脑清楚，精明不减，是一个罕见的“代代红”、“不倒翁”。

　　噢，你这精明清楚得让人刻骨铭心的裴矩，还有一件“倾覆隋亡”的大坏事。那就是当你陪同隋炀帝亲临突厥大帐时，臣服的可汗突然交出了高丽国派来的秘密使者，说明高丽“私通”合谋对抗隋朝的企图。恼怒不安的隋炀帝恨不得一刀斩了这个“杂种”，熟悉并编过一本《高丽风俗》著作的你，却让这位使者急速回国，通知高丽王立刻亲自来中国道歉致敬，信守“太阳与列星”的宗主、藩臣之礼。谁知高丽王接到讯息后不仅拒绝作出臣服，而且公开蔑视中国的权威，这在大隋帝国的朝廷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炀帝在反复听取了以你为代表的群臣意见后，决心恢复汉代曾将朝鲜半岛征服并划分三郡的大帝国版图，最终下令讨伐“野心”不小于隋朝的高丽，酿就了一场带有不祥凶兆的整体历史悲剧。

　　几个世纪以来，占有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国一直侵扰中国的辽东地区，并不断派使者与江南陈朝、北方突厥、吐谷浑、柔然等各个草原民族暗中勾结，遥相呼应，形成一条南北夹击或抵制隋朝管辖的强大弧线。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所造成的使自己腹背受敌的潜在压力，虽然卧不安席却无法摆脱。文帝曾对高丽的侵袭发动过报复，但没取得胜利，骄傲的高丽愈加变本加厉进行备战，与邻近的契丹、靺鞨结盟，多次给河北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南方陈朝的灭亡，又刺激了高丽王派人联络突厥缔约抗衡中国，一心想建立无形长城的隋炀帝能允许它再折腾倾坍吗？

　　大业八年（612年），113万隋军云集涿郡（今北京），运输人员加倍。在炀帝亲自率领下，12路陆军分头渡过辽河，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水军9路30万人则从海上直驱高丽国都平壤。这次声势浩大的远征遇到早有准备的高丽的顽强抵抗，由于气候恶劣、转运困难以及情报变化、急于动手等问题，只好在夏季大雨中撤军，据说损失惨重到只剩几千人返回，装备全部丢失。100多万人竟然就这么不见了。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炀帝宣布再次征兵，夏初开始北行第二次远征高丽，他又骑马亲自抵达辽东城下，命令搬运洛阳附近仓粮供军，准备长期围攻。但不到两个月，在黎阳仓督运兵粮的杨素儿子杨玄感叛变作乱，东都洛阳危急，消息传到前线，炀帝和将领们都有后顾之忧，只好临时退兵。

　　大业十年（614年）三月，第三次远征的隋军从涿郡直达前线，尽管兵马不足，许多没有如期赶到，但先锋部队却连败高丽守军，平壤城郊出现了大批隋军士兵，惊恐的高丽王几次派出使者请求和谈，并将叛逃的隋将斛斯政囚送给炀帝。隋军高级将领要求乘胜攻占平壤，不想炀帝考虑到国内叛乱不断爆发，乘势收兵同意停战和谈。征服高丽的英雄梦只好遗憾地留给30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去做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失败的原因，是一个颇引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据说辽东、高丽的地形、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茂密的森林，险恶的山势、寒冷的温差，都使远道而来的隋军稍一拖延，就失去胜利的机会。狡诈的高丽王又玩弄打打和和的手段，蒙骗了以招抚纳降为主、武力出兵为辅的隋炀帝，贻误了许多战机。特别是路途的遥远，不仅使运输困难，更使军事情报传递迟缓，各路将领与大本营之间请示批复的报告无法适应战场的变化，像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一个月时间才传送给在战地的炀帝。

　　事实上，炀帝并不仅仅是维护帝国尊严的自大狂，进攻高丽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轻率行动。他更深的目的在于彻底打破以高丽为链节的北方弧形包围圈。他的父皇隋文帝就开始决策征讨高丽，所以他把打高丽称作“承先旨”。心高气盛的隋炀帝虽然壮志未酬，倒也不是他昏庸无能，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他的后继者唐太宗、唐高宗父子远征高丽时，这些因素仍起决定性作用，因而经过6次出征，长达20余年，最终通过高丽邻邦新罗国开辟第二战线，才彻底征服了高丽，可知这是多么不易的一件对外大事。

　　历史岩石的风化常常使现存的史料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而历史的评价又不容鸿儒高士分辨便发出了毁灭性的声讨。当新的一个王朝快要来到的时候，社会震荡，世事忙乱，谁有心思去品咂一下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呢？这就注定了隋炀帝要被说三道四、承负罪名。

　　从高丽战场回到洛阳的隋炀帝，连一口气都未歇，就到了615年元旦。他仍然像平时那样从容不迫，接见各国贡使，赐宴文武百官，只是回顾了3年来远征高丽时，面上才露出内心的痛苦，下诏表示要隆重安葬牺牲的将士，建立道场超度战死的冤魂，屡次诉说他痛恨战争，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但诏书的口气不像是忏悔，而是以一代王朝的利益为自己辩解。或许他当时对各地流民百姓的造反并不在意。虽然史书夸张早期“人民起义”遍布全国几百起，人数多达几十万，但实际上并无重大军事行动，而且很轻易地被隋军击溃打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父老乡亲不到剥夺他们起码的生存条件的时候，他们不会像写青史的书生们那样敏感多愁。

　　内忧与内患

　　炀帝真正的心腹之患在于朝廷内部。因为征高丽只能造成王朝的振荡，却无法毁灭一个强大的健全政权。关系炀帝生死存亡的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后来的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奋起推翻他的和兵变杀害他的，都是活跃在峰顶浪尖上的统治集团成员。

　　一心想在普天皇土上留下一脉异音的隋炀帝，在他执政的前几年，很注重主持政务的精英人物，特别重用具有胡汉混合血统的关陇军事贵族后代，如工部尚书宇文恺、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述等等。这些人在他做太子时就结成莫逆之交，并受到特殊恩宠。炀帝对他们的先后去世深为悲痛，曾废朝悼念。但炀帝毕竟与他父亲用人路线有所不同，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对难于驾驭的元老重臣，逐步抑制和排斥，如贺若弼、高颎、薛道衡等都被杀掉。他连续4次下诏拔擢新人，培植效忠自己的势力集团，重用了一批南方的文武才子。例如负责官吏升迁的虞世基，是江南衣冠之士的魁首；超授仪同的御史大夫裴蕴，祖孙三代为南朝高官；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是深受信任的江都人；其他如秘书令袁充、折冲郎将沈光、右御卫将军陈稜等都是南方人。这自然引起了北方权贵的不满与对立，区域派别的不同变成了政治帮派的斗争。

　　喜爱大刀阔斧的炀帝又连续8年不松劲地大搞政治改革，更使一批北方军功贵族子弟丧失了世袭爵位的特权，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对抗。从公元600年起，炀帝就明令官爵不得世代荫袭，要以文治武功政绩提拔，还取消了熬年头论资排辈的陋规，主张靠成绩破格升迁。603年削减了低级爵位，九等爵中只留最高三等，原来世袭爵位的贵族子弟不再承继。十一等勋官改用文散官名称，抹掉昔日身份上的战功余晖。以后几年里，进一步甄别开国以来的功勋封爵，到608年时，诏令蠹政害民的高位勋官，一律丧失授任职事官的权利。与此相反的是开科取士、改革官制，不仅要解决冗官滥爵的积弊，而且要使机构臃肿、吏治重叠彻底改观。

　　平心而论，炀帝这些政治改革是切中时弊的，荡涤了长期积累的陈腐官场风气，适合北朝以来军功霸业向和平时代守成建业的转变规律。即以今天的历史观来看，也是用心良苦、颇有见地。但政治改革毕竟是招风险的事业，炀帝改革官制铺得过大过急，仅裁减的州郡主官就达1000多人，连同吏员为数更多，如无适当安置必出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上层统治集团乃至整个统治阶级内部激起风波。

　　本来改革家应该得到历史的高度尊敬，即使不得官心却得民心，这种勇气也应该说是极富有勇气的。可岁月在一代王朝积淀下的种种弊端非要把统治者折腾、煎熬到最后垮台。炀帝的改革后来全都被验证为劳而无功，君王的意志也摆脱不了既定制度惯性的带引。他以为政治改革是励精图治的隆重开头，结果谁知竟然是政权倾覆的结束，不但没人去翻检他的美好用心，而且开一刀付出了血的惨重代价。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趁炀帝二征高丽远在前线之机，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为号召，发动震惊全国的兵变。杨玄感以父功世袭柱国、礼部尚书，自以为家世显贵，朝臣多是其父部下，颇有炫耀身份的资本。他对炀帝政治改革、降格勋爵极为不满，为了权贵切身利益，伪称有人谋反，传书各地会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当时贵族高官子弟40余人汇集杨玄感旗下，如观德王杨雄儿子杨恭道、大将韩擒虎儿子韩世諤、柱国李宽儿子李密、内史侍郎虞世基儿子虞柔、御史大夫裴蕴儿子裴爽、大将周罗睺儿子周仲等，以及兵部尚书斛斯政、民部尚书李子雄等。他们早已同炀帝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不仅强烈抵触官制改革，而且极端愤怒尽破旧例。当然，也有糊里糊涂上了贼船的“忠臣”。

　　炀帝对杨玄感起兵造反极为震惊，他知道这帮权贵子弟火烧龙庭的厉害，所以抽调进攻高丽的精锐主力返回，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集中兵力全歼了一度取得局部成功的杨玄感叛军，验明了被杀的杨玄感首级，并施行酷刑追究参与者，据史书说杀戮了数万人。杨玄感叛乱最终被平定了，但对炀帝来说只是暂时的幸运，相反，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愈加不可收拾，人人互相猜疑，君臣骨子里已经彼此不复信任。一句话：皇帝想的是如何保住天下，臣子想的是如何拥有自己的利益。

　　从正统的官方传记来看，炀帝当时对帝国遇到的危机并且是灭顶之灾的处境，似乎了解的不很清楚。据说他的核心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辞或不置可否，甚至设法撒谎来隐瞒各地反叛的严酷事实。炀帝虽不至于稀里糊涂，但他的龙颜大怒使臣下面如死灰，迫使一些官员隐匿“盗匪”奏报，反而又将他蒙在鼓里。决策是最讲究“知己知彼”的，但臣下对自家天子说谎是每个朝代都有的“恶习”，“报喜不报忧”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治国安邦的运转方式。

　　我们无法追究欺哄天子的具体责任，作为隋炀帝决策的核心顾问，或叫什么“智囊团”则的确有问题。在他执政初期有才干的老一辈北方籍高级官员陆续被贬被杀，参与机密议政的“顾问”逐渐变为南方籍官员。例如青云直上的虞世基，原是陈朝降官，他担任了权力很大的机要秘书，但史料上没有留下他提供的一条好建议。又如也是陈朝降官的裴蕴，极会奉承讨好，深受炀帝赏识而历任要职，他身为御史大夫却欺下瞒上屡犯司法权，心眼极小又为人残忍，为了保官得利，不仅策划过对元老功臣的谗害，还鼓动皇上扩大化地追捕一切与“谋反”有牵连的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智囊”苏威，贪财且为人狡诈，炀帝对他时宠时贬，他见风转舵逢迎官场，唯皇帝马首是瞻，87岁才死于唐初新主子赏赐的长安府宅内。顾问中唯一的北方军人是宇文述，他长期得到炀帝赏识重用，但这位立有赫赫战功的将军，似乎没有一点北方军人的正直豪爽，浑身溢散出阿谀奉承、吹吹拍拍的味道，而且贪婪财宝非常出名。从这些决策核心顾问的个人特点来看，足以说明他们都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勤恳”官僚，而不是起“劝谏”或建设性政策作用的“忠直”谋士。我们在史料中很难找到几个慷慨陈词的不同意见者，这就迎合、助长、迁就了炀帝本人自高自大的偏见，如同任何一个“独裁者”一样专制蛮横，原来创业的梦想自然也变成了情绪化的狂想。随着具有逆耳忠言、苦口良药的人被一步步“清除”，当性情急躁的炀帝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心腹顾问，并按自己独断作风来处理国家大事时，导致王朝结构倾覆的结局就无法挽救了。

　　后世史学家认为炀帝晚年政治生活中，没有独立精神的儒生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劝谏、制约君主和官僚的权力，从而造成悲剧性的垮台，这一点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个教训也为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吸取。缺乏监督的传统政治体系中通常运行着一个无法躲避的规则：一旦身居高位、利在官身，那么舍民命、舍国计甚至舍天下去保全一己政治前程，就成了政坛人物合乎逻辑的行为选择。表面上神秘的政治家并非绝对的“天下为公”的圣人。

　　江都覆亡

　　公元616年夏天，隋炀帝在军事顾问宇文述的力劝下，乘坐新装修过的豪华龙舟沿运河南下江都。这种按照宫殿形制来设计的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上有正殿、朝堂，中有160间房，下部雕镂金碧珠翠，由1080人分3批轮番挽引，浩浩荡荡气势宏大。炀帝当然不知道这次南巡将永不复返，再也无缘回到京城。事态的发展将迫使他的孤魂永远漂泊在江南运河边，留下一份无法估价的功过。

　　江都的生活是温馨的。但炀帝的自尊心、自信心已动摇颓废，最后的日子尽管消闲却忧郁，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杨玄感叛乱不仅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而且造成全国地方土豪和农民起兵不断。由逃亡贵族子弟李密领导的河南地区反隋武装，夺取了洛口、黎阳、回洛三个粮仓，扩充吸引了几十万饥民，屡败隋军，成为天下声势最盛的各路盟主。各地造反者纷纷称王称帝，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大隋帝国实际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江都，这个惠风和畅、令人醉生梦死的宝城，这个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既是炀帝事业发展的起点，又是他身败名裂的终点。

　　史书记载炀帝在江都最后日子里，整天沉湎于荒淫无耻的酒色之中，似乎要补偿追回一生辛劳而没有享受的生活。江都总管王世充选择100多名江淮美女，每天陪伴他轮流作乐，据说他和萧后以及千余名嫔妃都喝得沉醉不醒，睡眼矇胧地用吴语对着萧后自言自语“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即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说完，他又对镜自照喃喃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吃惊地问其原因，他笑着评论“贵贱苦乐，更迭循环”，不必悲伤，大有看破红尘的超脱潇洒。

　　我们不知道这段史料记载的真实性是否可靠，但却使人有机会揣测炀帝的思想苦闷，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位由励精图治、开拓四方到习于耽乐、偏安一隅的帝王的历程。实际上，炀帝绝不会完全用酒色淫乐来打发他最后的时光，他对自己无力控制中原局势垂泪痛悔，不甘软瘫又修筑丹阳宫（南京城），还想南渡长江对抗。可是跟随他的禁卫部队多是关中旧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纷纷逃归家乡。炀帝又听从臣僚建议，下令江都寡妇和未婚女子强配北方将士，试图以女人来缓解或安定人心。但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公元618年3月10日，隋炀帝最信赖的心腹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利用自己禁军大将的身份煽动卫士怨愤情绪，发起了一场宫廷兵变，用丝带将50岁的炀帝缢死。据说炀帝临死前悔恨：“我实负百姓！”如果他真的说过这句话，愈发反证这位可怜皇帝当时复杂的思绪，起码他多少念及天下苍生，因此绝不是一个彻底的昏君、暴君所能说出的话。

　　一轮王朝从生到死的循环结束了。拨开那些苛刻歪曲的道义评价和戏剧传说的重重迷雾，我们不能不承认隋炀帝绝不是中国帝王中最坏的一个“末代昏君”。

　　他巩固开拓了父皇创建的伟业，他奔波一生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雄心与才干，他实施改革，想重现治国理邦的盛世，他当政14年中10次巡视塞外边陲、江南重镇，他看不上南朝皇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无所事事作风，他远交近攻不囿守成去通使联络四方国家，……如果不抱偏见地看，他确实曾有一系列有益于国家民族发展的作为，与他前后那批杰出人物相比——宇文泰、宇文琶、杨坚或李渊、李世民，都能看出他是在革新道路上敢作敢为走得最远的一个。人们在啧啧称颂其后唐朝的伟大时，不能不看到他在许多方面所开先河的深远影响。

　　他所致命的伤痕是急功近利，使得一些本无可厚非的事业付出了过重的代价。他自得情绪后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的作风，又使一些阿谀奉承之辈得势政坛。他不懂“载舟”“覆舟”玩弄政治权术的手腕，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权贵子弟而走向分裂。他无视“愚钝”的饥民会被有野心的人物利用，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震荡。日后的历史毫不留情地为他画了不堪入目的大花脸，这究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还是他个人命运的不幸，只好留给后人去随意评说了。

　　过浓的道德意识竟已使真实的历史责任最终变色。不论是愤恨切齿还是无限惆怅，人们都应诘问历史：

　　他身后的评价客观公平吗？

　　历史仅仅只以成败论英雄吗？